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与智识革命——基于学术史回顾和比较研究的展望

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与智识革命

——基于学术史回顾和比较研究的展望*

杨  成**

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

——[德]歌德[①]

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

——梁启超[②]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

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

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凡立此名者，皆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王国维[③]

70年代至80年代前期的俄苏研究犹如考古学般的神秘；

80年代下半期到90年代末的俄苏研究就像火山迸发似地令人眩昏；

新世纪以来的俄苏研究表面平稳，然而却暗流汹涌；

而这一于世纪之交问世的潮流，等候着一代中国学人的洞察与写真。

——冯绍雷[④]

导  言

历史回顾与反思是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进入21世纪，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同步，中国的俄苏研究[⑤]迎来了代际变化的新阶段。老一代学者渐次退出学术研究的第一线，中青年学者开始群体性发挥主体作用。但问题在于我们很可能既未能继续保持（遑论弘扬）老一代学人的优良传统，反而染上了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的浮躁之气，进入了一个学术与社会一同“平庸化”的时代[⑥]，使得我们的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可的空间日趋萎缩，日益难以在本土及国际性的学术共同体中寻求认同和交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俄苏研究的过往作一个深刻的反思，进行严肃的检讨。这不是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早晚躲不过的学术问题。这种反省思考，既是为了当下，更是着眼于将来。

作为20世纪从业人员最多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国际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俄苏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和反思，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一步步推动相关知识的积累和进化。[⑦]相对而言，中国俄苏研究学界尽管尚缺乏类同于西方同仁的大部头反思性学术史的书写，但对此问题也不乏深刻的短小精悍之作。中国俄苏研究的重量级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的刘克明先生早在1984年就曾对我国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作过简要的学术史回顾，并着重阐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的“大大活跃”与“很大进展”。[⑧]李静杰研究员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参加了在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召开的亚太地区苏联研究学术会议，介绍了中国的苏联问题研究的主要议程设置及进展。[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范新宇曾专门撰文总结中国的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既要研究苏东经济，又要联系我国实际”、“既要研究现实，又要预测未来”、“既要提出问题，又要探求对策”三大“需要加强研究的薄弱环节”。[⑩]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黄定天副研究员则从中俄关系史学史在中国的发展的视角，分门别类地叙述了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在中俄关系史研究方面的基本状况和主要成果。[11]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教授在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第六届全国理事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呼吁中国俄苏学界积极开展内外学术交流，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的研究。[12]冯绍雷教授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俄苏研究的三十年断代史作了精彩梳理。他强调，中国的俄罗斯研究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同步并行的进程，同样经历了由起步、深化到走向国际的三个十年；中国的俄罗斯、中东欧与东南欧以及中亚问题的研究在进入了第三个十年的最后阶段后，面临着一系列的新任务和新挑战，需要认真思考作出回应。[13]王军、但兴悟合著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一书中花了少量篇幅评述了中国的中俄关系研究情况。[14]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等最近亦以图书首发式讨论会综述的形式，对苏联史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强调研究苏联问题必须秉持正确的方法和求实的作风。[15]其他一些专业性期刊也曾对中国的俄苏研究的个别领域，如苏联解体问题、欧亚主义问题等进行过总结和回顾。与此同时，国外学术界对中国苏联东欧研究同样给予了一定关注，尤其在80年代中期。在前文所述亚太地区的苏联问题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一般每个国家的俄苏研究只有一篇相关论文，连美国也不例外，唯有中国受到了特殊优待，共有两篇相关论文。[16]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罗兹曼对80年代中国的苏联东欧研究尤为推崇，除撰写长篇论文外，还出版了专著予以详尽剖析。[17]

本文认为，上述前辈学人的追溯都有积极意义，但在解决中国俄苏研究的未来取向这一更加根本的问题方面，则仍需要新的求索。尤其是最近20年来的中国俄苏研究往往是只是为了验证自身，而不是去理解对方，因而在结论上很可能会无意识地忽略掉一些关键点，并因此无法传递俄苏问题的本质，所得到的也多为伴随着扭曲和不可能显露真理的叙述。这使人不能不产生一种紧迫感、一种忧虑意识。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迄今为止的中国俄苏研究是否是最优的？现有的研究范式和智识谱系是什么？中国俄苏研究和国外俄苏研究的异同点在何处？中国俄苏研究的未来是要在现有的知识系统下延续既往的模式还是要开拓创新走出一条新路径？

本文认为，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不仅迎来了发展最快的时期，同时我们在学术上也无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冲击。但与此同时，显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我们有可能推陈出新，开拓境界。当前，中国的俄苏研究已经到了一个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在现代学术的知识语境下重构我们的学术观念与方法，使我们对于未来中国俄苏研究的潮流和去向有所自觉。中国俄苏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既坚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至少是亚洲的俄苏研究知识语境中建设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俄苏研究论述。提出这样的学术追求，是因为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俄苏研究领域，我们与世界主要大国、甚至像芬兰那样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即便是与亚洲邻邦韩国相比较，也日益暴露出国际影响力多有不如的尴尬。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世纪新时期的中国俄苏研究理应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不能在历史惯性的支配下，重复既往的研究范式。在未来，中国的俄苏研究既要向人们提供知识的飨宴，也要训练学人的智力，同时还要为建立与提升我们在世界民族和国家中的地位提供一种智识认同。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言以蔽之，中国的俄苏研究不应该是国外俄苏研究的效仿者、追随者，而应该是同行者。暂时的效仿、追随，是为了达到最

终相互为师的目标。我们所需要的，是中国俄苏研究的建树与开拓，而非洋化改造。这是最根本的要义。

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国俄苏研究予以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并将之与国外俄苏研究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其结构安排如下：导言部分在对国内外已有文献作基本梳理后，提出问题；第一部分本着厚今薄古的原则着重梳理中国构建俄苏研究范式和智识体系的简要谱系；第二部分介绍美国苏联学的神话与败落及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复活；第三部分侧重描述作为方法的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第四部分提出中国新俄苏研究的可能方向；结束语部分作简短总结。

一、中国构建俄苏研究范式和智识体系的简要谱系

要论述当前和今后中国俄苏研究的取向问题，就必须从其历史说起。应该说，俄国[18]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研究客体。从国际学界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别研究像俄国研究这样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和争议，特别是对苏联时期的研究。需要提出的是，中国的俄苏研究学术史可能仅仅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为重心进行论述是不够的，应将其回归到更长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来认识。为了便于叙述，本文将中国俄苏研究的学术历程划分为“中国俄苏研究的史前史”、“起步阶段”、“加速阶段与黄金时代”、“危机阶段”。

（一）“中国俄苏研究的史前史”（从明末清初至民国）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中俄两国很早就相互关注。1619年，明朝万历皇帝曾致函沙皇瓦西里·苏伊斯基，表示沟通的愿望。同样，从16、17世纪开始，沙俄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也陆续向中国派遣外交使团和传教士团。[19]这种悠久的人员往来催生了两国对彼此的想象，也促成了中国知识界了解俄国的需求滋长。

早期中国的对俄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共有两种形式：一种可以称之为“记载”，另一种则可以称之为“传译”。清人对俄罗斯的记载就其资料渊源而言大致有三类：一是图里琛、张鹏翮、钱良择、松筠等直接参与中俄事务处理的官员所写行记或纪略；二是官修书籍及其修撰过程中产生的著作；三是林则徐、姚莹、徐继畲、魏源等江南沿海具有“筹办洋务”经历的官员学者的记述。[2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人何秋涛的《溯方备乘》在这一阶段的俄国研究中是具有风向标和转型意义的重要作品，其特点在于高度重视域外史料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对中国文献的编撰和考证。《溯方备乘》将此前有关俄罗斯的文献作了一次较彻底的清理，并采用了文献互证的方法，对前人的研究颇多超越，也因此受到清廷关注，其本人也因“通达时务、晓畅戎机”而获擢升为员外郎。[21]

至于“传译”，则是在两种不同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是早期因战争和交往的实际需要，二是清中晚期开展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的需求。在早期两国交往史中，战争曾是一种特殊的形态，经过两次雅克萨战争和尼布楚谈判，清政府有力地遏制了沙俄的军事滋扰。但由于少有接触，两国在尼布楚谈判之际竟只能使用拉丁语作为中介。此后，康熙帝从两国交往较前密切、往来文书频繁的实际需要出发，于1708年下旨创办俄罗斯文馆，培养俄语翻译人才，从此开始了对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学习。[22]至同治年间，1862年京师同文馆正式创立，其中俄文馆于次年设立，从历年参加外语大考的人数看，当时学习英语的人数最多，法语次之，俄语居第三。[23]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俄文馆的学员已经参与翻译有关俄国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编译的29种外国文献中，除法律、数学等学科外，国别和地区研究作品中俄国颇受重视，共计有《俄国史略》（History of Russia）、《中亚洲俄属游记》（Russian Central Asia by Henry Lansdell）、《西学考略》（A Resume of Western Education by W. A. P. Martin，由俄文馆学生贵荣等译）数种。而同期关于其他国家的译著仅有《法国律例》（CodeNapoleon）、《新加坡刑律》（Panel Code of Singapore）、《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外语原著名称不详）三种。[24]广东同文馆则自1897年起增设俄文等三馆，拥有两名俄国教习。[25]此后，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于1893年在湖北创办自强学堂，设立了专门的翻译处，并与其他外语教育机构作了功能性的区分，即侧重于对商务、铁路、种植、畜牧等“厚生之书”和对西国“治国养民之术，由贫而富，由弱而强之陈迹”的可资参考的文献的翻译。[26]在自强学堂，学习俄文的人数一度仅次于日语。从1899年该校汉、洋教习名录看，当时的俄文外教最多，共三名，相比之下，专事日语教学的外教只有1名，其余两名是担任普通学兼体兵操科目的老师。[27]整体看，当时的俄罗斯语言和文化学习在洋务外国语学堂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除上海广方言馆和台湾西学院没有俄语教学外，其余的京师同文馆、广东同文馆和湖北自强学堂均有此科目，而新疆俄文馆和珲春俄文书院则进行单一的俄国学教学。[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心，都十分重视对国际关系的观察和研究，其中就包括对苏联问题的分析和书写，出版了一些专著和汇编资料。比如，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杂志之一《东方杂志》设有专门的国际外交栏目，对俄苏问题多有论著。到30年代初，几乎没有哪种刊物不谈论苏联，不发表关于苏联问题的文章，其时连篇累牍地刊登苏联研究文章蔚为风尚。[29]对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思想论战，有学者指出，中国各派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同时，当时的思想界也试图从苏俄的社会改造工程中吸取营养。[30]据统计，直接以俄苏为研究对象编纂、译介西方（包括日本）学者的俄苏研究作品，或者是编译俄苏学者的国际问题研究成果，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前，在当时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分量。[31]

（二）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的中国俄苏研究（起步阶段）

应该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俄苏研究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特殊现象，并伴随着中苏关系的起伏跌宕而发生主题和话语的转换。

从1949年建国直至1950年代的中国俄苏研究与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整体布局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新中国刚刚诞生，极度缺乏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因此此时的研究主要任务是介绍苏联和东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并相应地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及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和对华态度，明显偏重于实际应用。仅在1949至1952年的短短几年时间内，中国共翻译出版了3000多种苏联出版的著作，发行总量高达1200万册，在全国范围内还创办了多种介绍苏联理论和建设经验的译丛类刊物。[32]

从机制建设上看，由原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而成的中共中央直属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理论研究机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于1953年成立，其主要任务被规定为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翻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和中央重要文献，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收集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史的图书文献资料。[33]外交部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在稍后的1956年成立，加上《俄语教学与研究》在1954年创刊，《俄语学习》在1959年创刊，《国际问题研究》也在同年创刊，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俄苏研究。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新中国俄苏研究的初创期，其重要意义在于从指导思想上、干部准备上以及对苏东国家知识的掌握上都为中国后来开展苏联东欧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必须强调，本阶段的苏联问题研究是在“中苏友好”的大框架下推进的，多为对策研究，受苏联的影响颇大。这除了是制度上学习苏联的国内需求外，还配合了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的现实需要。[34]这一时期的重大学术贡献主要反映在对马列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上。其中，《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的翻译工作从1953年开始，到1959年全部出齐，共38卷（当时俄文版第39卷尚未出版），总计1500万字；《斯大林全集》第1卷于1953年11月正式出版，到1958年全部出齐，共13卷，340多万字。[35]

随着中苏“蜜月期”的终结，中共和苏共两党围绕国际形势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分歧日增，矛盾逐渐激化，且日趋公开。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将苏共定为修正主义，并将“反修防修”作为重要政策。相应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和支援世界人民革命。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依据这一文件，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外国问题研究机构，逐渐地招收专业学生，开设专业课程，正规地培养国际问题的专门人才。在这一阶段，苏联东欧研究所于1964年7月开始筹建，1965年3月正式成立。最初该所在行政上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此后不久又归属中联部。此外，为了配合国际范围内的反帝反修要求，其他地区性和国别性研究也有所增加，而苏联在其他地区的政策走向同样是被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学术界彼时不再一味褒扬苏联，大幅减少了对苏联建设经验的介绍，并开始转向批判苏联的霸权主义与修正主义思想和行为。

60年代末到1978年的第三个十年，中国的俄苏研究并未被文化大革命所阻断，尽管总体而言受到了极左思潮的严重冲击，但相关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特别是大量以苏联问题为主题的国际问题译著陆续出版。[36]但受到当时国际斗争和国内形势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俄苏研究存在着明显的“简单化”、“片面性”的缺点。[37]

整体上讲，我们不能不承认，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期，中国俄苏研究的教学和科研机构缺乏，科班出身的俄苏问题研究人员较少，大多数是从语言和文学研究学科转型而来。从问题意识看，这一阶段的俄苏问题研究因带有强烈的“政治导向”而高度“意识形态化”，“革命”、“反修”、“反帝”等政治话语成为主要基调，不带浓厚价值判断的实证性研究几不可见。从研究范式看，这类研究正是资中筠先生曾尖锐地批评过的80年代之前的政策解释型研究范式：

我国当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问题的研究往往与对外政策不可分，……专业工作者（其中也包括学者）的任务是提供材料在先，撰文诠释在后，谈不到独立思考。[38]

（三）改革开放后“长十年”的中国俄苏研究（加速阶段与黄金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降直至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长十年”，是中国俄苏研究的一个黄金发展期。刚刚从文革内乱中脱身的中国俄苏研究界，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俄苏问题的研究中去。冯绍雷教授描述道：

每一个曾经身处那个时代氛围的中国人，都会感受到那个伟大时代的开拓创新的勇气和拼搏精神。从外部环境来看，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已经将如何向外部世界学习的任务放到了知识界和决策界、乃至于全国有志人士的面前。邓小平率先访问日本和美国，毋容置疑地提供了一个向先进的市场经济国家借鉴和学习的范例，而几乎在同时，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动向是把对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察和研究作为这一过程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由于50—60年代的留苏、留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和管理精英都处于党和国家以及研究机构的关键岗位上，所以，很短的时间里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迅速打开局面，也获得了不少关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变化的新的认识和知识。[39]

冯绍雷教授的描述道出了80年代的俄苏研究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背景，即中国当时的智识辩论主要是围绕三个国家展开的。其一是苏联，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旧的社会主义模式与新的以改革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模式问题。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一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波兰学者布鲁斯、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奥塔•锡克、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等人都曾是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座上嘉宾，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议程设置产生过重要影响，广受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界和俄苏问题研究界的关注。[40]但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进程后，俄苏研究的重心迅速转移到当代苏联的改革问题上，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则成为重要的补充。苏东国家改革的成败利弊对中国改革直接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1）战后中国的经济体制系以苏联为楷模建立而来，其基本框架和苏联的传统经济模式没有本质区别。双方改革的出发点接近，面临的任务相同；（2）双方基本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上，商品经济均不发达，在深化改革中，都必须把改革和发展很好结合起来；（3）苏东一些国家改革比中国起步早，他们走过的弯路和历经的曲折，有助于中国认识经济改革的内在规律性，避免重蹈覆辙；（4）苏东国家改革形成了特色各异的模式，这对探索和选择适用于中国特色的模式大有裨益。[41]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俄苏研究是最受中国高层领导关注的，也因而被学者所重视。其二是美国，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问题，因为政治敏感性，这些争论多为内部研讨，“自由化”问题在后期成为美国模式的诟病所在。其三是日本，中国学术界对日本问题的兴趣点在于传统与开放的关系平衡问题。如何既迅速地推进现代化进程，同时又不致于破坏本身的传统，不在打开窗户的同时把苍蝇蚊子带进来。整体而言，从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国希望能够汲取改革的经验，避免改革方向的误差；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国更希望学习现代科学和技术，谋求在国际劳务分工中的庞大利益；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中国则希望能够在对西方开放的同时保持传统的延续。围绕上述三种类型的国家和社会模式的讨论，是中国80年代俄苏研究的宏大知识语境。当时中国学者尤其关注苏联的经济改革。这种经世致用的态度也是出自于上层的决策需求。当时相关研究人员在接待国务院各部委干部的过程中，后者往往提出希望能够得到“本部门改革可以借鉴的东西”。[42]

这一时期的俄苏研究在整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专业性研究机构日益增加，专业性研究学会逐步创建，人才培养机制初步确立。

自改革开放以来，按照邓小平同志有关加强世界政治研究的意见，国内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俄苏研究界也不例外。这一时期新成立的研究机构主要有：社科院东欧中亚所（因中联部内部机构改革，于1980年1月起由中联部划归中国社科院）、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苏联研究室（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1980年）、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1981年）、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1984年）、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与文学研究中心（1984年）、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1987年）等。与此同时，各类研究学会也开始纷纷成立。（参见表1）

表1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俄苏问题研究学会名录（不完全统计）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统计所得，不排除受访者记忆失误的可能。

尽管这一时期，研究队伍的扩大仍主要是依靠从历史学、语言学等方向转入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人员，真正接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国际关系学科训练的人士较少，但对于整个俄苏研究界而言，搭架子的战略意义将在今后数十年中逐渐显现出来。

第二，专业性刊物的创设和发行。

众所周知，学术期刊对学科和专业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尤其是在80年代的中国，政府对出版物的管理依然很严格，相关专业杂志较为稀缺。但在这一时期，众多的俄苏问题研究杂志（包括公开发行的和当时的内部刊物）开始创办。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共有20多家学术期刊的名称中包含有“苏联”、“俄国”、“俄苏”、“远东”或“西伯利亚”等字样。

表2  80年代的中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杂志名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上海图书馆数据统计而得

从这些期刊的地理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苏联和俄国研究的力量分布以及志趣所在。比如，近一半俄苏研究期刊主办地在北京，其余的分为三个地区，一是东北，包括黑龙江和吉林；二是西北，包括陕西、新疆和宁夏；三是华东，包括上海和安徽。而且各地的研究分工不同，比如黑龙江主要从事对与其接壤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方面的研究，西北地区则更多以苏联所属的中亚加盟共和国作为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华东地区的俄苏研究的规模在当时相对要逊色一些。最早的期刊是《西伯利亚和远东》，1974年开始发行，其他期刊在1980和1981年开始问世。最早的杂志相当一部分是人文领域的，比如文学和艺术，且当时多以译介为主。最权威的期刊被美国学者认定为《苏联东欧问题》、《今日苏联东欧》和《苏联文学》。[43]上述刊物直到80年代中期仍多以内部资料方式发行，在1985年后情况逐渐开始起变化，《苏联文学》和《中国俄语教学》公开发行。此外，当时中国还有许多内部刊物，尽管不都是集中于讨论苏联和东欧问题，但俄苏问题在这些学术刊物上也都有相应的阵地，几乎四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内容与苏联问题相关。[44]

根据美国学者罗兹曼的研究，当时中国学术界每年从俄语资源翻译的资料不少于500篇，同时还有不少有关苏联问题的研究作品系从其他语种译介到国内，且多为内部资料的形式。这些材料使中国学者可以及时了解到有关苏联问题的最新成果。1979年初，内部刊物对于苏联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尚不明显，当时平均每个月的相关作品少于50篇，而到1983和1984年，有关俄苏问题的文章平均每个月都有150—200篇左右，过半内容是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大约四分之三被定为“内部参考”。[45]同期还有不少图书翻译，大部分为苏联图书，但也有部分译自英文。

第三，研究领域和内容的拓展及研究成果的激增。

尽管仍不时受到时代政治风潮的影响，但整体而言，80年代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围不再过于政治化，而是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宗教、哲学、教育、艺术等各领域拓展。各类作品急剧增加，成绩斐然（参见表3）。一些有创见的代表性作品开始在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形成重要的影响力，对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表3  1980至1991年中国俄苏研究的论文数及类别调查表

资料来源：安成日「中国におけるロシア（ソ連）·東欧·中央アジア研究」『比較経済体制研究』第16号、88頁。

笔者认为，80年代俄苏研究是中国俄苏问题研究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即便是放在全世界范围看，中国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当领先的。这显然得益于这一时期研究者的功底较好。此时俄苏研究队伍的骨干大致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曾以俄语为第一外语并经过60年代国际政治专业训练的前辈学人，另一部分则是50—60年代经过全国性选拔的优秀留苏（包括东欧）学生[46]。

表4  中国派赴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留学生人数变化表（1950—1963）

资料来源：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刘克明等人估计从1951-1964年共派遣了8000多人到苏联留学。[47]同时，自1982年中苏恢复双边教育领域的交流后，我国派往苏联东欧国家的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多，有的已经学成回国并成为科研战线的骨干力量。[48]另据美国学者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少有13000名大学生留苏，也可能有38000名左右，这取决于对“学生”的定义。大约三分之二集中在理工科，剩下的以学习社会科学为主。[49]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学者基本功普遍非常扎实，又是第一波思想解放浪潮的受益者，因而具有时不待我的拼搏精神。他们对于经典文献的阅读能力是当今大多数俄苏研究从业人员所难以企及的，而在对所研究问题的把握方面，也因经过历次运动的考验而更显成熟圆润。

此外，特殊的历史时期也使得他们具有一定的批判意识和自我反省精神，研究态度上十分端正。我国经济学权威刘国光先生1983年7月发表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强调了这一因素对中国苏联经济问题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作用，他认为中国过去对苏联问题的研究“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片面性”，一是因为对苏联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五十年代主要是跟着苏联学而“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研究”，中苏关系的恶化和文革的发生使得资料来源十分有限同样影响到研究工作；二是因为“缺乏一种实事求是地研究态度”，具体表现为学苏联的时候只看到苏联好的一面，在开展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尤其是文革中则只看到苏联坏的一面，研究工作“往往主要不是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分析，而是为了配合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相应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俄苏研究界“逐步纠正了过去在苏联问题研究上的片面性，树立起科学的、实事求是地态度”，因而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50]

我国俄苏文学文艺研究大家刘宁先生在《我的学术之路》中的一段回忆也反映了这种认知和反省：

回顾这50年的风风雨雨，沟沟坎坎，我所走过的学术研究之路也是弯弯曲曲的，其中不少遗憾和欠缺，也有不少值得总结和吸取的经验教训。其中之一，就是我不仅像许多我的同时代人一样，由于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中断学术研究去搞一些与学术无关的事情，消耗了大好青春年华，而且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仍然……无法静下心来搞学术研究。虽然这一时期撰写和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有些是“奉命”、“应景”之作。选题也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缺乏稳定的研究方向和深入、持久的钻研精神。[51]

刘先生十分谦虚，这是那个时代学人特有的一种气质，尽管受到种种限制，他们还是以无畏的勇气在俄苏研究领域大踏步前进。

另一方面，80年代中国的苏联东欧研究其实是在和西方类似的条件下进行的，双方都缺乏对苏联东欧问题进行现代“科学”研究的可能。美国学界在苏联解体后反思“苏联学”研究的弊端，认为主要的问题出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学术客观性被政治偏见所遮蔽，或过左（对苏联毫无敌意）或过右（对苏联太多敌意）；其二，苏联区域研究从方法论上看因隔绝于核心社会科学学科而相当脆弱；其三，专家们缺乏对在地语言和历史、尤其是苏联内部非俄罗斯族地区的深度介入；其四，试图在苏联进行深入内部研究的人员遭遇到一系列困难，比如不可靠或干脆缺失的数据、无法获得信息、或者是苏联官员与学者有意无意的混淆信息；其五，职业的、个人的或政治上的竞争使得苏联或东欧移民学者难以保证不偏不倚的立场，使得苏联学无法从他们那里获得内在的视角；其六，顶尖学者受到媒体和预言者的诱惑，使得他们无法集中精力于严密的实证研究。其七，对政府基金的依赖使得情治部门或军方可以轻易地设定学术研究议程。[52]同时代的中国俄苏研究尽管不是在每一条上都与美国同行有相似的情况，但很多问题是有共性的，比如对于一手资料的获取，对于在地研究的缺失等等。换言之，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同的是意识形态背景。恰巧在意识形态这一点上，中国的苏联东欧研究学界具有优势。说句公道话，当克里姆林宫学在西方大行其道之际，中国的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并没有被西方拉下多少距离，甚至在某些问题、个别领域还要超出。这是基于曾经的盟友关系以及共同但有分歧的意识形态的趋近解读，在同样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中国80年代的苏联问题研究不乏精彩之作。赵常庆先生明确提出当时“与国外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相比，我国的研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水平不在其他国家之下”。[53]其原因之一或许正如沈志华教授所说的：“西方人对苏联的理解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隔膜，它们那个文化、那个政治制度跟苏联相差太远。而我们一般都能知道苏联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背后包含着什么东西，我们能看得懂，因为大家的话语语境是相同的。”[54]

从80年代中期李静杰出席亚太国家苏联研究的研讨会的情况看，当时中国是国际苏联研究学界的重要一员，完全可以平等地参与国际对话。[55]当时，中国学者应邀出国访问和外国学者来华交流非常频繁，仅大型学术交流活动就包括：中美学者关于苏联问题的讨论会，中日学者关于苏联问题及关于亚太安全问题和苏联政策问题的讨论会，中英学者关于苏联经济问题和对外政策问题的讨论会等。[56]

80年代的俄苏研究另一个令人称道之处就是其强烈的问题意识。《苏联问题参考资料》在其1980年首期的发刊词中明确写道：

……试图通过这本刊物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有关政策，以及社会问题作一些探索，并尽可能结合我国四化建设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来选择研究课题。[57]

而到1984年在北京召开的有关座谈会上，与会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业已形成了“研究苏联东欧问题就是研究我们自己”等共识，强调俄苏研究学界有责任把对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应该采取更加客观的态度，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好的服务。[58]

以《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为例，1982年起至1986年左右，苏联东欧问题始终占据了该内部刊物的重要篇章（参见表5），并且其讨论问题的深度、开放性直至今日重开其卷时仍能体会到当时思想解放的春风扑面而来。无论是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还是苏联模式，无论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政策，凡是涉及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关键问题，都可以在这本内部刊物上找到相关的讨论。

表5  《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苏联东欧问题论文篇目变化表（1982—1986）

注：文摘内文章未纳入计算。

资料来源：作者统计所得

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为中国的俄苏研究提供了一个巨大、开放同时也是令人振奋的大舞台。尽管表5同样透露出一个重要信号，即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征途上，不仅仅有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用于咨鉴，前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日本同样扮演了重要的参照系作用，并且随着改革的愈发深入而日益受到重视。但不得不承认，这一代的研究者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在强烈的问题意识指引下，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资政参考。身处特殊年代的这一代学人善于学习，勇于创新，能够把握好吸收与转化的节奏，懂得意识形态并能巧妙回避意识形态乃至超越意识形态，注意兼听，从而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许，今天的我们显得更加训练有素，也许有不少人对这“长十年”的俄苏研究学者及其作品很不以为然，但事实能够证明这种观点有失偏颇。[59]

在追求客观真理和服务中国改革的意识指导下，中国的俄苏研究取得了相当快速的发展。美国学者罗兹曼对于中国80年代的苏联东欧研究给予了极高评价。他指出，一个尚未引起其他国家注意的全新而重要的俄苏研究学派突然在中国发展起来了。就规模而言，中国对苏联问题研究的出版物仅次于英语。逾20家专业性刊物增加了作为世界上第二大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学术体的持久发展的可能。罗兹曼强调说，中国专家因对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度理解而将赢得尊敬。中国的苏联东欧研究的主要特点在于对苏联文献资源的娴熟运用，对苏联东欧经济改革进程的持久兴趣，以及比较社会主义的宏观视野。罗兹曼甚至乐观地认为，中文可能将会成为研究苏联问题中仅次于俄语和英语的有效工具。[60]

（四）后冷战时期的俄苏问题研究（危机阶段）

苏联解体后的两个十年，就中国俄苏问题研究学界而言，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年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部分领域、个别命题上，中国的研究达到了国际前沿水平。另一方面，更大的问题在于俄苏研究成果爆炸式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方法应用和理论总结的双重失范，从而使得整体上中国的俄苏研究全面落后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西方俄苏研究，甚至面对亚洲邻国韩国研究界的后发式赶超，我们也感到应对乏力。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同样给中国俄苏研究界以深刻震撼。80年代这一领域研究的繁荣，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以“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经验”作为我国改革的借鉴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意识因为借鉴的对象都瞬间消失而面临重构的难题，刚刚起步的中国的苏联东欧地区研究突然面临着迷失方向的可能。

在短暂的“休克”之后，中国俄苏研究学界很快为苏联解体带来的研究空间而兴奋。如果说苏联解体给西方的俄苏研究带来了巨大挑战的话，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恰恰是冷战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种火山迸发式发展的可能正在出现。具体而言，这一学科的新的增长潜力将因以下因素而变得更有可能：其一，苏联各加盟国纷纷独立，使得国别和区域研究对象增加；其二，过去出于高度保密或蓄意虚报的社会和经济数据得以问世，档案资料的大量解密，提供了全新的信息空间；其三，俄罗斯本国以及其他国际学术机构大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扩展；其四，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束缚日益淡化。

后苏联时期的中国俄苏研究在议程设置上受到了汪道涵先生的影响。汪老在80年代初担任上海市领导时就十分关注苏联问题研究。苏联解体后，他又直接推动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理论探讨。从90年代中期开始，汪道涵先生推动全国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学者相聚于华东师范大学，研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发展演变和历史经验教训，探讨俄罗斯转型期的内外事务走向，也研究如何进一步提升和推动中俄关系的全面发展。[61]据邢广程研究员回忆，1997年汪老在与时任中国东欧中亚学会会长徐葵谈话时就表示，愿意帮助学会每年在上海召开一次内部学术讨论会，首次会议讨论的议题即为苏联解体的原因。[62]此处应该强调的是，90年代中期汪老是建议中国俄罗斯东欧学会主办，具体委托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承办此会，俄罗斯研究中心成立后又由该中心出面组织。汪老当年所创设的会议机制，在教育部领导、中国俄罗斯中亚东欧学会和各地同行的大力襄助之下，一直得以延续至今。[63]

从全国俄苏问题内部讨论会历次的议程看，后冷战时期的中国俄苏研究具有鲜明的阶段性：

——90年代早期至中期的主要研究命题是苏联解体问题。

——90年代中期以后至新世纪前期，更多地集中讨论俄罗斯的转型问题。

——2004年以后围绕俄罗斯重新崛起的话题进行了多项研究。

——贯穿整个20年的另一个重要命题是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特别是中俄关系。

这一时期的中国俄苏研究的增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业性研究机构的更名改组和新设进程同步进行，研究队伍继续壮大。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体制崩溃发生后，中国俄苏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相应地，各地的苏联东欧研究所以及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学会都进行了相应的更名改组。

这一时期新成立的研究机构主要有：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1994年）、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1999年，次年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2000年）、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所（2001年）、北京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2001年）、对外经贸大学俄罗斯与独联体研究中心（2003年）、中国政法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200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中俄经济技术合作研究所（2004）、新疆伊犁师范学院中亚研究所（2005）、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所（2006年）、哈尔滨师范大学俄语教育研究中心（2007）、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2009年）、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2010）、辽宁大学俄罗斯东欧经济政治研究所（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白俄罗斯研究中心（2011年）等。

第二，研究作品数量保持高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仅2000—2007年间，中国俄苏研究界共出版320种以上有关俄罗斯、东欧和中亚以及苏联问题的个人和集体专著，相关译著超过90种。论文数量则更为庞大。（参见表6）

表6  1992至2007年中国俄苏研究的论文数及类别调查表

资料来源：安成日「中国におけるロシア（ソ連）·東欧·中央アジア研究」『比較経済体制研究』第16号、90頁。

由上表可见，国内俄苏研究界同仁对苏联问题的关注度在新世纪前后基本持平，若以10年为一个周期，则2000以来苏联问题的论述将比90年代更多；中亚问题的热度上升，而对东欧问题的关注度明显呈下降趋势。

笔者认为，近20年来的俄苏问题研究，如果单从数量上看，似乎已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如果从定性的角度看，可能除了偶尔局部开花外，退化的势头可能大于进化的态势。以往之大师名家，多半已年老凋谢，学术衰敝之状渐次显现。这20年俄苏研究所谓的繁荣实际上只体现为数量的膨胀，实际上我们不仅在国际学术界中日益被边缘化，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界也同样日益边缘化，这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导致这种“双边缘”格局的现实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发展的大局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路径转向和对外关系重点的变化，使得对俄苏研究的需求日益萎缩。一个可供观察的指标是，中国俄苏研究的专业学术刊物在90年代之后急剧萎缩，目前连同90年代新创的刊物只剩下不足10种。（参见表7）

表7  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研究专业刊物名录

* 以书代刊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查资料统计而得。

第二，与形形色色的研究机构不断建立[64]相比，中国俄苏研究人才储备不足的弊病日益显现。目前接受俄苏研究训练的中国学者，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纯语言出身，属于典型的半路出家，对于俄苏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内容了解不多；一种则是其所学外语并非俄语，在政治学或其他学科方面有积累，但对俄国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等在地知识知之甚少。这两类人员要在短短几年的硕士或博士学习中，同时掌握语言、历史文化和所在学科的理论架构，实在是非常艰难。

即便仅仅从俄语教育的角度看，像黑龙江等省份，俄语专业的本科生就业形势很好，但这主要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边贸迅猛发展而带来的对经贸翻译等从业人员的刚性需求造成的，并不意味着相关的研究人才储备较前增多。[65]

第三，中国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差距不仅未能缩小，反而还在加大。80年代相对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俄苏研究界，我们的优势地位在俄罗斯急剧转型的背景下重新转化为劣势。可以说，中国俄苏研究学界本可借着80年代与西方同行基本平等对话之势，在冷战结束之后延续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抢占国际俄苏研究的前沿高地。遗憾的是，我们错过了这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80年代的问题仍本着惯性在俄苏研究的轨道上徜徉。

对此，回顾美国学者罗兹曼的评论是有益的。他认为，80年代妨碍中国在苏联问题研究上的全面繁荣，至少有三个原因：其一，交流的隔绝使得只有少数中国学者能有机会在苏联进行部分实证性研究。大部分学者不得不采用二手材料，而非一手资料。其二，中国俄苏研究的成果绝大多数用中文撰写，很难让苏联学术界了解和熟悉，也基本上没有作品直接用英文撰写或翻译成英文。其三，当时对内部资料的严格控制也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学术圈和国外（非苏联）学术圈的互动。罗兹曼认为，这些问题也是由历史上承继下来的，至今都没有得到全部的解决。[66]

当西方学者，包括日本等亚洲同行，利用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信息大爆炸良机作为验证各种理论的试验场之际，中国的俄苏研究仍然基本保持了一种自娱自乐的小宇宙状况。^[67]不仅对于英语世界的广泛材料利用不足，即便是俄语材料的使用也不够充分，鲜见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在国际刊物上基本上看不到国内俄苏学界的大作。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已有学者以苏联经济研究为案例关注到中国俄苏研究这种不进则退的危险趋势：

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此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工具：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等。可惜，迄今为止，这些工具还殊少用于国内的苏联经济研究中（如果说在国内问题的研究中已经开始了运用这些工具的过程,那么在苏联问题研究中,还看不到哪怕是一点这样的迹象）（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沿用过时的定性描述取代需要定量的分析就成为必然。不论谈到什么问题，经济形势分析也好，增长速度预测也好，消费者福利评价也好，研究者皆“以不变应万变”，用体制弊端、结构困难、劳力短缺为“定式”，一、二、三、四地“分析”一番，做出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断语。由于缺乏分析不同问题所适用的特殊工具（诸如增长理论用于增长速度的预测，投入产出知识用于结构分析，生产者行为理论用于体制研究）结论难免贻笑方家。不仅如此，计算机模型分析和技术预测的失效，还不时被当做反对采用这些工具的理由。这就不仅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 而且是研究者观念的问题了。这里应该指出，国外苏联经济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用分析取代描述，用逻辑结构取代简单罗列，用定性定量的结合取代纯粹定性分析，意味着研究的进步而不是相反。[68]

与其同时，中国本土的俄苏研究刊物至今也没有完成国际化的进程。而赵常庆先生早在80年代中期即提出俄苏研究学刊面向海外发行的问题：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种刊物可向国外发行，这与我国苏联东欧研究地位很不相称。在我国出版的国际问题刊物中有很多是可以向国外发行的，如《国际问题研究》、《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研究》、《日本问题》等。

苏联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刊物《远东问题》也用四种文字（俄、英、日、西）公开向国内外发行。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尽快出版一份可向国外发行的苏联东欧问题专业刊物，这对宣传我国的对外政策，扩大国际影响，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是大有裨益的。

学术刊物的国际化是近年来教育部才开始大力推动的方向。上述建议充分表明中国俄苏研究学者是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问题是，这一20余年前的富有前瞻性的建议言犹在耳，但却始终未能落到实处。

另外一个层面是，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程度明显不足。以2010年7月底8月初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中东欧研究会5年一度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为例，亚洲国家中日本有70名余名专家与会，韩国学者有15名，中亚国家学者有数十名，印度作为学会执委会观察员也首次派出2名学者参会，中国作为一个研究俄苏问题的学术大国只有4名学者到会。在会议组织方专门辟出的“亚洲视角”圆桌会议上，该学会第一副主席松里公孝介绍情况时，将韩国和中国放到一起谈，称中国和韩国共有20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显然有保护中国人面子的用意。

第四，如果从学科分野来看，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世界历史等一级学科中，俄苏研究往往因无法提供所谓普遍的知识贡献而在各自所属的学科内得不到认同。

上述种种俄苏研究之现状，不能不令人深感焦虑。如果长期得不到改进，很可能将留下历史的遗憾。

二、从“苏联学”到“后苏联学”：以美国为例的参照

美国对俄国问题的关注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有关俄国和东欧的学术兴趣可以回溯到19世纪，[69]但严肃的研究则开始得比较晚。直至1914年，美国只在3所重要大学中开设了俄罗斯语言与文学课程，而俄罗斯历史只有2所大学教授。[7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只有少数的专家接受过专业的俄苏研究训练，且主要是为了适应美国国务院培养驻俄外交官和一些媒体培养高水平记者的需要。当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ACLS）在1938年设立斯拉夫研究委员会时，美国学术界并没有对其予以过度关注，也不认为俄苏研究领域有多少前景，更多是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直接赋予了美国的俄苏研究强大的活力，并直接影响了冷战期间的美国“苏联学”的发展。尤其是当时为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设立的研究与分析分部工作的数名学者，此后成长为苏联东欧问题研究领域的巨擘。[71]

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仍然广受美国公众的普遍关注。加上冷战的铁幕迅速落下，“国家需要”和“国家利益”催生了第一批有关苏联研究的专项课题和研究中心。后来美国学术界将这种俄苏问题研究称之为“苏联学”，指194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针对苏联内政和外交展开的研究活动，它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是冷战的产物。相当多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外交官和政府官员投入到这场研究中，创造了大量苏联学的作品和文献。

冷战结束后，世界体系理论的缔造者、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等学者共同撰写了《冷战与大学：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史》一书，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就冷战时期的大学、大学内部的研究机构及其学者的研究与美国国家政治，尤其是军事间的密切关系，作了详尽的描述。该书认为，美国冷战期间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度源自二战期间的战时学术安排，即在一切为了赢得战争的国家动员中，知识分子被调集和组织起来。这种战争赋予学术配合政治的合法性在二战结束后不仅没有终结，反而逐渐定型为美国最为稳定的学术界与政府间相互联动与协作的国家科研体制。在一切为了抗衡苏联的前提下，这种特有的战时科研体制直到60年代一些大学师生以激进方式表示抵制后方才略有改观。[72]

当时，首批成立的是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在二战后的头十年，一批研究生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多在二战期间学习过俄语，也因为曾经常驻过苏联或东欧国家而对这一国别和区域研究深感兴趣，由于经历过二战或者有过其他工作经历，他们对于学习和研究生活更为投入。这一时间段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基本上都成了美国苏联东欧研究或实务的主力。（参见表8）部分学生后来逐渐升迁至美国派驻苏东地区的大使，部分则成为层出不穷的各项俄苏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则在美国政府内部担当处理苏联东欧事务的官员。坦率地说，从学术研究角度看，战后头十年美国的苏联研究仍处于一个夯实基础的阶段，总体质量不高，静态研究多，动态研究少，平铺直叙多，理论总结少。但也应承认，其最大的价值和功劳在于收集和积累资料，为以后的“苏联学”的拓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表8  美国俄苏区域研究研究生就业情况调查表（1946-1957）

（以哥伦比亚、哈佛、印第安纳和华盛顿大学为例）

注：研究生和非研究生总数约670人；继续接受研究生训练的学生数量为75人；第一份工作情况明了者为420人。

资料来源：Cyrillic E.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 (eds.), 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IndianaUniversity Press. 1959, p.65.

科尔顿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发表过题为“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的演讲，他当时透露：

在冷战开始的最初十年、二十年，当时苏联是美国的敌人，苏联研究是美国国家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印象后来加以强化，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1957年苏联的卫星上天，这使得当时美国感到苏联研究更加必要。可以说政府对俄罗斯研究的支持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还包括物质上和资金上的支持。当时的苏联研究，包括现在的俄罗斯研究，在整个学科研究和教育当中受到了政府的特别照顾。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军方、情报部门对俄罗斯研究人才有很大需求，我所指的人才是了解一些俄国的情况并且懂俄语的人。当时美国政府花了几百万美元来翻译关于俄罗斯的情况资料，让美国的官员了解运用。后来这些关于苏联的资料慢慢流向民间，让学者加以运用研究。美国当时也建立了一些智库，主要是从事战略和军事研究。当时最著名的是兰德公司，主要研究苏联以及他们眼中的苏联威胁。毫无疑问，这些研究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个人在50、60、70年代经常可以走向政府的高位。布热津斯基曾经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尔布赖特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赖斯曾经也是研究苏联问题的，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是苏联俄罗斯研究出身。[73]

科尔顿道出了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战后在美国迅速崛起的“公开秘密”，即这显然跟政府驱动有关。

第一，美国意识到，在苏联1957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可能会陷入一个被苏联超越的风险，这种恐惧感推动了美国加大对苏联东欧研究的投入，以求深刻了解和理解冷战期间的最大敌手。艾森豪威尔政府借此说服了美国国会在1958年紧急通过了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按照该法相关规定，美国将对所有地区研究中心进行超过25年的资助。[74]苏联问题显然是美国外交政策即便不是唯一也是重点予以关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经济学、政治学、国际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除了研究自己的基本学科外，还沉浸在研究作为对手的苏联，包括其语言、历史和文化。

第二，美国国防教育法的实施和福特基金会不遗余力的财政支持，从整体上推动了“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作为一门学问的形成和增长。这同样是“苏联学”发展的战略机遇。

“区域研究”受到美国学术界、政界乃至各项基金会的广泛扶持，主要是它的学术旨趣符合了用西方的方式理解非西方的尝试和努力。为了突破过去局限于欧洲大陆的世界观，同时更是为了适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透过雅尔塔体系建立起的霸权地位，一种结合了国家资源、私人基金和学院体制的“美国式区域研究”开始在美国学院体制中占据显著位置。这种区域研究从被推广伊始就带有浓厚的现实关怀，“主要的重点指向那些阻碍美国试图准备成为世界领导的地区”[75]。其目标包括：第一，努力用一种整合的学科融合，而非单一学科甚至是多学科的方式去理解一个他者社会。在此过程中，各种专业学科的细化和相互之间的孤立状况将被打破。相应地，知识的整体性将得到展现，由此可以催生新的学术立场、新的洞察力，新的技巧也将会形成。第二，由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框架是基于北大西洋共同体的现实提炼，对其他非西方地区可能并不适用，因此，试图借助区域研究提供非西方世界的信息和比较数据，从而克服美国学者狭隘的地方主义立场。第三，通过整合性的知识尝试去认识、分析、诠释异文化社会，也有助于外部研究者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反省。[76]由于苏联体制的特殊性，要认识其本质，了解其运作规律，厘清其利益所在，只能借助于区域研究的方式，而不能依靠传统的分科知识。

随着冷战的逐步展开，美国愈加重视对于苏联的研究。美国政府的许多部门和机构投入到对苏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之中，一批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相继成立，一些大学开设了关于苏联历史和政治的专业课程，各类智库也将其关注点转移到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SRC）1991年的一份报告总结道：“冷战的意识形态成为推进美国苏联研究的一个重要导因。政府部门成为苏联学专家的重要雇用者。同时，很多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本身从一开始就是来自于苏联东欧的难民。毫无疑问，上述力量的结合快速地推动了这一领域，但同时也扭曲了政策研究的智识议程。”[77]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研究苏联第一代政策的专家的来源分析可以彰显出早期美国俄苏研究的两面性：

……对苏联政策的解释，基本上为一批原来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前共产党人或至少是当年的同路人所独占，这些人对马列主义造诣颇深，而且数十年来一直密切注视着苏联以及国际共运的发展。他们彼此在看法上未必能取得一致，再说他们的见解也不见得都正确。然而，他们毕竟都具有相当的感性认识，使他们对苏联内部的动向、对斯大林及其信徒们的意图，能够把握住实质，能够猜侧到苏联所可能作出的反应。很明显，这批老一代的专家有他们自己的意图，因此对问题的看法往往带有倾向性，而且偏激得厉害。尽管如此，这种偏见丝毫也没有妨碍他们对问题有精辟的真知灼见……[78]

到上个世纪50年代的后半期和60年代，一批以苏联东欧作为研究对象的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开始在美国学界政界呼风唤雨，其中主要来自布朗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堪萨斯大学、密歇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斯坦福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研究型高校。

这一时期的俄苏研究多集中于历史、文学。而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研究，从研究范式上看，人类学的路径优势较为明显。这并非偶然。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就是人类学家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该中心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即哈佛难民项目，同样是由人类学家领衔。关键问题是，由于冷战无形的铁幕隔断了苏联与西方阵营，使得研究俄苏问题无法采取象研究法国或者英国那样的方式。为了研究俄苏问题，或者说为了接近俄苏问题的“真相”，不得不更多地采取人类学的方式，即通过某些“线人”、来自苏联的个别社会成员的知识的传导。通过这样的研究显然所获得的信息是有偏向的，“非客观性”的一面难以避免。[79]同样，由于美国学者当时几无可能赴苏联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在地调研，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路径很快就被其他方法所挤斥。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淖，并最终在70年代初期铩羽而归，这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也影响了美国的中国研究。作为共产主义体制研究的一部分，这种影响又波及到了苏联东欧研究。这一时期苏美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赫鲁晓夫解冻政策的推行，苏联社会非斯大林化的展开，苏联报刊相对来说自由度变大，这就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同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东西方交流特别助理莱西和当时的苏联驻美大使扎鲁宾于1958年经过两轮谈判后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苏美文化交流协议。此后，此前一直冰封的苏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得以正式推进，许多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可以到苏联进行一到两年的实地研究，不少苏联学者也有机会前往美国。据统计，从1958年到1985年底，大约有2000名美国学者和2000名苏联学者通过相关项目到对方国家访学交流。[80]同期，美国在比较政治科学和行为科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一些新观念、新方法、新概念应运而生。[81]

在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学术进展两股浪潮夹击下，美国学术界对区域研究的理念和方法提出了质疑，出现了修正主义学派。这股浪潮最早出现在亚洲区域研究领域。一些专家在1964年召开的亚洲学研究学会年会上提出了如何处理中国研究和传统分科之间的关系。此后，一些杂志也开始刊登区域研究与学科导向关联性的文章。美国的苏联东欧研究界迅速参与了这一场大辩论，开始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82]一部分学者甚至专门修正对苏联研究的方法，对过去近20年苏联研究进程中积累的工具、研究模式开始抱怀疑态度，希望进行修正。有学者公开宣称，是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研究，为研究共产主义体制提供了更具想象力的概念和方法。[83]当时出现了对俄罗斯研究、中国研究以及拉丁美洲研究进行整合的趋势。这种整合更多地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展开。

70年代时，大批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和部分德意志移民迁居到西方国家，这给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沉寂一时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重张旗鼓，展开了大规模的访谈研究，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1980年代初，里根政府觉得苏联研究做得还不够，特别是不能深入到很多苏联现象中，因此投入了更多的资金。整个80年代是美国的苏联研究相当兴奋的时期。[84]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苏联的改革更激起了美国学者的研究兴趣。

整体而言，冷战时期美国的苏联研究围绕着苏联的政治特征、苏联变革的可能性、苏联政治统治的代际变化、苏联文化及历史等核心问题最终分成了三块壁垒森严的阵地：文学和历史研究者集中精力钻研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文化和革命、内战以及二战前后的历史；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者试图理清后斯大林时代及与此相关的问题；而“苏联学”专家则转变为对苏联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被戏称为“克里姆林宫学”的知识成为这批学者的主业，一门心思放在苏联高层的人事变化、权力斗争等问题上。[85]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在整个过程中相对处于边缘位置。在学科导向与区域导向的争论中，二者最终分道扬镳。基于社会科学背景、运用相应理论对苏联问题进行研究，后来被归纳为“套模型”（Model fitting）。极权主义模型、结构功能模型、政治文化模型、发展模型、多元模型、利益集团模型、合作主义模型、政策网络模型、官僚政治模型、主从关系模型等纷至沓来，不一而足。正如王绍光所批评的，这些理论中没有一种是从研究共产主义制度自身运作规律中产生的。基本上是什么理论在学术界时髦，什么理论就会被用于共产主义研究。外来模型也许对认识共产主义制度不无启发，但问题在于，简单地套模型就不免有点粗糙，有点生硬，有点勉强。[86]但总体而言，“苏联学”、包括后来的“克里姆林宫学”，在整个冷战时期始终保持了与美国当局的紧密合作，从而确保了对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主导地位。

但正在“苏联学”处于鼎盛时期之际，苏联突然解体了。整个世界对此毫无准备。除了《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等，基于帝国的成长规律，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出发，对此早有预测外。美国学术界对苏联的解体大多十分茫然。美国研究俄苏问题的专家也是如此。科尔顿教授在1991年9月还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苏联政治的活力”。但正在他向学生们传授苏联体制的超稳定性并强调这一体制的活力时，存续了73年的苏联（含苏俄）一夜之间红旗坠地。科尔顿教授自嘲说，“结束课程讲解后，苏联就不复存在了，这显然很滑稽”。

苏联的崩溃毫无疑问带来了美国俄苏问题研究的危机。按照科尔顿的论述，这场危机从以下几个层面可以感知：

首先，苏联研究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大学眼中变得不再特殊，不再受照顾。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迅速进行亲西方的制度改造，进入了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蜜月期。冷战的敌人消失了，意味着美国的俄苏研究界再不能用对敌人的研究的重要性来塑造自己的研究身份。

第二，有志于从事苏联研究的学生人数急剧减少。以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为例，其成立伊始开设的苏联政治课程有60个学生听课，而到科尔顿1989年开设这一课程时已经增加到历史上最高纪录的75人。但在苏联解体后两年的1993年，选修和专修这门课程的学生人数就降到了25人。

第三，苏联研究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开始“碎片化”。曾经是有近两亿人口的大国一朝分裂为15个国家，连俄罗斯都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遑论其他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碎片化的一些国别研究变成了俄罗斯研究的简单衍生品。

第四，上述演变是在美国整个苏联研究人员代际更迭的敏感时刻发生的。当时研究苏联问题的很多学者在苏联解体时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科尔顿感慨说：

我们不知道如何替代他们，也不知道新的一代应该继续研究什么。还有就是对社会科学领域做研究的人来说，实际上我们对研究的对象也处于急剧变化之中，用美国的一句话说，我们在追一个本身在移动的目标，其挑战之大可想而知。[87]

所以苏联解体后的10年时间，基本上是一个美国俄苏研究“失落和反思的十年”。如前文所述，美国学术界曾集中讨论为什么美国的“苏联学”非但没有能够预测到苏联的解体，相反却成了西方意识形态僵化的一个源泉。但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建立起“后苏联学”的重要阶段。经过了深刻反思的美国学术界抓住了苏联解体带来的空前机遇，社会科学利用其学科优势迅速地主导了对俄苏研究的议程设置，并利用传统学科的理论强势将“让人迷茫、有时显得矛盾重重”的俄罗斯当作了各种理论的试验场。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新的俄罗斯本身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兴奋点。美国学术界当时受到激励，不断研究新的问题，拿出新的模型，设立新的范式，收集新的资料。冷战时期被批评为“套模型”的研究方式，此时因为大量一手资料的获得而具备了证实或证伪的可能，有了用武之地。其中转型理论的发展最为引人关注。到90年代末期，美国对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产生研究兴趣的学生人数，已经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新世纪以来，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西方有多少俄罗斯问题的作品问世。最近一段时间围绕新冷战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倒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火花四射。就这样，“正常化”而非“特殊化”的“后苏联学”在美国学术界成功复活。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俄苏研究的复活，尤其是政治科学，是付出了代价的，即不得不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纯粹的学术根本不存在。英国学者波波·罗对此批评道，在西方，对于俄罗斯的研究日益以政策为导向。大学、研究机构和智库不断向基金机构、政府、多边组织（欧盟、联合国等）以及企业部门寻求资助。为了获得资金，他们需要展示他们的研究是“意义重大”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的老套。因此，有关俄罗斯这样充满争议和分歧的议题，往往反映出特定的思想、政治、甚至是商业的观点。当今大部分有关俄罗斯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都更注重提出特定的观点（“鼓吹”），而不是进行客观的分析。由于过去几年中俄罗斯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发展，这种趋势得到了强化。[88]

三、作为方法的日本斯拉夫—欧亚研究：

一项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为基础的案例分析

如果说美国的俄苏研究是一个“高度政治化”[89]的产物的话，日本的俄苏研究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路径选择。作为与俄罗斯隔海相望的东亚大国，日本对俄罗斯、独联体、波罗的海以及中东欧国家在内的斯拉夫—欧亚区域的研究具有相当雄厚的研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根据日本学者木村汎（Hiroshi Kimura）的研究，按从业专家人数计，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大国，超过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法国等传统的俄苏研究大国，更不用说瑞典和芬兰这样的北欧国家。^[90]统计数据表明，最新一期的斯拉夫—欧亚研究人员名录共收录了1529名日本国内学者，比2003年增加了30名。^[91]与这种积极发展的态势相呼应的是，近年来日本学者在国际俄苏问题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也在递增，每5年召开一次的世界俄罗斯东欧研究国际学会会议将于2015年在日本举行，这也是该学会成立以来首次在亚洲召开这样大规模的国际会议。

    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则是日本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的代表，它不仅在日本国内成为公认的本领域顶级研究水准的学术机构，在国际上也得到了高度认可。调查数据显示，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认为该中心的研究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参见图1）。

注：（1）达到国际一流水准；（2）达到日本国内一流水准；（3）改进后有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4）不知道；（5）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9年, p.25.

图1 对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活动的整体评价

上述调查表明，如果将共同研究员和其他研究员的数据累计相加，认同斯拉夫中心达到国际一流水准的高达75%，其在日本国内已达到一流水准更是毋庸置疑。本文接下来将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取向为例，揭示其组织学术研究的特点、方法，通过介绍其代表作，以及今后的发展思路等，看看作为国际一流学术机构办学经验的缩影，可以为中国的俄苏研究提供哪些参照和借鉴。

（一）斯拉夫研究中心前史（1953-1978）

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研究设施（机构）成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二战前，从日本的总体战略需要出发，作为学术机构的斯拉夫问题研究曾一度被废止，日本国内从事斯拉夫地区研究的学术机构在二战前集体失声。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设施的成立，标志着在日本高等教育体制框架内的斯拉夫问题研究传统得以重新恢复。

早在1947年，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开始在法律文学部中设立俄罗斯语言文学讲座，这也使其成为日本国立大学中最先设立这类研究设施的学府。这一年，执教于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学者木村彰一成了该校斯拉夫研究室以及斯拉夫研究设施的奠基人。与其他研究机构较为相似的是，斯拉夫研究设施在其成立之初并没有明确的独立身份。根据外川继男的描述，此时的斯拉夫研究室不但研究人员数量很少，而且并非一个独立组织。该机构之所以能够诞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北海道大学文学部教授木村彰一（斯拉夫研究室主任、斯拉夫研究所首任主任）和同为文学部副教授的鸟山成人（斯拉夫研究所第二任主任）想在该校设置从语言、文学以及历史的角度进行斯拉夫研究的场所。所幸的是，当时的北海道大学校长杉野目晴貞以及法学部教授尾行典男同样希望成立一个集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斯拉夫地区研究组织。同时，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也非常乐意向日本国立大学中唯一设立俄罗斯文学专业的北海道大学提供成立苏联和东欧研究机构的资助。这三股力量最终催生了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前身——斯拉夫研究室。洛克菲勒财团在斯拉夫研究室正式成立前向该研究室捐赠了价值约500万日元的图书和文献资料，这也成为后来著名的斯拉夫研究中心丰富藏书的基础。

根据笔者对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访谈，尽管现存资料并未详细说明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设施的成立背景。但自成立之日起，斯拉夫研究室的功能即已经被确定为以下几点，并成为该机构此后50多年发展的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多学科研究理念。斯拉夫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是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斯拉夫区域研究。

第二，坚持开放原则组建研究团队。换言之，斯拉夫研究中心的成员可以超越北海道大学的范围，面向日本所有高校和从事斯拉夫—欧亚研究的学术机构。

第三，坚持从事纯粹的学术性共同研究。也就是说，有意识地不从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决策研究角度和战略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以学术性为基本导向。

1953年成立之初，斯拉夫研究室的成员主要是大学内外的兼职研究员，既没有固定编制，也没有固定预算，活动经费全部来自日本文部省下拨的科学研究经费。这种状况在1955年改制之后并没有明显变化。当时研究室的正式编制为1名副教授和1名助手，其余均为大学内外的兼职研究员。

这一时期的斯拉夫研究室学术活动和研究的组织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研究室的管理和运转实行首长负责制，主要由主任研究员负责；每年召开两次教授会议，籍此对研究设施的运转、组织人事和其它重要事项进行审议。由于无法作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单独活动，当时斯拉夫研究室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附属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

借助校内外相关专家的集体力量进行合作研究是斯拉夫研究设施成立之初即开始遵循的基本原则。尽管这一机构当时的规模非常有限，但仍然从政治史、思想文化、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完成了一系列非常有意义的共同研究课题：1、关于俄国和苏联社会中间阶层作用的研究（俄罗斯平民主义）（1953—1958）；2、俄国革命研究（1957—1959、1968—1969）；3、俄国社会现代化研究（1964—1965）；4、东欧的联邦主义研究（1965—1966）；5、俄国和东欧的民族主义问题研究（1970—1973）；6、苏联社会的变迁和对外关系（1973—1975）。

从经费来源看，以上所列课题的研究经费主要出自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补助经费。从使用途径看，大部分用于购买必备资料和支付差旅费用。从组织形式看，这些共同研究主要通过研究报告会[92]和1970年开始组建的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会[93]进行讨论和发表。从成果载体看，各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主要刊载于1957年创刊的研究纪要——《斯拉夫研究》。[94]

经过研究人员的努力和日本国内相关人士的帮助，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设施的规模不断扩大，开始逐步完成由虚体化到实体化的转变过程，即由原本的讲座形式转变为研究实体的形式。1957年设立了经济研究方向，1964年设立了历史研究方向，1977年设立了政治研究方向，最终形成了拥有6名专职研究员、1名客座教授和包括法律研究方向在内的6个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望月哲男教授认为，总体而言，当时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的规模并不是很大，而且也极度缺乏进行持久的合作研究和实地调查以及开展国际交流的经费。无论是从研究人员的数量，还是从所藏资料的规模来看，都远远比不上1964年在东京外国语大学设置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以及1965年在京都大学设立的东南亚研究中心等区域研究机构。[95]

造成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在各个方面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整个社会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该区域的综合性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同时，在行政上隶属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而非独立研究机构的事实，也是妨碍斯拉夫研究机构成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改善这种局面，1969年，百濑宏设施长（主任）试图将斯拉夫研究设施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独立出去，并成立新的“苏联东欧研究中心”，这样就拉开了近10年的“独立运动”的帷幕。在70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斯拉夫研究机构成立20年后，经过外川继男和木村汎等历届主任对北海道大学以及文部省的多次呼吁，终于于1978年春成立了作为北海道大学校内共同教育研究设施的斯拉夫研究中心。

（二）校内共同教育研究设施时代（1978-1990）

新成立的斯拉夫研究中心采取大讲座的方式，从事文化、经济和政治等三个方向的斯拉夫区域研究，编制规模也扩展为7名教授、1名客座教授和2名访问学者。为使中心保持高效运转，特别设置了由专职教职员工和校内文科各专业的若干名教师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事、预算等与中心管理有关事项的审议工作。虽然此时差旅费等中心经费的数量仍然相对有限，但较之于头20年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这也使得该中心具备了进行合作研究和海外实地调查研究的一定基础。1981年，北海道大学法学部进行了扩建，扩建后的法学楼中有3层分配给斯拉夫研究中心进行研究、管理及图书资料的保存，使得中心办公条件明显改善。

上述一系列措施大大促进了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研究活动。这一时期，在保留合作研究、研究报告会、各种交流会、在其它专业期刊发表论文、《斯拉夫研究》纪要等传统的研究活动之外，中心增设了以下研究活动：

1、《斯拉夫研究中心新闻》（1979年3月创刊，第一年共发行3期，随后以季刊形式发行）；

2、《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系列》（1979年创刊，主要刊行研究报告会、各种研究会的报告和讨论集）；

3、《Acta Slavica  Iaponica》（1983年创刊，系外文年刊）；

4、《公开讲座》（1985年前为试刊，1986年后每年刊行一次，每次7—8讲）；

5、“铃川基金奖励研究员制度”（1987年开始实行，利用铃川正久的捐赠资金资助研究生以上学历的青年学者的访问研究）；

6、“学术交流协定”（与巴黎第三新索邦大学国立东洋语言文化研究所俄罗斯研究中心等五个国家的6个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协定）；

7、《苏联东欧研究文献目录》（该目录从1978到1989年为止，每年出版一次，主要收录了《斯拉夫研究》卷目的国内研究文献与信息。1990年以后建立了数据库）；

8、《书籍杂志信息》（主要收集了从70年代以来中心以及国内外的图书杂志和图书馆信息）；

9、“基本图书整备计划”（从1981年起按照当时拥有藏书约55万册的伊利诺伊大学苏联东欧研究中心的1/5的规模，利用特别经费进行基础文献的收集）。

由于访问学者在中心进行长期研究成为可能，这一时期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研究会议的国际化色彩逐渐增强，特别是从80年代后期起得到了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经费、国际学术研究经费和驻札幌美国中心的援助之后，这一特征尤为明显。

正是在这一时期，该中心组织的夏季研究报告会多以国际会议的形式举行，一部分成果收录在《研究报告系列》里，一部分收录在外文论文集中。

而以午餐交流会的形式进行学术讨论成为这一时期的惯例。中心的休息室里设置了苏联卫星电视的接受装置，利用该设施，中心研究人员一边观看苏联的新闻报道，一边同来访的外国学者就戈尔巴乔夫改革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学术讨论。

望月哲男教授是日本国内研究俄国文学的顶梁柱，他于1986年加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据他回

忆，他当时对中心与其它大学文学专业不同的学术氛围深感诧异，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特别是与自己专业不同的外国学者接触的机会非常多，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各类研讨会非常频繁，且大部分研究会不但使用日语，也使用外语进行。

第二，学术批判精神浓厚。在研究会（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学者们会进行激烈的相互批判。

第三，集体意识和团队意识很强。每周一下午例行的教师会议，有边喝酒边交流的惯例。同时，关于斯拉夫研究中心的预算、人事等管理方面的问题，组织的扩充、研究生院的设想等问题，报告会的日程和研究费的申请，出版物的编辑，以及各种学会信息和海外学者的研究动向、外国学者的接待等与中心有关的一切事务，都经由全体讨论的形式研究解决。“不参与自己专业之外事务的做法在中心行不通”。比如，在访问学者的人选问题上，在从与自己专业不同的A教授和B博士中选择一位合适的人选时，中心的研究人员被要求根据访问学者提供的申请资料提出自己的意见。由于理念不同，通常下午1点半开始的会议到傍晚7点还没有结束的事例也不少。望月哲男教授说，这可能使刚到任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感觉不适应，觉得这简直就是中小企业的业务会议。但是现在日本的大学改革要求大学老师具有跨专业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同时具有企业家的创新思想。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感觉还是很怀念的。[96]

（三）打造全国核心研究机构的努力

随着斯拉夫研究中心的日益扩大以及在日本国内影响力的逐步提高，其发展目标也作出了相应调整。如果说截止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目标是将斯拉夫区域研究确定为一门学科，同时将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作为研究载体的话，到了80年代，加强与日本各专业的斯拉夫研究机构的合作，同时提高中心研究的国际水平，并为此以斯拉夫研究中心为基础确立全国规模的共同研究、共同利用的学术机构，就成为中心孜孜追求的战略目标。

1982年，伊东孝之担任中心主任期间，斯拉夫研究中心即提出了建立“苏联东欧研究所”的设想。按照伊东孝之的思路，这一研究所的目标是不仅在日本，还应在东亚及环太平洋地区的斯拉夫区域研究领域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伊东孝之呼吁，在充实合作研究、各类讨论会和学术会议、共同研究员制度、资料的收集和共同利用等传统的研究活动之外，斯拉夫研究中心应致力于定期进行海外学术调查、青年学者的实地培训、以国内青年学者为对象的夏季讨论会（seminar），并开展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和研究梯队的建设。他认为，“苏联东欧研究所”应成为以文化、政治、经济等三个研究方向为主体，并设置共同利用部门、信息资料部门和事务部（办公室），拥有教授会议及其他管理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总人数达42人的大型学术机构。要实现这一宏伟的设想，斯拉夫研究中心必须克服研究经费不足和人才不足两大障碍。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心在各界支持下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推动日本斯拉夫研究现状的调查。在此之前，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已经分别于1957年及1975—1976年间进行了两次关于日本的斯拉夫研究的专家问卷调查，并出版了研究者名录。1986年，中心获得了北海道大学教育研究校内特别经费——“对日本的苏联东欧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改进措施建议的基本调查”，利用这一资源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通过调查，最终编制了包含研究主题、研究成果、所属学会等信息的1202名日本俄苏问题研究专家名录。同时，在这一摸底普查前，外川继男、伊东孝之和长谷川毅等学者已经就日本斯拉夫研究的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发表了相应的文章进行论述。[97]

第二，推动国外斯拉夫研究状况的调查。中心研究人员利用自己的留学经历和同外国研究人员在不同场合进行交流的机会，努力了解国外的斯拉夫研究情况。1987年，在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经费国际学术研究课题“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和“西欧苏联东欧研究的现状与未来”框架内，木村汎教授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外调查，分两次对法国、以色列、比利时、英国、西德、美国等国的共32个从事斯拉夫问题研究和教育的机构进行了访问，并对各个机构的特征和未来发展的空间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此前，斯拉夫研究中心负责文献资料管理的秋月孝子已经对欧美的与斯拉夫研究相关的图书馆进行了实地调查。

第三，推动日本斯拉夫研究的研讨。在进行上述调查的同时，中心还定期举办日本全国各专业的专家出席的关于促进斯拉夫研究的讨论会。1984年7月和1985年2月举行中心研究报告会期间，中心专门组织了题为《我国苏联东欧研究的现状》的学术交流会。与会学者分别对日本的斯拉夫研究与欧美的研究、教育现状进行了比较，并对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对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其后，日本学者又在1987年7月和10月、1988年1月分别于札幌和东京召开了几次关于促进斯拉夫研究的专题讨论会。

在1984年7月的会议上，长谷川毅提议，建立一个囊括当前所有学会的组织，促进国际交流，有计划地开展梯队建设，促进图书的统一购买等10项措施。这些提议后来被称为“长谷川毅倡议”，成为1987年一系列研讨会的基础。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1987年10月在神田学士会议馆举行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提出了各专业学术带头人的“问题意识”问题。比如，气贺健三（苏联东欧学会）、佐藤经明（社会主义经济学会）、山口严（JSSEES）、越村勳（东欧史学会）、和田春树（俄国史研究会）、佐藤纯一（日本俄罗斯文学会）、盐川伸明（苏联史研究会）等就学会组织问题；加藤一夫（国立国会图书馆）、秋月孝子（斯拉夫研究中心）、松田润（斯拉夫研究中心）等就图书馆信息体制问题；藤本和贵夫（大阪大学）、下斗米伸夫（成蹊大学）等就教育问题；川端香男里（东京大学）、竹浪祥一郎（桃山学院大学）等就国际交流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研讨会后，与会学者联名起草了两个倡议书——“关于设立斯拉夫区域杂志中心的倡议书”、“关于基于日苏文化交流协定的政府留学生交换制度的倡议书”，并提交相关政府部门。

随后，在1988年1月斯拉夫研究中心举行的研讨会上，伊东孝之提出了设置“日本斯拉夫协会联合会”、“斯拉夫区域文献中心”和“斯拉夫区域杂志中心”、日本斯拉夫学委员会以及开设“国际交流窗口”等四项措施，作为改善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的主要方法。他同时提出，为了实现这些措施，需要强化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中心的职能，对中心进行根本上的体制改革，使其成为全国性的研究设施。

中心的这些活动得到了日本各界的广泛支持。当然，这也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举世震惊的变化分不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扩大了日本一般社会人士和普通学生对斯拉夫区域的关心，同时信息的多元化、实地研究可能性的增加、国际交流的进展、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也迫使斯拉夫研究中心对现行研究体制进行根本变革。

在这一阶段，由于与斯拉夫国家的文化学术交流的障碍被打破，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日本在斯拉夫研究领域的封闭性，资料收集的延时性，研究机构与学会之间交流的缺乏，教育研究的专业与对象区域的不平衡性，即偏好某一地区的研究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并非日本所独有，但相对于积极引进苏联东欧地区的专家学者、招收当地学生、大规模进行资料搜集的欧美各国学界而言，日本的研究体制仍然显得较为僵化。在此背景下，在日本建立全国规模的研究、信息收集、进行国际交流和专家培养的研究中心的紧迫性日益突出。

为了改变上述不利状况，从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每年都向日本政府提出拨付改制经费的请求，最终于1990年6月在原晖之出任主任期间，斯拉夫研究中心成为“全国共同利用设施”。

（四）作为全国共同利用设施的斯拉夫研究中心

重组后的斯拉夫研究中心下设地域文化、国际关系、生产环境、社会体制等四个方面的研究部门和信息资料部门，以及事务部（办公室），同时还设立了审议组织人事、预算等相关事宜的协议员会（校内组织）和审议研究各种课题计划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包括校外的各界代表）。1993年在皆川修吾担任主任期间，中心增设了民族环境研究部门，编制增加为11名专职教授、3名客座教授、3名访问学者、1名信息资料部副教授、2名助手、3名事务部（办公室）成员。1994年研究中心所在办公楼进行了改扩建。

利用这次改制，斯拉夫研究中心开展了新的研究活动，加大了国际化方面的投入和努力。1990年同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部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学研究所、1991年同苏联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约定每年互派学者到对方访问。同期该中心还与法国第三新索邦大学国立东洋语言文化研究所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延长了于1983年9月25签署的共同研究协定，与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签署了新的合作协定。[98]

中心非常重视学术研究的考评工作。1991年起，该中心通过由专职教授和外部评论员组成的专职教授讨论会（Seminar）的方式来考查中心研究人员发表的各类论文，并对其相关的学术活动进行考核。这一时期，斯拉夫研究中心成为日本文部省管辖的全国性研究组织“文部省所辖及国立大学附属研究所主任会议”的成员。在该组织内部，成立了专门讨论斯拉夫研究中心存在的问题及同其它研究机构进行合作问题的平台。从1993年开始，对中心的研究活动进行综合考核的自我评价体系确立起来，并且每两年发表一次自我评价报告书。

日本的斯拉夫研究现状问题的讨论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延续。1992年2月冬季报告会期间，在伊东孝之主持下，由川端香男里、木户蓊、和田春树和佐藤经明参与的题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我国的苏联东欧研究：反思和问题”圆桌会议上，从苏联解体后的角度对日本的斯拉夫区域研究史进行了反思。会上，伊东孝之提出了信息系统欠缺等体制问题，长期以来日本存在斯拉夫研究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对象设定的保守主义倾向，以及研究方法论的僵化等问题。

1994年，作为斯拉夫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以原晖之为总主编，共8卷的斯拉夫区域研究论文集《“斯拉夫世界”讲座文库》由弘文堂出版发行。共有105名学者参与了该论文集的编撰，这是日本最早的综合介绍斯拉夫区域的文献。

1995年，以皆川修吾为课题负责人的3年重点领域研究项目“斯拉夫—欧亚的变迁：自存与共存的条件”开始启动。该课题有数十名专家和10余个研究团队参与，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现状与历史进行分析。这个综合性的区域合作研究在展示斯拉夫世界现状的同时，也为中心今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得到了日本国内学界的高度评价（参见图2）。

注：（1）达到国际一流水准；（2）达到日本国内一流水准；（3）改进后有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4）不知道；（5）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9年, p.26.

图2  对皆川修吾重点研究领域的评价

1995年，中心成为日本文部省“核心研究机构支援项目”的支援对象。从此，中心开始利用“提高研究水平经费”、“访问学者经费”、“非常勤研究员经费”等，开展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活动。

中心作为核心研究机构得到日本国内各界的公认。特别是中心举行的国际会议，在主题的选定、报告人的遴选、会议的组织等方面得到了国外与会学者的好评（参见图3）。有关情况被刊登在欧美相应的学术期刊上。

注：（1）达到国际一流水准；（2）达到日本国内一流水准；（3）改进后有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4）不知道；（5）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9年, p.26.

图3  对斯拉夫研究中心夏季/冬季国际会议的评价

尽管如此，斯拉夫研究中心自我评价认为，当时的中心管理与研究活动的方式还没有完全达到理想的状态。尤其是考虑到斯拉夫—欧亚世界的辽阔幅员，按照区域的综合研究理念，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部门的组成及编制，无论是从专业方面还是从个别的研究对象区域来说，都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五）新世纪以来的斯拉夫研究中心：朝向世界一流的目标

新世纪以来，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中心进入了一个新的加速发展阶段，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日本国内斯拉夫研究的领先地位，同时逐渐增强了在国际斯拉夫学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从2000年开始，中心在北海道大学文学专业框架内进行研究生教育，开设了历史区域文化学专业。2009、2010年度共有17名博士研究生、15名硕士研究生在读。而且，斯拉夫中心培养的研究生来源非常国际化，除了本国学生外，还有来自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捷克、韩国、蒙古、新西兰和巴西等国的学生。

2003年，斯拉夫研究中心在日本文部省举行的21世纪卓越研究机构计划（21st Century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的选拔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该计划2003至2008年度的基金资助。斯拉夫研究中心申报的课题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野心”的研究计划——“斯拉夫欧亚学科体系的构建”（Making a discipline of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Meso-areas and Globalization），设定目标为“在欧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新历史环境下为振兴和推动国际斯拉夫区域研究作出贡献”。

2008年，中心获得了日本文部省新学术领域研究重大课题“欧亚区域大国的比较研究”（2008—2012年度）项目。这也标志着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范围的日益扩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苏联东欧地区，而是将中国、印度乃至土耳其等大欧亚地区的国家都纳入研究之中，试图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进行地区层次的剖析，通过本项研究对国际秩序、世界体系等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对帝国的崩溃和重组，以及对民族纠纷、宗教对立等影响全球格局的地区问题提出新的看法。

2009年，中心再接再厉，现任主任岩下明裕主持的“边境研究核心机构的养成：斯拉夫—欧亚与世界”研究课题入选日本文部省全球卓越研究机构项目（GCOE）（2009-2013年度）。该课题计划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为基础，组建全国性的边境问题研究学会，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形成竞争力。

2008年，松里公孝教授主持的青年学者国际培训计划获得了日本学术振兴会2008—2012年度的资助，打开了日本北海道中心一直呼吁的加强日本斯拉夫研究国家化和培养青年学者的构想的新途径。根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的斯拉夫研究尽管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仍局限于日本国内层次，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公开展示非常有限，尤其是用英文撰写的一流论文严重不足。[99]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斯拉夫研究中心借助上述计划，每年从日本国内选拔3、4名已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包括博士后和讲师），赴欧美一流的斯拉夫研究机构——如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访学，加强学术素养。

2009年6月25日，斯拉夫研究中心在全国共同利用设施的基础上又被认定为共同利用∙共同研究机构（2010—2015年度）。

2010年，斯拉夫研究中心继续进行体制改革，原先的管理委员会被改组为机构管理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前者作为中心主任的咨询机构，审议中心的共同利用、共同研究的各项活动；后者负责审查中心进行的各种共同利用、共同研究的招投标工作。

整体而言，斯拉夫研究中心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2009年2月，该中心组织召开了东亚首届斯拉夫欧亚研究国际会议，来自中、日、韩、俄、美、蒙等国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俄罗斯的振兴及影响问题。同年，日本获得2015年俄罗斯东欧研究国际学会5年举行一次的国际会议的举办权。这也是此类会议首次在亚洲地区举行。

（六）“北海道经验”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成功给中国的俄苏研究和斯拉夫—欧亚地区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一，坚持学术绝对优先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从成立伊始即将此视为一条不可撼动的基本原则。50多年来，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斯拉夫研究中心由弱变强，最后成为东亚最佳、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斯拉夫区域研究机构。与此相比，我们国内的斯拉夫研究，尤其是俄苏问题研究，仍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客观性有所不足，特别是一些现实问题的研究往往揣摩上意，实际上不利于科学决策。

第二，坚持微观研究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秉持了日本学术界一贯的扎实风格，对于一手资料的占有尤其关注。在进行各项研究时，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实地调研和田野调查，从而确保了对研究课题的深度把握，不至于空洞无力。比如，松里公孝教授在做后苏联空间内的“不被承认的国家”现象的研究时，为加深对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的研究，数次深入到当地走访民众、学者和政府官员。这种做法在日本学者中较为普遍。

第三，坚持国际化的发展模式。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逐步重视国际化，国际学术交流日渐频繁，在海外发表的文章数量也逐渐增加。即便如此，日本学界仍然有着严重的危机感，认为甚至与韩国相比，日本的斯拉夫研究在国际论文的发表指标上仍有差距，并试图改善这一局面。这也是斯拉夫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青年学者国际培训计划的重要原因。

第四，坚持跨学科、多语言研究的研究路径。多学科、跨学科和比较研究始终是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法，这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思路不谋而合。但在多语言的要求方面，我们显然与该中心有较大的落差。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学者至少要求精通英、俄两种语言，不少青年学者甚至通晓3—4门外语。这也是确保其国际交流无障碍的基础。为提高英语表达和写作水平，该中心每年都组织为期两周的讲习班，聘请外国资深教授讲解英文表达的技巧。在这一方面，中国学术界有必要参照“北海道经验”。

注：（1）使用过；（2）未使用；（3）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9年, p.31.　

图4  斯拉夫研究中心资料（报纸/杂志/图书等）使用的情况

注：（1）报纸；（2）杂志；（3）图书文献；（4）其它；（5）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9年, p.31.　

图5  对斯拉夫研究中心资料使用类别的评价

第五，坚持资料优先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具有丰富的藏书。截至2009年，约有15.7万册图书、6万份缩微文献、1600种报纸和期刊出版物，其中含有大量有关俄国革命、日俄战争、共产国际问题的珍贵史料，以及以乌克兰语言学为中心的大量斯拉夫文献学的资料等。同时，截至2008年，中心还收藏了5144份西方出版的有关斯拉夫问题的博士论文。斯拉夫研究中心对研究资料的重视使得他们的研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些文献资料也为来自日本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专家提供了便利，得到了高度评价（参见图4—图6）。

注：（1）达到国际一流水准；（2）达到日本国内一流水准；（3）改进后有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4）不知道；（5）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9年, p.32.

图6  对斯拉夫研究中心所藏资料的评价

与该中心相比，国内尚没有任何一家学术机构能够拥有如此庞大的研究资源。所以有必要继续增加在这一方面的资金支持，扩大图书资料的占有量，为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研究基础条件。

第六，坚持开放性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所有课题的组织均是通过全日本范围内的专家合作网络实施的，这一方面确保了研究的高效，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日本斯拉夫研究界的团结，提高该中心的影响力。斯拉夫中心每年为来中心访学的日本学者提供一周左右的费用，供其查阅和使用中心资料。同时，斯拉夫中心坚持严格的考评制度，对考评不合格的人员予以辞退，“有进有出”既增强了机构的活力，也迫使所有研究人员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第七，构建强大的辅助班底。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活动非常频繁，但并不紊乱，这与其配备的强大办公室班底有很大关系。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办公室人员均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而博士后制度以及COE项目研究员制度的推行，也确保了中心始终有3、4名高学历的青年研究人员参与学术活动的组织，极大地节省了专职教授的时间与精力，使专职教授可以更加省心省力地开展学术研究。

总体来看，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为中国同类型的学术机构提供了宝贵的“北海道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需要尽快地提高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的水平，争取尽快与国际学术前沿进行同等级的对话。

四、他山之石：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转换与智识革命

通过前文对中国俄苏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对美国苏联学的产生、后苏联学的复活的剖析，以及对亚洲邻国日本的斯拉夫—欧亚学研究经验的总结，我们可以透过比较的视野清晰地看到一门针对一个大国及其区域研究的知识体系何以兴何以衰，而最终目的则是试图为中国的俄苏研究提供发展建言。

显而易见的是，冷战结束以后的诸多变化中，除了国家关系的传统研究领域外，文化、文明以及其他范畴已经或正在或行将纳入研究视野。而苏联解体以来各种被发掘出来的政治、经济、人文、社会、宗教、历史、艺术资料，不仅在挑战我们过往的知识、工具和方法，也在丰富着我们此后的视野、理论和领域。因此，在中国俄苏研究的学术转型中，必须要从视野、资料、工具、方法、范式上作出重大变化，逐渐进入前人所未涉足的新领域，以超越前人的治学方法，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周边邻国在俄苏研究问题上的新挑战，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范式重构和智识革命，即在全新语境、全新时代背景之下，对俄苏研究从方法到知识提出全面的中国式回应。为此，我们的俄苏研究界首先应该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在过程中努力克服下文将详细说明的几组张力阻碍。

（一）“退出苏联”的宏大背景

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先生不久前撰文提出改革开放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是一个“去苏联化”的进程。[100]沈志华教授与左凤荣教授联合为《中国改革》撰写的文章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去苏联模式化，即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101]这个观点无疑很有道理，但还有加以补充的空间。实际上中国在中苏冲突过程中已经逐渐和苏联模式拉开了距离。不仅仅是相互关系上，国外学者曾有论述——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没有像苏联那样牢不可破。[102]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进程则很难用“去苏联化”来简单地加以概括，这其中包含有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内容。用冯绍雷教授的话说，“这是一个千年文明古国在全球化的崭新条件下不光是重获生机，而且是重新立足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过程；这是一个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人类先进文明在中国这样复杂背景之下的大国得以具体化为革新体制的伟大创新过程；这也是一个国内体制变迁与外部国际环境互相激励、互相影响之下的一个互动的学习进步过程”[103]。

当然，“改革即去苏联化”的观点有一点是很值得推崇的，即它点出了中国1978年以来日益明确的“退出苏联”和“进入世界”的两大任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兹曼曾撰文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俄苏研究界并未否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中国的改革仍然希望从中汲取养分。[104]前述赵常庆教授关于中国俄苏研究期刊的情况介绍中也披露了当时中国高层对于学术界提供苏联各领域改革相关资讯的期盼，这样从反面证明了“退出苏联”至少在80年代中期前还没有成为一个定论。苏联模式的某些内容我们在批判，但同时在改革中我们既是摸着石头过河，同时也在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为参照拟定中国的改革开放议程。所以，中国在真正意义上参与全球化，进入现代性，进而开始融入世界的过程是在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国至少在经济上迅速地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话语和学术研究也快速地逐渐完成了“退出苏联”的书写，尽管现在还有一些痕迹，但已经不甚浓厚了。但同时要注意的是，我们似应避免将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史进行“格式化”论述：从最初的“以俄为师”到“兄弟之邦”，到谁是正统的“社会主义”之争，再到冷战结束后的中国优越论，以致到近来出现的所谓俄罗斯“以华为师”之说。这种模式化叙事的背后，是一种所谓中国“超越”俄罗斯的缺乏根据的乐观主义和某种程度的自大主义，忽视了俄罗斯发展的独立人格。也因为如此，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重新认识”俄苏问题的基本智识系统和心智结构的需求。因为我们以往对于俄苏问题的很多看法，以及根据这种看法而形成的种种对策思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需要重新检讨。有的观点、看法甚至已经固化，比如曾经相当长时期内“俄罗斯不行了”的论断非常流行，但事实上未必正确乃至根本就是错误的。[105]

由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包括自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被“世界”体系外在化，所以中国人“加入世界”的愿望分外迫切，相关的争论和建言不绝于耳，这可能也是一个中国学术界在整体上日益“退出苏联”的非常有特殊性的学术氛围。尤其是在中国连续30多年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国内的话语环境很大程度上不是是否崛起的思辨，而是已经转换到如何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106]在这种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中国显然比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更迫切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更希望东方文化的复兴。与这种中国“进入世界”的渴望相比，同时伴生的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排斥和畏惧。这一语境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俄苏研究，使得很多研究伴随着对俄苏问题一厢情愿的诠释或过度诠释。

其实，今天中国俄苏研究所要关注的问题，和上个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都要求关心下列问题：一是世界学术潮流如何？二是中国在此学术潮流中的位置如何？三是在弄清世界文化发展阶段和现代思潮的走向，并将中国智识与世界潮流进行对比，探寻一种合适的方式将中国纳入现代世界思潮之轨，并逐渐将其融入世界文化之流。[107]

（二）中国俄苏研究范式转换和智识革命的战略机遇

尽管中国俄苏研究的现状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仍然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的俄苏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如果不抓住这次机遇，我们在国际知识界的竞争之中将会非常被动。

这种机遇期首先是和中国整个国际问题研究界所面临的机遇是一样的。经过80年代的译述、90年代的发展、新世纪在危机感刺激下的追赶，我们确实有面临平等参与国际对话的可能。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们可以跳过一些历史的厚重积累，在最近的话题中与西方学者同等竞争。国际体系的转型、欧亚大陆的巨大变迁、俄罗斯自身的变化、中国本身的崛起等等都为俄苏问题研究的知识系统变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我们有机会创新，我们有机会迎来一场新的革命，我们只要能够敏锐地发觉冰山的另一面，就有可能建立起中国在国际俄苏问题研究领域的话语体系。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的特质。新的俄罗斯让人迷茫，有时显得矛盾重重，往往是非常规的发展。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它本身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兴奋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研究新的问题的过程中，拿出新的模型，设立新的范式。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的极大丰富。科尔顿曾经讲过，美国人一开始做苏联问题研究时，得一个一个地访谈，冷战期间为了获取丰富的资料，美国政府花了许多经费，动用了许多人力资源。而我们现在处于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丰富的资源。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都订购了各种数据库，各种分析文章铺天盖地，俄罗斯问题的文章同样多如牛毛。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为例，我们花了相当多的经费购买了两个专业的电子数据库，每年还至少拿出10万元人民币采购最新的俄苏问题研究纸质资料。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国俄苏问题研究界的代际转化。年轻一代的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在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更为自由的学术环境、更为广泛的学科背景下不断成长。我们站在前辈巨人肩上，没有理由不做的更好。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国内俄罗斯研究学科的现状。无需讳言，俄国问题研究同其他国别或地区研究相比，或者同其他国际问题研究相比，我们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一个地位。可能是因为研究的人员少，研究得不够深入，俄苏问题才会有无数的题目可做，才有无限的发展空间。[108]

（三）在克服张力过程中实现涅磐

机遇总是垂青于有所准备的人。中国的俄苏研究界仅仅看到这种机遇还不够，更关键的是要克服长期存在且不单单在中国出现的一些张力障碍。

1、学术/政治（问题/主义）

中国的俄苏研究当前最重要的一组张力就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其主要表现为把政策价值当作判断俄苏研究的核心的乃至唯一的判断标准，似乎唯一的目的就是为决策层出谋划策，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价值。

应该注意到，中国俄苏研究的体制背景并非这门学问所特有，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领域同样存在，并不是一切问题都出自作为个体的学者的研究。[109]梁启超曾经说过，“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110]自20世纪初期以来，这一状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王逸舟曾经形象地将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圈的特征称为“基辛格症候”，即“一个国际政治学者的权力背景（或者说与权力的联系渠道）越明显有力，他的思想和学说的影响越大，在学界和政界的地位也越高”。[111]资中筠先生对于这种知识分子参与决策咨询的现象同样有过精妙的论述：

……再从高层次上讲，开放以来的美国的“思想库”体制对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影响甚大。这刚好与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合拍，即使不直接做官，也只有向当政者出谋献策而被采纳的学问才算“有用”。……

……至少有一点，他们的（指美国的“思想库”，引者注）实用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充分言论自由、多家争鸣的基础上的，方面很广，学派林立，与现行政策相左的论述也可以广为传播，今天不用，明天可能证明其正确。这一条件在中国尚不存在，所以即便在实用层面，“思想库”的作用也变质为与“注六经”差不多。不过在这一风气下也吸引不少士子入豰，正好符合“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给独立的人文探索留下的空间就更有限了。

李永晶博士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中国的“日本研究”中，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他指出，至少日本学者认为中国的“日本研究”不具备“学术研究”的性格，它们不过是出于特定功利与现实目的的政治活动。[112]

很明显，这种把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以政治取向代替学术分析的做法并不仅见于中国的日本研究，它同样阻碍了中国俄苏研究的深入和学理的发展。当然，出现当前的局面决不仅仅是学者的问题，也因为需求方的引导，久而久之，反而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113]正是改革开放打破了政府力量对社会的直接干预和经济的全面计划，正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隆重登场，正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应用型”研究的“路径依赖”。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学者的我们更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说真话，而不能随波逐流。我们最迫切的工作可能在于回归学术性研究。如果说学术研究要为政治服务，那也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真正反映实际情况和事物本质的研究才是有用的研究，才符合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那种“注六经”式的“研究”，不仅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往往会产生误导的作用。现实的需要与政治的正确性，并非绝对意义上决定学术价值的基本尺度。西方世界的俄苏研究，无论是冷战期间，抑或是冷战后，的确有一部份研究（这部分研究直接对应于我们定义的“政策解释型”和“政策建议型”研究）是在意识形态对立的驱动下进行的。但我们不应该忽视，多数俄苏研究作品还是尽量秉持了韦伯所孜孜以求的“价值中立”原则。[114]学术和政治之间诚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价值中立”可能更多是一种永远无法企及的理想状态，但作为学术人，我们仍然应该遵循应有的学术底线。或许，可以将对策或战略研究与学术研究区分开来，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使得学术成为政治的从属。

比如关于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论述。这是一种政治性论述，中俄关系友好是大局，成就是主要的，这些都毋庸置疑。但这种表达不应成为一种学术性证实的命题，更不能将其视为不能挑战的公理，不应该成为一种中俄关系唯一的叙事模式。学问之道在于寻求问题。笔者相信，所有提出问题的学者都是出于对中俄关系的爱护，出于对中俄关系未来继续向好的一种期盼，这恰恰是一种负责任的爱国立场。中俄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的成就可以由官方作充分总结，而学者的责任则要求我们对存在的问题作深入分析，否则讳疾忌医，积累的问题可能某一天突然爆发。

比如所谓“‘中国机遇论’在上升，‘中国威胁论’在下降，机遇大于挑战”等等习以为常的表述，其实是罔顾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从来都是很有影响力、很有市场的。笔者曾经在2004年至2006年，以两周为一个周期，对俄罗斯媒体上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做过统计分析。基本上，只有在两国领导人互访前后较短的时间内，俄罗斯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较多是正面的，其余时间负面报道最少占30%左右，最高时可达到70—80%，至少说从媒体以及大众的视野看，中国威胁论是一个切实的存在，尽管这可能根本与俄罗斯精英的中国观截然不同。

坦率讲，中国的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虽不敢说与西方并驾齐驱，但至少是一个相距不远、可彼此平等对话的境况，甚至在某些问题、个别领域还要超出，确实不乏精彩之作。尽管其时的研究目前看来同样具有“奏折化”等特征，但这一代学人追求真理的精神、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时代使命感，乃至对所从事研究工作的热情，都是当下所不及的。唯因如此，美国学者罗兹曼才会对中国当时的苏联问题研究表示了高度的赞扬，认为西方不应忽视这一庞大研究群体的研究成果。[115]而当前社会浮躁已经或多或少感染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操纵着其走向，而有关的一些政策措施，实际上助长了这种不良趋势。

应该认识到，崛起的中国，不能仅仅是财富意义上的成功，可能更在于思想的健全[116]，文明意义上的发展[117]，同时学术上的贡献也是其中应有之义，即我们也应该与国际学术界共同创造和分享学术上的“公共产品”。尽管只是学术上的研究，但绝不孤立于国家和公众的共同需求。我们的责任在于放弃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先行的论述，在不丧失政治伦理底线的前提下，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一个尽可能客观、尽可能中立、尽可能扎实、尽可能丰富、尽可能多元的实证性的智识供应。这是时代的机遇，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中国俄苏研究的未来追求一定要避免当前整个学术体制的“美国化”、或者准确地说是“伪美国化”倾向，即形式上或皮毛上的美国化，但忽视或无视其创新精神、自由思想的另一面。

2、学科导向/区域研究导向

在学科导向还是区域研究导向的问题上，西方语境下的俄苏研究同样也有过很多论争，但在苏联解体前，一直是区域研究占据了俄苏研究的主流。尽管这一时期取法于区域研究的“苏联学”成了政治学等形形色色学科理论的跑马场，但两者之间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有意思的是，“苏联学”的创建者和消费者们一方面不断地从各个学科借用种种理论，比如，极权主义模式以及现代理论等就曾在西方的俄苏研究界大行其道，直到今天依然可以从当代西方的俄苏研究作品中看到即便冷战已经结束也未能抹去的深厚痕迹；另一方面，他们又用在地知识将自我与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隔离开来。同时，“苏联学”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也因研究对象的“非西方性”而被遵循学科范式的研究者们视为无用之物而日益边缘化。除了一些共有的概念外，两者似乎“老死不相往来”。

但当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区域研究的取向被抛弃，而学科导向开始占领原属于地区研究的领地。这种格局的出现是美国国内学术论战的结果，主要是针对苏联在一夜之间突然瓦解、冷战骤然结束的大背景。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美国“苏联学”，遵循了典型的区域研究范式，主张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其基本要求包括：（一）强化型的当地语言学习；（二）利用本地语言进行深度田野调查（field research）；（三）对在地的历史、观念、物质乃至解释予以近距离的关注；（四）检验、推敲、批判、发展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而不仅仅是细节观测；（五）多学科的互涉经常越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边界。[118]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美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集中研究最大的对手苏联，以“区域研究”作为主流方法的“苏联学”造就了全世界最庞大的苏联问题研究队伍，也创造出了规模最大的苏联研究作品。但问题在于，这样一支专业的学术队伍竟然没有能够预测到苏联的解体。从此，“苏联学”褪去了“显学”的外套，成了一段被灰尘遮蔽的黯淡历史、一个少人问津的美丽传说。

显然，将苏联解体解释为偶然性很难令人信服。新的国际国内形势迫使美国俄苏问题研究界寻求新的出路。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对“苏联学”的既有范式进行了深刻检讨。[119]其中，方法论的问题又被视为重中之重。正因为如此，苏联解体的一大学术影响就是区域研究在美国逐渐式微，199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共同组织的各地区研究委员会甚至终止工作，可以说一直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前美国的区域研究已经逐渐让位于学科研究。有学者总结称，苏联解体对“苏联学”的拥趸们是一个震撼性的打击，对学术界而言，至少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作为一门职业，它不得不重新解释自己的身份，被迫认清自身的优劣；另一方面，直到80年代末期还甚少关注共产主义体制世界的带有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开始介入新的研究议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那些可能花费了平生时间和精力研究这一地区和这一制度的研究者。[120]

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研究中心前主任、现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科尔顿2009年9月27日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演时曾明确表示区域研究被学科研究所挤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科学领域，不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经济学，单纯了解一个国家不是一条好路子。这样一些新派学者认为有数学模型，有量化指标，用这些东西来研究就够了，没有必要亲自去研究对象国家采访调查，学习他们的语言。这种观点不奇怪，在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加普遍，很多人有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错的，我们要加以回应。[121]

我们承认，“后苏联学”的理论范式显然是基于西方的知识谱系，而且往往将苏联和俄罗斯视为一种欠发达的类型，以此对俄（苏）进行种种指责。这种立场最大的问题在于，要用某种理论范式去解释俄苏的历史或现实，总会产生一种削足适履的效果。任何理论都有其假设、前提，都有其适用性，而非具有普世性，因为解释力总会相对有限，必然有其不足。在研究和揭示各种现象时，绝不能奉行理论先行的做法，这很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误解，从而使得所研究的对象与研究结果之间出现想象的鸿沟。

即便如此，也得承认美国学者对于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诉求，其错误可能就在于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但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套模型，而可能在于一如爱德华·汤普森所说的“理论的贫困”[122]。中国的俄苏研究似乎非常抗拒理论，而理论的重要性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如同挪威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托布约尔·克努成所指出的，学术从业者与其他议论、阅读和撰写国际政治的人的区别在于以下两点：一是“方法”，学者用方法论为自己压舱，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获得特定科学技术哲学和学术规范的指导；二是“理论”，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能自觉地沿着一条前人已经走过几个世纪的道路来探究战争、财富、权力和和平问题。[123]

于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与国外俄苏研究同行的对话似乎有点像聋子之间的对话（且不说这种对话目前依然很少）。[124]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曾这样描述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互动。[125]实际上中国学者与外国同行的对话可能比布罗代尔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聋子对话还要严重。布罗代尔所强调的是，不同的学科拥有各自的语言、价值、心态和思维方式，并不断被各自的训练进程或“社会化”所强化，并因此而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山头主义”，而且相互挑剔对方的缺点。与西方日益重视理论和中国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界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所发生的理论转向相比，中国俄苏研究界长期对理论予以漠视，视之为无用之物。资深的中亚问题研究专家赵常庆研究员早在80年代中期就曾撰文透露过中国俄苏研究界轻视理论的风向，他在比对了各专业刊物的研究成果后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各类论文的理论水平有待提高：“很多文章是资料性的或情报性的。有些文章则是内部报告略加扩展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内部报告痕迹。努力提高理论水平是形成苏联东欧问题中国学派的关键的一环。”[126]遗憾的是，这一状况迄今仍未有明显的改善。多数论文仍然保持了一种“回顾——现状——展望”的八股文模式，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研究的“两张皮”现象仍很突出。

形成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的俄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已经拥有了相对较为发达的学科体系或研究范式，而是一种较低水平的研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材料的累积，甚至连中长期的问题导向都算不上。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教授陈兼曾指出，中国理应在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正是因为问题意识的缺乏，导致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学者只有材料可以参考。这类似于萨义德所说的，东方的学者在他的老伴——欧洲或美国的东方学家——眼中，他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本地信息提供者”。此外，需求方的引导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学者适应其要求，久而久之，遂形成新八股。

当然，本文所说的理论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套用，依靠一种现成的理论模型去解释俄罗斯的历史或现实，也不是单纯地借用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借来的概念或方法，作一种工具主义式的应用，而是立足于俄罗斯事实，以政治科学或其他学科为背景的，俄苏历史或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对既往的理论进行校正，要提出属于俄苏研究的特殊范畴、概念等。

在笔者看来，单纯强调学科导向和单纯强调地区研究导向都失之偏颇。前者往往沉溺于概念和理论框架的争辩，沉溺于构建高度抽象的模型，而对于需要得到解释的复杂的行为模式或事件却无法提供真正的洞察。后者则显示出“对社会科学理论怀有敌意”，对于发展和运用超越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和陈述不感兴趣，且缺乏概念上的先进细致和方法上的严格精密。[127]以跨学科研究为特征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因为未能预测苏联解体就被学术界抛弃是否明智呢？只有经世应用之道才有用吗？其实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过往所有的研究知识都出了问题，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美国的俄苏研究专家散见于各学科，是否就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有了学科知识的支撑就更具解释力，更有前瞻性了呢？其实这种以理论为预设去探讨俄苏问题，必然只是一种单面镜子的观察，不能深入到其内部，且各种理论都有假设、前提，西方学科的理论应用到俄罗斯身上往往并不一定适合，此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枳”也。应该承认，是实践成就了理论，而非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俄苏研究面临的学科建设任务非常艰巨，一种理想的状况是，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在地知识，还要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包括语言、历史、宗教、文化等各种背景知识。

3、宏观研究/微观研究

由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引发的张力，其实质是复杂性和简单性的分野。复杂性和简单性之间的张力古已有之。简单性一般在两种意义上加以使用，一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认为事物都是由简单的东西构成，因而可以根据构成要素描述整体系统；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认为可以运用尽可能少的概念、公设等构成的理论，对客观世界进行统一的描述。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他认为“最精确的学术是那些特重基本原理的学术；而所包涵原理愈少的学术又比那些包涵更多附加原理的学术更精确”。[128]但到了20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的发展开始经历了从简单性向复杂性的转变。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然界没有简单的事物，只有被简化的事物。自然科学的这种转向也影响到了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界也正在越来越重视国际系统、国际格局乃至一组组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问题。[129]美国学者杰维斯依据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些案例详细论证了国际系统的复杂性问题。[130]杰维斯强调，在分析系统的过程中，希望能够在美国社会科学中架设桥梁或者避免进行大的划分，比如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在聚焦行为体和检查结构之间，在研究个体和检查更大的单元和整体之间。[131]杰维斯通过自己的著作，对美国社会科学界多数

人或明或暗地支持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杰维斯本人是在个体行为有着精深研究造诣的基础上进行更复杂的系统效应的研究的，其复杂性包含在简单性之中。

事实上，国际学术界对俄苏研究已经步入了、或很久之前就步入了微观研究阶段，或者说在大战略等宏观研究的背景下，更多侧重于对俄苏问题的局部细节剖析，并且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中国的俄苏研究就目前的文献看，更偏向于从宏观层次上去理解俄苏，是一种系统用的复杂性研究法。一种显而易见的弊病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俄苏历史或现实问题的复杂性，这使得相关作品往往充满了简洁性，好似烟囱和电线杆那样笔直，而不像有主干有枝叶的大树。[132]

中国学人擅长宏观研究是有历史传统的，我们喜欢抓住主要矛盾，抓住最核心的东西，这是我们的长处之所在。但这种宏观把握能力并非所有人都具备。要从千头万绪的现象之中抽出最本质的东西，可能只有部分学者具备这种深厚的功底，而大多数学者力有不逮。这种注意大面的做法的缺点在于，由于在具体操作上中国俄苏学界的研究没有能够深入进去，没有能够做到像杰维斯所表明的那种立足于简单性基础之上去研究复杂性，使得我们的认识支离破碎，甚至可能因而忽视了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细节，因而我们只能看到俄罗斯的表层，只能展示出俄苏真实面貌的轮廓，而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摸清其细部。这尽管有其正面的意义，但时代发展到今天，这种粗放式的研究方法已经绝不能再作为中国俄苏研究的唯一度量衡。

中国的俄苏研究亟需融入国际斯拉夫—欧亚研究界。以目前这种大而化之的研究路径，必然会出现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各说各话，甚至互相听不懂的尴尬局面。一条可能的路径是，中国学者将自身熟悉的、或者具有传统优势的宏观研究，与西方学术界通行的微观研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得我们的宏观研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能在中国学派的旗帜下回避学习国外俄苏研究的长处做法。为了中国俄苏研究的整体推进，我们可能需要在相当长时期内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深入、系统地学习国外的俄苏研究成果。无可争议的是，西方俄苏研究在全球范围的俄苏研究知识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强势地位。我们不能忽视或无视这种情况，既不要妄自菲薄，更要迎头赶上。

4、功利实用/基础研究

这一张力实际上是第一组张力即学术与政治之间张力的伴生物。中国的俄苏研究，史学作品相对好一些，而对于当代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则具有非常明显的时尚性和功利性，即什么时髦研究什么。这种时尚化的研究必然导致浅尝辄止、不能深入的结果。一些命题从诞生之日起就声势熏天，但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却相当鲜见。过一段时间，一个新的热点产生了，研究者再一次一哄而上，开始扎堆研究某一热门课题，而原先的那个问题就慢慢演变为一个冷门话题，难以引起学界的跟踪和关注。

造成中国俄苏研究困境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非常功利的实用主义态度。一批又一批学人前赴后继地进行各种政策解释型研究和政策建议型研究，没有深入到俄苏问题的灵魂深处。实际上每一个西方“苏联学”的训练者都经历过一个艰苦的学习研究对象国的语言、历史、文化、艺术、法律、宗教等各方面知识的过程。一位西方学者在回忆自己作为苏联问题的研究生的经历时曾经反躬自问：为什么要学习这些无关的科目？为什么不能直接投入对作为研究客体的区域的相关研究？当他后来接受了政治学的专业训练后，再度从事苏联东欧问题研究，他又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不能直接从事对苏联政治的研究，而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研究俄国史、俄苏文学、俄国艺术、经济、地理以及其他科目？[133]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界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其背后隐含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果没有上述诸如历史、地理、文化等所谓“其他”方面的背景知识，我们会不会出现对俄苏问题的曲解？换言之，这些背景性知识是不是我们通往俄苏政治或其他本质性问题的一座必要的桥梁，使得我们在这些基础性问题上花费再多的时间也是值得的。

基础的意义在这里得到了凸显。假如我们对于俄苏的基本知识结构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扎实，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对俄苏问题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的呢？

比如说，关于普京对俄罗斯部分战略资源实现“重新国有化”的解读，历史学家派普斯等美国学者马上从俄国历史上的“产权观念”缺失角度入手批评普京当局。中国国内一些评论和分析也会对这种“去私有化”或“逆私有化”的过程给出一种“纠正叶利钦时代私有化政策”的定位。问题在于，我们可能忽视了在“国有化”进程的同时，普京政府每年始终不断地加大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国内学术界多没有计算在18家俄罗斯特大型公司中，真正意义上的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只有3家；更没有从“私有产权”背后隐藏的俄罗斯经济组织制度的历史渊源进行深入的分析。实际上，与西方通过“买—卖”关系构建交换运行的市场经济不同，俄罗斯历史上更常见的经济组织方式是基于“缴纳—分配”原则的。如果对这些基础性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我们可能在解释当代俄罗斯以及其他俄苏问题时能更有说服力。

从构建中国俄苏研究知识结构的需求出发，对俄苏经典文献的译介以及对俄罗斯文化、文明模式的研究已经日益迫切。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开了好头，但需要更大的投入。这种研究可能短期内不会有资政上的功能，也不会直接和国家发展的需求相关联，但对于我们把握俄罗斯问题的实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俄苏的经典作家、重要的思潮和流派，应当像我们研究孔子一样，不绝于缕，一代又一代地积累，形成传统，并且每一代都有所推进。这才能为中国的俄苏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5、感性/理性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俄苏问题研究常常会受到情绪的左右，或者说很难摆脱从业者个人的好恶感情，也常常受制于现实中的国家立场。俄苏研究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人素来有一种特殊的俄罗斯情结，是一代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迷思。尤其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种情结对于中国对俄国的认知，对于中俄关系，对于中国所构建的外部世界图景有着重大的影响。

中国已经习惯用俄罗斯作为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习惯于将其作为中国所需要寻找的外部思想文化的源泉。五四时期，俄被认为是能帮助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的正义之国。20世纪30年代起，俄是能从精神上正确指导中国抗日的盟国。1949年以后是中国可资借鉴的成功实践马克思主义之最佳样板和最值得信赖的盟国。20世纪60年代起它又成了蜕化变质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后，俄不再是值得中国仿效的国家了。[134]

更为重要的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精英们对俄罗斯的审视同样成了国内政治话语的争夺对象并日益意识形态化。一方面，这是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度量工具。一部分知识分子把俄国看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政治合法性的最大来源之一，俄转型的阶段性失败则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最好的反面教材；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则对俄政治生态的保守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向历史回归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并以此从侧面说明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结果，是中国社会各界受西方智识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构建的“俄罗斯形象”对中国的俄国认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俄苏问题研究中的“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化”，构成了中国近20年来对俄认知的宏大叙事背景。

有意思的是，这种对俄的正反感情纠葛似乎是全世界俄苏研究者的一个共同特质。科尔顿曾将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俄苏问题研究专家对各自研究客体的态度作了精彩的表述。他承认研究一个国家往往会使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对象国怀有感情，之所以出现汉学家对中国有强烈的好感，是因为“美中关系密切，美国当时有很多传教士在中国，有跨太平洋的贸易”。余英时先生在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汉学家费正清博士最后一本书《中国新史》的台湾译本作序时也提到这种研究中的感情因素，正好是科尔顿先生观点的补充。余先生强调，“一般而言，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解释中共的兴起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带上一层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135]科尔顿的理解是，俄苏问题研究者不存在类似的强烈感情：

因为在研究的起步时，许多研究者采访的对象是移民或难民，或者这些人的后代（美国哈佛大学最早设立了关于对苏联社会制度的研究项目，由于无法到苏联实地调查，只能采访那些曾经在苏联居住后来出走的难民或者移民。包括去奥地利、德国查访这些前苏联公民。——引者注），而这些人在苏联曾经有过艰难的遭遇。通过这样的研究所获得的信息是有偏向的。所以，在我们的领域中，相当常见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对苏联或俄罗斯怀有特别热烈的好感。

在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兴盛麦卡锡主义，此时苏联问题专家受到监控。如果流露出对苏联的感情，会受到处罚。

另外，比较复杂的是，对于美国的俄罗斯研究而言，没有很多俄罗斯人在美国进行游说。但是亚美尼亚，乌克兰人，华人等会有游说。没有俄罗斯人的游说，很容易使得美国的俄罗斯研究和俄罗斯政策走入另外一个极端。

如果在这个研究中，要体现出一些正面的感觉，人们往往会这样想，我把政权和社会分开，所以我可能不喜欢这样的政权，但是对于这个社会还是抱有一定同情心的。对于政权的话，也可以有更深的理解：一方面，你可以说这个政权有过集中营，但是也战胜过希特勒等。总之，要看在政权研究方面采取什么样的观点。[136]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有中国学者注意到中国的俄苏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类同于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这一现象：

由于日本同中国有着悠久而密切的关系，切身利益太多，“学生”、“先生”几经变化，因而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往往难于超脱，其间参杂了不少个人感情，故而大褒大贬、大扬大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则不象日本人囿于各种成见，其对中国的研究也客观、公允得多。……中苏两国乃咫尺近邻，山水相连，中苏关系史上有过血与火的刀光剑影，也有过诗与歌的宁静和平，有过同一战壕的并肩作战，也有过互不相让的反目成仇。中苏交往史的这些恩恩怨怨，不可能不深深地影响着甚至是亲身经历了这些变故的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恐怕也难“相逢一笑泯恩仇”。于是，感情色彩代替了理性判断，自我中心的主观估价代替了客观公正、言之有据的经济评价。[137]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俄苏研究者所表现出来的，的的确确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正反感情并存症”，加上中苏关系史上的复杂情况，尤其是涉及到领土等的历史记忆和感情纠葛，我们一方面习惯于为俄罗斯的一些政策辩护，另一方面又对俄罗斯的行为过度诠释。有学者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苏联问题就是中国问题，或者说，如何看待苏联向来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多年来，在中国无论苏联问题还是中苏关系问题的研究，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受政治影响很大，没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在某种程度上是扭曲的，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很多涉及苏联及中苏关系的问题，广大群众受传统宣传的影响很大，在认识上存在很大偏颇。”[138]这也是近年来以沈志华为代表的一代研究者致力于通过档案还原历史的动力所在。显然，中俄现在各有各的历史记忆，不同的历史记忆和立场始终会影响到我们对俄苏问题的研究，当上述意识、立场和感情内在地渗入到研究者的思考之中时，如何超越这种过多的非理性因素和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结束语：中国俄苏研究的再出发

笔者认为，中国的俄苏研究完全有可能，而且理应成熟起来，从一个国外俄苏研究的“消费领域”（依赖外来概念和理论）转变为一个“生产领域”（有能力产生出独创的分析框架并有助于启发其他领域学者的研究）。中东欧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相比，曾经被东西方对立的格局所阻碍，人为地与既往的与西欧同出一源的学术传统形成了“大分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政治上以“回归欧洲”为身份指向，社会科学研究同样开始转型，并在学术组织、学科范式、基金扶持等各方面融入欧洲，形成了迅速“赶超”的新局面。[139]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参照，加入追赶国际俄苏研究先进水平的行列，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至少实现个别问题、个别范畴、个别领域的突破，进而全方位地与国外同行平等对话。

诚然，西方俄苏研究种种理论范式背后往往隐含着一些“未经严明”的假设，我们对此应有清醒认识，不能动辄奉为神明，不加批判地全盘吸收，而要有所取舍，因为这些基本预设如果本身存在问题的话，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任何再花哨的理论框架必然是随时可能崩坏的空架子、假把式。[140]特别是，对俄罗斯这样一个特殊的“非西方”文明体，基于西方现实发展起来的某些理论是否适用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笔者的个人感觉是，我们现在的状况甚至还够不上国外俄苏研究的“消费领域”。低水平的重复劳动，所形成的大量的成果中有意义的寥若晨星。换言之，中国的俄苏研究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同时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世界。我们要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参与各国俄苏研究学者间的对话，力争以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国际俄苏研究范式的重构。所以，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和智识革命绝不意味着我们仅仅充当一个国外俄苏研究的概念、范畴、范式、方法的消费者、进口者的角色，我们的最终目标指向应该是将中国的俄苏研究转变为一个“生产领域”。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即就文化、知识和学术生产而言，中国的俄苏研究和其他国外同行相比仍然处于明显的劣势。事实上，如果参照相关的统计材料，甚至俄国人对自身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也并非主流，或者说全世界斯拉夫—欧亚研究圈内没有人能够忽视美国和欧洲的学术刊物、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相关情况，但相反，即便是中国本土存在一些相当有分量、相当有价值的俄苏研究成品，可能正是因为使用中文出版，而难以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所以，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任务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快速地融入西方的俄罗斯—欧亚问题研究学术圈，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我们需要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而非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惯势下进行俄苏研究，否则就有可能陷入萨义德所描述的“东方学生的东方学困境”，即东方的学生跑到美国投到东方学家的门下，然后回到本土重复美国东方学教条的陈词滥调。[141]

笔者以为，未来中国的新俄苏研究，从可能的路径选择上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呈现出某种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至少是西方俄苏研究界所不能呈现的对俄苏问题研究的范式；二是与西方学术界保持亦步亦趋的关系，先从模仿做起，逐渐融入、内化到到西方的俄苏研究路径上去；三是平衡上述两种取向，既学习西方的特点，也有中国自身的观察；四是就事论事，既不追求与西方同步，也不追求中国的个性。我认为这几个路径之间并非零和关系，而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比如说，早期我们可能会进行就事论事的事实研究，然后更多吸纳西方的俄苏研究知识，熟悉之后就有可能试图在中国与西方的俄苏研究范式和知识谱系之间进行平衡，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俄苏研究新格局。也可能在同一阶段呈现出每个范式的部分要点，甚至在同一阶段形成相互竞争的格局，这同样也有助于中国俄苏研究的未来发展。

在笔者看来，所谓“新俄苏研究”，其特征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对象的时间结构不再是厚今薄古。对早期俄国、帝俄、苏联以及当代俄罗斯的研究当然不应该平均分配精力，但不能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所谓的现实问题研究，要甘于坐冷板凳。

——研究对象的空间结构不能仅仅是俄罗斯当局，应该打破地方、全国、地区和全球的局限而兼容并蓄，即形成“从俄罗斯地方看俄罗斯”、“从俄罗斯看俄罗斯”、“从地区看俄罗斯”和“从世界看俄罗斯”的齐头并进的格局。

——在知识系统上，当代政治经贸知识与传统的俄罗斯文化文明等相关知识，应该有较为完整的塑造。

——在语言工具方面，对古俄语、当代俄语、俄罗斯境内及其境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家语言以及英语等，可能都要运用，不能单一化，要尽可能做到占用各种语种资料的融通无间，至少要能在汉语、俄语和英语之间相互转换，这对于我们增进对俄苏问题的理解以及积极参与国际对话都有好处。

——在研究方法上，不能依然停留在“前实证”阶段[142]，传统的人文考证方法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应该相辅相成；应该打破学科细化的藩篱，而不仅仅是做到像马赛克似的仅仅将其拼接在一起，要重在学科的互涉和交叉融合，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同时，应该构造出一个把俄罗斯视为直接的对话者，把其他国家的俄苏研究界作为间接对话者的情境，让我们自身成为俄罗斯进程的“不断参与的观察者”。

——在研究志趣上，不仅要研究与俄国相关的热点问题，也要研究基础命题。不仅要研究宏观问题，也要研究中观和微观命题（微观问题与微观情境，往往因为我们强调政治格局、社会结构、文化模式、思想潮流等学术思考，而一向处于容易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不仅要研究单一的学科领域，还要研究边缘的、或者说“之间”的问题。

——在思维方式方面，不仅要走正向思维，更要有逆向思维，要强调反思性研究，对于我们在俄苏研究领域知识谱系中的一些定见、成见、偏见都要作深入的探索，要勇于尝试我们未曾思考过的思想范畴（对边缘、边界与异例的研究，往往可能突破我们自身的学科偏见）。

——在学术追求上，应该将参与与国际俄苏研究学界的平等对话作为一个中短期目标，长期则是提出属于中国立场的问题和概念、范畴，达到在某些领域的先进水平。

——在学术组织方面，要克服长期以来俄苏研究界潜流涌动的门派意识，打破或者是以地域甚至小到单位为区隔的画地为牢，砸碎各自的边界和壁垒，以学术共同体的方式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对于今天的俄苏学界，孤独的天才和英雄似乎很难独存。

——在学术氛围上，必须构建起健康的、建设性的学术批评意识和环境。必须牢记：批评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裁断，也不是一种平复怨恨之心的补偿性行为，应该消除自己的偏爱，不怀成见地投入作品的“世界”。[143]但相较于国内其他学科，包括经济学、文学、法学、社会学、语言等，“国际关系学界缺少比较充分的学术批评”[144]，这确实是制约俄苏研究进步空间的一个重要因素，理应加以克服。

总之，与我们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或其他国际问题研究的同事们不同，包括俄苏问题在内的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要求我们先在理论和在地知识之间搭建起一个可以自如地在二者之间自由来往的桥梁，在不知疲倦地连接过程中还要不断调停二者的固有矛盾，我们的梦想才能在此放飞。所有的有志者都感觉到从事俄苏研究的难度。我们也不必惊讶于中国的俄苏研究已经在国际范围内的同类研究的重心之外，承认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俄苏研究再出发已经时不我待。通过范式重构以及相应的智识革命，通过国际化、实地化和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重新赋予中国俄苏研究的活力，它就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学术的广阔舞台上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这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而这本身就孕育着无穷的机遇。尤其是在一个中国日益崛起于世界东方的历史关头，发展包括俄苏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的战略机遇期正在来临，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兴旺意味着不断扩展的利益，所以需要更多和更好的地区研究”[145]。

一言以蔽之，革命可能即将发生而且理应推动其发生，新的时代好像就要到来了！

（责任编辑 陈大维）

《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编号：08BGJ003）上海市教育基金委员会2007年度晨光计划项目“中俄毗邻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编号：2007CG37）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重大项目“国外俄苏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81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的部分内容来自于笔者于2009年9月30日以“经验·范式·空间：后冷战时期的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为题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俄罗斯与中亚问题研究方法论”全国青年研究骨干高级研修班上的学术讲演；作为国家开发银行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建高等研究院的项目研究之一，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经验部分曾以内部成果的方式于2010年6月报送国家开发银行。

** 杨成，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俄罗斯研究》副主编，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①] 转引自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5页。

[②]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59页。

[③]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65页。

[④] 冯绍雷教授为2009年9月29-3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俄罗斯与中亚问题研究方法论”全国青年研究骨干高级研修班所题寄语。

[⑤] 本文所指的“俄苏研究”是一个有着一系列学科背景作为支撑的学科和教学领域，旨在揭开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兴衰成败的进程、原因及相关知识。尽管涵盖了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文学、文化学和宗教学等学科领域，但在政府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之下，它渐渐演变为和有关俄罗斯问题的决策，包括当代问题研究始终紧密关联，并进而生成的一种国别和区域问题研究。这种研究突破了过往对俄苏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性经典俄国问题研究与政策性研究互为分离的格局，进入相互交流与融合并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阶段，日益成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专门分支。

[⑥] 陈春生：“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苏力、陈春生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5页。

[⑦] 相关代表作品主要包括：Cyrillic E.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 (eds.), 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hilip E. Mosely, “The Growth of Russian Studies”, in Harold H. Fisher (ed.), American Research on Russ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9; Frederic J. Fleron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Rand McNally & Company, 1969; Arnold Buchholz (ed.),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Organization, Financing and Political Relevance.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INC. 1982;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esource System Institute and East-West Center,1986; Post-communist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in Sovietology, edited by Frederic J. Fleron and Erik P. Hoffmann, Westview Press, 1993; Beyond Soviet Studies, edited by Daniel Orlovsky,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5; Michael Cox (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London and New-York, 1998.

[⑧]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6期，第1-4页。

[⑨]Li Jingjie and Mei Yan, “Soviet Studies in China”,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p.89-98.

[⑩] 范新宇：“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评述”，《世界经济》，1989年第3期，第81-87页。

[11] 黄定天：“二十世纪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55-166页。

[12] 李慎明：“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研究应该有一个大发展——在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第六届全国理事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3期，第1-2页。

[13] 冯绍雷：“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比较的一项观察”，《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第4-11页。

[14] 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08年，第174-178页。但在本书中，甚至整个原苏联东欧地区问题研究都被“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地区问题研究”一章乃至全书所忽略。

[15] 吕瑞林、左凤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苏联问题——《苏联真相》首发式暨苏联问题研讨会综述”，http://www.cntheory.com/news/Llythllythjy/2010/126/10126171629HK4D30D1379B6EDCF2

7G.html。

[16] 除李静杰研究员提交的论文外，还包括Douglas P. Murray, “China’s Soviet Studies Programs ”,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p.67-68.

[17] Gilbert Rozman,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78-1985. Pres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Gilbert Rozman, 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A New Era in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July 1985), pp. 435–474.

[18] 此处用“俄国”涵盖其整个发展时期，包括基辅罗斯以降的各种形态的俄国，帝俄、苏俄、苏联直至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都在其中。下文在使用“俄国”时同样针对着某一种形态或多种形态的混合。有关“俄国”的丰富含义及其在不同语境下各种指称的具体分析参见Ewa M. Thompson, 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0, pp.16-20.中译本可参见[美] 埃娃·汤普逊：《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杨德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25页。

[19] 参见В. Г. Дацыше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Братство святых Первоверховных апостолов Петра и Павла. Гонконг, 2010;Н. Ф. Демцбова, В. С. Мясников.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М.: Наука. 1966;汪介之、陈建华：《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兰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1页；叶柏川：《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18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105、209-282页。

[20]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63页。

[21]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第264-276页。

[22] 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7-48页。另可参见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3] 其中1879年参加外语大考的俄文学生为15人，1888年为17人，1893年为11人（初级2人，高级11人），1898年为22人（初级15人，高级7人）。参见Knig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New=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29.转引自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第85页。其中1879年参加外语大考的俄文学生为15人，1888年为17人，1893年为11人（初级2人，高级11人），1898年为22人（初级15人，高级7人）。

[24] 根据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第103-106页表格梳理。

[25] 高晓芳前引著，第160、162页。

[26]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北京：北平文化斋刊，1928年年，卷100，公牍15，第26页。

[27] 高晓芳前引著，第188-189页。

[28] 高晓芳前引著，第230页。

[29] 郑大华、张英：“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世界历史》，2009年第2期，第121页。

[30] 冯峰：《国难之际的思想界——1930年代中国政治出路的思想论争》，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233-282页。

[31] 参见王军、但兴悟著：《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附录1），第392-404页。

[32]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第1页。

[33] 相关数据取材于中央编译局官方网站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部的介绍，http://www. cctb.net/zzjg/mlb/jj/。

[34] 李琮、刘国平、谭秀英：“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5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2期，第6页。

[35] 相关数据取材于中央编译局官方网站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部的介绍（http://www.cctb.net/zzjg/mlb/jj/）。此外，尽管不是直接的俄苏问题研究，但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源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翻译工作也从1955年开始，历时30年时间，至1985年全部出齐，共50卷，总计3200余万字。据笔者所知，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经出版了21卷。

[36] 相关书目可参见王军、但兴悟著：《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第14页脚注。

[37]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第2页。

[38] 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39] 冯绍雷：“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比较的一项观察”，《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第5页。

[40] 关于东欧改革经验对中国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影响参见柳红：《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3-70、279-306页。

[41] 参见高铁生、张晶：《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今昔》前言，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转引自范新宇：“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评述”，《世界经济》，1989年第3期，第86页。

[42] 赵常庆：“苏联东欧问题国内期刊述评”，《苏联东欧问题》，1986年第3期，第92页。

[43]Gilbert Rozman,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p.439.

[44] 最常见的刊物名录如下所示：《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国外社会科学动态》、《国外社会科学》、《哲学译丛》、《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参考资料》、《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国外社会主义情报》、《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社会学与现代化》、《国外社会学参考》、《民族译丛》、《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外国史知识》、《史学月刊》、《国外法学》、《外国法学译丛》、《国际问题研究》、《外国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外国教育》、《外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研究》、《经济学动态》、《外国经济学参考资料》、《外国经济管理》、《计划经济研究》、《现代经济译丛》、《外国经济管理》、《国外金融动态》、《世界经济译丛》、《世界经济情况》、《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外贸调研》、《财政研究资料》、《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合作》、《世界农业》、《农业经济译丛》、《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动态》、《参考资料专辑》、《共运资料选译》、《国际共运参考资料》、《国际工运》、《中央联络部资料》、《国家体改委资料》等。

[45]Gilbert Rozman,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p.442.

[46] 关于留苏学生的社会学分析系受冯绍雷教授指点，在此特表感谢。

[47]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第1页。

[48] 参见文夫：“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苏关系大事记），《世界知识》，1989年第3期。转引自范新宇：“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评述”，第81页。

[49] David M. Lampton et al. “The Scope of U.S.-China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Exchange”, draft repor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85, Chapter 2.转引自Douglas P. Murray, “China’s Soviet Studies Programs ”,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pp.67-68. 

[50] 刘国光：“进一步深入开展对苏联经济问题的研究——1983年在‘苏联经济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3年第9期，第1页。

[51] 刘宁：“我的学术之路”，《俄罗斯文艺》，2007年第4期，第81页。

[52] Peter Rutland, “Sovietology: Who Got It Right and Who Got It Wrong? And Why?”, Michael Cox(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p.37.

[53] 赵常庆：“苏联东欧问题国内期刊述评”，第92页。

[54] 沈志华：“发现曾经真实的苏联”，《中国改革》，2009年第12期。

[55] Li Jingjie and Mei Yan, “Soviet Studies in China”,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p.89-98.

[56]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第3-4页。

[57] 杨希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国际观察》发刊100期有感”，《国际观察》2009年第4期第1页。

[58] 舒岩：“把对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京部分苏联东欧问题专家、学者座谈会综述”，《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4年11月，第3-4页。

[59] 80年代学术研究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正在并将继续不断被发掘出来。比如，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页；甘阳：“八十年代的现代性批判与九十年代转型（代序）”，《古今中西之争》，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24页。甘阳在此强调的是“文化研究”的突出意义，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各类学科“群起性”爆发的时代。

[60]Gilbert Rozman,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p.473.

[61] 冯绍雷：“宗师风范”，《老先生》，香港：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363页。

[62] 邢广程：“长者风范，智者气度”，《老先生》，香港：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95-296页。

[63] 参见冯绍雷：“三十年改革开放和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第6页脚注1。在原有资金用完之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自2006年起仍然与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后又增加俄罗斯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联合主办该项年度内部会，同时迄今已先后举行三次全国青年骨干研究人员的高级培训班。

[64] 有不少的机构并非实体性的，其科研人员往往分散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从而使得俄苏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域缺乏认同感。

[65] 与俄语毕业生需求升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语生源至今还未走出低迷的状态。以黑龙江省为例，2006年该省高考俄语卷数量是7000余份，而到2009年降至5000份，占全部考生的四十分之一。参见“人才需求增加生源萎缩俄语人才培养面临窘境”，http://www.mostgroup.Com/html/ NewsCenter/20091124/9D2B79445EDBB88E.html.

[66]Gilbert Rozman,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A New Era in Scholarship, p.474.

[67] 某知名学者2010年夏在出席国际会议期间与笔者的私下交流中曾用“一锅粥”来形容当前国内的俄苏研究局面。为尊者讳，此处略去其大名。

[68] 王跃生：“走出摇篮——读《今日苏联》谈当今的苏联研究”，《读书》，1989年第9期，第101页。

[69] 徐葵：“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发展概况——访美考察记之一”，《苏联东欧研究》，1983年第1期，第17页。

[70]参见Cyrillic E.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 (eds.), 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hilip E. Mosely, “The Growth of Russian Studies”, in Harold H. Fisher (ed.), American Research on Russia.IndianaUniversity Press. 1959; 徐葵：“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发展概况——访美考察记之一”，第18页。

[71]Arnold Buchholz (ed.),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Organization, Financing and Political Relevance. p.11-12.

[72] 阎光才：“韦伯之后的学术与政治”，《读书》，2010年第10期，第36页。

[73] [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2009年9月27日于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学术讲演，由冯绍雷教授主持，笔者为评论人，上海社科院梅俊杰先生担任翻译，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冯冲笔录。

[74] 於荣：《冷战中美国大学学术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75] Fersh Seymour H. Teaching of Area Studies, in Lee C. Deighton (ed.), The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The Macmillan and the Free Press, 1971(1), p.261.转引自於荣：《冷战中美国大学学术研究》，第152页。

[76] Cyrillic E.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 (eds.), 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 pp.50-51.

[77] Daniel Orlovsky, “Judging the Past, Charting the Future: On Aquariums and Fish Soup”, Beyond Soviet Studies, p.7

[78] [美]沃尔特·拉特：“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1984年第2期，第54页。

[79] 拉特指出，“一般认为，移民在评价自己的原籍国家方面未必是最出色的评判员。他们缺乏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他们的评价往往带有夸大的成分。苏联移民尤其如此。”参见[美]沃尔特·拉特：“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第57页。

[80] Yale Richmond, Foreword by Marshall D. Shulman, “U.S.- 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 1958-1986: Who Wins?”, Westview Press, 1987, p.32.

[81] Robert A.Dahl, “The Behavior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 Epitaph for a Monument to a Successful Prote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V.4. December, 1961, pp.763-769.

[82] “Soviet Area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Studies”, in Frederic J. Fleron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p.1.有趣的是，在美国召开研讨会从方法论角度讨论共产主义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时，位于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召开了圆桌会议探寻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如博弈论，是否适用于苏联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参见Allen Lynch, The Soviet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3.

[83] Robert C.Tucker,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munism”,World Politics,Vol. 19, No. 2, Jan., 1967, p.49.

[84] 日本学者长谷川毅在《共产主义与国际政治》1984年第2期中曾涉及到80年代以来美国大力促进苏联问题研究的种种举措。参见：[日]长谷川毅：“美国的苏联学危机”，《今日苏联东欧》，1985年，第2期，第64-65页。

[85] Daniel Orlovsky, “Judging the Past, Charting the Future: On Aquariums and Fish Soup”, p.8.

[86]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苏力、陈春生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18页。

[87] [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苏联”，2009年9月27日于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学术讲演。

[88] [英]波波·罗：“西方俄罗斯研究方法论”，《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第3页。

[89]福特基金会一位主管苏联东欧研究领域的项目负责人盖尔（Felice D. Gaer）曾精辟地披露了这种现象及其严重的后果。参见Felice D. Gaer, “Russian and Sovie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versity Scene”,(unpublished memorandum ), 1980, p.6.转引自Arnold Buchholz (ed.),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Organization, Financing and Political Relevance. p.29.

[90] Hiroshi  Kimura, “Slavic Area Studies in Japan: Features and Tasks”, in (Osamu Ieda eds.), Where are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Headed in the 21st Century?(Sapporo:SlavicResearchCenter, 2005), p.49.

[91] スラブ・ユーラシア研究名簿（第7版），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2003年；スラブ・ユーラシア研究名簿（第8版），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2006年。

[92] 每年举行两次，与教授会议同时举行，每次共三天。

[93] 该会成员主要是北海道从事斯拉夫—欧亚研究相关领域的专家，基本上每月都举行研究成果的发布和讨论活动。

[94] 1957年创刊的《斯拉夫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杂志，至1983年外文纪要创建为止，一直是各种语言的论文混载。这一纪要不仅展示了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历史，也是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变迁的重要资料。

[95] 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の40年, 札幌: 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5年, p.5.

[96] 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の40年，札幌: 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5年， p.6。

[97]ТакаюкиИто,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вЯпонии: история, учрежденияипроблемы», スラブ研究, №25(1980); Takayuki Ito,  “Slavitik und Osteuropa-Kune in Japan”, Osteuropa, 33-5,6(1983); ЦугуоТогава, «СлавистикавЯпонии: история, развитиеисегодняшнеесостояние», Обозрение, 1984, №8; Tsuyoshi Hasegawa, “Soviet Studies in Japan: Histor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 in Morrison Thambipillai,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1986.

[98] 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の40年, 札幌: 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5年, p.153.

[99] Hiroshi  Kimura, “Slavic Area Studies in Japan: Features and Tasks”, in (Osamu Ieda eds.), Where are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Headed in the 21st Century? (Sapporo:SlavicResearchCenter, 2005), pp.49-51.

[100] 李凤林：“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苏联——读《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1期，第26页。

[101] 沈志华、左凤荣：“改革即去苏联化”，《中国改革》2011年第1、2期合刊，第211-214页。

[102] 比如，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另一位美国学者弗朗茨•舒曼则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曾撰写专著论证了中国和苏联政治体制的差异，尤其是有关毛泽东时代摆脱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论证较为精彩。关于这部分内容可参见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3-36页。

[103] 2008年在申请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课题委托项目《中国改革与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时，冯绍雷教授对本课题学术意义的修改定稿中的相关表述。

[104] 参见Gilbert Rozman,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78-1985.PrestonUniversity Press, 1987.

[105] 笔者自2003年起开始使用常喆、卢冠霖、陈扬等笔名为《环球时报》等媒体撰写评论或深度不分析类文章，当时遇到的一个极为困惑的问题就是要不厌其烦地向责任编辑解释俄罗斯的实际情况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糟糕。2003年笔者开始使用“重新崛起”描述当时的俄罗斯发展态势，但这种立场至少彼时在媒体看来多少有些“难以想象”，当时主流的描述仍然是磨难重重的“颓势”俄罗斯形象。事实却是，俄罗斯变了，而且当时在以惊人的速度继续变化着，但我们由于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对俄罗斯的表现变现出一种无知乃至偏见。

[106] 时下对于“中国模式”、“和平崛起”的各种讨论已经不绝于耳，相关的评论、论文和图书可谓浩如烟海。

[107] 相关表述见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号，第1页。转引自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第86页。

[108] 2008年4月，外交部时任副部长、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冯绍雷教授和笔者，听取我们汇报了俄中心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未来的设想。他反复强调一点：研究俄罗斯问题具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109] 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第379、384页。

[110]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8页。转引自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111]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

[112] 李永晶：“告别‘对日工作式’研究”，《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10月31日。

[113] 包括俄苏研究在内的国际问题研究不景气在学术圈内多被归咎于学术界和学者本身的“学术文化”，但实际上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绝不能忽视。可参见唐世平、张洁：“中国东南亚研究现状：制度化阐释”，《当代亚太》，2006年第4期，第9页。笔者对二位学者有关制度性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论断不完全认同，这样的看法可能忽略了学者独立人格的重要性。确切的说，是学界/学者与政界/政客双方紧密的有意识地互动和中性含义上的互相“利用”造成了当前异常复杂的“政—学关系”。

[114] 这种“以学术为业”的情怀，可能更多是一种理想类型，在现实的研究过程中似乎无法真正对政治无动于衷。科学家不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且还要以事实为据，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这大概是韦伯式的“以学术为业”者的底线原则了。参见阎光才：“韦伯之后的学术与政治”，第37页。

[115] 参见Gilbert Rozman,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78-1985.PrestonUniversity Press, 1987.

[116] 冯绍雷：“强国之道在于思想的健全”，《解放日报》，2005年8月27日。

[117] 范昕：“许纪霖论析《富强与文明：现代中国的文明梦》”，《文汇报》，2010年8月23日第9版。

[118] David L. Szant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Disciplines, UCIAS Edited Volume 3.http://files.us.splind

er.com/7e7e185d69201623a24f809208230bc2.pdf.

[119] 代表性作品包括：Michael Cox(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London and New-York, 1998.

[120] Ron Hill, “Social Science, ‘Slavistics’ and Post-Soviet Studies”, Michael Cox(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p.203.

[121] [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2009年9月27日于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学术讲演。

[122]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London, 1978.

[123]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中译本序”，《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24] 一种更让俄苏研究界感到尴尬的流言是，我们的理论水平如此低下，以至于其他学科都可以跑到国际关系学科来客串，甚至是普罗大众谈起跟俄苏问题相关的话题时，其讨论的水平未必比我们学者低。据说在国外学者眼中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的某些评论就被视为“仅仅与新闻从业者相当”或者“甚至还比不上媒体的敏感度”。

[125] F. Braudel, “History and sociology”, English trans. In his On History,Chicago, 1980, pp.64-82.

[126] 赵常庆：“苏联东欧问题国内期刊述评”，第92页。

[127] Mark Tessler, Jodi Nachtwey and Anne Banda, “Introduction: The Area Studies Controversy”, in Mark Tessler (ed.), 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转引自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88页。

[128]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页。

[129] Neil E. Harrison, ed.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Robert M. Cutler, “Complexity Science and Knowledge-Cre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stitutional and Infrastructural Resources, in Encyclo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Oxford: EOLSS Publishers for UNESCO, 2002.

[130]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7. 

[131]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杨少华、宫志雄译：《系统效应：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中文版前言，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V页。

[132] 此处借用了罗志田对于中国史学研究对于历史丰富性和史料的有限性多被忽视的批评。参见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133] Frederic J. Fleron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p.vii.

[134] 参阅林精华：“俄罗斯问题的中国表述——关于20世纪中国对苏俄认知的研究”，《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5期，第112-113页。

[135] [美]费正清著，薛绚译：《中国新史》，序言（余英时），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余序中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论断显然同样带上了强烈的个人好恶，我们应该予以理性认识。但就关于学者对于所研究对象的情感因素的描述，笔者认为还是深得个中三昧的。就本人向日本、欧洲等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的咨询，这似乎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136] [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2009年9月27日于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学术讲演。

[137] 王跃生：“走出摇篮——读《今日苏联》谈当今的苏联研究”，第102页。

[138] 吕瑞林、左凤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苏联问题——《苏联真相》首发式暨苏联问题研讨会综述”。

[139]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catching up’-a myth or a strategy. Edited by Ilona Pálné Kovács, Dagmar Kutsar, Routledge, 2010.

[140]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第322页。

[141] 萨义德：《东方学》，第416页。

[142] 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71页。

[143] [比利时]乔治•布莱：《批判意识》，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144] 王逸舟：“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若干思考与建议”，《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4期，第6页。

[145]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第9页。

又由该中心出面组织。汪老当年所创设的会议机制，在教育部领导、中国俄罗斯中亚东欧学会和各地同行的大力襄助之下，一直得以延续至今。[63]

从全国俄苏问题内部讨论会历次的议程看，后冷战时期的中国俄苏研究具有鲜明的阶段性：

——90年代早期至中期的主要研究命题是苏联解体问题。

——90年代中期以后至新世纪前期，更多地集中讨论俄罗斯的转型问题。

——2004年以后围绕俄罗斯重新崛起的话题进行了多项研究。

——贯穿整个20年的另一个重要命题是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特别是中俄关系。

这一时期的中国俄苏研究的增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业性研究机构的更名改组和新设进程同步进行，研究队伍继续壮大。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体制崩溃发生后，中国俄苏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相应地，各地的苏联东欧研究所以及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学会都进行了相应的更名改组。

这一时期新成立的研究机构主要有：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1994年）、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1999年，次年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2000年）、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所（2001年）、北京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2001年）、对外经贸大学俄罗斯与独联体研究中心（2003年）、中国政法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200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中俄经济技术合作研究所（2004）、新疆伊犁师范学院中亚研究所（2005）、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所（2006年）、哈尔滨师范大学俄语教育研究中心（2007）、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2009年）、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2010）、辽宁大学俄罗斯东欧经济政治研究所（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白俄罗斯研究中心（2011年）等。

第二，研究作品数量保持高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仅2000—2007年间，中国俄苏研究界共出版320种以上有关俄罗斯、东欧和中亚以及苏联问题的个人和集体专著，相关译著超过90种。论文数量则更为庞大。（参见表6）

表6  1992至2007年中国俄苏研究的论文数及类别调查表

资料来源：安成日「中国におけるロシア（ソ連）·東欧·中央アジア研究」『比較経済体制研究』第16号、90頁。

由上表可见，国内俄苏研究界同仁对苏联问题的关注度在新世纪前后基本持平，若以10年为一个周期，则2000以来苏联问题的论述将比90年代更多；中亚问题的热度上升，而对东欧问题的关注度明显呈下降趋势。

笔者认为，近20年来的俄苏问题研究，如果单从数量上看，似乎已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如果从定性的角度看，可能除了偶尔局部开花外，退化的势头可能大于进化的态势。以往之大师名家，多半已年老凋谢，学术衰敝之状渐次显现。这20年俄苏研究所谓的繁荣实际上只体现为数量的膨胀，实际上我们不仅在国际学术界中日益被边缘化，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界也同样日益边缘化，这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导致这种“双边缘”格局的现实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发展的大局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路径转向和对外关系重点的变化，使得对俄苏研究的需求日益萎缩。一个可供观察的指标是，中国俄苏研究的专业学术刊物在90年代之后急剧萎缩，目前连同90年代新创的刊物只剩下不足10种。（参见表7）

表7  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研究专业刊物名录

* 以书代刊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查资料统计而得。

第二，与形形色色的研究机构不断建立[64]相比，中国俄苏研究人才储备不足的弊病日益显现。目前接受俄苏研究训练的中国学者，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纯语言出身，属于典型的半路出家，对于俄苏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内容了解不多；一种则是其所学外语并非俄语，在政治学或其他学科方面有积累，但对俄国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等在地知识知之甚少。这两类

人员要在短短几年的硕士或博士学习中，同时掌握语言、历史文化和所在学科的理论架构，实在是非常艰难。

即便仅仅从俄语教育的角度看，像黑龙江等省份，俄语专业的本科生就业形势很好，但这主要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边贸迅猛发展而带来的对经贸翻译等从业人员的刚性需求造成的，并不意味着相关的研究人才储备较前增多。[65]

第三，中国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差距不仅未能缩小，反而还在加大。80年代相对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俄苏研究界，我们的优势地位在俄罗斯急剧转型的背景下重新转化为劣势。可以说，中国俄苏研究学界本可借着80年代与西方同行基本平等对话之势，在冷战结束之后延续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抢占国际俄苏研究的前沿高地。遗憾的是，我们错过了这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80年代的问题仍本着惯性在俄苏研究的轨道上徜徉。

对此，回顾美国学者罗兹曼的评论是有益的。他认为，80年代妨碍中国在苏联问题研究上的全面繁荣，至少有三个原因：其一，交流的隔绝使得只有少数中国学者能有机会在苏联进行部分实证性研究。大部分学者不得不采用二手材料，而非一手资料。其二，中国俄苏研究的成果绝大多数用中文撰写，很难让苏联学术界了解和熟悉，也基本上没有作品直接用英文撰写或翻译成英文。其三，当时对内部资料的严格控制也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学术圈和国外（非苏联）学术圈的互动。罗兹曼认为，这些问题也是由历史上承继下来的，至今都没有得到全部的解决。[66]

当西方学者，包括日本等亚洲同行，利用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信息大爆炸良机作为验证各种理论的试验场之际，中国的俄苏研究仍然基本保持了一种自娱自乐的小宇宙状况。^[67]不仅对于英语世界的广泛材料利用不足，即便是俄语材料的使用也不够充分，鲜见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在国际刊物上基本上看不到国内俄苏学界的大作。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已有学者以苏联经济研究为案例关注到中国俄苏研究这种不进则退的危险趋势：

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此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工具：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等。可惜，迄今为止，这些工具还殊少用于国内的苏联经济研究中（如果说在国内问题的研究中已经开始了运用这些工具的过程,那么在苏联问题研究中,还看不到哪怕是一点这样的迹象）（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沿用过时的定性描述取代需要定量的分析就成为必然。不论谈到什么问题，经济形势分析也好，增长速度预测也好，消费者福利评价也好，研究者皆“以不变应万变”，用体制弊端、结构困难、劳力短缺为“定式”，一、二、三、四地“分析”一番，做出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断语。由于缺乏分析不同问题所适用的特殊工具（诸如增长理论用于增长速度的预测，投入产出知识用于结构分析，生产者行为理论用于体制研究）结论难免贻笑方家。不仅如此，计算机模型分析和技术预测的失效，还不时被当做反对采用这些工具的理由。这就不仅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 而且是研究者观念的问题了。这里应该指出，国外苏联经济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用分析取代描述，用逻辑结构取代简单罗列，用定性定量的结合取代纯粹定性分析，意味着研究的进步而不是相反。[68]

与其同时，中国本土的俄苏研究刊物至今也没有完成国际化的进程。而赵常庆先生早在80年代中期即提出俄苏研究学刊面向海外发行的问题：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种刊物可向国外发行，这与我国苏联东欧研究地位很不相称。在我国出版的国际问题刊物中有很多是可以向国外发行的，如《国际问题研究》、《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研究》、《日本问题》等。苏联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刊物《远东问题》也用四种文字（俄、英、日、西）公开向国内外发行。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尽快出版一份可向国外发行的苏联东欧问题专业刊物，这对宣传我国的对外政策，扩大国际影响，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是大有裨益的。

学术刊物的国际化是近年来教育部才开始大力推动的方向。上述建议充分表明中国俄苏研究学者是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问题是，这一20余年前的富有前瞻性的建议言犹在耳，但却始终未能落到实处。

另外一个层面是，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程度明显不足。以2010年7月底8月初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中东欧研究会5年一度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为例，亚洲国家中日本有70名余名专家与会，韩国学者有15名，中亚国家学者有数十名，印度作为学会执委会观察员也首次派出2名学者参会，中国作为一个研究俄苏问题的学术大国只有4名学者到会。在会议组织方专门辟出的“亚洲视角”圆桌会议上，该学会第一副主席松里公孝介绍情况时，将韩国和中国放到一起谈，称中国和韩国共有20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显然有保护中国人面子的用意。

第四，如果从学科分野来看，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世界历史等一级学科中，俄苏研究往往因无法提供所谓普遍的知识贡献而在各自所属的学科内得不到认同。

上述种种俄苏研究之现状，不能不令人深感焦虑。如果长期得不到改进，很可能将留下历史的遗憾。

二、从“苏联学”到“后苏联学”：以美国为例的参照

美国对俄国问题的关注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有关俄国和东欧的学术兴趣可以回溯到19世纪，[69]但严肃的研究则开始得比较晚。直至1914年，美国只在3所重要大学中开设了俄罗斯语言与文学课程，而俄罗斯历史只有2所大学教授。[7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只有少数的专家接受过专业的俄苏研究训练，且主要是为了适应美国国务院培养驻俄外交官和一些媒体培养高水平记者的需要。当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ACLS）在1938年设立斯拉夫研究委员会时，美国学术界并没有对其予以过度关注，也不认为俄苏研究领域有多少前景，更多是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直接赋予了美国的俄苏研究强大的活力，并直接影响了冷战期间的美国“苏联学”的发展。尤其是当时为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设立的研究与分析分部工作的数名学者，此后成长为苏联东欧问题研究领域的巨擘。[71]

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仍然广受美国公众的普遍关注。加上冷战的铁幕迅速落下，“国家需要”和“国家利益”催生了第一批有关苏联研究的专项课题和研究中心。后来美国学术界将这种俄苏问题研究称之为“苏联学”，指194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针对苏联内政和外交展开的研究活动，它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是冷战的产物。相当多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外交官和政府官员投入到这场研究中，创造了大量苏联学的作品和文献。

冷战结束后，世界体系理论的缔造者、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等学者共同撰写了《冷战与大学：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史》一书，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就冷战时期的大学、大学内部的研究机构及其学者的研究与美国国家政治，尤其是军事间的密切关系，作了详尽的描述。该书认为，美国冷战期间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度源自二战期间的战时学术安排，即在一切为了赢得战争的国家动员中，知识分子被调集和组织起来。这种战争赋予学术配合政治的合法性在二战结束后不仅没有终结，反而逐渐定型为美国最为稳定的学术界与政府间相互联动与协作的国家科研体制。在一切为了抗衡苏联的前提下，这种特有的战时科研体制直到60年代一些大学师生以激进方式表示抵制后方才略有改观。[72]

当时，首批成立的是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在二战后的头十年，一批研究生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多在二战期间学习过俄语，也因为曾经常驻过苏联或东欧国家而对这一国别和区域研究深感兴趣，由于经历过二战或者有过其他工作经历，他们对于学习和研究生活更为投入。这一时间段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基本上都成了美国苏联东欧研究或实务的主力。（参见表8）部分学生后来逐渐升迁至美国派驻苏东地区的大使，部分则成为层出不穷的各项俄苏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则在美国政府内部担当处理苏联东欧事务的官员。坦率地说，从学术研究角度看，战后头十年美国的苏联研究仍处于一个夯实基础的阶段，总体质量不高，静态研究多，动态研究少，平铺直叙多，理论总结少。但也应承认，其最大的价值和功劳在于收集和积累资料，为以后的“苏联学”的拓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表8  美国俄苏区域研究研究生就业情况调查表（1946-1957）

（以哥伦比亚、哈佛、印第安纳和华盛顿大学为例）

注：研究生和非研究生总数约670人；继续接受研究生训练的学生数量为75人；第一份工作情况明了者为420人。

资料来源：Cyrillic E.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 (eds.), 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IndianaUniversity Press. 1959, p.65.

科尔顿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发表过题为“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的演讲，他当时透露：

在冷战开始的最初十年、二十年，当时苏联是美国的敌人，苏联研究是美国国家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印象后来加以强化，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1957年苏联的卫星上天，这使得当时美国感到苏联研究更加必要。可以说政府对俄罗斯研究的支持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还包括物质上和资金上的支持。当时的苏联研究，包括现在的俄罗斯研究，在整个学科研究和教育当中受到了政府的特别照顾。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军方、情报部门对俄罗斯研究人才有很大需求，我所指的人才是了解一些俄国的情况并且懂俄语的人。当时美国政府花了几百万美元来翻译关于俄罗斯的情况资料，让美国的官员了解运用。后来这些关于苏联的资料慢慢流向民间，让学者加以运用研究。美国当时也建立了一些智库，主要是从事战略和军事研究。当时最著名的是兰德公司，主要研究苏联以及他们眼中的苏联威胁。毫无疑问，这些研究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个人在50、60、70年代经常可以走向政府的高位。布热津斯基曾经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尔布赖特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赖斯曾经也是研究苏联问题的，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是苏联俄罗斯研究出身。[73]

科尔顿道出了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战后在美国迅速崛起的“公开秘密”，即这显然跟政府驱动有关。

第一，美国意识到，在苏联1957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可能会陷入一个被苏联超越的风险，这种恐惧感推动了美国加大对苏联东欧研究的投入，以求深刻了解和理解冷战期间的最大敌手。艾森豪威尔政府借此说服了美国国会在1958年紧急通过了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按照该法相关规定，美国将对所有地区研究中心进行超过25年的资助。[74]苏联问题显然是美国外交政策即便不是唯一也是重点予以关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经济学、政治学、国际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除了研究自己的基本学科外，还沉浸在研究作为对手的苏联，包括其语言、历史和文化。

第二，美国国防教育法的实施和福特基金会不遗余力的财政支持，从整体上推动了“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作为一门学问的形成和增长。这同样是“苏联学”发展的战略机遇。

“区域研究”受到美国学术界、政界乃至各项基金会的广泛扶持，主要是它的学术旨趣符合了用西方的方式理解非西方的尝试和努力。为了突破过去局限于欧洲大陆的世界观，同时更是为了适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透过雅尔塔体系建立起的霸权地位，一种结合了国家资源、私人基金和学院体制的“美国式区域研究”开始在美国学院体制中占据显著位置。这种区域研究从被推广伊始就带有浓厚的现实关怀，“主要的重点指向那些阻碍美国试图准备成为世界领导的地区”[75]。其目标包括：第一，努力用一种整合的学科融合，而非单一学科甚至是多学科的方式去理解一个他者社会。在此过程中，各种专业学科的细化和相互之间的孤立状况将被打破。相应地，知识的整体性将得到展现，由此可以催生新的学术立场、新的洞察力，新的技巧也将会形成。第二，由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框架是基于北大西洋共同体的现实提炼，对其他非西方地区可能并不适用，因此，试图借助区域研究提供非西方世界的信息和比较数据，从而克服美国学者狭隘的地方主义立场。第三，通过整合性的知识尝试去认识、分析、诠释异文化社会，也有助于外部研究者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反省。[76]由于苏联体制的特殊性，要认识其本质，了解其运作规律，厘清其利益所在，只能借助于区域研究的方式，而不能依靠传统的分科知识。

随着冷战的逐步展开，美国愈加重视对于苏联的研究。美国政府的许多部门和机构投入到对苏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之中，一批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相继成立，一些大学开设了关于苏联历史和政治的专业课程，各类智库也将其关注点转移到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SRC）1991年的一份报告总结道：“冷战的意识形态成为推进美国苏联研究的一个重要导因。政府部门成为苏联学专家的重要雇用者。同时，很多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本身从一开始就是来自于苏联东欧的难民。毫无疑问，上述力量的结合快速地推动了这一领域，但同时也扭曲了政策研究的智识议程。”[77]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研究苏联第一代政策的专家的来源分析可以彰显出早期美国俄苏研究的两面性：

……对苏联政策的解释，基本上为一批原来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前共产党人或至少是当年的同路人所独占，这些人对马列主义造诣颇深，而且数十年来一直密切注视着苏联以及国际共运的发展。他们彼此在看法上未必能取得一致，再说他们的见解也不见得都正确。然而，他们毕竟都具有相当的感性认识，使他们对苏联内部的动向、对斯大林及其信徒们的意图，能够把握住实质，能够猜侧到苏联所可能作出的反应。很明显，这批老一代的专家有他们自己的意图，因此对问题的看法往往带有倾向性，而且偏激得厉害。尽管如此，这种偏见丝毫也没有妨碍他们对问题有精辟的真知灼见……[78]

到上个世纪50年代的后半期和60年代，一批以苏联东欧作为研究对象的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开始在美国学界政界呼风唤雨，其中主要来自布朗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堪萨斯大学、密歇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斯坦福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研究型高校。

这一时期的俄苏研究多集中于历史、文学。而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研究，从研究范式上看，人类学的路径优势较为明显。这并非偶然。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就是人类学家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该中心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即哈佛难民项目，同样是由人类学家领衔。关键问题是，由于冷战无形的铁幕隔断了苏联与西方阵营，使得研究俄苏问题无法采取象研究法国或者英国那样的方式。为了研究俄苏问题，或者说为了接近俄苏问题的“真相”，不得不更多地采取人类学的方式，即通过某些“线人”、来自苏联的个别社会成员的知识的传导。通过这样的研究显然所获得的信息是有偏向的，“非客观性”的一面难以避免。[79]同样，由于美国学者当时几无可能赴苏联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在地调研，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路径很快就被其他方法所挤斥。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淖，并最终在70年代初期铩羽而归，这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也影响了美国的中国研究。作为共产主义体制研究的一部分，这种影响又波及到了苏联东欧研究。这一时期苏美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赫鲁晓夫解冻政策的推行，苏联社会非斯大林化的展开，苏联报刊相对来说自由度变大，这就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同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东西方交流特别助理莱西和当时的苏联驻美大使扎鲁宾于1958年经过两轮谈判后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苏美文化交流协议。此后，此前一直冰封的苏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得以正式推进，许多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可以到苏联进行一到两年的实地研究，不少苏联学者也有机会前往美国。据统计，从1958年到1985年底，大约有2000名美国学者和2000名苏联学者通过相关项目到对方国家访学交流。[80]同期，美国在比较政治科学和行为科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一些新观念、新方法、新概念应运而生。[81]

在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学术进展两股浪潮夹击下，美国学术界对区域研究的理念和方法提出了质疑，出现了修正主义学派。这股浪潮最早出现在亚洲区域研究领域。一些专家在1964年召开的亚洲学研究学会年会上提出了如何处理中国研究和传统分科之间的关系。此后，一些杂志也开始刊登区域研究与学科导向关联性的文章。美国的苏联东欧研究界迅速参与了这一场大辩论，开始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82]一部分学者甚至专门修正对苏联研究的方法，对过去近20年苏联研究进程中积累的工具、研究模式开始抱怀疑态度，希望进行修正。有学者公开宣称，是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研究，为研究共产主义体制提供了更具想象力的概念和方法。[83]当时出现了对俄罗斯研究、中国研究以及拉丁美洲研究进行整合的趋势。这种整合更多地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展开。

70年代时，大批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和部分德意志移民迁居到西方国家，这给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沉寂一时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重张旗鼓，展开了大规模的访谈研究，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1980年代初，里根政府觉得苏联研究做得还不够，特别是不能深入到很多苏联现象中，因此投入了更多的资金。整个80年代是美国的苏联研究相当兴奋的时期。[84]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苏联的改革更激起了美国学者的研究兴趣。

整体而言，冷战时期美国的苏联研究围绕着苏联的政治特征、苏联变革的可能性、苏联政治统治的代际变化、苏联文化及历史等核心问题最终分成了三块壁垒森严的阵地：文学和历史研究者集中精力钻研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文化和革命、内战以及二战前后的历史；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者试图理清后斯大林时代及与此相关的问题；而“苏联学”专家则转变为对苏联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被戏称为“克里姆林宫学”的知识成为这批学者的主业，一门心思放在苏联高层的人事变化、权力斗争等问题上。[85]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在整个过程中相对处于边缘位置。在学科导向与区域导向的争论中，二者最终分道扬镳。基于社会科学背景、运用相应理论对苏联问题进行研究，后来被归纳为“套模型”（Model fitting）。极权主义模型、结构功能模型、政治文化模型、发展模型、多元模型、利益集团模型、合作主义模型、政策网络模型、官僚政治模型、主从关系模型等纷至沓来，不一而足。正如王绍光所批评的，这些理论中没有一种是从研究共产主义制度自身运作规律中产生的。基本上是什么理论在学术界时髦，什么理论就会被用于共产主义研究。外来模型也许对认识共产主义制度不无启发，但问题在于，简单地套模型就不免有点粗糙，有点生硬，有点勉强。[86]但总体而言，“苏联学”、包括后来的“克里姆林宫学”，在整个冷战时期始终保持了与美国当局的紧密合作，从而确保了对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主导地位。

但正在“苏联学”处于鼎盛时期之际，苏联突然解体了。整个世界对此毫无准备。除了《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等，基于帝国的成长规律，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出发，对此早有预测外。美国学术界对苏联的解体大多十分茫然。美国研究俄苏问题的专家也是如此。科尔顿教授在1991年9月还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苏联政治的活力”。但正在他向学生们传授苏联体制的超稳定性并强调这一体制的活力时，存续了73年的苏联（含苏俄）一夜之间红旗坠地。科尔顿教授自嘲说，“结束课程讲解后，苏联就不复存在了，这显然很滑稽”。

苏联的崩溃毫无疑问带来了美国俄苏问题研究的危机。按照科尔顿的论述，这场危机从以下几个层面可以感知：

首先，苏联研究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大学眼中变得不再特殊，不再受照顾。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迅速进行亲西方的制度改造，进入了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蜜月期。冷战的敌人消失了，意味着美国的俄苏研究界再不能用对敌人的研究的重要性来塑造自己的研究身份。

第二，有志于从事苏联研究的学生人数急剧减少。以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为例，其成立伊始开设的苏联政治课程有60个学生听课，而到科尔顿1989年开设这一课程时已经增加到历史上最高纪录的75人。但在苏联解体后两年的1993年，选修和专修这门课程的学生人数就降到了25人。

第三，苏联研究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开始“碎片化”。曾经是有近两亿人口的大国一朝分裂为15个国家，连俄罗斯都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遑论其他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碎片化的一些国别研究变成了俄罗斯研究的简单衍生品。

第四，上述演变是在美国整个苏联研究人员代际更迭的敏感时刻发生的。当时研究苏联问题的很多学者在苏联解体时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科尔顿感慨说：

我们不知道如何替代他们，也不知道新的一代应该继续研究什么。还有就是对社会科学领域做研究的人来说，实际上我们对研究的对象也处于急剧变化之中，用美国的一句话说，我们在追一个本身在移动的目标，其挑战之大可想而知。[87]

所以苏联解体后的10年时间，基本上是一个美国俄苏研究“失落和反思的十年”。如前文所述，美国学术界曾集中讨论为什么美国的“苏联学”非但没有能够预测到苏联的解体，相反却成了西方意识形态僵化的一个源泉。但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建立起“后苏联学”的重要阶段。经过了深刻反思的美国学术界抓住了苏联解体带来的空前机遇，社会科学利用其学科优势迅速地主导了对俄苏研究的议程设置，并利用传统学科的理论强势将“让人迷茫、有时显得矛盾重重”的俄罗斯当作了各种理论的试验场。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新的俄罗斯本身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兴奋点。美国学术界当时受到激励，不断研究新的问题，拿出新的模型，设立新的范式，收集新的资料。冷战时期被批评为“套模型”的研究方式，此时因为大量一手资料的获得而具备了证实或证伪的可能，有了用武之地。其中转型理论的发展最为引人关注。到90年代末期，美国对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产生研究兴趣的学生人数，已经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新世纪以来，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西方有多少俄罗斯问题的作品问世。最近一段时间围绕新冷战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倒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火花四射。就这样，“正常化”而非“特殊化”的“后苏联学”在美国学术界成功复活。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俄苏研究的复活，尤其是政治科学，是付出了代价的，即不得不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纯粹的学术根本不存在。英国学者波波·罗对此批评道，在西方，对于俄罗斯的研究日益以政策为导向。大学、研究机构和智库不断向基金机构、政府、多边组织（欧盟、联合国等）以及企业部门寻求资助。为了获得资金，他们需要展示他们的研究是“意义重大”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的老套。因此，有关俄罗斯这样充满争议和分歧的议题，往往反映出特定的思想、政治、甚至是商业的观点。当今大部分有关俄罗斯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都更注重提出特定的观点（“鼓吹”），而不是进行客观的分析。由于过去几年中俄罗斯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发展，这种趋势得到了强化。[88]

三、作为方法的日本斯拉夫—欧亚研究：

一项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为基础的案例分析

如果说美国的俄苏研究是一个“高度政治化”[89]的产物的话，日本的俄苏研究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路径选择。作为与俄罗斯隔海相望的东亚大国，日本对俄罗斯、独联体、波罗的海以及中东欧国家在内的斯拉夫—欧亚区域的研究具有相当雄厚的研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根据日本学者木村汎（Hiroshi Kimura）的研究，按从业专家人数计，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大国，超过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法国等传统的俄苏研究大国，更不用说瑞典和芬兰这样的北欧国家。^[90]统计数据表明，最新一期的斯拉夫—欧亚研究人员名录共收录了1529名日本国内学者，比2003年增加了30名。^[91]与这种积极发展的态势相呼应的是，近年来日本学者在国际俄苏问题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也在递增，每5年召开一次的世界俄罗斯东欧研究国际学会会议将于2015年在日本举行，这也是该学会成立以来首次在亚洲召开这样大规模的国际会议。

    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则是日本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的代表，它不仅在日本国内成为公认的本领域顶级研究水准的学术机构，在国际上也得到了高度认可。调查数据显示，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认为该中心的研究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参见图1）。

注：（1）达到国际一流水准；（2）达到日本国内一流水准；（3）改进后有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4）不知道；（5）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9年, p.25.

图1 对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活动的整体评价

上述调查表明，如果将共同研究员和其他研究员的数据累计相加，认同斯拉夫中心达到国际一流水准的高达75%，其在日本国内已达到一流水准更是毋庸置疑。本文接下来将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取向为例，揭示其组织学术研究的特点、方法，通过介绍其代表作，以及今后的发展思路等，看看作为国际一流学术机构办学经验的缩影，可以为中国的俄苏研究提供哪些参照和借鉴。

（一）斯拉夫研究中心前史（1953-1978）

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研究设施（机构）成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二战前，从日本的总体战略需要出发，作为学术机构的斯拉夫问题研究曾一度被废止，日本国内从事斯拉夫地区研究的学术机构在二战前集体失声。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设施的成立，标志着在日本高等教育体制框架内的斯拉夫问题研究传统得以重新恢复。

早在1947年，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开始在法律文学部中设立俄罗斯语言文学讲座，这也使其成为日本国立大学中最先设立这类研究设施的学府。这一年，执教于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学者木村彰一成了该校斯拉夫研究室以及斯拉夫研究设施的奠基人。与其他研究机构较为相似的是，斯拉夫研究设施在其成立之初并没有明确的独立身份。根据外川继男的描述，此时的斯拉夫研究室不但研究人员数量很少，而且并非一个独立组织。该机构之所以能够诞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北海道大学文学部教授木村彰一（斯拉夫研究室主任、斯拉夫研究所首任主任）和同为文学部副教授的鸟山成人（斯拉夫研究所第二任主任）想在该校设置从语言、文学以及历史的角度进行斯拉夫研究的场所。所幸的是，当时的北海道大学校长杉野目晴貞以及法学部教授尾行典男同样希望成立一个集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斯拉夫地区研究组织。同时，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也非常乐意向日本国立大学中唯一设立俄罗斯文学专业的北海道大学提供成立苏联和东欧研究机构的资助。这三股力量最终催生了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前身——斯拉夫研究室。洛克菲勒财团在斯拉夫研究室正式成立前向该研究室捐赠了价值约500万日元的图书和文献资料，这也成为后来著名的斯拉夫研究中心丰富藏书的基础。

根据笔者对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访谈，尽管现存资料并未详细说明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设施的成立背景。但自成立之日起，斯拉夫研究室的功能即已经被确定为以下几点，并成为该机构此后50多年发展的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多学科研究理念。斯拉夫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是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斯拉夫区域研究。

第二，坚持开放原则组建研究团队。换言之，斯拉夫研究中心的成员可以超越北海道大学的范围，面向日本所有高校和从事斯拉夫—欧亚研究的学术机构。

第三，坚持从事纯粹的学术性共同研究。也就是说，有意识地不从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决策研究角度和战略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以学术性为基本导向。

1953年成立之初，斯拉夫研究室的成员主要是大学内外的兼职研究员，既没有固定编制，也没有固定预算，活动经费全部来自日本文部省下拨的科学研究经费。这种状况在1955年改制之后并没有明显变化。当时研究室的正式编制为1名副教授和1名助手，其余均为大学内外的兼职研究员。

这一时期的斯拉夫研究室学术活动和研究的组织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研究室的管理和运转实行首长负责制，主要由主任研究员负责；每年召开两次教授会议，籍此对研究设施的运转、组织人事和其它重要事项进行审议。由于无法作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单独活动，当时斯拉夫研究室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附属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

借助校内外相关专家的集体力量进行合作研究是斯拉夫研究设施成立之初即开始遵循的基本原则。尽管这一机构当时的规模非常有限，但仍然从政治史、思想文化、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完成了一系列非常有意义的共同研究课题：1、关于俄国和苏联社会中间阶层作用的研究（俄罗斯平民主义）（1953—1958）；2、俄国革命研究（1957—1959、1968—1969）；3、俄国社会现代化研究（1964—1965）；4、东欧的联邦主义研究（1965—1966）；5、俄国和东欧的民族主义问题研究（1970—1973）；6、苏联社会的变迁和对外关系（1973—1975）。

从经费来源看，以上所列课题的研究经费主要出自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补助经费。从使用途径看，大部分用于购买必备资料和支付差旅费用。从组织形式看，这些共同研究主要通过研究报告会[92]和1970年开始组建的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会[93]进行讨论和发表。从成果载体看，各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主要刊载于1957年创刊的研究纪要——《斯拉夫研究》。[94]

经过研究人员的努力和日本国内相关人士的帮助，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设施的规模不断扩大，开始逐步完成由虚体化到实体化的转变过程，即由原本的讲座形式转变为研究实体的形式。1957年设立了经济研究方向，1964年设立了历史研究方向，1977年设立了政治研究方向，最终形成了拥有6名专职研究员、1名客座教授和包括法律研究方向在内的6个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望月哲男教授认为，总体而言，当时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的规模并不是很大，而且也极度缺乏进行持久的合作研究和实地调查以及开展国际交流的经费。无论是从研究人员的数量，还是从所藏资料的规模来看，都远远比不上1964年在东京外国语大学设置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以及1965年在京都大学设立的东南亚研究中心等区域研究机构。[95]

造成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在各个方面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整个社会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该区域的综合性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同时，在行政上隶属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而非独立研究机构的事实，也是妨碍斯拉夫研究机构成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改善这种局面，1969年，百濑宏设施长（主任）试图将斯拉夫研究设施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独立出去，并成立新的“苏联东欧研究中心”，这样就拉开了近10年的“独立运动”的帷幕。在70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斯拉夫研究机构成立20年后，经过外川继男和木村汎等历届主任对北海道大学以及文部省的多次呼吁，终于于1978年春成立了作为北海道大学校内共同教育研究设施的斯拉夫研究中心。

（二）校内共同教育研究设施时代（1978-1990）

新成立的斯拉夫研究中心采取大讲座的方式，从事文化、经济和政治等三个方向的斯拉夫区域研究，编制规模也扩展为7名教授、1名客座教授和2名访问学者。为使中心保持高效运转，特别设置了由专职教职员工和校内文科各专业的若干名教师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事、预算等与中心管理有关事项的审议工作。虽然此时差旅费等中心经费的数量仍然相对有限，但较之于头20年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这也使得该中心具备了进行合作研究和海外实地调查研究的一定基础。1981年，北海道大学法学部进行了扩建，扩建后的法学楼中有3层分配给斯拉夫研究中心进行研究、管理及图书资料的保存，使得中心办公条件明显改善。

上述一系列措施大大促进了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研究活动。这一时期，在保留合作研究、研究报告会、各种交流会、在其它专业期刊发表论文、《斯拉夫研究》纪要等传统的研究活动之外，中心增设了以下研究活动：

1、《斯拉夫研究中心新闻》（1979年3月创刊，第一年共发行3期，随后以季刊形式发行）；

2、《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系列》（1979年创刊，主要刊行研究报告会、各种研究会的报告和讨论集）；

3、《Acta Slavica  Iaponica》（1983年创刊，系外文年刊）；

4、《公开讲座》（1985年前为试刊，1986年后每年刊行一次，每次7—8讲）；

5、“铃川基金奖励研究员制度”（1987年开始实行，利用铃川正久的捐赠资金资助研究生以上学历的青年学者的访问研究）；

6、“学术交流协定”（与巴黎第三新索邦大学国立东洋语言文化研究所俄罗斯研究中心等五个国家的6个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协定）；

7、《苏联东欧研究文献目录》（该目录从1978到1989年为止，每年出版一次，主要收录了《斯拉夫研究》卷目的国内研究文献与信息。1990年以后建立了数据库）；

8、《书籍杂志信息》（主要收集了从70年代以来中心以及国内外的图书杂志和图书馆信息）；

9、“基本图书整备计划”（从1981年起按照当时拥有藏书约55万册的伊利诺伊大学苏联东欧研究中心的1/5的规模，利用特别经费进行基础文献的收集）。

由于访问学者在中心进行长期研究成为可能，这一时期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研究会议的国际化色彩逐渐增强，特别是从80年代后期起得到了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经费、国际学术研究经费和驻札幌美国中心的援助之后，这一特征尤为明显。

正是在这一时期，该中心组织的夏季研究报告会多以国际会议的形式举行，一部分成果收录在《研究报告系列》里，一部分收录在外文论文集中。

而以午餐交流会的形式进行学术讨论成为这一时期的惯例。中心的休息室里设置了苏联卫星电视的接受装置，利用该设施，中心研究人员一边观看苏联的新闻报道，一边同来访的外国学者就戈尔巴乔夫改革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学术讨论。

望月哲男教授是日本国内研究俄国文学的顶梁柱，他于1986年加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据他回忆，他当时对中心与其它大学文学专业不同的学术氛围深感诧异，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特别是与自己专业不同的外国学者接触的机会非常多，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各类研讨会非常频繁，且大部分研究会不但使用日语，也使用外语进行。

第二，学术批判精神浓厚。在研究会（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学者们会进行激烈的相互批判。

第三，集体意识和团队意识很强。每周一下午例行的教师会议，有边喝酒边交流的惯例。同时，关于斯拉夫研究中心的预算、人事等管理方面的问题，组织的扩充、研究生院的设想等问题，报告会的日程和研究费的申请，出版物的编辑，以及各种学会信息和海外学者的研究动向、外国学者的接待等与中心有关的一切事务，都经由全体讨论的形式研究解决。“不参与自己专业之外事务的做法在中心行不通”。比如，在访问学者的人选问题上，在从与自己专业不同的A教授和B博士中选择一位合适的人选时，中心的研究人员被要求根据访问学者提供的申请资料提出自己的意见。由于理念不同，通常下午1点半开始的会议到傍晚7点还没有结束的事例也不少。望月哲男教授说，这可能使刚到任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感觉不适应，觉得这简直就是中小企业的业务会议。但是现在日本的大学改革要求大学老师具有跨专业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同时具有企业家的创新思想。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感觉还是很怀念的。[96]

（三）打造全国核心研究机构的努力

随着斯拉夫研究中心的日益扩大以及在日本国内影响力的逐步提高，其发展目标也作出了相应调整。如果说截止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目标是将斯拉夫区域研究确定为一门学科，同时将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作为研究载体的话，到了80年代，加强与日本各专业的斯拉夫研究机构的合作，同时提高中心研究的国际水平，并为此以斯拉夫研究中心为基础确立全国规模的共同研究、共同利用的学术机构，就成为中心孜孜追求的战略目标。

1982年，伊东孝之担任中心主任期间，斯拉夫研究中心即提出了建立“苏联东欧研究所”的设想。按照伊东孝之的思路，这一研究所的目标是不仅在日本，还应在东亚及环太平洋地区的斯拉夫区域研究领域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伊东孝之呼吁，在充实合作研究、各类讨论会和学术会议、共同研究员制度、资料的收集和共同利用等传统的研究活动之外，斯拉夫研究中心应致力于定期进行海外学术调查、青年学者的实地培训、以国内青年学者为对象的夏季讨论会（seminar），并开展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和研究梯队的建设。他认为，“苏联东欧研究所”应成为以文化、政治、经济等三个研究方向为主体，并设置共同利用部门、信息资料部门和事务部（办公室），拥有教授会议及其他管理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总人数达42人的大型学术机构。要实现这一宏伟的设想，斯拉夫研究中心必须克服研究经费不足和人才不足两大障碍。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心在各界支持下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推动日本斯拉夫研究现状的调查。在此之前，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已经分别于1957年及1975—1976年间进行了两次关于日本的斯拉夫研究的专家问卷调查，并出版了研究者名录。1986年，中心获得了北海道大学教育研究校内特别经费——“对日本的苏联东欧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改进措施建议的基本调查”，利用这一资源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通过调查，最终编制了包含研究主题、研究成果、所属学会等信息的1202名日本俄苏问题研究专家名录。同时，在这一摸底普查前，外川继男、伊东孝之和长谷川毅等学者已经就日本斯拉夫研究的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发表了相应的文章进行论述。[97]

第二，推动国外斯拉夫研究状况的调查。中心研究人员利用自己的留学经历和同外国研究人员在不同场合进行交流的机会，努力了解国外的斯拉夫研究情况。1987年，在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经费国际学术研究课题“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和“西欧苏联东欧研究的现状与未来”框架内，木村汎教授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外调查，分两次对法国、以色列、比利时、英国、西德、美国等国的共32个从事斯拉夫问题研究和教育的机构进行了访问，并对各个机构的特征和未来发展的空间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此前，斯拉夫研究中心负责文献资料管理的秋月孝子已经对欧美的与斯拉夫研究相关的图书馆进行了实地调查。

第三，推动日本斯拉夫研究的研讨。在进行上述调查的同时，中心还定期举办日本全国各专业的专家出席的关于促进斯拉夫研究的讨论会。1984年7月和1985年2月举行中心研究报告会期间，中心专门组织了题为《我国苏联东欧研究的现状》的学术交流会。与会学者分别对日本的斯拉夫研究与欧美的研究、教育现状进行了比较，并对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对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其后，日本学者又在1987年7月和10月、1988年1月分别于札幌和东京召开了几次关于促进斯拉夫研究的专题讨论会。

在1984年7月的会议上，长谷川毅提议，建立一个囊括当前所有学会的组织，促进国际交流，有计划地开展梯队建设，促进图书的统一购买等10项措施。这些提议后来被称为“长谷川毅倡议”，成为1987年一系列研讨会的基础。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1987年10月在神田学士会议馆举行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提出了各专业学术带头人的“问题意识”问题。比如，气贺健三（苏联东欧学会）、佐藤经明（社会主义经济学会）、山口严（JSSEES）、越村勳（东欧史学会）、和田春树（俄国史研究会）、佐藤纯一（日本俄罗斯文学会）、盐川伸明（苏联史研究会）等就学会组织问题；加藤一夫（国立国会图书馆）、秋月孝子（斯拉夫研究中心）、松田润（斯拉夫研究中心）等就图书馆信息体制问题；藤本和贵夫（大阪大学）、下斗米伸夫（成蹊大学）等就教育问题；川端香男里（东京大学）、竹浪祥一郎（桃山学院大学）等就国际交流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研讨会后，与会学者联名起草了两个倡议书——“关于设立斯拉夫区域杂志中心的倡议书”、“关于基于日苏文化交流协定的政府留学生交换制度的倡议书”，并提交相关政府部门。

随后，在1988年1月斯拉夫研究中心举行的研讨会上，伊东孝之提出了设置“日本斯拉夫协会联合会”、“斯拉夫区域文献中心”和“斯拉夫区域杂志中心”、日本斯拉夫学委员会以及开设“国际交流窗口”等四项措施，作为改善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的主要方法。他同时提出，为了实现这些措施，需要强化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中心的职能，对中心进行根本上的体制改革，使其成为全国性的研究设施。

中心的这些活动得到了日本各界的广泛支持。当然，这也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举世震惊的变化分不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扩大了日本一般社会人士和普通学生对斯拉夫区域的关心，同时信息的多元化、实地研究可能性的增加、国际交流的进展、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也迫使斯拉夫研究中心对现行研究体制进行根本变革。

在这一阶段，由于与斯拉夫国家的文化学术交流的障碍被打破，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日本在斯拉夫研究领域的封闭性，资料收集的延时性，研究机构与学会之间交流的缺乏，教育研究的专业与对象区域的不平衡性，即偏好某一地区的研究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并非日本所独有，但相对于积极引进苏联东欧地区的专家学者、招收当地学生、大规模进行资料搜集的欧美各国学界而言，日本的研究体制仍然显得较为僵化。在此背景下，在日本建立全国规模的研究、信息收集、进行国际交流和专家培养的研究中心的紧迫性日益突出。

为了改变上述不利状况，从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每年都向日本政府提出拨付改制经费的请求，最终于1990年6月在原晖之出任主任期间，斯拉夫研究中心成为“全国共同利用设施”。

（四）作为全国共同利用设施的斯拉夫研究中心

重组后的斯拉夫研究中心下设地域文化、国际关系、生产环境、社会体制等四个方面的研究部门和信息资料部门，以及事务部（办公室），同时还设立了审议组织人事、预算等相关事宜的协议员会（校内组织）和审议研究各种课题计划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包括校外的各界代表）。1993年在皆川修吾担任主任期间，中心增设了民族环境研究部门，编制增加为11名专职教授、3名客座教授、3名访问学者、1名信息资料部副教授、2名助手、3名事务部（办公室）成员。1994年研究中心所在办公楼进行了改扩建。

利用这次改制，斯拉夫研究中心开展了新的研究活动，加大了国际化方面的投入和努力。1990年同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部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学研究所、1991年同苏联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约定每年互派学者到对方访问。同期该中心还与法国第三新索邦大学国立东洋语言文化研究所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延长了于1983年9月25签署的共同研究协定，与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签署了新的合作协定。[98]

中心非常重视学术研究的考评工作。1991年起，该中心通过由专职教授和外部评论员组成的专职教授讨论会（Seminar）的方式来考查中心研究人员发表的各类论文，并对其相关的学术活动进行考核。这一时期，斯拉夫研究中心成为日本文部省管辖的全国性研究组织“文部省所辖及国立大学附属研究所主任会议”的成员。在该组织内部，成立了专门讨论斯拉夫研究中心存在的问题及同其它研究机构进行合作问题的平台。从1993年开始，对中心的研究活动进行综合考核的自我评价体系确立起来，并且每两年发表一次自我评价报告书。

日本的斯拉夫研究现状问题的讨论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延续。1992年2月冬季报告会期间，在伊东孝之主持下，由川端香男里、木户蓊、和田春树和佐藤经明参与的题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我国的苏联东欧研究：反思和问题”圆桌会议上，从苏联解体后的角度对日本的斯拉夫区域研究史进行了反思。会上，伊东孝之提出了信息系统欠缺等体制问题，长期以来日本存在斯拉夫研究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对象设定的保守主义倾向，以及研究方法论的僵化等问题。

1994年，作为斯拉夫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以原晖之为总主编，共8卷的斯拉夫区域研究论文集《“斯拉夫世界”讲座文库》由弘文堂出版发行。共有105名学者参与了该论文集的编撰，这是日本最早的综合介绍斯拉夫区域的文献。

1995年，以皆川修吾为课题负责人的3年重点领域研究项目“斯拉夫—欧亚的变迁：自存与共存的条件”开始启动。该课题有数十名专家和10余个研究团队参与，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现状与历史进行分析。这个综合性的区域合作研究在展示斯拉夫世界现状的同时，也为中心今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得到了日本国内学界的高度评价（参见图2）。

注：（1）达到国际一流水准；（2）达到日本国内一流水准；（3）改进后有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4）不知道；（5）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9年, p.26.

图2  对皆川修吾重点研究领域的评价

1995年，中心成为日本文部省“核心研究机构支援项目”的支援对象。从此，中心开始利用“提高研究水平经费”、“访问学者经费”、“非常勤研究员经费”等，开展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活动。

中心作为核心研究机构得到日本国内各界的公认。特别是中心举行的国际会议，在主题的选定、报告人的遴选、会议的组织等方面得到了国外与会学者的好评（参见图3）。有关情况被刊登在欧美相应的学术期刊上。

注：（1）达到国际一流水准；（2）达到日本国内一流水准；（3）改进后有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4）不知道；（5）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9年, p.26.

图3  对斯拉夫研究中心夏季/冬季国际会议的评价

尽管如此，斯拉夫研究中心自我评价认为，当时的中心管理与研究活动的方式还没有完全达到理想的状态。尤其是考虑到斯拉夫—欧亚世界的辽阔幅员，按照区域的综合研究理念，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部门的组成及编制，无论是从专业方面还是从个别的研究对象区域来说，都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五）新世纪以来的斯拉夫研究中心：朝向世界一流的目标

新世纪以来，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中心进入了一个新的加速发展阶段，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日本国内斯拉夫研究的领先地位，同时逐渐增强了在国际斯拉夫学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从2000年开始，中心在北海道大学文学专业框架内进行研究生教育，开设了历史区域文化学专业。2009、2010年度共有17名博士研究生、15名硕士研究生在读。而且，斯拉夫中心培养的研究生来源非常国际化，除了本国学生外，还有来自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捷克、韩国、蒙古、新西兰和巴西等国的学生。

2003年，斯拉夫研究中心在日本文部省举行的21世纪卓越研究机构计划（21st Century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的选拔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该计划2003至2008年度的基金资助。斯拉夫研究中心申报的课题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野心”的研究计划——“斯拉夫欧亚学科体系的构建”（Making a discipline of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Meso-areas and Globalization），设定目标为“在欧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新历史环境下为振兴和推动国际斯拉夫区域研究作出贡献”。

2008年，中心获得了日本文部省新学术领域研究重大课题“欧亚区域大国的比较研究”（2008—2012年度）项目。这也标志着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范围的日益扩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苏联东欧地区，而是将中国、印度乃至土耳其等大欧亚地区的国家都纳入研究之中，试图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进行地区层次的剖析，通过本项研究对国际秩序、世界体系等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对帝国的崩溃和重组，以及对民族纠纷、宗教对立等影响全球格局的地区问题提出新的看法。

2009年，中心再接再厉，现任主任岩下明裕主持的“边境研究核心机构的养成：斯拉夫—欧亚与世界”研究课题入选日本文部省全球卓越研究机构项目（GCOE）（2009-2013年度）。该课题计划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为基础，组建全国性的边境问题研究学会，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形成竞争力。

2008年，松里公孝教授主持的青年学者国际培训计划获得了日本学术振兴会2008—2012年度的资助，打开了日本北海道中心一直呼吁的加强日本斯拉夫研究国家化和培养青年学者的构想的新途径。根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的斯拉夫研究尽管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仍局限于日本国内层次，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公开展示非常有限，尤其是用英文撰写的一流论文严重不足。[99]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斯拉夫研究中心借助上述计划，每年从日本国内选拔3、4名已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包括博士后和讲师），赴欧美一流的斯拉夫研究机构——如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访学，加强学术素养。

2009年6月25日，斯拉夫研究中心在全国共同利用设施的基础上又被认定为共同利用∙共同研究机构（2010—2015年度）。

2010年，斯拉夫研究中心继续进行体制改革，原先的管理委员会被改组为机构管理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前者作为中心主任的咨询机构，审议中心的共同利用、共同研究的各项活动；后者负责审查中心进行的各种共同利用、共同研究的招投标工作。

整体而言，斯拉夫研究中心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2009年2月，该中心组织召开了东亚首届斯拉夫欧亚研究国际会议，来自中、日、韩、俄、美、蒙等国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俄罗斯的振兴及影响问题。同年，日本获得2015年俄罗斯东欧研究国际学会5年举行一次的国际会议的举办权。这也是此类会议首次在亚洲地区举行。

（六）“北海道经验”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成功给中国的俄苏研究和斯拉夫—欧亚地区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一，坚持学术绝对优先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从成立伊始即将此视为一条不可撼动的基本原则。50多年来，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斯拉夫研究中心由弱变强，最后成为东亚最佳、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斯拉夫区域研究机构。与此相比，我们国内的斯拉夫研究，尤其是俄苏问题研究，仍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客观性有所不足，特别是一些现实问题的研究往往揣摩上意，实际上不利于科学决策。

第二，坚持微观研究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秉持了日本学术界一贯的扎实风格，对于一手资料的占有尤其关注。在进行各项研究时，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实地调研和田野调查，从而确保了对研究课题的深度把握，不至于空洞无力。比如，松里公孝教授在做后苏联空间内的“不被承认的国家”现象的研究时，为加深对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的研究，数次深入到当地走访民众、学者和政府官员。这种做法在日本学者中较为普遍。

第三，坚持国际化的发展模式。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逐步重视国际化，国际学术交流日渐频繁，在海外发表的文章数量也逐渐增加。即便如此，日本学界仍然有着严重的危机感，认为甚至与韩国相比，日本的斯拉夫研究在国际论文的发表指标上仍有差距，并试图改善这一局面。这也是斯拉夫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青年学者国际培训计划的重要原因。

第四，坚持跨学科、多语言研究的研究路径。多学科、跨学科和比较研究始终是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法，这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思路不谋而合。但在多语言的要求方面，我们显然与该中心有较大的落差。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学者至少要求精通英、俄两种语言，不少青年学者甚至通晓3—4门外语。这也是确保其国际交流无障碍的基础。为提高英语表达和写作水平，该中心每年都组织为期两周的讲习班，聘请外国资深教授讲解英文表达的技巧。在这一方面，中国学术界有必要参照“北海道经验”。

注：（1）使用过；（2）未使用；（3）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9年, p.31.　

图4  斯拉夫研究中心资料（报纸/杂志/图书等）使用的情况

注：（1）报纸；（2）杂志；（3）图书文献；（4）其它；（5）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9年, p.31.　

图5  对斯拉夫研究中心资料使用类别的评价

第五，坚持资料优先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具有丰富的藏书。截至2009年，约有15.7万册图书、6万份缩微文献、1600种报纸和期刊出版物，其中含有大量有关俄国革命、日俄战争、共产国际问题的珍贵史料，以及以乌克兰语言学为中心的大量斯拉夫文献学的资料等。同时，截至2008年，中心还收藏了5144份西方出版的有关斯拉夫问题的博士论文。斯拉夫研究中心对研究资料的重视使得他们的研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些文献资料也为来自日本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专家提供了便利，得到了高度评价（参见图4—图6）。

注：（1）达到国际一流水准；（2）达到日本国内一流水准；（3）改进后有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4）不知道；（5）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9年, p.32.

图6  对斯拉夫研究中心所藏资料的评价

与该中心相比，国内尚没有任何一家学术机构能够拥有如此庞大的研究资源。所以有必要继续增加在这一方面的资金支持，扩大图书资料的占有量，为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研究基础条件。

第六，坚持开放性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所有课题的组织均是通过全日本范围内的专家合作网络实施的，这一方面确保了研究的高效，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日本斯拉夫研究界的团结，提高该中心的影响力。斯拉夫中心每年为来中心访学的日本学者提供一周左右的费用，供其查阅和使用中心资料。同时，斯拉夫中心坚持严格的考评制度，对考评不合格的人员予以辞退，“有进有出”既增强了机构的活力，也迫使所有研究人员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第七，构建强大的辅助班底。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活动非常频繁，但并不紊乱，这与其配备的强大办公室班底有很大关系。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办公室人员均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而博士后制度以及COE项目研究员制度的推行，也确保了中心始终有3、4名高学历的青年研究人员参与学术活动的组织，极大地节省了专职教授的时间与精力，使专职教授可以更加省心省力地开展学术研究。

总体来看，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为中国同类型的学术机构提供了宝贵的“北海道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需要尽快地提高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的水平，争取尽快与国际学术前沿进行同等级的对话。

四、他山之石：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转换与智识革命

通过前文对中国俄苏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对美国苏联学的产生、后苏联学的复活的剖析，以及对亚洲邻国日本的斯拉夫—欧亚学研究经验的总结，我们可以透过比较的视野清晰地看到一门针对一个大国及其区域研究的知识体系何以兴何以衰，而最终目的则是试图为中国的俄苏研究提供发展建言。

显而易见的是，冷战结束以后的诸多变化中，除了国家关系的传统研究领域外，文化、文明以及其他范畴已经或正在或行将纳入研究视野。而苏联解体以来各种被发掘出来的政治、经济、人文、社会、宗教、历史、艺术资料，不仅在挑战我们过往的知识、工具和方法，也在丰富着我们此后的视野、理论和领域。因此，在中国俄苏研究的学术转型中，必须要从视野、资料、工具、方法、范式上作出重大变化，逐渐进入前人所未涉足的新领域，以超越前人的治学方法，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周边邻国在俄苏研究问题上的新挑战，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范式重构和智识革命，即在全新语境、全新时代背景之下，对俄苏研究从方法到知识提出全面的中国式回应。为此，我们的俄苏研究界首先应该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在过程中努力克服下文将详细说明的几组张力阻碍。

（一）“退出苏联”的宏大背景

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先生不久前撰文提出改革开放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是一个“去苏联化”的进程。[100]沈志华教授与左凤荣教授联合为《中国改革》撰写的文章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去苏联模式化，即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101]这个观点无疑很有道理，但还有加以补充的空间。实际上中国在中苏冲突过程中已经逐渐和苏联模式拉开了距离。不仅仅是相互关系上，国外学者曾有论述——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没有像苏联那样牢不可破。[102]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进程则很难用“去苏联化”来简单地加以概括，这其中包含有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内容。用冯绍雷教授的话说，“这是一个千年文明古国在全球化的崭新条件下不光是重获生机，而且是重新立足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过程；这是一个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人类先进文明在中国这样复杂背景之下的大国得以具体化为革新体制的伟大创新过程；这也是一个国内体制变迁与外部国际环境互相激励、互相影响之下的一个互动的学习进步过程”[103]。

当然，“改革即去苏联化”的观点有一点是很值得推崇的，即它点出了中国1978年以来日益明确的“退出苏联”和“进入世界”的两大任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兹曼曾撰文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俄苏研究界并未否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中国的改革仍然希望从中汲取养分。[104]前述赵常庆教授关于中国俄苏研究期刊的情况介绍中也披露了当时中国高层对于学术界提供苏联各领域改革相关资讯的期盼，这样从反面证明了“退出苏联”至少在80年代中期前还没有成为一个定论。苏联模式的某些内容我们在批判，但同时在改革中我们既是摸着石头过河，同时也在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为参照拟定中国的改革开放议程。所以，中国在真正意义上参与全球化，进入现代性，进而开始融入世界的过程是在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国至少在经济上迅速地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话语和学术研究也快速地逐渐完成了“退出苏联”的书写，尽管现在还有一些痕迹，但已经不甚浓厚了。但同时要注意的是，我们似应避免将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史进行“格式化”论述：从最初的“以俄为师”到“兄弟之邦”，到谁是正统的“社会主义”之争，再到冷战结束后的中国优越论，以致到近来出现的所谓俄罗斯“以华为师”之说。这种模式化叙事的背后，是一种所谓中国“超越”俄罗斯的缺乏根据的乐观主义和某种程度的自大主义，忽视了俄罗斯发展的独立人格。也因为如此，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重新认识”俄苏问题的基本智识系统和心智结构的需求。因为我们以往对于俄苏问题的很多看法，以及根据这种看法而形成的种种对策思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需要重新检讨。有的观点、看法甚至已经固化，比如曾经相当长时期内“俄罗斯不行了”的论断非常流行，但事实上未必正确乃至根本就是错误的。[105]

由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包括自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被“世界”体系外在化，所以中国人“加入世界”的愿望分外迫切，相关的争论和建言不绝于耳，这可能也是一个中国学术界在整体上日益“退出苏联”的非常有特殊性的学术氛围。尤其是在中国连续30多年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国内的话语环境很大程度上不是是否崛起的思辨，而是已经转换到如何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106]在这种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中国显然比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更迫切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更希望东方文化的复兴。与这种中国“进入世界”的渴望相比，同时伴生的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排斥和畏惧。这一语境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俄苏研究，使得很多研究伴随着对俄苏问题一厢情愿的诠释或过度诠释。

其实，今天中国俄苏研究所要关注的问题，和上个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都要求关心下列问题：一是世界学术潮流如何？二是中国在此学术潮流中的位置如何？三是在弄清世界文化发展阶段和现代思潮的走向，并将中国智识与世界潮流进行对比，探寻一种合适的方式将中国纳入现代世界思潮之轨，并逐渐将其融入世界文化之流。[107]

（二）中国俄苏研究范式转换和智识革命的战略机遇

尽管中国俄苏研究的现状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仍然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的俄苏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如果不抓住这次机遇，我们在国际知识界的竞争之中将会非常被动。

这种机遇期首先是和中国整个国际问题研究界所面临的机遇是一样的。经过80年代的译述、90年代的发展、新世纪在危机感刺激下的追赶，我们确实有面临平等参与国际对话的可能。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们可以跳过一些历史的厚重积累，在最近的话题中与西方学者同等竞争。国际体系的转型、欧亚大陆的巨大变迁、俄罗斯自身的变化、中国本身的崛起等等都为俄苏问题研究的知识系统变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我们有机会创新，我们有机会迎来一场新的革命，我们只要能够敏锐地发觉冰山的另一面，就有可能建立起中国在国际俄苏问题研究领域的话语体系。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的特质。新的俄罗斯让人迷茫，有时显得矛盾重重，往往是非常规的发展。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它本身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兴奋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研究新的问题的过程中，拿出新的模型，设立新的范式。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的极大丰富。科尔顿曾经讲过，美国人一开始做苏联问题研究时，得一个一个地访谈，冷战期间为了获取丰富的资料，美国政府花了许多经费，动用了许多人力资源。而我们现在处于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丰富的资源。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都订购了各种数据库，各种分析文章铺天盖地，俄罗斯问题的文章同样多如牛毛。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为例，我们花了相当多的经费购买了两个专业的电子数据库，每年还至少拿出10万元人民币采购最新的俄苏问题研究纸质资料。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国俄苏问题研究界的代际转化。年轻一代的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在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更为自由的学术环境、更为广泛的学科背景下不断成长。我们站在前辈巨人肩上，没有理由不做的更好。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国内俄罗斯研究学科的现状。无需讳言，俄国问题研究同其他国别或地区研究相比，或者同其他国际问题研究相比，我们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一个地位。可能是因为研究的人员少，研究得不够深入，俄苏问题才会有无数的题目可做，才有无限的发展空间。[108]

（三）在克服张力过程中实现涅磐

机遇总是垂青于有所准备的人。中国的俄苏研究界仅仅看到这种机遇还不够，更关键的是要克服长期存在且不单单在中国出现的一些张力障碍。

1、学术/政治（问题/主义）

中国的俄苏研究当前最重要的一组张力就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其主要表现为把政策价值当作判断俄苏研究的核心的乃至唯一的判断标准，似乎唯一的目的就是为决策层出谋划策，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价值。

应该注意到，中国俄苏研究的体制背景并非这门学问所特有，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领域同样存在，并不是一切问题都出自作为个体的学者的研究。[109]梁启超曾经说过，“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110]自20世纪初期以来，这一状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王逸舟曾经形象地将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圈的特征称为“基辛格症候”，即“一个国际政治学者的权力背景（或者说与权力的联系渠道）越明显有力，他的思想和学说的影响越大，在学界和政界的地位也越高”。[111]资中筠先生对于这种知识分子参与决策咨询的现象同样有过精妙的论述：

……再从高层次上讲，开放以来的美国的“思想库”体制对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影响甚大。这刚好与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合拍，即使不直接做官，也只有向当政者出谋献策而被采纳的学问才算“有用”。……

……至少有一点，他们的（指美国的“思想库”，引者注）实用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充分言论自由、多家争鸣的基础上的，方面很广，学派林立，与现行政策相左的论述也可以广为传播，今天不用，明天可能证明其正确。这一条件在中国尚不存在，所以即便在实用层面，“思想库”的作用也变质为与“注六经”差不多。不过在这一风气下也吸引不少士子入豰，正好符合“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给独立的人文探索留下的空间就更有限了。

李永晶博士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中国的“日本研究”中，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他指出，至少日本学者认为中国的“日本研究”不具备“学术研究”的性格，它们不过是出于特定功利与现实目的的政治活动。[112]

很明显，这种把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以政治取向代替学术分析的做法并不仅见于中国的日本研究，它同样阻碍了中国俄苏研究的深入和学理的发展。当然，出现当前的局面决不仅仅是学者的问题，也因为需求方的引导，久而久之，反而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113]正是改革开放打破了政府力量对社会的直接干预和经济的全面计划，正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隆重登场，正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应用型”研究的“路径依赖”。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学者的我们更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说真话，而不能随波逐流。我们最迫切的工作可能在于回归学术性研究。如果说学术研究要为政治服务，那也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真正反映实际情况和事物本质的研究才是有用的研究，才符合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那种“注六经”式的“研究”，不仅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往往会产生误导的作用。现实的需要与政治的正确性，并非绝对意义上决定学术价值的基本尺度。西方世界的俄苏研究，无论是冷战期间，抑或是冷战后，的确有一部份研究（这部分研究直接对应于我们定义的“政策解释型”和“政策建议型”研究）是在意识形态对立的驱动下进行的。但我们不应该忽视，多数俄苏研究作品还是尽量秉持了韦伯所孜孜以求的“价值中立”原则。[114]学术和政治之间诚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价值中立”可能更多是一种永远无法企及的理想状态，但作为学术人，我们仍然应该遵循应有的学术底线。或许，可以将对策或战略研究与学术研究区分开来，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使得学术成为政治的从属。

比如关于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论述。这是一种政治性论述，中俄关系友好是大局，成就是主要的，这些都毋庸置疑。但这种表达不应成为一种学术性证实的命题，更不能将其视为不能挑战的公理，不应该成为一种中俄关系唯一的叙事模式。学问之道在于寻求问题。笔者相信，所有提出问题的学者都是出于对中俄关系的爱护，出于对中俄关系未来继续向好的一种期盼，这恰恰是一种负责任的爱国立场。中俄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的成就可以由官方作充分总结，而学者的责任则要求我们对存在的问题作深入分析，否则讳疾忌医，积累的问题可能某一天突然爆发。

比如所谓“‘中国机遇论’在上升，‘中国威胁论’在下降，机遇大于挑战”等等习以为常的表述，其实是罔顾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从来都是很有影响力、很有市场的。笔者曾经在2004年至2006年，以两周为一个周期，对俄罗斯媒体上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做过统计分析。基本上，只有在两国领导人互访前后较短的时间内，俄罗斯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较多是正面的，其余时间负面报道最少占30%左右，最高时可达到70—80%，至少说从媒体以及大众的视野看，中国威胁论是一个切实的存在，尽管这可能根本与俄罗斯精英的中国观截然不同。

坦率讲，中国的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虽不敢说与西方并驾齐驱，但至少是一个相距不远、可彼此平等对话的境况，甚至在某些问题、个别领域还要超出，确实不乏精彩之作。尽管其时的研究目前看来同样具有“奏折化”等特征，但这一代学人追求真理的精神、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时代使命感，乃

至对所从事研究工作的热情，都是当下所不及的。唯因如此，美国学者罗兹曼才会对中国当时的苏联问题研究表示了高度的赞扬，认为西方不应忽视这一庞大研究群体的研究成果。[115]而当前社会浮躁已经或多或少感染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操纵着其走向，而有关的一些政策措施，实际上助长了这种不良趋势。

应该认识到，崛起的中国，不能仅仅是财富意义上的成功，可能更在于思想的健全[116]，文明意义上的发展[117]，同时学术上的贡献也是其中应有之义，即我们也应该与国际学术界共同创造和分享学术上的“公共产品”。尽管只是学术上的研究，但绝不孤立于国家和公众的共同需求。我们的责任在于放弃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先行的论述，在不丧失政治伦理底线的前提下，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一个尽可能客观、尽可能中立、尽可能扎实、尽可能丰富、尽可能多元的实证性的智识供应。这是时代的机遇，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中国俄苏研究的未来追求一定要避免当前整个学术体制的“美国化”、或者准确地说是“伪美国化”倾向，即形式上或皮毛上的美国化，但忽视或无视其创新精神、自由思想的另一面。

2、学科导向/区域研究导向

在学科导向还是区域研究导向的问题上，西方语境下的俄苏研究同样也有过很多论争，但在苏联解体前，一直是区域研究占据了俄苏研究的主流。尽管这一时期取法于区域研究的“苏联学”成了政治学等形形色色学科理论的跑马场，但两者之间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有意思的是，“苏联学”的创建者和消费者们一方面不断地从各个学科借用种种理论，比如，极权主义模式以及现代理论等就曾在西方的俄苏研究界大行其道，直到今天依然可以从当代西方的俄苏研究作品中看到即便冷战已经结束也未能抹去的深厚痕迹；另一方面，他们又用在地知识将自我与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隔离开来。同时，“苏联学”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也因研究对象的“非西方性”而被遵循学科范式的研究者们视为无用之物而日益边缘化。除了一些共有的概念外，两者似乎“老死不相往来”。

但当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区域研究的取向被抛弃，而学科导向开始占领原属于地区研究的领地。这种格局的出现是美国国内学术论战的结果，主要是针对苏联在一夜之间突然瓦解、冷战骤然结束的大背景。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美国“苏联学”，遵循了典型的区域研究范式，主张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其基本要求包括：（一）强化型的当地语言学习；（二）利用本地语言进行深度田野调查（field research）；（三）对在地的历史、观念、物质乃至解释予以近距离的关注；（四）检验、推敲、批判、发展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而不仅仅是细节观测；（五）多学科的互涉经常越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边界。[118]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美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集中研究最大的对手苏联，以“区域研究”作为主流方法的“苏联学”造就了全世界最庞大的苏联问题研究队伍，也创造出了规模最大的苏联研究作品。但问题在于，这样一支专业的学术队伍竟然没有能够预测到苏联的解体。从此，“苏联学”褪去了“显学”的外套，成了一段被灰尘遮蔽的黯淡历史、一个少人问津的美丽传说。

显然，将苏联解体解释为偶然性很难令人信服。新的国际国内形势迫使美国俄苏问题研究界寻求新的出路。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对“苏联学”的既有范式进行了深刻检讨。[119]其中，方法论的问题又被视为重中之重。正因为如此，苏联解体的一大学术影响就是区域研究在美国逐渐式微，199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共同组织的各地区研究委员会甚至终止工作，可以说一直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前美国的区域研究已经逐渐让位于学科研究。有学者总结称，苏联解体对“苏联学”的拥趸们是一个震撼性的打击，对学术界而言，至少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作为一门职业，它不得不重新解释自己的身份，被迫认清自身的优劣；另一方面，直到80年代末期还甚少关注共产主义体制世界的带有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开始介入新的研究议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那些可能花费了平生时间和精力研究这一地区和这一制度的研究者。[120]

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研究中心前主任、现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科尔顿2009年9月27日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演时曾明确表示区域研究被学科研究所挤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科学领域，不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经济学，单纯了解一个国家不是一条好路子。这样一些新派学者认为有数学模型，有量化指标，用这些东西来研究就够了，没有必要亲自去研究对象国家采访调查，学习他们的语言。这种观点不奇怪，在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加普遍，很多人有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错的，我们要加以回应。[121]

我们承认，“后苏联学”的理论范式显然是基于西方的知识谱系，而且往往将苏联和俄罗斯视为一种欠发达的类型，以此对俄（苏）进行种种指责。这种立场最大的问题在于，要用某种理论范式去解释俄苏的历史或现实，总会产生一种削足适履的效果。任何理论都有其假设、前提，都有其适用性，而非具有普世性，因为解释力总会相对有限，必然有其不足。在研究和揭示各种现象时，绝不能奉行理论先行的做法，这很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误解，从而使得所研究的对象与研究结果之间出现想象的鸿沟。

即便如此，也得承认美国学者对于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诉求，其错误可能就在于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但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套模型，而可能在于一如爱德华·汤普森所说的“理论的贫困”[122]。中国的俄苏研究似乎非常抗拒理论，而理论的重要性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如同挪威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托布约尔·克努成所指出的，学术从业者与其他议论、阅读和撰写国际政治的人的区别在于以下两点：一是“方法”，学者用方法论为自己压舱，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获得特定科学技术哲学和学术规范的指导；二是“理论”，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能自觉地沿着一条前人已经走过几个世纪的道路来探究战争、财富、权力和和平问题。[123]

于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与国外俄苏研究同行的对话似乎有点像聋子之间的对话（且不说这种对话目前依然很少）。[124]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曾这样描述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互动。[125]实际上中国学者与外国同行的对话可能比布罗代尔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聋子对话还要严重。布罗代尔所强调的是，不同的学科拥有各自的语言、价值、心态和思维方式，并不断被各自的训练进程或“社会化”所强化，并因此而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山头主义”，而且相互挑剔对方的缺点。与西方日益重视理论和中国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界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所发生的理论转向相比，中国俄苏研究界长期对理论予以漠视，视之为无用之物。资深的中亚问题研究专家赵常庆研究员早在80年代中期就曾撰文透露过中国俄苏研究界轻视理论的风向，他在比对了各专业刊物的研究成果后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各类论文的理论水平有待提高：“很多文章是资料性的或情报性的。有些文章则是内部报告略加扩展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内部报告痕迹。努力提高理论水平是形成苏联东欧问题中国学派的关键的一环。”[126]遗憾的是，这一状况迄今仍未有明显的改善。多数论文仍然保持了一种“回顾——现状——展望”的八股文模式，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研究的“两张皮”现象仍很突出。

形成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的俄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已经拥有了相对较为发达的学科体系或研究范式，而是一种较低水平的研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材料的累积，甚至连中长期的问题导向都算不上。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教授陈兼曾指出，中国理应在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正是因为问题意识的缺乏，导致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学者只有材料可以参考。这类似于萨义德所说的，东方的学者在他的老伴——欧洲或美国的东方学家——眼中，他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本地信息提供者”。此外，需求方的引导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学者适应其要求，久而久之，遂形成新八股。

当然，本文所说的理论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套用，依靠一种现成的理论模型去解释俄罗斯的历史或现实，也不是单纯地借用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借来的概念或方法，作一种工具主义式的应用，而是立足于俄罗斯事实，以政治科学或其他学科为背景的，俄苏历史或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对既往的理论进行校正，要提出属于俄苏研究的特殊范畴、概念等。

在笔者看来，单纯强调学科导向和单纯强调地区研究导向都失之偏颇。前者往往沉溺于概念和理论框架的争辩，沉溺于构建高度抽象的模型，而对于需要得到解释的复杂的行为模式或事件却无法提供真正的洞察。后者则显示出“对社会科学理论怀有敌意”，对于发展和运用超越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和陈述不感兴趣，且缺乏概念上的先进细致和方法上的严格精密。[127]以跨学科研究为特征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因为未能预测苏联解体就被学术界抛弃是否明智呢？只有经世应用之道才有用吗？其实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过往所有的研究知识都出了问题，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美国的俄苏研究专家散见于各学科，是否就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有了学科知识的支撑就更具解释力，更有前瞻性了呢？其实这种以理论为预设去探讨俄苏问题，必然只是一种单面镜子的观察，不能深入到其内部，且各种理论都有假设、前提，西方学科的理论应用到俄罗斯身上往往并不一定适合，此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枳”也。应该承认，是实践成就了理论，而非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俄苏研究面临的学科建设任务非常艰巨，一种理想的状况是，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在地知识，还要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包括语言、历史、宗教、文化等各种背景知识。

3、宏观研究/微观研究

由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引发的张力，其实质是复杂性和简单性的分野。复杂性和简单性之间的张力古已有之。简单性一般在两种意义上加以使用，一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认为事物都是由简单的东西构成，因而可以根据构成要素描述整体系统；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认为可以运用尽可能少的概念、公设等构成的理论，对客观世界进行统一的描述。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他认为“最精确的学术是那些特重基本原理的学术；而所包涵原理愈少的学术又比那些包涵更多附加原理的学术更精确”。[128]但到了20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的发展开始经历了从简单性向复杂性的转变。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然界没有简单的事物，只有被简化的事物。自然科学的这种转向也影响到了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界也正在越来越重视国际系统、国际格局乃至一组组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问题。[129]美国学者杰维斯依据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些案例详细论证了国际系统的复杂性问题。[130]杰维斯强调，在分析系统的过程中，希望能够在美国社会科学中架设桥梁或者避免进行大的划分，比如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在聚焦行为体和检查结构之间，在研究个体和检查更大的单元和整体之间。[131]杰维斯通过自己的著作，对美国社会科学界多数人或明或暗地支持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杰维斯本人是在个体行为有着精深研究造诣的基础上进行更复杂的系统效应的研究的，其复杂性包含在简单性之中。

事实上，国际学术界对俄苏研究已经步入了、或很久之前就步入了微观研究阶段，或者说在大战略等宏观研究的背景下，更多侧重于对俄苏问题的局部细节剖析，并且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中国的俄苏研究就目前的文献看，更偏向于从宏观层次上去理解俄苏，是一种系统用的复杂性研究法。一种显而易见的弊病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俄苏历史或现实问题的复杂性，这使得相关作品往往充满了简洁性，好似烟囱和电线杆那样笔直，而不像有主干有枝叶的大树。[132]

中国学人擅长宏观研究是有历史传统的，我们喜欢抓住主要矛盾，抓住最核心的东西，这是我们的长处之所在。但这种宏观把握能力并非所有人都具备。要从千头万绪的现象之中抽出最本质的东西，可能只有部分学者具备这种深厚的功底，而大多数学者力有不逮。这种注意大面的做法的缺点在于，由于在具体操作上中国俄苏学界的研究没有能够深入进去，没有能够做到像杰维斯所表明的那种立足于简单性基础之上去研究复杂性，使得我们的认识支离破碎，甚至可能因而忽视了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细节，因而我们只能看到俄罗斯的表层，只能展示出俄苏真实面貌的轮廓，而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摸清其细部。这尽管有其正面的意义，但时代发展到今天，这种粗放式的研究方法已经绝不能再作为中国俄苏研究的唯一度量衡。

中国的俄苏研究亟需融入国际斯拉夫—欧亚研究界。以目前这种大而化之的研究路径，必然会出现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各说各话，甚至互相听不懂的尴尬局面。一条可能的路径是，中国学者将自身熟悉的、或者具有传统优势的宏观研究，与西方学术界通行的微观研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得我们的宏观研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能在中国学派的旗帜下回避学习国外俄苏研究的长处做法。为了中国俄苏研究的整体推进，我们可能需要在相当长时期内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深入、系统地学习国外的俄苏研究成果。无可争议的是，西方俄苏研究在全球范围的俄苏研究知识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强势地位。我们不能忽视或无视这种情况，既不要妄自菲薄，更要迎头赶上。

4、功利实用/基础研究

这一张力实际上是第一组张力即学术与政治之间张力的伴生物。中国的俄苏研究，史学作品相对好一些，而对于当代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则具有非常明显的时尚性和功利性，即什么时髦研究什么。这种时尚化的研究必然导致浅尝辄止、不能深入的结果。一些命题从诞生之日起就声势熏天，但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却相当鲜见。过一段时间，一个新的热点产生了，研究者再一次一哄而上，开始扎堆研究某一热门课题，而原先的那个问题就慢慢演变为一个冷门话题，难以引起学界的跟踪和关注。

造成中国俄苏研究困境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非常功利的实用主义态度。一批又一批学人前赴后继地进行各种政策解释型研究和政策建议型研究，没有深入到俄苏问题的灵魂深处。实际上每一个西方“苏联学”的训练者都经历过一个艰苦的学习研究对象国的语言、历史、文化、艺术、法律、宗教等各方面知识的过程。一位西方学者在回忆自己作为苏联问题的研究生的经历时曾经反躬自问：为什么要学习这些无关的科目？为什么不能直接投入对作为研究客体的区域的相关研究？当他后来接受了政治学的专业训练后，再度从事苏联东欧问题研究，他又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不能直接从事对苏联政治的研究，而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研究俄国史、俄苏文学、俄国艺术、经济、地理以及其他科目？[133]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界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其背后隐含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果没有上述诸如历史、地理、文化等所谓“其他”方面的背景知识，我们会不会出现对俄苏问题的曲解？换言之，这些背景性知识是不是我们通往俄苏政治或其他本质性问题的一座必要的桥梁，使得我们在这些基础性问题上花费再多的时间也是值得的。

基础的意义在这里得到了凸显。假如我们对于俄苏的基本知识结构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扎实，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对俄苏问题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的呢？

比如说，关于普京对俄罗斯部分战略资源实现“重新国有化”的解读，历史学家派普斯等美国学者马上从俄国历史上的“产权观念”缺失角度入手批评普京当局。中国国内一些评论和分析也会对这种“去私有化”或“逆私有化”的过程给出一种“纠正叶利钦时代私有化政策”的定位。问题在于，我们可能忽视了在“国有化”进程的同时，普京政府每年始终不断地加大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国内学术界多没有计算在18家俄罗斯特大型公司中，真正意义上的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只有3家；更没有从“私有产权”背后隐藏的俄罗斯经济组织制度的历史渊源进行深入的分析。实际上，与西方通过“买—卖”关系构建交换运行的市场经济不同，俄罗斯历史上更常见的经济组织方式是基于“缴纳—分配”原则的。如果对这些基础性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我们可能在解释当代俄罗斯以及其他俄苏问题时能更有说服力。

从构建中国俄苏研究知识结构的需求出发，对俄苏经典文献的译介以及对俄罗斯文化、文明模式的研究已经日益迫切。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开了好头，但需要更大的投入。这种研究可能短期内不会有资政上的功能，也不会直接和国家发展的需求相关联，但对于我们把握俄罗斯问题的实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俄苏的经典作家、重要的思潮和流派，应当像我们研究孔子一样，不绝于缕，一代又一代地积累，形成传统，并且每一代都有所推进。这才能为中国的俄苏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5、感性/理性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俄苏问题研究常常会受到情绪的左右，或者说很难摆脱从业者个人的好恶感情，也常常受制于现实中的国家立场。俄苏研究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人素来有一种特殊的俄罗斯情结，是一代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迷思。尤其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种情结对于中国对俄国的认知，对于中俄关系，对于中国所构建的外部世界图景有着重大的影响。

中国已经习惯用俄罗斯作为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习惯于将其作为中国所需要寻找的外部思想文化的源泉。五四时期，俄被认为是能帮助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的正义之国。20世纪30年代起，俄是能从精神上正确指导中国抗日的盟国。1949年以后是中国可资借鉴的成功实践马克思主义之最佳样板和最值得信赖的盟国。20世纪60年代起它又成了蜕化变质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后，俄不再是值得中国仿效的国家了。[134]

更为重要的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精英们对俄罗斯的审视同样成了国内政治话语的争夺对象并日益意识形态化。一方面，这是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度量工具。一部分知识分子把俄国看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政治合法性的最大来源之一，俄转型的阶段性失败则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最好的反面教材；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则对俄政治生态的保守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向历史回归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并以此从侧面说明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结果，是中国社会各界受西方智识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构建的“俄罗斯形象”对中国的俄国认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俄苏问题研究中的“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化”，构成了中国近20年来对俄认知的宏大叙事背景。

有意思的是，这种对俄的正反感情纠葛似乎是全世界俄苏研究者的一个共同特质。科尔顿曾将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俄苏问题研究专家对各自研究客体的态度作了精彩的表述。他承认研究一个国家往往会使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对象国怀有感情，之所以出现汉学家对中国有强烈的好感，是因为“美中关系密切，美国当时有很多传教士在中国，有跨太平洋的贸易”。余英时先生在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汉学家费正清博士最后一本书《中国新史》的台湾译本作序时也提到这种研究中的感情因素，正好是科尔顿先生观点的补充。余先生强调，“一般而言，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解释中共的兴起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带上一层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135]科尔顿的理解是，俄苏问题研究者不存在类似的强烈感情：

因为在研究的起步时，许多研究者采访的对象是移民或难民，或者这些人的后代（美国哈佛大学最早设立了关于对苏联社会制度的研究项目，由于无法到苏联实地调查，只能采访那些曾经在苏联居住后来出走的难民或者移民。包括去奥地利、德国查访这些前苏联公民。——引者注），而这些人在苏联曾经有过艰难的遭遇。通过这样的研究所获得的信息是有偏向的。所以，在我们的领域中，相当常见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对苏联或俄罗斯怀有特别热烈的好感。

在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兴盛麦卡锡主义，此时苏联问题专家受到监控。如果流露出对苏联的感情，会受到处罚。

另外，比较复杂的是，对于美国的俄罗斯研究而言，没有很多俄罗斯人在美国进行游说。但是亚美尼亚，乌克兰人，华人等会有游说。没有俄罗斯人的游说，很容易使得美国的俄罗斯研究和俄罗斯政策走入另外一个极端。

如果在这个研究中，要体现出一些正面的感觉，人们往往会这样想，我把政权和社会分开，所以我可能不喜欢这样的政权，但是对于这个社会还是抱有一定同情心的。对于政权的话，也可以有更深的理解：一方面，你可以说这个政权有过集中营，但是也战胜过希特勒等。总之，要看在政权研究方面采取什么样的观点。[136]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有中国学者注意到中国的俄苏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类同于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这一现象：

由于日本同中国有着悠久而密切的关系，切身利益太多，“学生”、“先生”几经变化，因而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往往难于超脱，其间参杂了不少个人感情，故而大褒大贬、大扬大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则不象日本人囿于各种成见，其对中国的研究也客观、公允得多。……中苏两国乃咫尺近邻，山水相连，中苏关系史上有过血与火的刀光剑影，也有过诗与歌的宁静和平，有过同一战壕的并肩作战，也有过互不相让的反目成仇。中苏交往史的这些恩恩怨怨，不可能不深深地影响着甚至是亲身经历了这些变故的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恐怕也难“相逢一笑泯恩仇”。于是，感情色彩代替了理性判断，自我中心的主观估价代替了客观公正、言之有据的经济评价。[137]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俄苏研究者所表现出来的，的的确确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正反感情并存症”，加上中苏关系史上的复杂情况，尤其是涉及到领土等的历史记忆和感情纠葛，我们一方面习惯于为俄罗斯的一些政策辩护，另一方面又对俄罗斯的行为过度诠释。有学者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苏联问题就是中国问题，或者说，如何看待苏联向来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多年来，在中国无论苏联问题还是中苏关系问题的研究，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受政治影响很大，没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在某种程度上是扭曲的，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很多涉及苏联及中苏关系的问题，广大群众受传统宣传的影响很大，在认识上存在很大偏颇。”[138]这也是近年来以沈志华为代表的一代研究者致力于通过档案还原历史的动力所在。显然，中俄现在各有各的历史记忆，不同的历史记忆和立场始终会影响到我们对俄苏问题的研究，当上述意识、立场和感情内在地渗入到研究者的思考之中时，如何超越这种过多的非理性因素和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结束语：中国俄苏研究的再出发

笔者认为，中国的俄苏研究完全有可能，而且理应成熟起来，从一个国外俄苏研究的“消费领域”（依赖外来概念和理论）转变为一个“生产领域”（有能力产生出独创的分析框架并有助于启发其他领域学者的研究）。中东欧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相比，曾经被东西方对立的格局所阻碍，人为地与既往的与西欧同出一源的学术传统形成了“大分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政治上以“回归欧洲”为身份指向，社会科学研究同样开始转型，并在学术组织、学科范式、基金扶持等各方面融入欧洲，形成了迅速“赶超”的新局面。[139]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参照，加入追赶国际俄苏研究先进水平的行列，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至少实现个别问题、个别范畴、个别领域的突破，进而全方位地与国外同行平等对话。

诚然，西方俄苏研究种种理论范式背后往往隐含着一些“未经严明”的假设，我们对此应有清醒认识，不能动辄奉为神明，不加批判地全盘吸收，而要有所取舍，因为这些基本预设如果本身存在问题的话，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任何再花哨的理论框架必然是随时可能崩坏的空架子、假把式。[140]特别是，对俄罗斯这样一个特殊的“非西方”文明体，基于西方现实发展起来的某些理论是否适用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笔者的个人感觉是，我们现在的状况甚至还够不上国外俄苏研究的“消费领域”。低水平的重复劳动，所形成的大量的成果中有意义的寥若晨星。换言之，中国的俄苏研究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同时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世界。我们要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参与各国俄苏研究学者间的对话，力争以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国际俄苏研究范式的重构。所以，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和智识革命绝不意味着我们仅仅充当一个国外俄苏研究的概念、范畴、范式、方法的消费者、进口者的角色，我们的最终目标指向应该是将中国的俄苏研究转变为一个“生产领域”。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即就文化、知识和学术生产而言，中国的俄苏研究和其他国外同行相比仍然处于明显的劣势。事实上，如果参照相关的统计材料，甚至俄国人对自身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也并非主流，或者说全世界斯拉夫—欧亚研究圈内没有人能够忽视美国和欧洲的学术刊物、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相关情况，但相反，即便是中国本土存在一些相当有分量、相当有价值的俄苏研究成品，可能正是因为使用中文出版，而难以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所以，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任务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快速地融入西方的俄罗斯—欧亚问题研究学术圈，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我们需要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而非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惯势下进行俄苏研究，否则就有可能陷入萨义德所描述的“东方学生的东方学困境”，即东方的学生跑到美国投到东方学家的门下，然后回到本土重复美国东方学教条的陈词滥调。[141]

笔者以为，未来中国的新俄苏研究，从可能的路径选择上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呈现出某种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至少是西方俄苏研究界所不能呈现的对俄苏问题研究的范式；二是与西方学术界保持亦步亦趋的关系，先从模仿做起，逐渐融入、内化到到西方的俄苏研究路径上去；三是平衡上述两种取向，既学习西方的特点，也有中国自身的观察；四是就事论事，既不追求与西方同步，也不追求中国的个性。我认为这几个路径之间并非零和关系，而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比如说，早期我们可能会进行就事论事的事实研究，然后更多吸纳西方的俄苏研究知识，熟悉之后就有可能试图在中国与西方的俄苏研究范式和知识谱系之间进行平衡，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俄苏研究新格局。也可能在同一阶段呈现出每个范式的部分要点，甚至在同一阶段形成相互竞争的格局，这同样也有助于中国俄苏研究的未来发展。

在笔者看来，所谓“新俄苏研究”，其特征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对象的时间结构不再是厚今薄古。对早期俄国、帝俄、苏联以及当代俄罗斯的研究当然不应该平均分配精力，但不能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所谓的现实问题研究，要甘于坐冷板凳。

——研究对象的空间结构不能仅仅是俄罗斯当局，应该打破地方、全国、地区和全球的局限而兼容并蓄，即形成“从俄罗斯地方看俄罗斯”、“从俄罗斯看俄罗斯”、“从地区看俄罗斯”和“从世界看俄罗斯”的齐头并进的格局。

——在知识系统上，当代政治经贸知识与传统的俄罗斯文化文明等相关知识，应该有较为完整的塑造。

——在语言工具方面，对古俄语、当代俄语、俄罗斯境内及其境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家语言以及英语等，可能都要运用，不能单一化，要尽可能做到占用各种语种资料的融通无间，至少要能在汉语、俄语和英语之间相互转换，这对于我们增进对俄苏问题的理解以及积极参与国际对话都有好处。

——在研究方法上，不能依然停留在“前实证”阶段[142]，传统的人文考证方法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应该相辅相成；应该打破学科细化的藩篱，而不仅仅是做到像马赛克似的仅仅将其拼接在一起，要重在学科的互涉和交叉融合，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同时，应该构造出一个把俄罗斯视为直接的对话者，把其他国家的俄苏研究界作为间接对话者的情境，让我们自身成为俄罗斯进程的“不断参与的观察者”。

——在研究志趣上，不仅要研究与俄国相关的热点问题，也要研究基础命题。不仅要研究宏观问题，也要研究中观和微观命题（微观问题与微观情境，往往因为我们强调政治格局、社会结构、文化模式、思想潮流等学术思考，而一向处于容易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不仅要研究单一的学科领域，还要研究边缘的、或者说“之间”的问题。

——在思维方式方面，不仅要走正向思维，更要有逆向思维，要强调反思性研究，对于我们在俄苏研究领域知识谱系中的一些定见、成见、偏见都要作深入的探索，要勇于尝试我们未曾思考过的思想范畴（对边缘、边界与异例的研究，往往可能突破我们自身的学科偏见）。

——在学术追求上，应该将参与与国际俄苏研究学界的平等对话作为一个中短期目标，长期则是提出属于中国立场的问题和概念、范畴，达到在某些领域的先进水平。

——在学术组织方面，要克服长期以来俄苏研究界潜流涌动的门派意识，打破或者是以地域甚至小到单位为区隔的画地为牢，砸碎各自的边界和壁垒，以学术共同体的方式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对于今天的俄苏学界，孤独的天才和英雄似乎很难独存。

——在学术氛围上，必须构建起健康的、建设性的学术批评意识和环境。必须牢记：批评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裁断，也不是一种平复怨恨之心的补偿性行为，应该消除自己的偏爱，不怀成见地投入作品的“世界”。[143]但相较于国内其他学科，包括经济学、文学、法学、社会学、语言等，“国际关系学界缺少比较充分的学术批评”[144]，这确实是制约俄苏研究进步空间的一个重要因素，理应加以克服。

总之，与我们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或其他国际问题研究的同事们不同，包括俄苏问题在内的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要求我们先在理论和在地知识之间搭建起一个可以自如地在二者之间自由来往的桥梁，在不知疲倦地连接过程中还要不断调停二者的固有矛盾，我们的梦想才能在此放飞。所有的有志者都感觉到从事俄苏研究的难度。我们也不必惊讶于中国的俄苏研究已经在国际范围内的同类研究的重心之外，承认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俄苏研究再出发已经时不我待。通过范式重构以及相应的智识革命，通过国际化、实地化和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重新赋予中国俄苏研究的活力，它就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学术的广阔舞台上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这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而这本身就孕育着无穷的机遇。尤其是在一个中国日益崛起于世界东方的历史关头，发展包括俄苏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的战略机遇期正在来临，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兴旺意味着不断扩展的利益，所以需要更多和更好的地区研究”[145]。

一言以蔽之，革命可能即将发生而且理应推动其发生，新的时代好像就要到来了！

（责任编辑 陈大维）

《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编号：08BGJ003）上海市教育基金委员会2007年度晨光计划项目“中俄毗邻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编号：2007CG37）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重大项目“国外俄苏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81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的部分内容来自于笔者于2009年9月30日以“经验·范式·空间：后冷战时期的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为题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俄罗斯与中亚问题研究方法论”全国青年研究骨干高级研修班上的学术讲演；作为国家开发银行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建高等研究院的项目研究之一，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经验部分曾以内部成果的方式于2010年6月报送国家开发银行。

** 杨成，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俄罗斯研究》副主编，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①] 转引自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5页。

[②]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59页。

[③]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65页。

[④] 冯绍雷教授为2009年9月29-3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俄罗斯与中亚问题研究方法论”全国青年研究骨干高级研修班所题寄语。

[⑤] 本文所指的“俄苏研究”是一个有着一系列学科背景作为支撑的学科和教学领域，旨在揭开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兴衰成败的进程、原因及相关知识。尽管涵盖了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文学、文化学和宗教学等学科领域，但在政府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之下，它渐渐演变为和有关俄罗斯问题的决策，包括当代问题研究始终紧密关联，并进而生成的一种国别和区域问题研究。这种研究突破了过往对俄苏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性经典俄国问题研究与政策性研究互为分离的格局，进入相互交流与融合并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阶段，日益成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专门分支。

[⑥] 陈春生：“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苏力、陈春生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5页。

[⑦] 相关代表作品主要包括：Cyrillic E.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 (eds.), 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hilip E. Mosely, “The Growth of Russian Studies”, in Harold H. Fisher (ed.), American Research on Russ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9; Frederic J. Fleron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Rand McNally & Company, 1969; Arnold Buchholz (ed.),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Organization, Financing and Political Relevance.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INC. 1982;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esource System Institute and East-West Center,1986; Post-communist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in Sovietology, edited by Frederic J. Fleron and Erik P. Hoffmann, Westview Press, 1993; Beyond Soviet Studies, edited by Daniel Orlovsky,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5; Michael Cox (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London and New-York, 1998.

[⑧]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6期，第1-4页。

[⑨]Li Jingjie and Mei Yan, “Soviet Studies in China”,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p.89-98.

[⑩] 范新宇：“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评述”，《世界经济》，1989年第3期，第81-87页。

[11] 黄定天：“二十世纪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55-166页。

[12] 李慎明：“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研究应该有一个大发展——在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第六届全国理事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3期，第1-2页。

[13] 冯绍雷：“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比较的一项观察”，《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第4-11页。

[14] 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08年，第174-178页。但在本书中，甚至整个原苏联东欧地区问题研究都被“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地区问题研究”一章乃至全书所忽略。

[15] 吕瑞林、左凤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苏联问题——《苏联真相》首发式暨苏联问题研讨会综述”，http://www.cntheory.com/news/Llythllythjy/2010/126/10126171629HK4D30D1379B6EDCF2

7G.html。

[16] 除李静杰研究员提交的论文外，还包括Douglas P. Murray, “China’s Soviet Studies Programs ”,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p.67-68.

[17] Gilbert Rozman,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78-1985. Pres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Gilbert Rozman, 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A New Era in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July 1985), pp. 435–474.

[18] 此处用“俄国”涵盖其整个发展时期，包括基辅罗斯以降的各种形态的俄国，帝俄、苏俄、苏联直至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都在其中。下文在使用“俄国”时同样针对着某一种形态或多种形态的混合。有关“俄国”的丰富含义及其在不同语境下各种指称的具体分析参见Ewa M. Thompson, 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0, pp.16-20.中译本可参见[美] 埃娃·汤普逊：《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杨德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25页。

[19] 参见В. Г. Дацыше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Братство святых Первоверховных апостолов Петра и Павла. Гонконг, 2010;Н. Ф. Демцбова, В. С. Мясников.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М.: Наука. 1966;汪介之、陈建华：《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兰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1页；叶柏川：《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18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105、209-282页。

[20]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63页。

[21]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第264-276页。

[22] 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7-48页。另可参见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3] 其中1879年参加外语大考的俄文学生为15人，1888年为17人，1893年为11人（初级2人，高级11人），1898年为22人（初级15人，高级7人）。参见Knig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New=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29.转引自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第85页。其中1879年参加外语大考的俄文学生为15人，1888年为17人，1893年为11人（初级2人，高级11人），1898年为22人（初级15人，高级7人）。

[24] 根据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第103-106页表格梳理。

[25] 高晓芳前引著，第160、162页。

[26]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北京：北平文化斋刊，1928年年，卷100，公牍15，第26页。

[27] 高晓芳前引著，第188-189页。

[28] 高晓芳前引著，第230页。

[29] 郑大华、张英：“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世界历史》，2009年第2期，第121页。

[30] 冯峰：《国难之际的思想界——1930年代中国政治出路的思想论争》，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233-282页。

[31] 参见王军、但兴悟著：《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附录1），第392-404页。

[32]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第1页。

[33] 相关数据取材于中央编译局官方网站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部的介绍，http://www. cctb.net/zzjg/mlb/jj/。

[34] 李琮、刘国平、谭秀英：“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5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2期，第6页。

[35] 相关数据取材于中央编译局官方网站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部的介绍（http://www.cctb.net/zzjg/mlb/jj/）。此外，尽管不是直接的俄苏问题研究，但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源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翻译工作也从1955年开始，历时30年时间，至1985年全部出齐，共50卷，总计3200余万字。据笔者所知，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经出版了21卷。

[36] 相关书目可参见王军、但兴悟著：《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第14页脚注。

[37]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第2页。

[38] 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39] 冯绍雷：“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比较的一项观察”，《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第5页。

[40] 关于东欧改革经验对中国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影响参见柳红：《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3-70、279-306页。

[41] 参见高铁生、张晶：《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今昔》前言，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转引自范新宇：“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评述”，《世界经济》，1989年第3期，第86页。

[42] 赵常庆：“苏联东欧问题国内期刊述评”，《苏联东欧问题》，1986年第3期，第92页。

[43]Gilbert Rozman,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p.439.

[44] 最常见的刊物名录如下所示：《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国外社会科学动态》、《国外社会科学》、《哲学译丛》、《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参考资料》、《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国外社会主义情报》、《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社会学与现代化》、《国外社会学参考》、《民族译丛》、《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外国史知识》、《史学月刊》、《国外法学》、《外国法学译丛》、《国际问题研究》、《外国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外国教育》、《外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研究》、《经济学动态》、《外国经济学参考资料》、《外国经济管理》、《计划经济研究》、《现代经济译丛》、《外国经济管理》、《国外金融动态》、《世界经济译丛》、《世界经济情况》、《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外贸调研》、《财政研究资料》、《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合作》、《世界农业》、《农业经济译丛》、《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动态》、《参考资料专辑》、《共运资料选译》、《国际共运参考资料》、《国际工运》、《中央联络部资料》、《国家体改委资料》等。

[45]Gilbert Rozman,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p.442.

[46] 关于留苏学生的社会学分析系受冯绍雷教授指点，在此特表感谢。

[47]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第1页。

[48] 参见文夫：“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苏关系大事记），《世界知识》，1989年第3期。转引自范新宇：“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评述”，第81页。

[49] David M. Lampton et al. “The Scope of U.S.-China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Exchange”, draft repor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85, Chapter 2.转引自Douglas P. Murray, “China’s Soviet Studies Programs ”,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pp.67-68. 

[50] 刘国光：“进一步深入开展对苏联经济问题的研究——1983年在‘苏联经济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3年第9期，第1页。

[51] 刘宁：“我的学术之路”，《俄罗斯文艺》，2007年第4期，第81页。

[52] Peter Rutland, “Sovietology: Who Got It Right and Who Got It Wrong? And Why?”, Michael Cox(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p.37.

[53] 赵常庆：“苏联东欧问题国内期刊述评”，第92页。

[54] 沈志华：“发现曾经真实的苏联”，《中国改革》，2009年第12期。

[55] Li Jingjie and Mei Yan, “Soviet Studies in China”,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p.89-98.

[56]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第3-4页。

[57] 杨希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国际观察》发刊100期有感”，《国际观察》2009年第4期第1页。

[58] 舒岩：“把对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京部分苏联东欧问题专家、学者座谈会综述”，《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4年11月，第3-4页。

[59] 80年代学术研究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正在并将继续不断被发掘出来。比如，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页；甘阳：“八十年代的现代性批判与九十年代转型（代序）”，《古今中西之争》，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24页。甘阳在此强调的是“文化研究”的突出意义，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各类学科“群起性”爆发的时代。

[60]Gilbert Rozman,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p.473.

[61] 冯绍雷：“宗师风范”，《老先生》，香港：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363页。

[62] 邢广程：“长者风范，智者气度”，《老先生》，香港：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95-296页。

[63] 参见冯绍雷：“三十年改革开放和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第6页脚注1。在原有资金用完之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自2006年起仍然与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后又增加俄罗斯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联合主办该项年度内部会，同时迄今已先后举行三次全国青年骨干研究人员的高级培训班。

[64] 有不少的机构并非实体性的，其科研人员往往分散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从而使得俄苏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域缺乏认同感。

[65] 与俄语毕业生需求升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语生源至今还未走出低迷的状态。以黑龙江省为例，2006年该省高考俄语卷数量是7000余份，而到2009年降至5000份，占全部考生的四十分之一。参见“人才需求增加生源萎缩俄语人才培养面临窘境”，http://www.mostgroup.Com/html/ NewsCenter/20091124/9D2B79445EDBB88E.html.

[66]Gilbert Rozman,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A New Era in Scholarship, p.474.

[67] 某知名学者2010年夏在出席国际会议期间与笔者的私下交流中曾用“一锅粥”来形容当前国内的俄苏研究局面。为尊者讳，此处略去其大名。

[68] 王跃生：“走出摇篮——读《今日苏联》谈当今的苏联研究”，《读书》，1989年第9期，第101页。

[69] 徐葵：“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发展概况——访美考察记之一”，《苏联东欧研究》，1983年第1期，第17页。

[70]参见Cyrillic E.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 (eds.), 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hilip E. Mosely, “The Growth of Russian Studies”, in Harold H. Fisher (ed.), American Research on Russia.IndianaUniversity Press. 1959; 徐葵：“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发展概况——访美考察记之一”，第18页。

[71]Arnold Buchholz (ed.),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Organization, Financing and Political Relevance. p.11-12.

[72] 阎光才：“韦伯之后的学术与政治”，《读书》，2010年第10期，第36页。

[73] [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2009年9月27日于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学术讲演，由冯绍雷教授主持，笔者为评论人，上海社科院梅俊杰先生担任翻译，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冯冲笔录。

[74] 於荣：《冷战中美国大学学术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75] Fersh Seymour H. Teaching of Area Studies, in Lee C. Deighton (ed.), The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The Macmillan and the Free Press, 1971(1), p.261.转引自於荣：《冷战中美国大学学术研究》，第152页。

[76] Cyrillic E.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 (eds.), 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 pp.50-51.

[77] Daniel Orlovsky, “Judging the Past, Charting the Future: On Aquariums and Fish Soup”, Beyond Soviet Studies, p.7

[78] [美]沃尔特·拉特：“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1984年第2期，第54页。

[79] 拉特指出，“一般认为，移民在评价自己的原籍国家方面未必是最出色的评判员。他们缺乏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他们的评价往往带有夸大的成分。苏联移民尤其如此。”参见[美]沃尔特·拉特：“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第57页。

[80] Yale Richmond, Foreword by Marshall D. Shulman, “U.S.- 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 1958-1986: Who Wins?”, Westview Press, 1987, p.32.

[81] Robert A.Dahl, “The Behavior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 Epitaph for a Monument to a Successful Prote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V.4. December, 1961, pp.763-769.

[82] “Soviet Area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Studies”, in Frederic J. Fleron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p.1.有趣的是，在美国召开研讨会从方法论角度讨论共产主义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时，位于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召开了圆桌会议探寻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如博弈论，是否适用于苏联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参见Allen Lynch, The Soviet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3.

[83] Robert C.Tucker,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munism”,World Politics,Vol. 19, No. 2, Jan., 1967, p.49.

[84] 日本学者长谷川毅在《共产主义与国际政治》1984年第2期中曾涉及到80年代以来美国大力促进苏联问题研究的种种举措。参见：[日]长谷川毅：“美国的苏联学危机”，《今日苏联东欧》，1985年，第2期，第64-65页。

[85] Daniel Orlovsky, “Judging the Past, Charting the Future: On Aquariums and Fish Soup”, p.8.

[86]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苏力、陈春生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18页。

[87] [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苏联”，2009年9月27日于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学术讲演。

[88] [英]波波·罗：“西方俄罗斯研究方法论”，《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第3页。

[89]福特基金会一位主管苏联东欧研究领域的项目负责人盖尔（Felice D. Gaer）曾精辟地披露了这种现象及其严重的后果。参见Felice D. Gaer, “Russian and Sovie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versity Scene”,(unpublished memorandum ),

1980, p.6.转引自Arnold Buchholz (ed.),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Organization, Financing and Political Relevance. p.29.

[90] Hiroshi  Kimura, “Slavic Area Studies in Japan: Features and Tasks”, in (Osamu Ieda eds.), Where are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Headed in the 21st Century?(Sapporo:SlavicResearchCenter, 2005), p.49.

[91] スラブ・ユーラシア研究名簿（第7版），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2003年；スラブ・ユーラシア研究名簿（第8版），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2006年。

[92] 每年举行两次，与教授会议同时举行，每次共三天。

[93] 该会成员主要是北海道从事斯拉夫—欧亚研究相关领域的专家，基本上每月都举行研究成果的发布和讨论活动。

[94] 1957年创刊的《斯拉夫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杂志，至1983年外文纪要创建为止，一直是各种语言的论文混载。这一纪要不仅展示了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历史，也是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变迁的重要资料。

[95] 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の40年, 札幌: 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5年, p.5.

[96] 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の40年，札幌: 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5年， p.6。

[97]ТакаюкиИто,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вЯпонии: история, учрежденияипроблемы», スラブ研究, №25(1980); Takayuki Ito,  “Slavitik und Osteuropa-Kune in Japan”, Osteuropa, 33-5,6(1983); ЦугуоТогава, «СлавистикавЯпонии: история, развитиеисегодняшнеесостояние», Обозрение, 1984, №8; Tsuyoshi Hasegawa, “Soviet Studies in Japan: Histor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 in Morrison Thambipillai,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1986.

[98] 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の40年, 札幌: 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1995年, p.153.

[99] Hiroshi  Kimura, “Slavic Area Studies in Japan: Features and Tasks”, in (Osamu Ieda eds.), Where are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Headed in the 21st Century? (Sapporo:SlavicResearchCenter, 2005), pp.49-51.

[100] 李凤林：“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苏联——读《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1期，第26页。

[101] 沈志华、左凤荣：“改革即去苏联化”，《中国改革》2011年第1、2期合刊，第211-214页。

[102] 比如，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另一位美国学者弗朗茨•舒曼则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曾撰写专著论证了中国和苏联政治体制的差异，尤其是有关毛泽东时代摆脱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论证较为精彩。关于这部分内容可参见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3-36页。

[103] 2008年在申请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课题委托项目《中国改革与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时，冯绍雷教授对本课题学术意义的修改定稿中的相关表述。

[104] 参见Gilbert Rozman,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78-1985.PrestonUniversity Press, 1987.

[105] 笔者自2003年起开始使用常喆、卢冠霖、陈扬等笔名为《环球时报》等媒体撰写评论或深度不分析类文章，当时遇到的一个极为困惑的问题就是要不厌其烦地向责任编辑解释俄罗斯的实际情况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糟糕。2003年笔者开始使用“重新崛起”描述当时的俄罗斯发展态势，但这种立场至少彼时在媒体看来多少有些“难以想象”，当时主流的描述仍然是磨难重重的“颓势”俄罗斯形象。事实却是，俄罗斯变了，而且当时在以惊人的速度继续变化着，但我们由于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对俄罗斯的表现变现出一种无知乃至偏见。

[106] 时下对于“中国模式”、“和平崛起”的各种讨论已经不绝于耳，相关的评论、论文和图书可谓浩如烟海。

[107] 相关表述见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号，第1页。转引自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第86页。

[108] 2008年4月，外交部时任副部长、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冯绍雷教授和笔者，听取我们汇报了俄中心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未来的设想。他反复强调一点：研究俄罗斯问题具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109] 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第379、384页。

[110]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8页。转引自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111]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

[112] 李永晶：“告别‘对日工作式’研究”，《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10月31日。

[113] 包括俄苏研究在内的国际问题研究不景气在学术圈内多被归咎于学术界和学者本身的“学术文化”，但实际上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绝不能忽视。可参见唐世平、张洁：“中国东南亚研究现状：制度化阐释”，《当代亚太》，2006年第4期，第9页。笔者对二位学者有关制度性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论断不完全认同，这样的看法可能忽略了学者独立人格的重要性。确切的说，是学界/学者与政界/政客双方紧密的有意识地互动和中性含义上的互相“利用”造成了当前异常复杂的“政—学关系”。

[114] 这种“以学术为业”的情怀，可能更多是一种理想类型，在现实的研究过程中似乎无法真正对政治无动于衷。科学家不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且还要以事实为据，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这大概是韦伯式的“以学术为业”者的底线原则了。参见阎光才：“韦伯之后的学术与政治”，第37页。

[115] 参见Gilbert Rozman,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78-1985.PrestonUniversity Press, 1987.

[116] 冯绍雷：“强国之道在于思想的健全”，《解放日报》，2005年8月27日。

[117] 范昕：“许纪霖论析《富强与文明：现代中国的文明梦》”，《文汇报》，2010年8月23日第9版。

[118] David L. Szant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Disciplines, UCIAS Edited Volume 3.http://files.us.splind

er.com/7e7e185d69201623a24f809208230bc2.pdf.

[119] 代表性作品包括：Michael Cox(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London and New-York, 1998.

[120] Ron Hill, “Social Science, ‘Slavistics’ and Post-Soviet Studies”, Michael Cox(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p.203.

[121] [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2009年9月27日于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学术讲演。

[122]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London, 1978.

[123]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中译本序”，《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24] 一种更让俄苏研究界感到尴尬的流言是，我们的理论水平如此低下，以至于其他学科都可以跑到国际关系学科来客串，甚至是普罗大众谈起跟俄苏问题相关的话题时，其讨论的水平未必比我们学者低。据说在国外学者眼中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的某些评论就被视为“仅仅与新闻从业者相当”或者“甚至还比不上媒体的敏感度”。

[125] F. Braudel, “History and sociology”, English trans. In his On History,Chicago, 1980, pp.64-82.

[126] 赵常庆：“苏联东欧问题国内期刊述评”，第92页。

[127] Mark Tessler, Jodi Nachtwey and Anne Banda, “Introduction: The Area Studies Controversy”, in Mark Tessler (ed.), 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转引自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88页。

[128]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页。

[129] Neil E. Harrison, ed.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Robert M. Cutler, “Complexity Science and Knowledge-Cre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stitutional and Infrastructural Resources, in Encyclo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Oxford: EOLSS Publishers for UNESCO, 2002.

[130]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7. 

[131]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杨少华、宫志雄译：《系统效应：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中文版前言，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V页。

[132] 此处借用了罗志田对于中国史学研究对于历史丰富性和史料的有限性多被忽视的批评。参见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133] Frederic J. Fleron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p.vii.

[134] 参阅林精华：“俄罗斯问题的中国表述——关于20世纪中国对苏俄认知的研究”，《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5期，第112-113页。

[135] [美]费正清著，薛绚译：《中国新史》，序言（余英时），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余序中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论断显然同样带上了强烈的个人好恶，我们应该予以理性认识。但就关于学者对于所研究对象的情感因素的描述，笔者认为还是深得个中三昧的。就本人向日本、欧洲等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的咨询，这似乎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136] [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2009年9月27日于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学术讲演。

[137] 王跃生：“走出摇篮——读《今日苏联》谈当今的苏联研究”，第102页。

[138] 吕瑞林、左凤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苏联问题——《苏联真相》首发式暨苏联问题研讨会综述”。

[139]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catching up’-a myth or a strategy. Edited by Ilona Pálné Kovács, Dagmar Kutsar, Routledge, 2010.

[140]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第322页。

[141] 萨义德：《东方学》，第416页。

[142] 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71页。

[143] [比利时]乔治•布莱：《批判意识》，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144] 王逸舟：“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若干思考与建议”，《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4期，第6页。

[145]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