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美在中亚能否合作？
原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
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深刻影响了这一地区战略态势。中俄美是中亚地区最有影响的三个大国，三国在中亚地区已成鼎立之势。中俄美都将中亚视为有重大战略利益的地区，三国都将在中亚保持长期存在。未来三国关系如何处理对中俄美都将是一个重大战略课题。本文探讨和分析了中俄美三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各自在中亚的态势、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合作的可能性。
一、背景
中亚地区是冷战结束后新出现的一个独立地缘政治空间。这一地区以其丰富的能源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受到重视。但总体而言，在“9.11”事件之前，这一地区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仍是一个在地理和心理上都遥远和荒凉的存在。“9.11”事件以爆炸性的方式把中亚推到了国际关注的中心，中亚地区从国际战略舞台默默无闻的后方成为它的前沿，也成为大国活动空前活跃的地区。
中亚地区大国关系的主要参与者是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欧洲对中亚地区有明显的兴趣，特别是在“9.11”之后，其关注和参与程度越来越深。如果欧洲继续发展其独立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未来欧洲有可能成为中亚大国关系的第四个主要角色。
中俄美三国在中亚地区占有特殊地位，这既是由于三国在这一地区参与的程度和影响，也是由于三国在国际关系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框架。换句话说，中俄美在中亚地区之所以突出，一方面是因为三个国家都在中亚地区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中俄美关系本身是大国关系的特殊结构。当中俄美三个国家都参与到这一地区事务时，这种关系结构也自然体现出来。
二、中俄美三国在中亚的利益
1.中国在中亚的利益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十分清晰和明确：第一，抑制“东突”分裂势力；第二，维持中亚地区作为中国稳定的战略后方；第三，使中亚成为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的渠道之一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对象。
1）抑制“东突”分裂势力。“东突”是“东突厥斯坦”的简称。它以成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家为政治目标，为此不惜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东突”一词最早从18世纪开始为欧俄学者所使用，用来称呼中国新疆南部，以与中亚的西突厥斯坦相区别。现代“东突”运动始于20世纪初，1933年和1944年在新疆两次出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可视为现代“东突”运动的最早实践。[1]自1990年代以来，在国际恐怖主义蔓延泛滥的背景下，“东突”的恐怖主义倾向加重，成为中国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集大成者，构成了对中国国家统一和西北地区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从1990年至2001年，“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制造了200余起恐怖事件，造成162人死亡，440人受伤。[2]反对分裂和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国自汉朝以来在西北地区一直面临的任务和一贯的宗旨。因此，打击“东突‘’分裂势力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和历史含义的传统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在西北地区维护国家统一斗争的继续，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在这一地区一贯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的继续。
中亚地区与中国“东突”势力有着密切关系。中亚地处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盘踞地区的周边，近邻喀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远接阿拉伯半岛和中东地区。1990年代初5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国家独立后，中亚成为伊斯兰世界新的政治和地理空间。脆弱的中亚国家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抵御能力，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浪潮般涌入，中亚地区内部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也在内外环境的催育下迅速滋生和蔓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中亚地区与南亚、西亚和中东已经连为一体，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猖獗活动的统一空间的一个部分。由于历史、民族、文化、语言、宗教等原因，“东突”与中亚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亚地区急剧的地缘政治变化，该地区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上的历史回归，以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使它成为影响中国西北地区安全的最重要的外部地区。一方面，中亚是“东突”势力最主要的国外基地之一。“东突”势力的许多组织以中亚为依托开展活动，从在中亚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那里得到精神支持和物质资助，“东突”分子从中国外逃，中亚地区也是它们可能的藏匿之地。r3）另一方面，中亚是“东突”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联系的重要地理通道，也是国际恐怖主义向中国渗入的主要途径。境外恐怖主义势力通过中亚地区向中国境内偷运武器和用于恐怖主义的物资，从中亚地区组织和遥控在中国新疆和其他地区的恐怖活动。
由此，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政策和目标简单而明确：这就是不使中亚地区成为“东突”的外部活动基地，不使中亚地区成为“东突”与国际恐怖主义联系的通道。为此，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政策是要求它们不采取危害中国统一的政策和不支持中国的分裂主义，限制和禁止“东突”在其领土活动，控制和阻止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从其领土进入中国。由此进一步延伸，由于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与中国新疆的安全密切相关，中亚地区的不稳定对中国西北安全形势有直接影响，中国愿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一道建立地区安全机制，为中亚地区安全提供制度性的集体安全保障，这既有利于中亚国家的安全，也有利于中国的安全。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功能之一即在于此。
2）维持这一地区作为中国稳定的战略后方。维持中亚地区作为中国稳定战略后方也属安全利益范畴，不过它是大战略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安全利益，因此与前述打击“东突”分裂主义所涉及的国内安全利益内涵不同。维持中亚地区作为中国稳定的战略后方，是把中亚地区放在中国对外战略的全局中，从这个角度对中亚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进行认识和定位，得出中亚地区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功能和利益所在。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特点是，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从中国要解决的主要战略任务和所承受的主要战略压力方向来说，中国的战略重点都是在东南方向。具体说是防止台湾独立，应对台独随时可能发出的严峻挑战；而最大的战略压力来自于由于美国对台独的支持可能形成的中美战略对抗，以及由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所可能发生的中美战略冲突。由此出发，在战略上中国需要在其他战略方向保持基本稳定和平静，以集中资源于主要战略方向。中亚地处中国西北，与中国的边界线长达3000多公里，是中国周边一块相对独立的战略区域，它构成了中国西北战略方向的基本组成部分。从中国的战略需要和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来说，中亚地区都应是中国的战略后方。中亚地区只有成为中国稳定的战略后方，才最大限度地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保持中亚地区作为中国稳定的战略后方的基本条件是：首先，解决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边界争议问题，维持边界和平与安全。这是中国与中亚地区发展关系的基础条件，现在这一问题已经得到完全解决。其次，使中亚国家采取对中国亲善的外交政策和维持中国与中亚国家良好的双边关系。第三，不使中亚地区落入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控制，尤其是与中国有复杂地缘政治战略关系的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控制。由此推出了中国对中亚外交政策的又一基本原则和目标，即保持中亚国家对中国的友好和阻止这一地区为任一大国或大国集团所主导。
3）中亚应成为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的来源之一和区域经济合作对象。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需的能源供给和实现能源供给的多元化是中国的战略任务。中国石油进口数量持续快速增长。从1997到2002年，中国原油进口分别是3547万吨，2732万吨，3661万吨，7026万吨，6025万吨，6940万吨。2003年中国原油进口约达9000万吨。中国未来所需能源将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已成定局。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约50％来自中东，约22％多来自非洲，中国对中东和非洲石油的依赖超过70％，这一比重显然很大。[4）考虑到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现实和潜在不稳定性，中国能源的稳定供应存在很大风险。中国与俄罗斯的首个大型能源合作项目即建设从俄罗斯的安加尔斯克到中国大庆的石油管道尚未最后确定。如果这一项目能够如期实施，到2010年俄罗斯中国可以每年从俄罗斯进口3000万吨石油。假如届时中国年进口石油1.5亿吨，这将占中国年能源进口的20左右％。在同一设想下，如中国与中亚地区（主要是哈萨克坦）的能源合作能够取得突破，使每年从中亚进口石油达到2000万吨，那么届时中亚能源供应也将占中国能源进口的10％以上。在俄罗斯和中亚两个方向获得稳定的能源基地后，中国可保证长期稳定的能源供应，国际形势变化的风险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分散。这样，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的格局将基本形成。不过，目前中亚还没有成为中国现实的能源基地，中国从中亚获得的能源数量尚未达到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平。中国在中亚拥开发权的油田规模不大。2002年中国从中亚进口的石油只有100多万吨。1997年，中哈签署了修建从哈萨克斯坦的阿特劳到中国新疆阿拉山口的石油管道协议，但这一管道的修建因可供石油数量不足被推迟。2003年这一项目重新启动，在当年6月胡锦涛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中哈签署了推动铺设从哈萨克斯坦的阿塔苏到中国新疆阿拉山口石油管道的协议。这条管道有可能在今后几年内建成，届时每年可向中国输送石油1500-2000万吨。同时，哈萨克斯坦的石油产量持续快速增长，为保证石油供应提供了条件。[5]区域经济合作对中国具有更广泛的经济利益。中国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国的西北地区，首先是新疆。[6]中国西北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距遥远，而与中亚地区是近邻。西北地区融人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圈中有相当困难，而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是它发展的一个便捷途径。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也为中亚国家进入中国西北提供了机会。
中国实现在中亚地区经济利益的基本条件是，确保中亚能源对中国开放和平等的贸易机会。保证中亚能源的开放性对中亚能否成为中国能源进口的基地至关重要。
根据以上对中国在中亚基本利益的确定，也即确定了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政策指向。它们是：1.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保持地区稳定。3.促使这一地区经济繁荣。4.确保中亚国家对中国友好。5.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上中亚地区不落人任一大国控制。6.在军事上不形成针对中国的军事集团。7.中亚能源资源对中国开放。
2.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
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十分复杂。一方面俄罗斯在中亚利益的形成有更复杂的历史、文化、人文、心理背景；另一方面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整体上仍处于调整时期。
1）俄罗斯在中亚的核心利益是保持中亚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包括在政治、经济、国防、文化、语言等各个方面。中亚国家是原苏联的一部分，它们既是独联体的成员，也是俄罗斯外交中的“近外”地区。独联体和“近外”是俄罗斯外交中的特殊地区，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属于俄罗斯外交最核心层次，是俄罗斯外交最优先的方向。这在普京分别在2000年1月10日和2000年6月28日签署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概念》和《俄罗斯外交政策概念》两个俄罗斯外交基本文件中都有明确阐述。中亚地区对俄罗斯利益的属性也从属于整个独联体和“近外”地区对俄罗斯利益的属性。
在俄罗斯对中亚地区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统治中，特别是在苏联70年对中亚的经营中，中亚地区与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社会生活和心理思维等各方面发生了相当大程度的融合。这构成了俄罗斯与中亚地区的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又构成了俄罗斯对中亚的特殊概念，既中亚是俄罗斯的属地。这是俄罗斯对待中亚的一种普遍心态和认识，它反映为一种特殊的利益，是建立在一种特殊概念上的利益。事实上，在中亚国家已经独立10年后的今天，大多数俄罗斯人仍不习惯把与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独联体的关系看作是纯粹的国家间关系[7].这一概念在外交政策上的反映就是保持中亚作为俄罗斯的特殊部分。
由于这一利益是建立在概念之上的，它形成的基础是过去历史的遗留，因此它在真实地反映俄罗斯利益的同时，也存在着与变化了的现实不相符合的成分。概念的变化有时滞后于它所依赖的现实的变化，特别是在主观上不愿接受这种变化的情况下，但现实的变化最终会导致概念的变化。中亚地区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社会生活和地缘政治上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这一变化的继续发展，将使俄罗斯对中亚的概念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这将对未来俄罗斯对其在中亚利益的界定发生影响。
2）在现实的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中，安全利益最为突出。中亚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有多层含义。其一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俄罗斯的威胁。中亚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向俄罗斯渗透的主要通道之一，恐怖主义势力和极端主义思潮通过中亚地区进入俄罗斯的高加索和南方地区。这里是俄罗斯穆斯林居民的主要聚集地区，俄罗斯2000万穆斯林居民中的大多数集中在这里，包括高加索诸共和国、鞑靼斯坦、巴什基尔斯坦等。地理上的相邻，宗教的相同，民族的接近和中亚国家控制能力的薄弱，使中亚地区成为俄罗斯外部安全的严重威胁来源。因此，在《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概念》中，南方方向被置于对俄罗斯威胁的首位。中亚对俄罗斯安全利益的又一威胁是走私贩毒。中亚地区紧邻世界毒品的主要产地之一“金新月”地区，这里出产世界70％以上的鸦片以及大量海洛因。这些毒品通过中亚进入俄罗斯，其中一部分输往欧洲，另一部分在俄罗斯销售。这成为俄罗斯毒品的主要来源。毒品问题对俄罗斯社会的危害已达到极为严重的程度，而且这一问题还在发展。俄罗斯已将这一问题提升到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威胁。中亚对俄罗斯安全利益的第三个层次是地区稳定。俄罗斯与中亚接壤，中亚5个新独立国家都是俄罗斯的邻国或近邻。中亚地区国家政权脆弱，经济困难，社会分化严重，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产生的土壤，这一地区潜伏着造成地区不稳定的诸多因素。而中亚地区的不稳定，将直接波及俄罗斯。由于俄罗斯在中亚的直接存在和俄罗斯与中亚地区的特殊关系及其所承担的义务，中亚地区发生动荡很可能使俄罗斯卷入其中，这将成为俄罗斯政治和经济负担，是俄罗斯所不希望的。最后，俄罗斯在中亚的安全利益是保持中亚作为俄罗斯的“后院”，不使中亚为其他大国所控制和在地缘政治上形成对俄罗斯的战略威胁态势。“9.11”事件之后，俄罗斯允许美国军事力量进驻中亚打击阿富汗塔利班。这有利于消除或减轻国际恐怖主义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符合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事实上，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俄罗斯已经不能阻挡美国军事力量的进入。“9.11”后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军事墓地，不过，俄罗斯不希望美国在中亚地区保持长期军事存在。[8]塔利班被摧毁后，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好转，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减小，但俄罗斯于2003年10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新的军事基地，并派驻作战飞机。这是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加强地缘政治存在和防止其他大国在中亚形成对俄罗斯战略优势的强烈表示。
3）经济利益是俄罗斯在中亚的现实利益。俄罗斯与中亚的贸易绝对数额相对来说不大，但它是中亚国家最大的经济伙伴。在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2000年以来，俄哈年贸易额维持在45亿美元上下。俄罗斯与中亚另一大国乌兹别克斯坦的年贸易额接近10亿美元。其他中亚国家经济总量不大，对外贸易规模较小，俄罗斯与这些国家贸易额的绝对值也较小。不过，作为前苏联和独联体的一部分，中亚地区是俄罗斯经济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是俄罗经济空间的自然扩大，是俄罗斯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空间依托。与独联体国家实现统一经济空间一直是俄罗斯追求的目标，中亚地区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在近10多年虽然弱化，但在经济上仍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是最有可能实现与俄罗斯统一经济空间的地区之一。
俄罗斯在中亚的另一重要经济利益在能源和能源输出领域。中亚能源丰富，但其输出途径过去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手中。俄罗斯利用其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优势控制中亚能源输出通道，既能对中亚国家有效地实施政治影响，也有巨大经济好处。随着中亚能源输出管道的多元化，一方面俄罗斯从中亚里海经俄罗斯过境石油天然气中得到的经济好处要受到损失，另一方面中亚能源在国际市场对俄罗斯构成一定竞争，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政治控制能力也将削弱。俄罗斯对中亚国家不受俄罗斯控制的能源开发和能源输出项目，最初采取抵制和制裁的政策，但从普京执政后转而实行积极主动的方针，实施合作和参与的政策，同时作为重要控制手段。俄罗斯对中亚里海能源开发和输出的参与又构成了俄罗斯在这一地区新的经济利益。
4）中亚地区有大量俄罗斯族居民，这形成了俄罗斯在中亚的特殊利益。苏联解体之时，大约有2000万俄罗斯族人留在了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其中在中亚地区约有1000万人：在哈萨克斯坦约600万，在乌兹别克斯坦约166万，在吉尔吉斯斯坦约91万，在塔吉克斯坦39万，另在土库曼斯坦约有34万。俄罗斯族人在中亚地区的总人口中约占20％，而在个别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族人与主体民族的比重不相上下。[9]在最近10多年里，大量俄罗斯人离开中亚，但大多数俄罗斯人由于各种原因继续留下来，现在中亚各国的俄罗斯族人仍有600多万人，约占中亚国家总人口的12％。“[10]保护俄罗斯族人在这些国家的权益和平等地位，越来越被视为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重要部分。同时，在中亚地区大量俄罗斯族人的存在也成为俄罗斯联系中亚国家的渠道和在中亚地区发挥影响的重要手段。
3、美国在中亚的利益
与中国在中亚利益的明晰、俄罗斯在中亚利益的复杂不同，美国在中亚的利益既简单又复杂，更确切说是对美国在中亚利益的判断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因为美国在中亚存在的目的性似乎十分明确，特别是“9.11”后，美国在非常明确的目标下大规模进入中亚。复杂在于美国在中亚的战略目标实际上并不象看上去那么简单和单纯，美国在中亚的存在、特别是军事存在具有功能的自动延伸性和扩张性。在更广阔的战略背景下，美国的战略目标潜含着更多更复杂的内容。
1）反恐是美国在中亚的首要利益。“9.11”事件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传统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来自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上升为对美国最突出的安全威胁，反恐成为美国战略性任务。中亚地区地理位置独特，毗邻一系列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聚集的地区，包括阿富汗、克什米尔、高加索地区、中国新疆，及邻近一些被美国怀疑支持伊斯兰激进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的国家，如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中亚地区本身也是恐怖主义势力猖獗的地区，中亚各国政府深受恐怖主义的威胁。因此，中亚地区在地理上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便利基地。而且，由于安全、政治、经济的原因，中亚国家对美国进入该地区持欢迎态度。“9.11”之后，塔利班的垮台缓解了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但恐怖主义势力的根基并没有清除，阿富汗的稳定还很脆弱，周边地区还存在着恐怖主义势力的基地，恐怖主义势力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反恐依然是长期的任务。在这种背景下，中亚地区对美国进行国际反恐的地理和政治作用没有消失。以中亚为基地，对阿富汗的稳定提供安全保障，监视恐怖主义在该地区的活动，并对被美国列为“恐怖轴心”之一的伊朗进行威慑，这是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最突出的利益。
2）控制中亚里海能源。控制世界能源——包括里海能源——是美国的重要战略思想。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即开始积极介入里海能源开发。“9.11”之后，美国控制世界能源的思想表现得更为明显。“9.11”事件凸显了伊斯兰激进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巨大能量，这不能不引起对中东地区未来稳定的担忧。中东地区是世界石油最主要产地，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达20％以上。但该地区动乱频繁，并显示出越来越动荡的趋势。“9.11”之后，美国对未来中东石油供应的可靠性感到了不安，对世界其他地区能源的兴趣明显增加，包括俄罗斯、非洲、中亚和里海地区。中亚和里海地区被认为是继中东地区之后未来最大的石油储藏地，潜力巨大。这是中亚地区对美国重要性的又一原因。控制中亚和里海能源是美国控制世界能源的总体思想的一部分。美国控制世界能源不仅是保证能源为己所用，也是为了以能源控制为手段，获得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的物质资源。如能对世界能源进行有效控制，美国则对整个世界特别是象中国、俄罗斯、欧洲这些大国或力量中心形成重大影响。对于能源输入国，可通过控制供应和价格对其进行制约；对于能源输出国，亦可利用价格控制对其施加压力。美国对中亚和里海能源的战略意图是公认的。[11]控制中亚和里海能源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控制里海能源输出管道。在一定程度上，谁控制了中亚和里海能源输出管道，谁就控制了中亚能源，也就控制了中亚能源生产国。因此，美国对中亚能源的控制也表现在对中亚能源输出管道的控制上。
3）地缘政治利益是美国在中亚地区的重要战略追求。中亚是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是中国的战略后方。美国与这一地区相距遥远，没有深远的历史和战略联系。“9.11”后，美国在反恐的名义下突然将军事力量推进到中亚，这对俄罗斯来说是闯进了它的传统的势力范围，对中国来说是出现在了它的战略后方，并达到了最接近中国边界的地区。历史上，美国从没有进入过中亚，更没有在中亚建立过军事基地。美国保持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在战略上可以监视和牵制俄罗斯和中国，抑制俄罗斯恢复对中亚的控制，鼓励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独立政策，控制伊朗影响在中亚的扩张，防止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形成针对美国的联盟。尽管美国表示它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没有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意图，并且希望与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一地区合作，但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在俄罗斯和中国的边界和邻近地区保持军事存在不能不产生地缘政治的含义。
三、中俄美在中亚的态势
1.中国在中亚的态势
中国进入中亚是随着这一地区成为独立的地缘政治空间而自然发生的。自中亚国家独立之始，中国既成为对中亚地区拥有重大影响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中国与中亚地区在地理上接近，与三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个国家接壤，与另外两个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邻近，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共同边界有3000多公里。就地理来说，中国是与中亚国家接壤最多的国家和最接近中亚的国家，这是原因之一。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边界问题。中亚国家独立之时，中国与苏联的边界谈判正在进行之中。苏联解体后，中苏边界西段的决大部分变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边界，三个中亚国家决定与俄罗斯组成一方，继续与中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边界问题成为把中国与中亚国家联系起来的中介，这使中国对中亚的影响自然发生。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后，边界地区安全仍是使中国与中亚国家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这是原因之二。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在种族、宗教、文化、历史、习俗等方面与中亚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能不使中国和中亚国家发生特殊的关系，这是原因之三。中国与中亚地区有深远的历史渊源，近一个半世纪里，中国与中亚的自然联系发生了断裂，但中国与这一地区久远和深厚历史联系所形成的积淀深厚，它只是被存封，但没有消失。该地区的独立开启了历史的尘封，人们的历史记忆使中国与中亚的距离迅速拉近，这是原因之四。上述这些原因，使中国在中亚地区一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就自然成为对该地区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国。
中亚国家在原苏联共和国中属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苏联解体后，统一的经济联系瓦解，原苏联地区陷入普遍的经济衰退，中亚国家因其基础薄弱，经济危机的后果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更甚，社会贫困现象严重。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商品以其价廉实用大量进入中亚，成为满足购买力很低的当地居民的主要日用商品来源。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特别是边贸逐渐发展起来，在中亚日用品市场上，中国商品占据了相当大份额。经贸关系的发展也成为中国重新进人中亚的一个重要途径和重要体现。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阿申巴耶夫认为，商品贸易是中国在中亚立足的主要基础。[12]90年代中期，随着塔利班在阿富汗夺取了政权，中亚安全形势趋于严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在中亚地区的危害日益上升，对中国、中亚国家和俄罗斯构成了表现形式不同的共同威胁。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三国在完成边界谈判之后，为了继续合作和对付恐怖主义威胁，于1996年形成了“上海五国”。“上海五国”是中国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机制，同时也是中国参与中亚安全事务的重要途径和形式。2001年，“上海五国”转变为地区合作组织，即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性推进，是中国对中亚外交的突破性进展。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对中国的意义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安全保障机制；为中国参与中亚事务提供了一个制度性渠道；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全面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还意味着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达成了战略妥协，两国在中亚形成了战略平衡，相互承认对方在中亚的利益并进行战略合作。在西方舆论界，则普遍把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看作是中俄联合试图阻挡美国和北约进人中亚地区的努力。总的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使中国在中亚的态势显示出强劲的势头和潜力。
“9.11”事件之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垮台，美国军事力量进入中亚，中亚安全形势和地缘政治形势都发生重大变化。这特别表现在俄罗斯与美国在中亚地区超出预料的合作，中亚国家在政治上向美国的明显移动，美国在中亚影响的显著上升。这种变化对中国在中亚的存在态势产生了现实影响。许多分析家认为，“9.11”事件降低了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安全保障中的作用，抑制了中国在中亚的发展势头，使中国在中亚的战略态势发生了不利的改变。尤吉恩？卢麦尔教授评论说：“中国在‘9.11’前是地区权力的代理人，现在它发现自己被边缘化和被取代，实际上处于孤立状态。它只能考虑扮演并不令人羡慕的二等角色……不管中国从美国的军事行动中获得多少好处——毫无疑问，中国是反塔利班行动和继而对它的维吾尔武装分子的打击的受益者——美国在中亚的优势对于谋求亚洲超级大国地位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挫折。”[13]“9.11”后中亚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中国是一个突然的变动，不过，不管看上去多么奇怪，中国所受到的震动和对自身形势的估计并没有国外舆论认为得那么强烈和悲观。形成这一反差的主要原因是：国外舆论主要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考察中美关系，更多侧重中美的竞争与对立，而中国虽然也重视地缘政治的因素，但并不把中美关系作为天然的竞争和对立关系，尤其是不把中美在任何地方发生的相遇作为中美对抗的自然内容。另外，国外舆论对中国在中亚战略意图的估计存在偏差，错估中国对中亚的战略定位，把中国在中亚的战略目标理解为控制中亚。事实上，中国不认为“9.11”事件使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地位受到严重挫折。中国没有控制中亚的战略追求，因此也不会有相应的挫折；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没有因俄美关系的改善而变化；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没有受到明显损害；上海合作组织没有如一些分析家预料得那样发生瘫痪，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因此，尽管“9.11”后中亚地缘政治形势确实给中国提出了新的挑战，但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地位没有受到根本性的破坏。
2.俄罗斯在中亚的态势
俄罗斯在中亚的存在状态与中国形成对比。如果说中国在中亚存在的态势是正向的，从原来的空白状态逐渐增长，那么俄罗斯在中亚存在的态势是反向的，从原来的无所不在持续后退。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初9年里，俄罗斯在中亚存在的总体态势是持续降低。在政治上，俄罗斯失去了对中亚国家的全面影响力。中亚国家追求独立，竭力摆脱俄罗斯的控制。土库曼斯坦宣布奉行中立政策，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公开拉开了距离。在军事上，除了在塔吉克斯坦仍保留军事存在外，俄罗斯在其它中亚国家的军力力量和军事基地全部撤出。在经济上，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水平不断下降。在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中亚国家部分地重返伊斯兰世界，在社会生活中伊斯兰文化排挤俄罗斯文化，俄语虽然仍是通用语言，但已没有国语的地位。俄罗斯族人被大量从国家和社会重要岗位上撤换，由本地民族精英所取代，俄罗斯人从优等公民降低到二等公民。同时，由于社会生活环境条件的变化，大量居住在中亚的俄罗斯族居民远走俄罗斯。俄罗斯舆论评论说：“俄罗斯即使今天在政治上也不稳定，在经济上没有很大吸引力，相当部分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对于大部分中亚国家居民来说不值得羡慕，文化上也不是独树一帜。最后，俄罗斯的武装力量今天也不是值得赞叹和仿效的目标。[14]因此，俄罗斯的影响在中亚地区的衰退是自然的。
俄罗斯在中亚存在不断降低的态势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才开始得到扭转。2000年普京执政后，对独联体和中亚给以更高的战略重视和投入，在策略上也进行了调整。俄罗斯在政治上对中亚转向更多采取怀柔政策，减少了高压成分，以大棒和胡萝卜并用代替了单纯依靠施加压力，以增强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向心力。在策略上改变了过去比较僵硬的做法，从全面推进改为以多边和局部合作为基础的推进。普京的政策取得了效果。从2000年开始，俄罗斯在中亚的存在出现上升的态势，表现在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有所发展，特别是与关系冷淡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有明显改善。2002年5月，普京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达成俄购买土天然气并通过俄罗斯的管道每年为土库曼斯坦输送50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协议；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28个在军事技术领域合作的协定。俄罗斯通过使用经济利益手段和平等对待中亚国家使中亚国家又转向了俄罗斯。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也有实质性进展。在经济合作上，俄罗斯在中亚也显示出恢复的势头，2000年5月，主要由俄罗斯和部分中亚国家组成的欧亚海关联盟改为欧亚经济共同体，表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经济一体化过程有所进展。2001年5月，包括俄、哈、吉、塔在内的集体安全条约决定组建快速反应部队，这表明俄罗斯与中亚和独联体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合作获得进展。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持积极态度。上海合作组织包括了中国、俄罗斯和四个中亚国家，是该地区独一无二的安全和经济合作组织，它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对中亚国家有较大的吸引力，包括一向对多边合作态度冷淡的乌兹别克斯坦也加入了该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也促进了俄罗斯在中亚影响的恢复，使俄罗斯增加了一个与中亚国家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
“9.11”事件对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存在无疑也是一个冲击。[15]事件发生后，作为对美国的支持，俄罗斯允许美国军事力量进人中亚地区打击阿富汗塔利班。不过，俄罗斯这样做虽有利害关系的考虑，但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俄罗斯已无法阻止美国军队进入中亚，特别是无法阻止乌兹别克斯坦向美国开放自己的领土。“9.1”事件对俄罗斯在中亚战略态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打破了俄罗斯是唯一有权在中亚部署军事力量的概念，也打破了俄罗斯是唯一在中亚保持军事存在的现实，这是美国对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一次重大突破和对俄罗斯地缘政治态势的一次重大改变。在此之后，可以说已经没有哪一块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是美国不可以进去的了。“9.11”之后，中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转向美国，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走得最为迅速，这使中亚地区刚刚增强的对俄罗斯的向心力出现减弱。美国虽然没有对中亚地区安全做出明确许诺，不过美国在中亚军事存在本身使中亚国家增加了一个安全选择和依靠，这又削弱了俄罗斯对中亚国家安全的作用，特别是削弱了集体安全条约的作用。
不过，尽管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存在和影响从苏联解体后持续减弱，尽管“9.11”事件使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存在受到重大影响，但俄罗斯仍是在中亚地区根基最深的大国。俄罗斯在中亚经营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与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联系之深，不是可以轻易割断的。俄罗斯人对中亚的了解胜过任何这一地区外的其它国家。中亚各国精英阶层大多接受的是苏联教育甚至是在俄罗斯受的教育。中亚人讲俄语，收听俄语广播，看俄语电视，知晓俄罗斯的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许多人在俄罗斯有亲朋好友，俄罗斯对于中亚国家来说如同近邻加远亲，中亚国家的社会生活与俄罗斯仍有着密切联系。中亚国家领导人与俄罗斯领导人没有语言和思维方式障碍，能够直接地进行任何深度的交流。尽管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相互贸易在其外贸中的比例下降，但俄罗斯仍是中亚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外贸占乌外贸总额的16％以上，是乌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也是哈萨克斯坦最大贸易伙伴，俄哈贸易占哈外贸的约35％。尽管中亚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满怀希望，但俄罗斯对它们来说仍是本国产品的主要市场。中亚地区最大的财富是能源，但能源输出的通道仍基本为俄罗斯控制，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主要仍需经过俄罗斯的油气管道运往国际市场，这种状况在巴库一杰伊汉管道投入运营之前不会改变。中亚国家在安全和国防上仍对俄罗斯有较大依赖。塔吉克斯坦的边界仍由俄罗斯边防军守卫，中亚国家的军官在俄罗斯接受训练，中亚国家军队的武器装备也主要是俄罗斯提供的。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有两个由它主导的重要机制，一个是欧亚经济共同体，一个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是俄罗斯聚合中亚国家的两个重要杠杆，欧亚经济共同体是政治和经济杠杆，而集体安全条约是军事和安全杠杆。应该看到，“9.11”之后中亚地缘政治形势变化对俄罗斯的冲击更刺激了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保持和发展其战略存在。2002年5月，在俄罗斯的主持下，集体安全条约决定改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2003年10月，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新的军事基地，这是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第一次在中亚建立新的军事基地。[16]2003年2月，欧亚经济共同体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晤，俄罗斯与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原苏联国家经济一体化过程出现加速势头。2003年4月，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签定了为期25年的能源合作协议，这是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关系的一大进展，不仅有经济意义，也有政治意义。由此可见，俄罗斯重新恢复了在中亚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扩展的势头。
3.美国在中亚的态势
中亚对于美国来说，既不象对于俄罗斯那样曾共属一个国家，也不象对中国那样是直接的邻居并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美国与位于欧亚内陆腹地的中亚地区从未发生过历史联系。如同查尔斯。费尔班克斯教授所说的，在中亚对于决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地球上最偏僻的地方之一，美国人甚至很难正确叫出这些国家的名字和在地图上找到它们。[17]在苏联解体后的最初时期，面对苏联解体所形成的巨大地缘政治变化，美国无暇顾及中亚这一偏远之地，当时美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巨变后俄罗斯的发展，美国最关注的问题是苏联解体后核武器在原苏联地区的可能扩散。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在原苏联地区外交的中心国家是俄罗斯，这一政策被形象地成为“俄罗斯第一”。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亚地区的基本想法是防止哈萨克斯坦拥有核武器和保持这一地区的独立和稳定，另外是对这一地区的能源感到兴趣。这一时期美国在战略上对中亚并没有给以很高重视，实质性投入和关注都很少。美国国务卿贝克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初的1992年访问了中亚地区，此后直到2000年4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中亚的访问之前美国国家和外交部门的领导人没有踏上过中亚的土地。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中亚地区的重视增加。主要原因是，苏东巨变的震荡已趋平缓，美国有余力顾及其它地区；美俄关系从最初的浪漫转冷，两国关系进入了“冷和平”，美国加强了对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抑制；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中亚恐怖主义势力上升，中亚地区不稳定威胁增强。1997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表示，中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首次表明了中亚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同年7月，美国国务院主管前苏联事务的副国务卿塔尔博特阐述了美国对中亚的政策。[18]美国对中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投入开始加大。美国鼓励中亚国家组成没有俄罗斯参加的经济合作机制——中亚经济共同体；竭力促成修建旨在绕开俄罗斯的巴库—杰伊汉石油管线，以打破俄罗斯对中亚能源输出的控制，1999年11月，在欧安组织伊斯坦布尔首脑会议期间，有关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修建这条管线的协议，美国总统克林顿出席了签字仪式；从1997年开始，美国军队开始参加“中亚营”的军事演习。“中亚营”军事演习通常被认为是在北约“和平伙伴关系”框架内进行的，实际上是美国资助和主导的。500名精锐的美国第82空降师伞兵从美国本土中途不着陆地直接降落到了中亚，跨越距离达7700英里，是美国历史上最长距离的直接兵力投送。在这次演习后，美国第一次暗示有意在中亚部署军事力量。[19]与此同时，由美国主导的北约组织也向中亚地区积极渗透，随着吉尔吉斯斯坦在2001年4月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所有中亚国家都成为北约“和平伙伴计划”伙伴国，从而使中亚地区被纳入北约非正式安全机制框架之内。从1992年到1999年，美国共向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提供了大约19亿美元，用于这一地区的民主和市场改革。[20]不过，总体而言，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无论美国对中亚的重视程度，还是美国对这一地区的进入程度都是有限的，它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态势没有突出的优势。[21]“9.11”事件猛然把中亚推倒了美国关注的中心，中亚地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美国为打击塔利班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建立了军事基地，美国军队进驻到中亚。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形势发生变化，美国在中亚的地位显著提高。舆论评论美国在中亚排挤了俄罗斯和中国，“成为这一地区事实上的保卫者和担保人”。[22]中俄美三大国在中亚的平衡出现了向美国的倾斜。
四、中俄美在中亚地区能否合作？
中俄美都在中亚地区扮演着突出角色，三国在这一地区发生战略性遭遇，并且欲在这一地区保持长期战略存在。三国的战略利益或抵触或一致，它们不可能不发生某种战略关系，形成某种相互关系形态。
中俄美在这一地区未来相互关系的形态有多种可能：其一是公开对峙；其二是模糊的战略关系；其三是形成合作框架。
中俄美在中亚地区形成公开对峙受制于诸多因素。一般而言，中俄美在中亚的关系状态取决于中俄美关系的总体状态。换句话说，如果中俄美总体关系恶化，中俄美在中亚地区的相互关系将紧张或激化；如果中俄美关系总体良好，中俄美在中亚地区的关系将不会呈现出敌视性公开对峙。反过来说，尽管中俄美在中亚形成鼎立之势，特别是俄罗斯和美国，两国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似同两虎对视，但三国一般不愿因中亚这一局部问题毁掉双边关系大局。中俄美三国共存在于中亚的事实，也限制了公开对峙局面出现的机会。三国均没有追随一国反对另一国的愿望，而且三国均不希望另两国形成共同战线并处于其对立面，同时三国也不愿看到任何一国控制中亚，三国之间的相互博弈增加了均衡状态的可能，使形成任何形式的公开对峙的机会减小。
模糊的战略关系，是中俄美三国在相互关系上没有明晰的形态，相互关系表现出摸棱两可的特征，就如同现在中俄美在中亚相互关系的状态。目前中俄美在中亚相互关系的模糊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是没有或不能确定其明确的政策所致。目前中俄美三国都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关于三国相互关系的政策。不过，模糊的战略关系未来也可以是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和策略的产物。因此，模糊的战略关系有可能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甚至可以成为中俄美在中亚关系的一种常态。
不过，模糊的战略关系更可能是一种过渡形态。中俄美作为三个在中亚地区地位和作用最突出的大国，利害关系深刻，在三国没有公开对峙意图的前提下，它们可能试图将三国关系纳入一种机制性框架或者达成某种默契，以避免无序状态的产生和它给三国关系带来的不稳定性及不确定性。这样一种机制性安排对于三国都有好处。
中俄美在中亚地区形成合作框架存在着可能，并且也有必要。
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中俄美目前都没有在中亚地区发生冲突的愿望。这是三国有可能在中亚地区进行战略对话或合作的主观条件。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背后打人了一枚楔子，它使美国深入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后方，但美国的基本意图在反恐之外是进行一种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战略部署，目前它无意刺激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一地区与中国和俄罗斯展开正面冲突。因此，美国的基本追求是在中亚保持军事存在，巩固和扩展美国在中亚的影响，抑制中俄影响的上升，但同时表明对中国和俄罗斯没有敌意并不损害中国和俄罗斯的利益，并且寻求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某种合作。美国希望派观察员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活动即是一种积极姿态。俄罗斯对美国在中亚长期军事存在不能接受。美国完成了在中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后，又继续推进到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同时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也步步进逼，这种态势对俄罗斯不能不是一种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性挑战。它意味着美国从乌克兰、高加索到中亚的俄罗斯“近外”区域的全面进入，意味着俄罗斯可能对其最重要战略地区影响的进一步丧失。如同亚历山大·拉尔教授所说，俄罗斯和美国“在这一地区追求的目标完全相反。俄罗斯试图以政抬和经济形式在南高加索和中亚站稳脚跟，以便为重新在原苏联空间内实施一体化创造可能。而美国正好相反，它的目标是竭尽全力防止俄罗斯把原苏联国家重新聚集到自己周围。”[23]不过，俄罗斯无力将美国在中亚和高加索的军事存在排挤出去，最终俄罗斯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把美国作为一个在中亚地区有平等军事存在权力的对话对手。中国亦不能接受美国在中亚的长期军事存在。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虽然不象许多人担心的那样对中国构成直接危险，但构成了一种对中国不利的战略态势。在中美关系正常的情况下，它对中国的威胁是隐性的，但在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危机时，将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使中国处于腹背受敌的形势。因此，美国在中亚长期军事存在对中国有双重意义：在具有某些积极意义的同时，战略上的负面作用也将长期潜在。不过，如同俄罗斯的情况一样，中国最终也不得不面对美国军事力量将长期留在中亚的现实，并由此制定相应的政策。中国接受现实的结果不是与美国对抗，而是与美国发展某种合作。这不意味着中国赞成美国在中亚长期保留军事力量，它仅仅意味着中国对既成事实的一种现实主义态度，即尽力利用这一事实中的有利因素和最大限度减轻它的破坏作用。
从前述中俄美在中亚的利益构成来看，三国在中亚存在着一块宽阔的利益融合和交织地带，这就是反恐，维持地区安全，防止宗教极端势力泛滥。这是中俄美有可能在中亚地区进行战略对话或合作的客观条件。反恐是中俄美在中亚最大共同利益，也是三国在中亚最易于开展合作的领域。中亚反恐符合美国在全世界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目标，有利于俄罗斯消除南方方向恐怖主义来源，有助于中国控制“东突”分裂势力，所以，中俄美在反恐领域进行合作有稳定基础。中俄美在中亚地区的另一共同目标是维持中亚地区稳定和发展。中亚地区稳定对中俄美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但它与中俄美的安全利益都利害相关，对三国都有好处。地区稳定与反恐之间存在密切内在联系。中亚国家普遍十分虚弱，存在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宗教、民族和社会问题，这种状况不仅使中亚国家难以控制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进入，而且本身也成为恐怖和极端势力滋生的土壤。中亚地区一旦出现任何动乱，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一定会乘势泛起，这对中俄美三国的安全利益都将带来威胁。因此，维持中亚稳定符合中俄美三国的利益。中俄美在中亚又一共同关注是应对贩毒、生态恶化等非传统威胁和全球性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三国没有分歧。综上所说，中俄美在中亚可能的合作领域主要是在反恐、维持地区稳定和应对其它非传统威胁及全球性问题。在现实力量和实力关系上，中俄美在中亚业已形成鼎足之势。三国在中亚存在的程度不同，但都不可能从根基上被动摇。美国有其强大的经济、军事、政治资源和能力作为手段，俄罗斯有其一个半世纪来形成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社会联系作为基础；中国有其与中亚地区广泛的交通联系和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作为主要途径，三国都能在中亚地区找到长久的立足之地。中俄美三国在战略上都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大国垄断中亚地区，但同时三国已没有或放弃了排除它国在中亚战略存在的主观意图，认识到其他大国在中亚保持战略存在不可避免并接受这一现实，即认可其他大国在中亚战略存在（不等同于军事存在）的“合法性”，虽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欢迎这种存在。这是中俄美在中亚地区有可能和平相处的又一原因。中亚国家对中俄美三国在该地区存在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其总的政策是全方位外交，与各大国都发展关系，使各大国在中亚地区形成相对平衡和相互制衡，以获得最大的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同时，中亚国家不希望大国在中亚发生直接冲突，因为它们将成为大国冲突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它们无意怂恿和激化大国在中亚的矛盾。由此，中亚国家不排斥中俄美三国中任何一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存在。这也是中俄美能够在中亚地区保持长期战略存在与合作的重要条件。
在目前阶段，中俄美之间在中亚地区还没有形成任何机制性或非机制性的关系框架。主要原因是，三国之间尚未形成发生直接关系的基础。在主观层面，症结在于美国在中亚长期军事存在“合法性”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合法性‘’不是指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而是指中俄对美国在中亚驻扎军事力量的认可。美国在其军事力量进入中亚之初，即许诺美国军队在中亚的存在将是暂时的，不会危及中俄的利益。中国和俄罗斯也明确表示，要求美国军队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即从中亚撤出。美国从未宣布其在中亚的军事存将是长期性的，中国和俄罗斯也从未表示接受美国在中亚保持长期军事存在。现实情况表明，美国正在调整全球战略部署，在中亚长期保留军事基地很可能是其中的内容。事实上，美国军队将长久在中亚驻扎。中国和俄罗斯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但它们也不可能从原来的立场主动后退，对美国在它们的”后院‘’和后方部署永久性军事基地表示欢迎或认可。这就造成了一种尴尬局面，美国虽然事实上准备在中亚长期安营扎寨但不愿挑明，中国和俄罗斯也仍然表示希望美国信守诺言。因此，美国在中亚长期军事存在的“正名”问题是中俄美关系的症结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三国在中亚地区难以在战略层面进行正常对话。
美国在中亚长期军事存在的“合法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解决。美国不大可能公开宣布将在中亚长期驻军，这对俄罗斯和中国将是公开的挑战，中国和俄罗斯也不可能主动对美国在中亚长期驻军表示欢迎。但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三国可能避开这一问题，或者说使速一问题虚化，从而为展开战略对话制造条件。
中俄美在中亚能否合作的另一个困难问题是如何合作，包括以什么方式、形式、在什么具体问题上进行合作。在塔利班垮台后，中俄美在反恐的具体目标上出现了迷失，三国如何继续合作反恐和维持中亚稳定成为一个问题。[24]中俄美之间没有现成的合作平台，要找到或创造这样一个平台也非易事。中俄美在中亚的合作，实质上是中国和俄罗斯与美国这个后来者的合作，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合作已形成稳定的合作框架。在目前和可见的未来，中俄主观上对对方没有进行战略性威胁的企图。在这一背景下，中俄美之间的双边合作即中美或俄美合作虽然是需要和自然的，但在没有三边合作同时进展的情况下，这种合作的深入会带来负面风险：它可能在中俄之间引起猜疑，对中俄之间业已相成的合作关系造成某种冲击。因此，双边和多边合作同时进行是较为理想的。中俄美在中亚地区最终需要的是多边合作框架，仅仅是双边合作不能解决多边关系的需要。中俄美在中亚多边合作的性质是对话、沟通、协商、协作。在目前阶段，更深层次的多边合作是不现实的。中俄美在中亚地区构建独立的三边合作框架也没有充分必要性，一个把中亚国家和其它国家排除在外的合作框架难以有所作为。依托一个更大范围的多边合作机制对中俄美在中亚的对话和合作来说是一种更现实和有效的选择，即中俄美在一个多边机制中找到三边对话合作的形式。可选择的机制有两个，一个是上海合作组织，另一个是北约“和平伙伴关系”。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来说，中俄都是它的成员，需要的只是美国的有限参与，比如作为观察员或对话国；对于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来说，俄美都是它的成员，只需中国的某种形式的参与，包括以观察员或对话国的形式，上海合作组织与北约对话的形式也是一种可选择的途径。这种设想不是没有合理性和可能性。[25]不过，这些选择本身都是重大的战略性选择，这种选择本身的意义超过为中俄美提供合作平台的需要，它会产生其他一系列更重要问题。因此，在考虑这些选择时，首先需对这些选择本身进行战略评估。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化程度高，是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组织。美有限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活动，可提高上海合作组织的地位和影响，并有可能使该组织向真正全地区性政治安全组织方向发展。这一选择不利之处在于，美国的进入可能会导致组织内部中心分散，形成多中心，甚至使上海合作组织出现涣散。中国参与“和平伙伴计划”可使这个参与到美国和北约在中亚的政治安全机制中，这有利于中国在中亚事务中保持主动，获得更多机动空间，对中亚各个层次和渠道发挥更广泛影响，而且，从长远来看，北约以某种形式扩大到中亚是无法阻挡的趋势，未来中国必将面临与北约在中亚接触和合作的选择。这种选择的不利之处在于，它有可能对上海合作组织形成冲击，降低上海合作组织的地位和功能。
中俄美在中亚地区存在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合作必然能够深入和可持续性进行，其原因一是假如这种合作出现，它基本是一种被动性的合作，而非主动性的合作；二是从中俄美在中亚利益构成看，三国之间在地缘政治领域存在结构性矛盾。这样，中俄美在中亚的利益结构形成两个对立性区域：在一个领域存在利益融合和交织，在另一个领域存在重大矛盾。这决定了中俄美在中亚关系的复杂状态。中俄美三国在中亚的利益具有一种悖反的特性，即共同利益之中包含着利益背离的基因，利益背离之中包含着共同利益的成分。从非传统安全威胁角度讲，中俄美在中亚的反恐合作符合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但从传统安全威胁角度讲，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利益是一种威胁；中亚地区的稳定有利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善，但这同时意味着美国在中亚影响的增长和中俄影响的相对下降。这种推断容易被看成是“零和游戏”的思维逻辑，不过却不是毫无原因，因为没有理由认为这场游戏的参与者放弃了这种逻辑。因此，中俄美在中亚的合作越深，其内在矛盾性也越尖锐；三国一个方面的共同利益越发展，另一方面的利益背离程度也越严重。这种悖反利益关系的根本原因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矛盾，新安全观与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逻辑的矛盾。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决定了中俄美在中亚地区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是有限度的，难以形成全面和深度的合作；同时决定了三国在中亚合作的不稳定性，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在三国中亚议事日程中第一地位的经常性交替，将使三国经常变换看待中俄美在中亚关系的角度和重点，由此对三国关系的持续稳定形成影响。未来三国能否突破这一状态取决于三国的整体关系性质和能否达成战略理解，也取决于三国在理念认识和思维逻辑上的变化。
五、结束语
中俄美是中亚地区的三个主要大国，自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和中亚国家独立之后，三国通过不同的路径和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中亚，扩展影响。中俄美三个大国在中亚的同时出现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即它们将如何构建相互关系。这不仅关系到三个大国本身的利益，也关系到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中亚的现实形势，存在着令人担忧之处。“9.1”之后，中亚地区成了大国军事力量的聚集地。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中亚建立了5个军事基地，并有可能继续增加。俄罗斯也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名义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第一个军事基地，并正在谋求在塔吉克斯坦开设军事基地，与此同时，俄罗斯在驻扎在塔吉克斯坦的第201摩托化师得到了加强。中国虽然没有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不过在2002年10与吉尔吉斯斯坦联合举行了第一次跨境军事演习。大国在中亚的军事基地和军事活动都是以反恐为目标，但同时构成了一种新的竞争态势。美俄如此之多的军事基地和军事力量集中于同一地区在世界其他地区是没有的，在阿富汗的反恐使命基本结束后，这种军事基地和军事力量的集结如果不能找到共同接受的理由，则将转变为不信任和矛盾冲突的源泉。
中俄美在中亚关系的核心问题，即是避免大国在中亚形成以角逐和对抗为特征的前景，更高的目标是形成制度性的合作框架。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而且是应该争取的。
中俄美在中亚都没有进行对抗的主观意图和愿望，对抗不符合三国的根本利益和需要。这是中俄美有可能在中亚避免对抗性关系出现的重要条件。而且，现在毕竟已经不是19世纪，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国对抗的“大游戏”已经不符合时代精神。
中俄美在中亚存在着共同利益，即反恐，维持地区稳定，反毒等。这是中俄美在中亚有可能形成合作框架的客观基础。事实上，中俄美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行动中的合作已经树立了三国在中亚合作的先例。
走向这种合作需要至少克服两个障碍。
其一，在美国在中亚长期军事存在问题上形成谅解。美国曾承诺不在中亚保持长期军事存在，中国和俄罗斯也不希望美国在中亚保持长期军事存在，但事实是美国将在中亚保持长期军事存在。接受这一条件是中俄美在中亚合作的重要前提。这在政治和心理上对中国和俄罗斯并不容易。尤其是俄罗斯，在美国向高加索和前苏联其他地区进行军事渗透和北约继续向靠近俄罗斯的地区扩大的背景下，俄罗斯承认美国在中亚保持长期军事存在更为困难。
其二，找到中俄美在中亚进行机制性合作的合适形式。中俄美在中亚没有任何三边对话渠道和合作平台，这是三国对话与合作的重大障碍。三国欲走到一起，合适的平台是必需的桥梁。可供选择的形式有：或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美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或对话国；或在北约“和平伙伴计划”的框架内，中国作为观察员或对话国与俄罗斯一同参与北约“和平伙伴计划”的活动；或是在上海合作组织与北约对话的框架中。
中俄美在中亚的三边合作过程将是困难、复杂、反复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间的矛盾和悖论。在非传统安全概念上，中俄与美国在中亚存在共同利益；在传统安全概念上，中俄与美国存在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取决于观念的转变，也取决于中俄美在最高层次的战略上达成理解。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注释：
11]参见潘志平主编：《中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页。
[2]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人民日报》2002年1月22日。
[3]根据不同的材料，在中亚活动的“东突”组织数目不一。根据马大正的研究，2002年中亚的“东突”组织有11个，其中4个进行恐怖活动。见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4]田春荣：《2002年中国石油进出口状况分析》，《国际石油经济》2003年第3期，第26页o
[5）1998年至2002年，哈萨克斯坦年石油产量分别是2590万吨，3010万吨，3530万吨，3960万吨，4720万吨。The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 订，Country Pro-file
Kazakhstan，2003，p.46.预计2010年哈萨克斯坦的石油产量可达1亿吨，2015年可达1.5亿吨。
[6]目前，新疆有国家批准的对外口岸17个，其中11个面向中亚地区，另有11个地方级口岸11个。中亚地区占新疆外贸的60％以上。1991至2000年，新疆与中亚国家外贸累计达70亿美元，平均年增长速度45％。2003年1-10月，新疆外贸总额达到35亿美元，其中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就占了20亿美元。
[7]普京总统在2003年1月第一次国务委员会会议上也指出了这一点。参见'OcHoBm
HOBO~apXI，ITeKTypbl 6eaonacHoc？a"，Me~gyHapollHa.q ）KH3Hb
，2003.3，p.4.[8]俄罗斯这一立场的最新表述是在2003年10月9日。俄罗斯国防部长谢？伊万诺夫在美国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空军基地参加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时，再次表示希望美国在完成打击阿富汗恐怖分子的使命后从撤除在中亚的军事基地。
[9]参见《苏联各族人民》，莫斯科1989年版，第75、67、117、123、137页。苏联新闻出版社[10]1989年至1999年，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人减少约150万，但仍占哈萨克斯坦人口总数的30％多。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族人减少15万人以上，从原来占吉尔吉斯斯坦人口的15％降低到现在的约10％。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人从1989年的8.3％降低到约5％。塔吉克斯坦俄罗斯族人在苏联解体前约为居民总数的8％，现在约为2％。参见Country
ProfileKazakhstan.Kyrkyzstan ，Tajikistan，Uzbekiman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UK，2003.C11）如Andrew J.Bacevich
教授认为，能源资源是美国在中亚最重要的利益之一，美国通过把中亚国家变为准保护国，可以保证这一地区的资源为美国服务，不为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利用。见“teppes
t.Empire ”，The national Interests，Summer 2002.P.49.[12]M.ALUHM6aeB ，“CllTyaulla
B UA HocRe 11—oro CeHTR6pg H paaBHTHR mOC
”，《中亚形势与上海合作组织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2003年，235页。
[13]Eugene
B.Rumer，“Flashman's Revenge：Cen ·tral Asia after September 11”，Strategic Forum
，No.195，December 2002.P.3.[14]M.Xagapenos，“HellyKHMbIH COI03”，He3BllcHMafi
raseTa，2002.1.21[15]许多人认为，俄罗斯是“9.11”事件的主要受益者，如Eugene B.Rumer教授。见"Flashman's
Revenge ：Central Asia after September 11“，Strategic Forum ，No，195，December
2002.P.3.不过这是从消除阿富汗塔利班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角度而言，与保持在中亚战略存在对俄罗斯的利益不是一回事。
[16]2004年10月23日，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名义建立的吉尔吉斯斯坦坎特空军基地启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出席了启用仪式。坎特基地距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空军基地相距约30公里。将有15-20架苏-25、苏—27战斗机和500军事人员在坎特军事基地长期驻扎。P.CTpemlleB.UXnT
Nn UeHTpanbroa A3跚。KpacHa.q [17]见Charles Fairbanks ，“Being The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2，p.39.[18]见The Security of the Caspian Sea ReRion，SIPRI
，OxfordUnivemity Press 2001，p.19.[19]在美国伞兵在中亚降落后，美国大西洋指挥部司令、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Jsck
Sheehan表示，如果联合国授权在中亚进行有中亚军事力量参加的维和行动，美国准备参与其中。Robin Bhatty and Rachel Bronson
指出，这可能是美国第一次表露有在中亚部署军事力量的愿望。见Robin Bhatty and Rachel Bmnson，NATO's MixedSignal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Sur-viral，v01.42，no.3·p.134.[20]见The Security
of the Caspian Sea Region，SIPRI ，Oxford Univemity Press，2001，p.137.[21）Robin
Bhatty and Rachel Bronson 也感觉到1998年后中亚国家在安全上对北约的兴趣有所减少，转为更加重社视俄罗斯。见NATO's Mixed
Signal in the Caucasus andCentral
Asia，Survival，v01.42，no.3.p●133.2000年以后，“中亚营”军事演习基本没有举行。
[22）Charles
William Maynes，“America discovers Central Asia”，Poreign Affairs，March ／APnl
2003，p.121.[23]A.Pap，“Bonbmarpa ”Ha HOCTCOBeTCKOM HpOCTpaHcTBe，Hr ZHnxypLep
，29celi.2003.[24]Bates Gill and Matthew
Oresman提出中俄美在中亚可制定低级命作项目，包括建立哨所并提供装备；提高军事透明度；在边界地区联合排雷；共享跨边界犯罪活动情报；资助艾举病项目；改善社会福利基础设施。See
Bates Gill andMatthew Oresman ，China's New Journey tO the West ，A Report Of the
CSIS FreemanChair in China Studies，August
2003.P.42.[25]2003年10月，中国与北约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官方接触。这是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事件，表明中国与北约在对相互关系的政策上出现变化，双边对话与合作出现可能。这为中国与北约在中亚对话与合作提供了政治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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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