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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杂志:上合组织再定位的中国基点

来源:世界知识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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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奥帆中心。

  许 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上合组织研究室主任 

  李自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 

  林民旺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孙壮志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 

  王海燕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贺 鉴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法政学院教授 

  刘 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学术研究部研究员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关系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兼国观智库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将于6月上旬举行,这是我国举行的一次重大主场外交,也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后的首次峰会。前不久,《世界知识》杂志社与中国海洋大学在青岛联合主办了“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前瞻”研讨会。与会学者以“上海合作组织再定位的中国基点”“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各国关系的未来发展”为主旨,对上海合作组织首次扩员后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对外交往、机制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就、面临的挑战、应对策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探讨。这期“封面话题”选登部分精彩发言。

  ——编者手记 

  中国推动上合组织再定位的思路——许 涛 

  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的莫过于对其功能的定位,然而至今这一定位仍然是模糊的、不统一的。随着中国的外交压力与发展压力不断增大,中国需要推动上合组织功能的再定位,以助力中国的周边外交不断提质升级。 

  上合组织的历史功能 

  上合组织及其前身“上海五国”机制在中国外交布局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在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个功能是化解冷战后中国周边的安全问题——基本上彻底解决了中国在北部和西北两个重要方向上的军事安全问题。之后,中国又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解决了边境争议地区的问题,这是优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一劳永逸”的工程,是非常成功的。 

  第二个历史功能是为中国拓展了外交空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上世纪90年代面临着西方世界的打压和围堵。通过与周边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建立起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政治互信,中国的外交空间得到拓展。 

  第三个历史功能是拓展了中国的外部经济合作空间。得益于改革开放,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力、特别是制造能力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对外部消费市场和原料市场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上合组织从机制化的层面为成员国营造互利共赢的经济活动空间,对中国与欧亚国家进行经济合作起到了促进和保障作用。

 

  2018年4月24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在北京举行。 

  当上合组织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早期任务基本完成后,如今,全球化以超过人们想象力和承受力的发展速度给全世界带来了极大的不平衡,以市场经济和西方政体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面临挑战。中国快速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引起了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警觉和敌视。要推动上合组织功能的再定位,就要明确当前时代的变化特征,以及中国周边外交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克服的阻力。其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为实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二、利用周边地缘特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三、首先“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以上三点为“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上合组织”确定了答案,构成了当前中国推动上合组织功能再定位的基础。 

  对中国推动上合组织再定位的思考 

  3月8日,王毅外长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会上提出推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实现三大目标:增强凝聚力、提高行动力、扩大影响力。上合组织自去年完成扩员之后,其组织内部的互信水平受到了一定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政治活动、外交活动和经济活动重新建立互信关系。鉴于地区与全球形势发展和上合组织的自身变化,对推动上合组织再定位应该有这样几个思路: 

  一、推动其成为加强成员国政治互信的平台。“上海精神”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互信。应该继续利用元首会晤机制促进政治互信的有效性,巩固和扩大成员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协商和沟通,协调对地区及世界形势重大变化的看法。 

  二、推动其成为巩固地区合作安全的平台。用“亚洲新安全观”弥合扩员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地区安全认识方面的差异,争取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人员回流中亚、阿富汗安全形势、地区非传统安全和综合安全等问题上达成协作、产生成果,扩大地区反恐机构的工作职能,带动新成员国建立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意识。 

  三、推动其成为对接多元经济活动的平台。在继续坚持推动上合组织自贸区、上合组织银行等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同时,促进“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在上合平台上的对接,推动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等成熟项目早见效、早受益、早示范,并将以能源、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向新成员国倾斜。十几年来,上合组织框架内经济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一直很难提高,这个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但上合组织可以成为不同经济活动、不同经济倡议、不同一体化方案对接的平台。 

  四、推动其成为多样文明包容与繁荣的平台。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各成员国在“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理念上的共识,在上合组织平台上积极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成立上合组织文化、教育、艺术、学术、旅游等专业化联盟,在新旧成员国所在的文化多样性丰富的广大区域内,形成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的人文氛围。 

  五、推动其成为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平台。加强上合组织的机制化、制度化建设,确保组织内部平等、互信、团结气氛的继续传承,尊重每个成员国在组织内的利益诉求。及时对世界和地区重大事务进行磋商和协调立场,在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发出同一声音。配合联合国维护现有国际制度体系,同时主张建设更加合理、更加民主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推动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上合组织面临的四大变化和四个需要解答的问题——李自国 

  当前,上合组织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变化: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中亚地区一体化内生性动力增强,中、俄与美国关系紧张,外部势力加大对中亚的介入。在这种情况下,亟需对几个关乎上合组织未来的重大问题进行解答。 

  上合组织面临四大变化 

  第一大变化是印巴两国的加入。其对上合组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有合作,也会有竞争。从合作看,印巴对国际经贸规则的理解与中国更接近:都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都期待互联互通,以构建更便利的物流交通网络。从竞争看,首先,印度正积极经营“北南”交通走廊,对东西向的亚欧交通走廊构成竞争关系。其次,印巴主张的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道项目可能会使土库曼斯坦提高对中国的要价。其三,印度不肯接受“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利用上合组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难度加大。另外,印巴的加入可能会使中国在无条件支持“巴铁”上面临两难。印度一直试图将巴基斯坦的一些组织列为“恐怖组织”,遭到巴方反对,但去年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声明》提出,“将共同打击上合组织任一成员国认定的各类恐怖和极端组织及团伙”,这就意味着,若印度认定某一个团伙为“恐怖组织”的话,中国也无法反对。 

  第二大变化是中亚地区一体化出现新动向。最显著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邻国关系全面改善,将地区合作带入“新时代”。3月15日,中亚领导人召开非正式会晤,尝试在没有“外人”参与的情况下解决内部问题。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参与权和裁决权将受到冲击。 

  第三大变化是上合组织两大中心力量——中国和俄罗斯同时与美国关系紧张。美对俄制裁不断加码,而中美贸易摩擦不断。 

  第四大变化是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加剧。美、日、韩、欧等都分别与中亚建立了“C5+1”机制。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不仅没有从中亚地区撤出,介入程度反而在加深。 

  四个亟需解答的重大问题 

  上合组织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回答新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里提出对其中四个问题的思考。 

  第一是如何定位印度的问题。这涉及中国的切身利益和战略决策。首先应明确的是,印度不是中国的战略威胁,这一判断不应因去年的“洞朗事件”而改变。当然,对印度在各种场合给中国制造小麻烦也应有足够的警惕。其次,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是为了谋取本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而不是来给中国“捣乱”的。最后,虽然当前印美交好,但摩擦也不少,特别是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印度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2012年6月,北京喜迎上合组织峰会召开。 

  第二是上合组织的重心问题。印巴加入不意味着上合组织的地理重心南移,上合组织的地域重心仍应是中亚,因为中亚地区是连接中国、俄罗斯及南亚的“结合部”。上合组织的大局要稳定,中亚地区就必须稳定,特别是在“伊斯兰国”分子回流、极端势力威胁上升的背景下,上合组织关注的重点区域仍应是中亚。上合组织有安全、经济、人文三个轮子,但合作领域重心应是安全。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中亚地区在外部环境异常复杂的情况下保持基本稳定,上合组织功不可没。尽管经济合作很重要,但由于缺乏融资机制、没有一体化目标等,难有太大成果。 

  第三是如何减轻上合组织决策效率下降的问题。对上合组织决策效率下降问题应抱以平常心,成员国越来越多,达成一致难度加大,这是必然的。同时,可考虑从两方面入手,尽可能降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是弘扬“上海精神”,强调上合组织的最大价值在于为整个地区提供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只要“上海精神”总基调不变,就不会有大问题。其次,要进一步明确上合组织的退出乃至开除机制,以震慑不守规矩的行为。制订规则不是针对谁,而是让组织发展得更好。 

  第四是上合组织是否要扩员、如何扩员的问题。上合组织有多份文件涉及扩员问题,但都说得不够清晰。现在对扩员有几个硬性条件,如有关国家要地处欧亚地区、必须是本组织的观察员和对话伙伴等。其中比较含糊的是“欧亚地区”的界定,显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里提出两个建议:第一,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应该是:与现有成员国接壤且与中亚国家相邻的(不一定接壤),在地理、安全、经济上有密切利益关联的国家;第二,应明确不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即相关国家可以先成为对话伙伴,然后成为观察员国,最后经一段时间考察成为正式成员。 

  中印巴三角关系对上合组织发展的影响与挑战——林民旺 

  上合组织扩员,将印巴纳入其中,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印、印巴关系的旧问题可能带来的风险,也有政治文化差异性可能带来的磨合问题,同时还有对上合组织内部势力均衡可能带来的冲击。 

  印巴敌对,中印关系紧张 

  自1947年先后独立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关系一直不睦。2015年以来,两国关系更是在不断争吵中下滑,甚至跌到了可能爆发战争的边缘。印巴敌对已经影响了南亚区域的一体化。作为南亚唯一一个涵盖所有南亚国家的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简称“南盟”)在推动区域一体化中毫无建树。2016年11月,本来要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召开南盟峰会,但印度要在全球孤立巴基斯坦,就拉阿富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一起抵制这届南盟峰会,结果峰会已经被拖了近两年多还没有开。这可以说是“印巴吵架,南盟‘躺枪’”,因而,也不能排除未来印巴争吵会影响上合组织正常功能的运行。 

  中印关系方面,双方合作的战略基础其实是在不断削弱的。过去,总结中印关系的特征时常常这样概括:全球合作、地区竞争、双边对立。过去一段时间,中印关系至少在全球层面是合作占主流的,中印两国都追求多极化世界。美国在2008年之后搞了四轮量化宽松,导致印度货币不稳定,因此中印在改革全球金融机制问题上一拍即合。在全球气候变化、全球能源合作等方面,中印的合作都是非常积极的。但是现在,双方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在减弱,相反印度却参加了美国的“印太战略”。 

  在地区层面,中印之间的竞争在近十年之中渐渐加剧。近些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南亚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最大的投资国和贸易伙伴国。中国事实上已经在经济上大规模地进入南亚。军事防务上的合作也是如此,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购买并大量装备中国制造的武器。同时,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也让印度担忧。中国战略核潜艇进入印度洋,在印度洋岛国可能搞“填海造地”,以及港口的大规模建设,都弄得印度很紧张,毕竟中国是“新来的”,印度还没有适应中国的明显存在。还有“一带一路”倡议,印度认为这是中国塑造以自己为中心的亚洲秩序,因而对其疑虑甚深。 

  在双边层面,传统的分歧依然存在,如边界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等。

  近年的中印关系,全球合作的趋势在缩减,地区竞争的势头在加剧,双边的分歧也有扩大化的迹象,去年的“洞朗事件”就是消极趋势的集中体现。但近期出现了一些转好迹象,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4月底的“东湖会晤”有望推动印度对华关系的大调整。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中印关系大的问题都还在,其可能在未来对上合组织合作造成影响。 

  其他挑战:文化差异、制度差别与均衡机制 

  除了印巴、中印关系本身所带来的挑战,其他方面的挑战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在文化方面,印度的外交经常不太“讲政治”。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国家的政治文化,都是比较“讲政治”、顾大局的。但是印度外交常常由内政因素主导,政党之争会“外溢”到外交领域。例如2013年,意大利和印度因海军士兵事件发生分歧,印度居然在机场“扣下”了意大利驻印大使,这种做法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同年,印度驻纽约副总领事科布拉加德因违反美国法律,被美国警方扣留审讯,印度人反而认为是美国故意欺负印度,一度围攻美国驻印度大使馆。 

  第二,在制度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继承的是西方式选举民主体制,它与中亚国家、中国和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这就可能带来很多在具体问题理解上的差异,如网络治理的规则等。同时,由于印巴都更讲究言论自由、程序正义,因此在很多具体议题的合作上就可能存在分歧。 

  第三,上合组织内部均衡问题。毫无疑问,印度肯定是要成为上合组织的核心之一。但如果要承认印度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又该怎么平衡巴基斯坦的利益?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 

  俄罗斯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冷战结束之后俄巴关系开始改善,原来俄罗斯想卖武器给巴基斯坦,但因为印度抗议便作罢。现在巴基斯坦也加入了上合组织,所以俄罗斯也在调整对巴政策,这就招致了印度的不满。 

  印度对中、俄、印三方关系也存在一些不满,认为俄罗斯对中国“太好”了。印度能够加入到有中国在的国际组织里,很大程度是基于俄罗斯在里面起推动作用,但现在很多组织是中国在里面发挥牵头作用,因此印度感觉很难受。例如“金砖国家”、中俄印三方外长会等。 

  最后,往严重点的情况考虑,假设印巴未来可能发生冲突走向战争的话,上合组织要以什么机制来约束这两个国家呢?中国或许能劝得住巴基斯坦,但是俄罗斯能劝得住印度吗?如果俄罗斯也无能为力,那又要靠上合组织的什么制度才能有效地阻止印巴分歧最终走向战争? 

  新形势下上合组织的政治建设——孙壮志 

  完成扩员以后,上合组织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应该把上合组织下一步工作的重心放在政治建设上。包括五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即:理念协调、政策协调、战略协调、法律协调与主体协调。 

  扩员后新形势要求加强政治建设 

  上合组织过去是六个成员国,其中有五个都是讲俄语的原苏联国家,它们之间沟通没有任何障碍。而中国无论是和俄罗斯的关系,还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都比较顺畅。印巴加入以后,虽然合作的空间扩大了、合作的议题增多了,但是要达成政治共识和政策协调方面的成本却也增加了。 

  扩员以后,上合组织面临一个新的紧迫问题,就是上合组织的优先方向、功能定位可能要做一个调整,这就需要成员国之间进行密切的政治合作。政治合作对国际组织来说非常重要,“一带一路”内涵中的“五通”,第一个就是政策沟通。如果没有高层的政治共识,任何国际合作、跨国合作都是寸步难行的。而印巴加入带来的最大问题恰恰是政治共识的缺乏。上合组织是从“上海五国”发展起来的,“上海五国”起步于边境地区的军事互信,借此实现并巩固了政治互信,才有了后来多边合作的顺利开展。现在印巴加入之后,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问题又重新出现。因而,除了经济、安全、人文三个领域,上合组织未来还应该特别重视政治领域的合作。毕竟,上合组织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更多地还只能是发挥一个政治组织的作用。尤其在扩员以后,上合组织要达成广泛政治共识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了,其他合作相对而言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从五方面入手加强政治建设 

  成立17年来,上合组织给予其成员国的政治支撑还是非常有力的。一些成员国的政治发展、政治转型面临很多挑战,特别是中亚国家,存在不稳定因素,比如“颜色革命”对政权的威胁。现在,中亚成员国的大选,上合组织都是要派观察员团参加的。这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外力的推动。比如欧安组织的西方国家观察员就经常对相关国家选举品头论足、指手划脚,有的西方非政府组织甚至煽动民众上街游行。这种情况下上合组织的政治支持、对选举的积极评价就显得格外重要。

  2006年6月15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在上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等十份文件的签字仪式。 

  那么当前形势下,上合组织的政治建设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笔者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理念协调,比如中国提出了“上海精神”、新安全观、新合作观,等等。中国提出的这些新理念已经受到了其他成员国的认可和重视,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中国提出的其他一些重要倡议与其他国家的地区战略协调起来就比较困难了。例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非常宏大,但俄罗斯认为只是一些具体项目,而它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应该是更大的战略;印度则反对“一带一路”在南亚的进展,这就需要在认识上进行协调、沟通。 

  第二是政策协调。上合组织原来是六个成员国,现在发展到八个,每个成员国对国际问题、地区问题的看法都不尽相同,它们的周边环境都不太一样,各自国内的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及边疆发展政策都不一致,这方面需要进行协调,才可能发挥出合作的地缘优势。扩员后,上合组织政策协调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甚至需要在峰会之前在双边层面上解决。 

  第三是战略协调。现在差不多所有成员国都有长期或者中期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包括国内地区发展的纲要。这些战略需要在多边层面上进行协调和对接。其实,这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特别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对接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这里也存在利益方面的争论,涉及义利观的问题。在上合组织的经济领域,中国的投入最多、贡献最大(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提供的优惠贷款达220多亿美元),但对中国来说也有成本和收益如何平衡的问题,否则难以为继。 

  第四是法律协调。上合组织通过和签署的文件非常多,但是这些多边文件普遍缺少约束力,大都是政治宣言或公报、纪要,不是法律文件。这其实是上合组织发展至今一个明显的弱点。作为政府间的合作机制,上合组织应该更重视多签署一些政府间的文件,而不仅仅是领导人的共同声明或工作层面的年度计划,要签署和完善具有法律效力的多边条约,如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立法、司法合作。 

  第五是主体协调。现在上合组织多边合作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多,从官方层面来说有元首会、总理会,十几个部长的会,而且还在继续增加。此外还有成员国地方长官的会晤。今年还要举办上合组织媒体会晤。现在政党的交流也比较多,民间组织、智库的交流也全面启动。在这种情况下,各主体之间需要协调、配合。民间组织、智库和政府怎么形成良好的互动,仍然有待探索。 

  要认识到的是,上合组织在政治领域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不能只盯着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看。扩员之后,一些成员国之间出现摩擦,推动合作更加困难是正常的。那么,又该如何应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呢? 

  第一,要坚定上合组织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在政治层面再多做一些耐心、细致的工作;第二,要坚持成功的、有效的政治原则,包括积极弘扬“上海精神”,坚持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准则;第三,进一步创新合作理念,结合新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不断充实合作内涵;第四,要进一步夯实法律基础,尽可能多地签署一些政府间合作文件,包括经济和安全方面的;第五,要进一步扩大政治交往,让尽可能多的主体参与进来,加深相互理解,早日形成上合组织的合作共识。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及上合框架内的开拓方向——王海燕 

  虽然从合作金额看,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总份额中占比较小,但是其不乏众多亮点,并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无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展开的合作,还是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展开的合作,都有着自己的特点。 

  中国是中亚国家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 

  贸易合作方面,近年来中国一直是与中亚各国贸易额居前三位的重要伙伴。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2017年已成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独联体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7年中国连续四年蝉联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土库曼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两国互为第一大天然气贸易国。2017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是塔吉克斯坦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投资合作方面,中国是中亚国家最重要的投资伙伴。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和多边投资合作持续升温,中国作为中亚国家最重要的投资伙伴对中亚各国经济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其中,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与中国开展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家之一,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重要的投资国之一;中国已连续多年蝉联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并成为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重要投资伙伴。 

  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出现新趋势 

  中国与中亚国家多边与双边合作机制促进经贸合作。上合组织多边机制发挥重要的协调和促进作用,中国与中亚国家首脑会晤机制发挥重要的顶层设计和实质性推动作用,多年来建立和形成的多种双边政府间合作机制和次区域多边合作机制促进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落到实处。 

  农业合作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新亮点。中亚国家很希望与中国开展更多非能源领域的合作,这几年中国在逐步放开对中亚国家农产品的进口限制,这会使从事农业生产较多的中亚国家的普通民众从与中国的合作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金融合作也是重要的领域。一些中亚国家的金融机构非常希望跟中国的金融机构合作,如改变支付模式,探索离岸人民币贷款,探索离岸本、外币联动业务尝试等。

  2015年7月8日,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抵达俄罗斯乌法,参加上合组织峰会。 

  中亚国家竞相发展与中国的交通运输合作。哈萨克斯坦就希望借助与中国的交通合作发展起本国的经济,哈对中欧班列、双西公路等国际货运线路非常重视;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是上合组织成员国间非常成功的多边合作大项目,示范意义显著。 

  当然,中国在中亚地区也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美国、欧盟、中东国家方向的竞争。中国对中亚国家贸易和投资的风险管控、中国与中亚国家次区域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等方面亟待提高,相关机制建设仍需深化。 

  上合组织框架内中国—中亚国家合作的开拓方向 

  中亚国家的经济增速总体来看高于世界经济增速,这意味着中国和中亚国家经济合作上升的空间还很大,面临不少机遇,中亚国家现在对与中国合作的期待和依赖越来越多。中亚国家非常积极主动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不但有国家层面的战略对接,中亚很多普通企业也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找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促进中国—中亚国家合作。一方面,能否考虑在上合组织内部强调创始成员国地位和多数原则。中亚国家很为本国的上合组织成员国身份感到自豪,但在印巴加入之后,它们担心上合组织的“中亚属性”会改变,从而削弱其地位和话语权。强调创始国地位和多数原则,可以作为减轻其忧虑的一个方向。 

  另一方面,为使上合组织区域今后的合作更加顺畅,能否加强上合组织培训机制,中国可借此机制把自己的发展经验、对规则和市场机制的理解与中亚国家分享和交流。还可加强上合组织国家间的体育、教育、医疗、文化等人文交流,合建上合组织实体大学,加强民心相通。 

  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海洋合作——贺 鉴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上合组织的功能已经涵盖了政治、经济、人文、安全等多个领域,但在海洋合作方面基本上还是空白。海洋合作对上合组织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其也构成了上合组织框架下合作潜在的“新增长点”。 

  海洋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首先,海洋合作符合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海洋权益。虽然上合组织很多成员国是内陆国,但根据《海洋法公约》,内陆国同样是拥有相关海洋权益的。不光是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内陆国还在其他国家的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群岛水域和国际海峡都享有一定的权益,如此丰富的权益不应该被忽视。内陆成员国可以依靠海洋实力较强成员国的技术和制度力量实现本国的海洋权益。例如,中国就可以为中亚国家提供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的协助。同时,有关内陆国家也会在一系列海洋问题上,例如在联合国等重要国际机构讨论有关海洋问题时为沿海伙伴国提供大力支持。

  2017年9月,满载集装箱的列车从山东省日照缓缓驶出,标志着“日照—中亚”集装箱国际班列正式首发。 

  其次,上合组织海洋合作有利于里海相关问题的解决。在地理学概念上,里海是一个内陆湖泊,但这个湖泊又有很多海洋的特性。围绕着里海的生物和油气资源,沿岸国也存在不少争端。此外还存在一些毒品贩运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海洋合作能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机遇和有效途径。 

  最后,首次扩员为上合组织海洋合作提供了新契机。2017年,上合组织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沿海国,大大提高了沿海国的比率,从而为上合组织加强海洋合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遇。内陆国享有丰富的海洋权益,但在实践中很多时候却有心无力。但在上合组织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内,内陆国就可以通过和沿海国家的合作充分实现和扩展本国的海洋权益。事实上,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已经具备了一些海洋合作的基础,进行了一些先期接触和双边合作。上合组织成员国各自提出的国际性海洋战略,也可以利用上合组织平台进行充分对接。特别是在目前的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实践中,主要涉及的是非传统安全合作,上合组织在这方面可以找到很多新的海洋合作的契合点。 

  开展海洋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有着以上的基础和条件,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海洋合作仍存在四方面问题。第一,内部矛盾可能对海洋合作形成掣肘。例如,中亚国家之间存在复杂的边界争端、水资源分配争端、里海争端;印度对中国进入印度洋存有戒备之心。第二,海洋合作的着力点、重点不太好把握。这主要是因为各成员国对于海洋的认识程度和重视程度不太一样。第三,地缘政治问题非常突出。这尤其表现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间的克什米尔问题。第四,一些域外大国的干预。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推动海上安全合作,很可能会招致美、日等域外大国的干预甚至阻止。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海洋合作。 

  推进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海洋合作,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第一,要把握好海洋合作的重点领域——海洋经济合作、海洋安全合作、海洋科技与文化合作、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合作等。海洋经济合作方面,主要在海洋经济发展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对接、海洋产业、海洋贸易、海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海洋安全合作方面,应在海洋通道、联合执法、海洋力量建设、海盗打击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及全球海洋安全。海洋科技与文化合作方面,重视海洋科技创新和核心海洋技术的研发。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合作方面,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为海洋保护与全球海洋治理做出贡献。第二,要设法规避域外大国的干涉,主要是防止美国和日本力推的“印太战略”的干扰。第三,有必要加强与其他海洋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海洋合作。第四,在理念上,倡导并致力于打造海洋共同体,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加强互联互通建设——刘 英 

  目前普遍的共识是,上合组织内部经贸合作不足的情况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如不少成员国产业结构单一,各国之间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不够等。因此,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互联互通建设对于上合组织成员国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上合组织各成员国有必要通过贸易投资和营商环境便利化、深化改革、结构调整等多种方式,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长远目标,为最终构建区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上合组织应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平台 

  上合组织在建立之初就以促进贸易、人员和技术的互联互通为己任,要力争在2020年实现自由流动。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访问上合组织成员国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设想,并获得哈方第一时间的积极响应与支持。2014年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上,中、蒙、俄三国召开特别会议,提出要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2015年上合组织乌法峰会宣言明确表示支持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之后的历届峰会宣言也都是如此。不难看出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是相辅相成的,上合组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支持也是比较有力的。 

  具体到国家层面,各成员国也对互联互通建设有着切实需求。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面粉出口国,但苦于没有出海口,只能通过新亚欧大陆桥运到中国的连云港再转口到东南亚。实际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建设不仅仅有利于中国,更有利于上合组织全体成员国。即使是不直接穿过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土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如果能顺利推进,也会对促进互联互通起到重要作用。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等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都能给上合组织成员国带来新的海洋对外联通渠道。

  2017年6月,代号为“天山—3号(2017)”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中吉主管机关边防部门联合反恐演习在中吉边境库依鲁克区域举行。 

  扩员之后,上合组织内出现了一个没有明确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国家,那就是印度。首先,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并不会因个别国家而停滞。其次,出于自身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需求,印度也有理由在上合组织层面加强互联互通建设。印度的电力缺口很大,钢铁、建材等产业要大力发展,而中国恰恰是这方面全球建设的强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进行一些产业合作,将使得印度这样的国家获得实惠,也有利于争取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 

  从五方面入手加强互联互通建设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内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也无疑能为推动“一带一路”奠定重要基础。具体可从五方面入手: 

  一是继续加强上合组织的机制建设。实践过程中尤其要重视安全机制建设,加强政治合作,预防“颜色革命”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发生,保障各成员国政权稳定。 

  二是要重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最新统计,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存在一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其中,上合组织国家内部七八千亿的资金缺口是有的,中国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比较优势,有资金、有技术、有经验,可以支持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某一领域的发展,像促进中欧班列的常态化运营就是一个很好的着力点。 

  三是要在上合组织层面倡导经贸合作。可以从倡导坚持多边主义准则与改善营商环境入手。当前的贸易保护潮流对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疑是不利的,而美国政策收缩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外在压力更能加强上合组织的内部凝聚力,上合组织也应力争在国际上发出坚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一致声音。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中国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已取得很多成果,如中哈之间的通关便利程度已经有很大提高,但未来仍要在单一窗口建设和网络建设等方面下工夫。 

  四是加强金融和财税合作。近期美联储连续加息,很多国家可能会出现“美元荒”问题,这就凸显了构建上合组织国家金融体系的必要性。此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人民币仅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1.2%,这对世界是一个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必要推进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本币国际化。 

  五是要加强产业产能合作。在印巴等国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中国拥有比较优势的电力、钢铁产业在上合组织国家依旧相当匮乏,加强产业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协和与上合组织的未来——庞中英 

  在中国的推动下,上海合作组织正在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该组织属于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系中的哪一种?本文试图从国际协和的角度理解上合组织及其未来。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迫切需要国际协和。上合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可能更容易接受国际协和为目标、为手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 

  国际协和及其研究 

  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concert of powers一直被译为“大国协调”,这是不准确的,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翻译应该被正名为“大国协和”。concert不是中文中的“协调”。“协和”最接近concertation的原意。更加有问题的是,在强调大国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非大国的作用。实际上,concert of powers并非只是“大国协调”,非大国的作用也是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的。 

  历史上首创的国际协和是欧洲协和(European Concerts)。著名的欧洲“百年和平”(1815〜1914)正是建立在欧洲协和基础之上的。欧洲协和是19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欧洲列国(尤其是其中的强国)维持欧洲稳定、尤其是欧洲和平的基本方法。欧洲协和的主要方法是欧洲会议体系。关于欧洲协和的权威著作汗牛充栋。更有思想家把欧洲协和提升到“十九世纪的文明”的高度。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的起源》的第一章《百年和平》对此做了深刻的阐述。

  2012年6月,“上合组织成员国艺术节——非遗和传统文化展示”活动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开幕。图为俄罗斯工作人员做着准备。 

  在20世纪的上半叶,即1945年以前,在19世纪的欧洲协和“崩溃”后,欧洲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在全球层次上治理战争的联合国和在地区层次上预防战争的欧共体(欧盟前身)是比19世纪欧洲协和更现代的国际协和。欧盟与19世纪的欧洲协和当然大不同,但仍然具有欧洲协和的本质。欧盟用和平取代了战争、用团结取代了仇恨。先贤梦想的“永久和平”在欧盟框架下终成。欧盟在2012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最近,随着全球治理研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焦点,有国际关系学者,例如詹妮弗·米贞认为,昨天的欧洲协和正是今天的全球治理在19世纪的“起源”。 

  进入21世纪,有学者认为,当年的欧洲协和对21世纪的全球和平仍然是极具价值的,应该成为21世纪治理战争(包括预防冲突)的全球治理理论之一。从2011年到2016年,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时任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院长穆勒教授发起了一项名为“21世纪的国际协和:在后大西洋时代促进多边主义”的重大项目。该项目是欧洲三大著名私人基金会资助的十项“欧洲和全球挑战”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之一。 

  我是该项目的主要作者之一。该项目的两大集体成果已经公开出版并受到广泛关注:一是国际政策报告《21世纪的国际协和》(2014),发表后受到来自欧盟等机构和学者的一些重视;二是学术文集《大国多边主义和预防大战——争论21世纪的国际协和》(2018)。 

  上合组织要在本地区的国际协和中发挥主要作用 

  上合组织的扩大不仅代表着该组织的合作性与可持续性的增加,其内部增大的差异性也是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扩大后的上合组织包括了更多的冲突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在持续。美军仍然在阿富汗。随着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以及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等更加尖锐。尽管朝鲜不在上合组织中,但上合组织一直高度关注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其和平进程。 

  上合组织的复杂性还在于一度在该组织中缺少讨论的新议题,例如海洋国际问题,也变得重要起来。俄罗斯、印度都是海洋大国。中国继续推动的“一带一路”等于把上合组织成员国所覆盖地区中的陆海问题结合起来了。在青岛这座太平洋沿岸的中国城市举行上合组织峰会,也许将提醒人们海洋议题在上合组织协和中重要性的上升。 

  用地区协和定义、规划上合组织的未来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上合组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在于其协和性。 

  最后,笔者提一点学术和政策建议: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协和的角度认识上合组织存在的理由、评估其过去的作用、探讨其未来的可持续性是本文的主要目标。第一,这是正在形成的以21世纪的国际协和为路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世纪已经过去的18年,上合组织成员国所涵盖的地区之所以总体是和平的(包括和平解决冲突),之所以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增加,上合组织的创立、维系与发展正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新兴的地区组织的根本方向是共同体,该共同体与世界其他地区共同体一样,不仅是安全共同体,而且是经济共同体。 

  不要对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新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现存的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替代或者新的世界秩序,而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通过新的共同体的方式形成应对共同挑战的新的全球治理。 

  在广阔的亚欧地区,并非仅有上合组织在贡献着本文所称的长期和平。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在的地区,已有的一些国际和平机制包括欧安会、独联体、东盟、东亚峰会、亚太经合论坛、亚信,甚至“六方会谈”等,它们本质上都具有国际协和(预防冲突和治理冲突)的功能。上合组织要“争上游”,在本地区的国际协和体系中凸显其不可或缺性。





本文最后更新时间: 2018-06-13 09:03:00         阅读次数: 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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