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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张昕:乌克兰危机的理论透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电子期刊

转载链接:http://ejournal.iwep.org.cn/home/details/420.htm

冯绍雷、张昕:乌克兰危机的理论透视

   内容提要: 2013 年年底开始的乌克兰危机迅速从形式上的国内宪政危机演变成为国际政治冲突,由此引发的大国间矛盾甚至被不少评论人士认为是新冷战的开端。 在复杂事态背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又根据不同的评判标准对于整个事态的起因和性质给出了全然不同的解读。 作者试图在综合总结上述不同解读的同时,提出自己的基本认识:“民主和专制之争冶的视角不能有效理解乌克兰危机的本质,需要将“合法性冶、“历史与文化认同冶和“地缘政治冶三个视角结合来把握危机的性质。 作者依据这三个视角的组合对乌克兰政治进程对于未来世界格局和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做出预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重大挑战,由此西方国家回归结盟政策、国际政治部分回归20 世纪初期特征的可能性上升。 相对于民族国家政治实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族群、宗教、语言等身份认同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将会上升,国际政治的文化冲突色彩更加浓重。 虽然新冷战的可能性被夸大,但俄罗斯会努力寻求与其他非西方力量联合,大国间相互制约和竞争的样态将更加复杂。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合法性;俄罗斯;文化认同;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 张昕,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师资博士后,院长助理;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 邮编:20006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 1006 -9550 (2014) 06-0145-11

 

   一、 不要简单地以“民主和专制之争冶来诠释乌克兰危机从“民主和专制之争冶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乌克兰危机,差不多是自2013 年年底至今这半年来国际学术界、媒体以及蕴涵在大量官方表态当中的最为常见的论题之一。


   能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乌克兰危机问题呢? 实际上,这既涉及冲突的当事方本身是否属于民主政体这样的问题,还关联到对于这样一类民主政体本身运行水平的评价。更为重要的问题乃是民主政体本身在多大程度上与乌克兰危机这样一类复杂的国际冲突问题有关。 所以,至少还得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这一问题。
欧美国家的官方态度和反对亚努科维奇(Viktor F. Yanukovych)政府的社会运动的基本立场在于,其认为乌克兰危机乃是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强权之间的对峙。 乌克兰(至少是西部)要求加入欧盟,成为真正意义上现代民主自由繁荣的“欧洲冶的一部分,这是旨在彻底摆脱苏联和俄罗斯的影响。 在当前的这场事件当中,这一观念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甚而被作为判断是非的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标准。


   如何来看待乌克兰被作为“民主国家冶的这一假设呢?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经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谈到了与民主制度有关的当代社会的“四种焦虑冶淤:(1)21 世纪以来,取得民主进展的国家发生了逆转,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不安;(2)走出威权状态的一些国家陷入了既非威权、也并非是货真价实民主的“灰色地带冶;(3)民主制度的建立本身并不表明治理业绩的优劣,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无法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4)作为政治失败的普遍的制度不稳定未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提供恰当的管制。于 福山尽管对俄罗斯民主状况持有批评,但他把乌克兰归入上述的第三类“焦虑冶:乌克兰至少很难被视为是一个有效的民主政体,因为乌克兰的政治制度无法提供“民众所需要的基本服务冶。
即使不去争论乌克兰属于何种“民主体制冶,已有的共识是:乌克兰国内宪政多变、国家治理功能衰弱,乃是造成本次危机的一个长期的结构性原因。 自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在二十余年中出现了五次重大宪政变化。 宪政权力在总统和议会之间左右摇摆,导致民众的政治认同长时期来难以稳定,受集团利益左右的政治精英和寡头则从中疯狂寻租。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 Fyodor Lukyanov)认为:“独立以后的二十多年来,乌克兰的所谓‘精英爷,不论是亲欧还是亲俄,除了利用政治局势的‘寻租爷,别无其他成就。冶淤在国内政治结构不断震荡的背景之下,一个原本资源较为丰富、工业基础强劲、有一定制造能力的乌克兰经济,先是受“休克疗法冶摆布,后是在一轮又一轮不同利益集团的主导下,经济发展模式取向或是向东、或是向西,造成了长期经济波动、外债沉重、腐败盛行、失业严重。 乌克兰的经济成为被政治动荡所挟持的“人质冶。 乌克兰经济不仅大大落后于波兰等中东欧国家、落后于俄罗斯的发展,而且也明显落后于原先远不如乌克兰的白俄罗斯。 乌克兰不仅是转型国家政治进程陷于困境的典型,而且是转型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的典型。

   且不说像乌克兰这样未见成效的“民主制度冶在多大程度上容易成为国际博弈中的筹码和人质,如果仅仅是以这样的“民主冶绩效来作为对抗“专制冶、摆脱“强权冶的基本理由,也很难有说服力。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似乎一个不够“民主的冶乌克兰只要加入“民主的冶欧盟,就能够避免目前的危机和冲突,维持当地的和平与稳定,这是欧盟和乌克兰一部分政治家的基本构想。 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冶计划以及乌克兰在 2013 年一整年为加入欧盟的忙碌,基本上也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展开的。 这样就涉及一个更为普遍的命题:被奉为国际关系基本理念的“民主和平理论冶,其大意是凡民主政体就能够建立和维持相互之间的和平、避免相互战争。 这个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一个未经充分证明、却多年流行的说法,一般被认为来源于康德(Immanuel Kant)的《论永久和平》。于本文不就康德关于和平与民主制度的论述展开全面论证。 但值得关注的是,就康德《论永久和平》一书所提出的完整表述而言,他所强调的实现和平的关键之点,恰恰偏重于“共和制冶,而非一般流传的“民主制冶。 而且,尤其在这篇重要的著作中,康德还非常着意于将“共和制冶本身与“民主制冶相区别。 以下仅载录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的直接相关要点,大体包括:

(1)永久和平的保障在于有一部保障和平的宪法;

(2)永久和平的保障并非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因为共和制宪法“除了其来源的纯粹性(即来自法权的概念之纯粹根源)之外,还有指望达到所期望的结果,即永久和平冶;

(3)“共和主义(Republikanism)是‘将(政府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分开爷的政治原则冶;

(4)关于为什么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才是和平保障的问题,康德认为,“民主政体(依此词的本义而言)的形式必然是一种独裁制;因为它建立一种行政权,使全体针对个人、甚至可能忤逆个人(因而未得到他的同意)而做出决定,也就是说,不成其为全体的全体做决定。 这是共同意志之自相矛盾,也是它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冶。淤康德的本意恰恰是,被称为“民主政体冶的政治形式存在着透过暴力以达成宪法的可能性,因而,其对内对外表现可能与和平的目标相悖。 这是本文既认为民主与专制问题是影响当今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命题,但不太认同仅仅以“民主冶来决定是否和平的基本理由。 何况,犹如乌克兰这一类“民主政体冶自身还有着大量无法与真正民主的要求相吻合之处,大大增加了内部和外部的各派政治力量实现和解的困难。 进一步言之,无论是乌克兰冲突本身的动因、过程,还是其外部环境,都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因素,远远超出“民主抵抗专制冶的简单化命题。 所以,本文的观点是:转型国家理当为推动真正民主制度及其外部关系的构建,进行认真严肃的尝试,民主体制可能也应当为和平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但是,不能以被大大简化了的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冶这样的视角来看待乌克兰危机。

   二、 合法性、文化认同、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乌克兰危机如果说不能够从过于简约的“民主与专制的对峙冶的角度来诠释乌克兰危机,那么可以从怎样的视角进行分析呢? 让我们先从有关合法性问题的争论做出分析。
(一)关于合法性的辩论纵观乌克兰危机的整个过程,合法性的问题成为无论是精英、还是一般公众的主要考量依据之一。 但是,整个危机过程中至少有两个重要环节先后出现程序合法性的重大争议,折射出动荡局势下维持合法性的难度。


   第一个环节是2014 年2 月22-23 日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通过的一系列决议,这在当时意味着乌克兰反对派推动的反对亚努科维奇政府的社会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无论从法理还是就政治道义而言,乌克兰反对派所取得的象征“革命胜利冶的过程本身存在着法理问题。 首先,一天之前的 2 月 21 日,经过各方的艰苦协调,亚努科维奇政府和乌克兰反对派在法国、德国、波兰和俄罗斯等四方外交代表的见证之下,达成了正式的协议,这一协议的要点是乌克兰恢复2004 年宪法、重新实现议会总统制以及提前举行总统大选。于 尽管这一协议明显地偏向于欧盟和反对派,但一天之后,在基辅街头反对派和议会的合力之下,这一协议还是即刻被推翻,亚努科维奇总统及其政府被罢黜,乌克兰新政权大幅度倒向西方。

   从截至目前的信息来看,推翻2014 年2 月21 日经由国际见证的乌克兰和解协议以及罢黜亚努科维奇的整个过程具备了(由议会发动的)“政变冶的特征,其要点在于:其一,现政府或者主要行政领导人被推翻。 其二,这个推翻的过程没有遵循宪法程序。


   其三,这个推翻过程由现在政治体系内的内部人领导或者发起。 其四,该过程涉及使用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 其中,第二条尤其值得进一步展开论述。 根据 2014 年 2月22 日议会投票时还有效的乌克兰宪法(简称 1996-2010 年宪法)中第 108 条到第112 条,现任总统只有四种情况可以在两次选举中间离开自己的职位:辞职、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总统职务、弹劾和死亡。 现实是亚努科维奇没有辞职,也没有健康问题和死亡的可能。 由宪法第111 条规定的弹劾过程相当复杂,现实中乌克兰议会在 2014年2 月22 日仅采用了直接投票的方式。 尽管在450 席议会中出席投票的334 名议员中有328 人投了赞成票,但这一边倒的投票结果并不能掩盖整个过程不符合弹劾程序的事实。

   另外,2014 年2 月22-23 日以后乌克兰到底实行的是哪一部宪法也有很多可推敲的地方。 2014 年2 月22 日,乌克兰议会是以提案并投票通过提案的方式,决定恢复2004 年宪法,实质上重回议会总统制,将总统的相当一部分权力转移到议会。 如果采用这样的修宪形式,议会通过的法案只有获得总统的签字才能生效并成为真正的法律。 但亚努科维奇没有签署这个法案,而乌克兰议会在该投票之后,就按照2004 年宪法已经生效来运行。 相应的是,2014 年2 月23 日新当选的议长是否能够代行总统职务也取决于究竟哪部宪法具有效力。 因为如果 1996-2010 年宪法仍然有效,那么根据其第112 条的规定,总统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或者辞职时,他的权力应该由总理代行直到下一次总统选举,而不是由2004 年宪法中规定的议会议长代理。


   因此,如果我们严格按照宪法程序和规则,乌克兰议会选择的实际结果是:亚努科维奇名义上仍然保留着总统职位直到2014 年5 月25 日大选,但已经不再实行任何实际的总统职权,而2014 年2 月22 日以来至今乌克兰奉行的究竟是哪一部宪法仍然有争议。


   此后更有争议的第二个环节乃是2014 年3 月16 日乌克兰境内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所设定的全民公决引起的另一重更加广泛的宪政争议。 公投选票上的两个问题分别是:(1)您是否赞成克里米亚在享有俄罗斯联邦主体之权利的基础上加入俄罗斯联邦? (2)您是否赞成恢复克里米亚共和国1992 年宪法并赞成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 赞成和反对公投的两派观点聚焦于:第一,公投支持者的一方认为,根据当地绝大多数的民意所做出的公投决定,完全符合道义和公理;反对者则认为,公投中没有明确给出“保持现状冶的选项,两个问题中获得简单多数的选项胜出。 换言之,公投问题和选择规则的设定决定了其结果或者是马上加入俄联邦,或者回到 1992 年的宪法,这是预设了前提。 第二,公投支持者认为:2014 年2 月21 日之后的乌克兰新政府失去了合法性,公投可以不必取得乌克兰新政府的同意。 但反对者认为:根据1992 年克里米亚宪法,克里米亚虽然和乌克兰其他地区不同,与基辅的关系建立在双边协议基础上,但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不能通过单方面的公投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

   第三,公投支持者认为,克里米亚居民受到非人道的待遇或者威胁,这一条曾是科索沃公投中被使用的原则。 他们引证基辅街头运动和新政府中的极右翼势力及各种反俄、反犹信号,认为克里米亚地方政府和俄方有必要对此采取预先防范措施。 而反对公投的一方认为,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2014 年 2 月 22 日罢黜亚努科维奇之后乌克兰议会虽然提出了取消俄语合法地位的提案,但很快被代理总统否决。 第四,公投的支持者认为,西方支持科索沃独立,因此,俄罗斯完全有理由接受克里米亚的独立。 而反对者认为,俄罗斯接受克里米亚作为俄罗斯联邦一个新的联邦主体为冷战后所未见:在没有获得分离领土的母国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接受母国的一块领土,这和科索沃、东帝汶、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和苏丹等情况都有所不同。淤在这两派意见争执不下时,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院长西蒙·切斯特曼(Simon Chesterman)从国际法角度为克里米亚公投所做的法理解释。 他认为:第一,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并没有实施“侵略冶,而只是进行了有限的“武装干预冶,两者有重要区别。 第二,美国支持下的北约在1999 年没有道理地不顾俄罗斯的反对,绕过联合国,支持科索沃独立并宣布下不为例,但实际上很难不被俄罗斯援引为先例,并坚持接受克里米亚的独立。 第三,国际法院在科索沃独立时,就未曾表态反对公投,因而,也没有理由宣布克里米亚公投为非法。 第四,国际法本身并不禁止克里米亚的独立。 第五,国际法固然影响人们的行为分析,但是,俄罗斯获得对于大国地位的渴望,要远远地高过对遭受惩罚的成本的估计。

第六,俄罗斯能够打赢克里米亚战争,但是,其会受到挑战和付出代价。

   问题在于,有关国际法法理的这一场辩论,说明国际法原则对于判断危机极其重要,但并未能够解决当下的争执。 不光是因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之间、国际法本身的各种法理和法条之间还有着非常复杂的相互牵制和平衡关系。 最为常见的现象乃是国际法既主张民族国家的领土不可侵犯,同时又设定了从外部进行人权干预的可能性;既主张民族国家的主权完整,但又确认民族自决的权利,等等。 作为一种技术上的解决,国际法学者们可以提供一系列的附加条件,以限制对于任何条款的滥用以及进一步细化使用条款的前提。 但是,单从国际法视角的评判,毕竟还是有着若干掣肘和多重学理标准。


   (二)历史与文化认同之下的解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冲突问题的历史和文化认同解释,就成为对国际法原则的重要补充。 2014 年3 月18 日,普京总统所作的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议会讲演,可视为出自历史和文明立场对之进行解释的一个重要例证。 普京的讲演不只强调乌克兰作为俄罗斯文明多样化世界一部分的重要地位,而且直截了当地论证了1954 年克里米亚归于乌克兰乃是历史的错误,并以此证明今日收回克里米亚的历史合理性。
   

   普京原则的起点是一个特定的世界观,即认为存在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这个共同体以俄罗斯为核心,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冶这三个部分构成的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 普京不止一次重复俄乌关系的特殊性,其自2012 年以来大力推动的政治目标— — —欧亚联盟— — —就是建立在这个文化核心基础上的。 这个基本定位为此后俄罗斯外交、尤其是在欧亚空间内的政策带来了浓重的文化色彩。
   

从文化认同的另一面来看,与“俄罗斯世界冶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冶的对手:“西方冶,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冶。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了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国际道义上的合法性:持续性地违反国际法,不正当地使用武力手段,并行使本质上的新殖民政策来巩固自己的地缘政治位置。 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官方的这种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俄罗斯不再将西方视为一个可信的伙伴。 更重要的是,普京演讲中透露出俄罗斯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冶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自2012 年第三任期开始,在价值观和文化意义上,普京出现了明显的保守转向,对于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 普京提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上正在抛弃它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 它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俄罗斯对于乌克兰政策的论证使用了另一种逻辑,即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 普京话语越来越强烈地依赖“超法律冶的论述,即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而这些元素在乌克兰危机之前很少出现在他的话语体系中。于从文明的视角来看乌克兰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乌克兰不光是处于欧亚大陆的文明结合部,而且,它又是处于这样一个结合部的边缘部位:乌克兰既处于苏联疆域西端的最接近于西欧的部位,又是俄罗斯帝国文明缘起的最直接、最核心的地块。 本次危机触动了这一文明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双重底线,乃是问题的关键。


   (三)地缘政治的回归

   如果说,从国际法视角的解释较多依据于原则条款和事实,而从文明视角的解释虽富历史感却又过于大而化之,那么进一步从地缘政治视角的切入,则使得相关各方的利益与权力关系能够呈现出较为清晰的界限。从地缘政治出发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如何认知当代国际政治中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的定位:俄罗斯究竟依然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还是只是一个地区国家;俄罗斯究竟是否还是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员,还是属于“新西方冶的范畴,虞抑或还仅仅只是一个传统的欧亚国家;愚俄罗斯究竟是冷战结束以来与欧美一样的平等伙伴,还是一个已经不能够与西方维持事实上的平等关系,只能不断地接受北约、欧盟东扩压力,承受“颜色革命冶挑战,甚而连举行冬奥会也无法保持体面规格的“二等公民冶。 从乌克兰危机延续至今的情况来看,至少俄罗斯与西方都对上述问题的认知做出了重大调整:在西方看来,俄罗斯违反了冷战结束以来不以武力改变政治边界的行事规则;但是,在俄罗斯看来,则连居于国内中间立场的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iKaraganov)都断言,俄罗斯今后将不会再是西方的一部分。
   (四)方法论和综合视角的必要作为总结,本文选择以“合法性、历史与文化认同、地缘政治冶这三个视角,作为观察乌克兰危机的出发点,基于以下的理由:


   其一,因为其中的每一视角都基于国际冲突问题中具有基本意义的要素和范畴。所谓“合法性冶的视角,包含从国际法、国内宪政以及一般行为规则出发的规范性的审视,具有可约束性的含义,强调的是处事的当然之则。 所谓“历史与文化认同冶的视角,则是从事态缘由和来龙去脉的视角,提供一个基于人类多样性和普遍性相交融的原则,作为观察和弄清所有现存现象的道义的、人类学的和社会学的基本前提,重视的是事态的可追溯性,强调的是因然之则。 所谓“地缘政治冶视角,则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实际存在的康德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冶出发,观察和判断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起落消长和空间形态配置的趋势,含有一定的可计量性,强调的是自然之则。

   其二、单单从某个单一视角出发,不光难以判断像乌克兰危机这样的复杂国际政治现象的本质,而且也无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比如,从合法性视角的观察,尽管有着一定的规范依据,但在危机形势下,连基本事实和证据的提取往往都非常困难,更何况法理和法律运用上的歧义都会导致争端和冲突的难以解决。 又如,从历史和文化认同立场出发的解释虽然具有很强的诠释力,但历史文化状态的复杂性,特别是当下极为普遍的结合部文明现象的错综交织,难以对现实的利益和权益关系做出界定。 再如,从地缘政治角度的切入,固然是传统国际政治最为直接和普遍接受的机理和方法,但简单地以权力和利益关系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依据,有碍公正和正义。其三,虽然观察的视野还可扩展、门类还可以选择更多,但是大体可以包容在这三者之间。 比如,当下世界能源市场的行情变化、特别是页岩气革命对于乌克兰危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新的变化虽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向度,但大体可以纳入地缘政治的思考。 又如,有关民意和心理变化的走向,是本次危机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但这一内容大体可以在文化认同的表述中予以兼顾。 再如,虽然我们应当将体制、宪政等因素作为规制和结构性背景注入对于冲突的全面思考,但这些因素似乎可以从合法性的视角予以包容。
   总之,无论是从方法论,还是从国际政治本体论的观点出发,本文选择上述三者作为思考的基本出发点。

   其三、 乌克兰危机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影响显然,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这样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的定位变化,不可避免地将会引发未来国际关系结构的重大变化。 需要判断的是,这样的变化将会在何种层次上发生:是仅仅停留于俄罗斯的周边,还是在欧亚区域层面,抑或是将引发国际局势总体性的变迁? 从目前来看,虽然各方面让步和妥协使得乌克兰危机逐渐趋于缓和的机会尚未完全消失,但半年以来如此激烈的对抗程度以及迄今为止难以推进的各方对话,说明这场冲突已经使得对峙局势有可能在较长一个阶段延续下去。 换言之,如果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形势得不到平息,那么还是非常可能不仅在俄罗斯的周边,在欧亚区域,也在全球层面上长时期地导致不稳定的局面。 中长期变化有可能呈现如下趋势:


   其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面临前所未见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国家回归结盟政策,大大激化观念和部分意识形态的对峙以及武力抗争的水平,民族国家独自决策的空间和能力趋于下降;另一方面,大量非欧美国家是在并不具备欧洲式民族国家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构建形式,从而参与国际事务。 这些国家的“前民族国家时期冶的既定传统,诸如帝国传统、家族治理传统、农业社会传统等,在可见时期之内将会进一步使现有国家间关系趋于复杂,并使竞争程度有所激化。 国际政治将部分地回归 20 世纪初期特征,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作用会相对下降。


   其二,建立在包括族群、宗教、语言等标准基础上的身份认同经常会显得比民族国家政治实体成员的身份更加本质、更加重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冶具有一定的市场,这不光是体现在文明之间的冲突会有所抬升,而且体现在文明内部的冲突也有所增长。 这些变化对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忠诚度和对外的独立性都是一个直接的挑战。 同时,建立在文明原则上的干预主义超越了原来的法律基础上的干预原则— — —虽然后者也在实践中经常被违背。


   其三,新冷战出现的可能性被夸大。 俄罗斯本身的实力不复苏联,无力单独与西方这个“反题冶全面对峙。 在任何类似新冷战的前景中,俄罗斯会努力利用非意识形态的标准和话语寻求与其他非西方力量的联合,也会加快原来就预定的面向东亚的步伐,寻求合作与发展的空间。 欧洲的地缘政治景观中欧美联手制约俄罗斯的局面,一旦到了亚洲,就呈现出不同的地缘政治表象。 也即中、俄、美相对独立的相互合作与竞争关系,既使美国牵头的亚洲国家之间的联盟受到制约,同时也使得亚洲的地缘政治发展前景更加显得多样而扑朔迷离。


   四、 结论对于乌克兰危机的不同解读依据不同的理论和道义标准。 本文认为单纯从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制度竞争的角度出发不能有效地把握事件的本质,更加合理的是“合法性冶、“历史与文化认同冶和“地缘政治冶三个视角的结合,三个角度各自有其合理性和解释强度,并且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展开和发展,在不同时段三个角度各自的解释强度也在相应变化,而这三个视角的组合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认识乌克兰危机对于国际秩序和国家间关系— — —从理论到实践— — —的影响。 这样的影响以俄罗斯外交近期的变化为起点,表现为对传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重大挑战,由此西方国家回归结盟政策、国际政治部分回归20 世纪初期特征的可能性上升,而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作用会相对下降。 此外,相对于民族国家政治实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族群、宗教、语言等广义文化标准上的身份认同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将会上升,国际政治的文化冲突色彩更加浓重。 虽然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全面爆发新冷战的可能性被夸大,但是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会努力利用非意识形态的标准和话语寻求与其他非西方力量的联合,大国间相互制约和竞争的样态将更加复杂。


                                                        (截稿:2014 年5 月 实习编辑:冷鸿基)

 

本文最后更新时间: 2014-08-25 14:39:00         阅读次数: 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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