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演变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摘要：1980年代以前，美国主要推行被动防御战略——即通过“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防止来自苏联的攻击。里根时期推出“星球大战”计划，实现了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的转变。冷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建立单极世界的需要，对安全形势进行了新的评估，对“星球大战”计划进行了变革，抛弃了其中过于理想的部分，提出并开始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对付所谓“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
关键词：被动防御 相互确保摧毁 积极防御 确保生存 导弹防御
Development of the US Missile Defense
Qing wenhui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China,200062）
Abstract: Before 1980s theUS used to protect itself from Soviet attacks mainly through the nuclear deterrence of ‘mutual assurance of destruction’, which is a passive defensive strategy. The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 of Reagan Administration meant a turning into active defense. After the Cold War the US has changed the SDI on the basis of review of the new security situations for purpose of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lateral world led by America, giving up some too unrealistic parts of the SDI, planning and beginning to set up 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s System (ABM) to cope with missile threats from the so–called ‘rascal states’.
Keywords: passive defense,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active defense, assurance of survival, missile defense
一、相互确保摧毁与被动防御：冷战前期不成熟的导弹防御计划
二战期间，德国于1944年9月8日发射V-2导弹袭击了英国首都伦敦，这是世界上首次使用导弹。有矛就有盾。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相继开始制订和实施反导弹计划。美国空军率先于1946年3月4日提出名为“重锤”和“精灵”的两项反导弹研究计划。苏联于1953年底也启动了反导弹研究计划。美苏反导导弹竞赛从此开张。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考虑到导弹飞行的高度和速度，用导弹拦截导弹有可能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利用模拟计算机进行了50000种模拟计算，证明用导弹拦截导弹是可行的。这样，反导导弹原理的关口就突破了。
从1960年代中期起，美苏双方都具备了毁灭对方多次的核打击力量。从1960年代后期起，作为美苏战略竞争的结果，双方在攻击性力量方面大致达到平衡，都具有毁灭对方的“超杀”（overkill）能力。但双方一度都不满足于仅仅籍此慑止对方进攻，维持战略平衡。出于对核大战的忧惧，及为了在核浩劫中生存下来，两国都没有放弃对导弹防御的研制和开发。1961年3月4日苏联反导弹试验首次获得成功，拦截高度为25公里。1962年7月19日和12月22日美国两次反导导弹试验也都获成功。第一次使用的反导导弹“宙斯”（Zeus）所携带的弹头离目标导弹“阿特拉斯”（Atlas）携带的弹头的最近距离为2公里，第二次为200米。对于装有核弹头的反导导弹来说，这样的精度足够了。6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部署名为“橡皮套靴”（Golosh）的导弹防御系统。在1967年6月于葛拉斯堡罗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议上，美国总统约翰逊劝告苏联总理柯西金放弃在反导导弹中使用核弹头，柯西金的回答是：“防御是合理的，放弃是不负责任的。”[1]（p145）数月后，约翰逊决定部署名为“哨兵”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Antiballistic Missiles,缩写是ABM ），该系统的反导导弹装有核弹头，并具有两层(大气层外和大气层内)防御能力。“哨兵”系统后改名为“卫士”（Safeguard）。1976年美国宣布关闭该系统，原因是该系统采用的大型相控阵雷达自身十分脆弱，可能使反导导弹上的核弹头出意外，摧毁自身。
美国的“哨兵”系统、“卫士”系统和苏联的“橡皮套鞋”系统都是不很成功的尝试。由于技术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加上研制和部署的耗资巨大，美国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依靠双方之间的“恐怖平衡”来慑止对方进攻。也正基于此，美苏两国首脑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于1972年5月26日在莫斯科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Treaty on Antiballistic Missiles,英文缩写也是ABM），规定双方各自最多部署两个反导导弹基地，每个基地最多拥有100枚反导导弹。1974年，双方又签署了补充协议，将各自的反导导弹基地的上限减为1个。
从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美国决策层和战略思想界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思想成熟且稳定。其基本内容如下：
1、在两强目前的核平衡中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即其中一方可能研制出一种成功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如果这个系统能够做到天衣无缝，不让任何来袭导弹漏网，并且只有一方拥有此系统，就会使另一方的威慑力量完全失效，后者便会处于随时可能遭受对方的第一次核打击而无还手之力的危险地位。[2]（p295）
2、美国要部署成功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防御系统能够有效对付苏联的全面核攻击；（2）如果防御系统本身成了苏联的直接打击目标，该系统能够在打击中幸存下来；（3）系统应该有合理的费效比。按照这些标准，在美苏势均力敌的条件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建成有效的这种系统。这首先是因为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在技术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由于技术限制，在可见的将来，一旦爆发核大战，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并不具备防御苏联庞大核武库的能力。其次是因为耗资巨大。
3、除了技术和经济的困难外，还必须考虑苏联可能做出的反应。如果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苏联也会采取相应政策，美苏很可能在反导领域展开另一场军备竞赛，其模式仍将是螺旋上升式的。即使苏联不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它也可能发展突防能力，即通过增加进攻性战略力量弥补反导能力的不足。这种无休止的盾对盾和矛与盾的较量只能导致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使双方都处于一种“安全困境”之中——即任何一方追求绝对安全的努力不仅不能增加安全，反而加剧对方的猜疑，最终可能使处于弱势的或自认为处于弱势的一方担心自己的威慑力量将完全失效，即处于随时可能遭受对方的第一次核打击而无还手之力的危险地位；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处于此地位或有此恐惧的一方可能被迫先发制人，发动核战争。总之，核时代的导弹防御具有刺激进攻和破坏稳定的后果。因此，应限制发展战略防御力量。
4、因此，针对苏联战略武器的威胁，为了威慑敌人不敢对美国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美国所能做的只能是通过在数量和质量上发展“三位一体”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包括陆基弹道导弹、携带巡航导弹和核炸弹的战略轰炸机和携带战略核武器的核动力潜艇）来确保威慑战略的可信性，以此确保具有第二次打击能力。也就是说，要具有这样一支战略力量，它能在精心策划的大规模核袭击（即第一次打击）中部分生存下来，其所剩的力量足以突破进攻者的防御体系，摧毁对方。这第二次打击能力必须完全可靠，而且还必须使苏联看得清清楚楚，以免因误判而发动第一次打击。因为归根到底，确保不发生核战争而非同归于尽才是核威慑的唯一目的。在苏联也拥有第二次打击能力的现实条件下，美苏就形成相互确保摧毁的对峙局面。由核武器特有的杀伤力及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的超强的生存能力所构成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存在，使得武器数量的增加和杀伤效果的提高都不足以改变“相互确保摧毁”的本质。于是，以有效和可信的第二次打击力量为基础的“相互确保摧毁”的状态成为慑止美苏两国都不能轻举妄动的威慑力量，可以使两大具有超杀能力的核大国之间建立战略平衡，防止先发制人的打击，从而维持战略稳定。[3]
“确保相互摧毁”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消极的被动防御战略,因为一旦敌方失去理性而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种威慑就会失灵。里根以前的历届美国政府虽对核战略有不同的调整，但其战略基石都是“相互确保摧毁”的防御战略。苏联也大体上相信美国有实施这一战略的能力、诚意和意志，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默许了这种战略，使之具有极大的现实可能性。
1980年代以前美国在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方面保持克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由于耗资巨大，实战效果差，国会不愿意大量拨款。从纯法律技术的角度看，发展天基、空基和海基反导系统也违背1972年美《反弹道导弹条约》。
二、确保生存与积极防御：冷战后期野心勃勃的“星球大战”计划
然而，对战略防御力量的发展仅仅是限制呢，还是完全摒弃？里根执政前有关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美国政府也没有完全放弃这方面的努力。
1981年开始执政的里根政府对 “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美国在与苏联的核对抗中应该着眼于“确保生存”。“相互确保摧毁”不仅在道义上站不住脚——把和平建立在对人类进行空前绝后的大屠杀的威胁的基础上，而且这种战略理论歪曲了和固定了美苏的战略力量态势，高估了苏联的能力，捆住了美国进行军备控制的手脚，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军事对抗中处于下风。 [4]（p23）在此批评的基础上，里根政府逐步提出了用“确保生存”取代“相互确保摧毁”的构想。早在1981年，里根政府就提出“打赢一场核战争”的战略设想，认为美国不仅需要有能准确摧毁苏联各个目标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还必须确保要在苏联的核打击下有效地保存自己的核力量和指挥操纵这支力量的人。1982年，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丹尼尔·格雷厄姆在其“高边疆”学说中提出，美国必须、也有可能建立多层战略防御体系，其目的有二：一、对付苏联从陆地到空间的进攻性核力量的威胁，使美国及其盟国在苏联的核打击中生存下来；二、挖掘以和平利用空间为目的的令人惊叹的工业和商业潜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5]
1983年3月23日，里根在电视讲话中提出了引人瞩目的“战略防御倡议”（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缩写为SDI）。这项倡议计划在100至200公里的外层空间，通过部署各种反弹道导弹武器及其各种保障设施，建立起大规模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对来袭的导弹进行多层拦截和摧毁。这项倡议被后人称为“星球大战”计划。1983年4月，美国防部长温伯格宣布建立在他直接领导下的“战略防御局”（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Office, 缩写是SDIO），负责战略防御研发工作。1984年，里根签署第119号国家安全指令，要求着手研究激光和粒子束等空间武器，目的是利用这些先进武器截击来自苏联的洲际导弹。在1985年白宫公布的《总统战略防御倡议》的序言中，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必须谋求另外一种遏止战争发生的手段，美国要设法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迅速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局面，而‘更加依靠不威胁任何人的防御系统’”。[6]（p199）至此，确保生存的积极防御战略已基本形成，其标志是“星球大战”计划正式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1985—1991年财政年度，国会共拨款213.8亿美元用于实施这一计划。[6]（p209）
三、弹道导弹防御计划(BMD)推出：冷战结束后“星球大战”计划的调整
“弹道导弹防御计划”（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缩写是BMD）包括“战区导弹防御计划”（Theatre Missile Defense,缩写是TMD）和“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缩写是NMD）。TMD是用于保护美国的海外驻军、基地和盟国免受短程和中短程导弹攻击的综合性高技术武器系统。它以射程70—3000公里的导弹为对象，由卫星和雷达等预警探测系统、不同层次和多种型号的拦截系统和战斗管理系统等组成。NMD则是指为保护美国本土免遭战略导弹攻击的武器系统。按照美国国防部的计划，NMD将由陆基拦截系统、陆基与天基探测跟踪系统和战斗管理、指挥、控制及通信系统等部分组成，主要对付射程3000公里以上的远程和中远程战略导弹。TMD 和NMD在技术上是相通的，但防御范围、手段有所不同。该计划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正式成型，但和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SDI计划”有着直接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在1983年里根政府提出“SDI计划”后，1987年9月，“第二阶段战略防御计划”（简称SDS-PHASE2）出台。这项计划表明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构想、技术可行性和部署目标与80年代初的水平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SDS-PHASE2”第一次将里根的“SDI计划”从构想变成了具体的武器系统的研制计划。其核心仍然是建立天基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以便能够形成“天网”，拦截来自苏联的大规模导弹攻击。和最初的计划相比，“SDS-PHASE2”调整了星球大战武器系统的结构，缩小了规模，提出用15-20年的时间完成技术准备，预计所需经费为6000亿美元。[4]（p189）
正当里根政府的“SDS-PHASE2”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之际，冷战结束了，美国不再面临来自苏联的大规模核导弹攻击的危险。针对这样的变化，1989年12月底，布什政府提出对SDI进行重新评估，以适应正在出现的“世界新秩序”。1990年3月，美国驻日内瓦首席军控谈判代表亨利·库珀（Henry Cooper）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