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全球正经历深刻转型，俄罗斯经济何去何从

来源：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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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全方位的经济和金融制裁。虽然制裁使2022年俄经济下降2.1%，但2023年出现反弹并实现3.6%的增长，2024年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4.1%。当然，在“逆袭”背后，俄经济也不乏隐忧。那么，俄罗斯“战时经济”形成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在特朗普2.0冲击下，俄经济将走向何方？如何看待新形势下的中俄经贸合作前景？围绕这些问题，本刊对华东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周边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进行了专访。

      世界知识：您在不久前结束的第六届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俄罗斯经济论坛上演讲的主题是“特朗普2.0背景下的中俄关系与全球转型”，这是理解俄罗斯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形势的一个重要方面，特朗普2.0背景下的全球转型体现在哪些方面？

      冯绍雷：全球转型，指的是包含主要国家国内体制与对外战略重大变化在内的国际格局与秩序的总体性变迁。一般而言，这样的重大变化至少几十年才出现一次。当前看来，特朗普2.0背景下的全球转型正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个前所未见的新局面。苏联解体、冷战终结虽也是二战结束后的重大变化，但是当下的全球转型，问题已不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体制孰优孰劣之争。从文艺复兴后，作为近现代国际体系渊源的意大利城邦国家诞生，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荷兰共和国崛起，再到19世纪大英帝国称霸，再到二战后美苏称雄，再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直到最近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公开宣称世界已进入“多极时代”，尽管未必情愿，也不会放弃霸权，但毕竟这意味着数百年来一直由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格局，开始进入了西方与若干非西方力量中心并存的国际格局新态势。

      就这一轮全球转型中各国内外变化而言，虽然各不相同，但出现了若干较为普遍的趋势。就经济领域而言，30余年前苏联解体之际，各国经济体制对绩效的追求趋之若鹜；30年后，随着社会差距的扩大，各国不同程度将社会平等置于更重要地位。30年前各国普遍侧重于宏观货币政策的“放血”式调控，而如今则更关注对宏观经济的综合治理。与此相应，当年各国改革一度崇尚欧美引领的“休克疗法”，而如今基于本土条件的自主体制改革已成为更普遍趋势。当年伴随内外经济转型的乃是全球化大潮下的普惠互联、合作共赢，而如今则出现了脱钩断链式的回潮逆流。八十年前，西方为主所建立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正遭逢来自创建者自身的断崖式冲击。

      就国内政治领域而言，三四十年前较为普遍地仿效欧美式民主法治，而今正在逐步转向基于主权和国情的治理模式，追求更加多样化。就国际政治而言，冷战破冰后一度难得的合作共存氛围正重新被对抗结盟的图谋所替代。

      也许，更为复杂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变迁。与三四十年前欧美文化风行全球的景观大不一样，如今很多人在叩问“西方衰落了吗”“新轴心时代到来了吗”“文明冲突可以避免吗”等这类问题，也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吁求越来越引起各方共鸣。

      总之，这是一个旧世界走向衰败，但新世界还远未成型的交替时期。同时，这是一个动荡不定、去向不明，但又必须审时度势、有所作为的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

      世界知识：自2022年遭遇西方大规模经济制裁以来，俄罗斯经济表现出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取得一定增长。有分析认为，俄经济增长是由军工订单拉动并通过制造业扩张实现的，军工和投资重塑了俄“战时经济”。您如何看待俄“战时经济”的增长模式？在特朗普2.0时代，俄“战时经济”面临哪些新的因素和问题？

      冯绍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恰恰也是观察全球转型的一个关键问题。也即，俄罗斯的国内体制转型，提供了一个大国国内经济体制是怎样与国际力量格局、国际体制变化发生紧密互动，怎样在对外部变化调适的过程中，在体制与战略布局上做出主动选择的一个重要案例。

      我不认为任何经济体制可以独立于其所在的基本经济结构与社会政治环境。经济体制变迁与社会政治生活、文化历史传统是紧密镶嵌在一起的，也是和国际环境密切相互作用的。俄罗斯经济确实存在特有的韧性。在被严酷制裁和战事持续的条件下，俄罗斯人再次提到“回到自然经济”。我记得，这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过的现象。当时人们在“休克疗法”境况之下，以易货贸易应对货币体系与市场环境的混乱，回到村社自给自足生活状态以克服供应严重匮乏问题。而当下的“经济韧性”又带有现代经济条件下的明显特点。比如，以自创“米尔”体系（俄为维护国家金融稳定推出的银行支付系统）应对被踢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以卢布计价出口能源回击贸易制裁，以居高不下的利率来严控通胀等。俄罗斯具有在严重外部冲突下自我保护、自我循环的传统，凭借雄厚的经济资源与辽阔的空间等获得回旋余地，加上将市场手段运用到极致，使其顶住了西方制裁压力。这是俄罗斯经济当下的特点之一。

      至于战时状态下国有经济重新崛起，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战争经济，就是国家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在战事下，国有企业复起、与军事需求相应的制造业扩张，具有深厚传统的俄军工体制机制重新发挥重要作用。这与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非战争经济并不一样。但我注意到俄经济另一种表现，乃是尽其一切所能，把战争经济与民生经济相区分。凡是2022年之后到过俄罗斯的人都能感觉到，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几乎感受不到近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正在发生的战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俄农业的发展，这是与战事并不太直接关联的一个领域。实际上，除了军工部门，事关国计民生的诸多部门或多或少都还得到关照与发展，这是在战事与制裁下，作为超大规模国家的俄罗斯经济体制与经济活动值得关注的又一特点。

      在特朗普2.0背景下，无论乌克兰危机走向何方，俄罗斯似乎都准备在一个较长时期与西方周旋。换言之，从特朗普去年11月胜选，直到近期其挑起关税大战，俄似乎并未表现出对形势过于乐观。与此同时，俄也必然会寻找各种机会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包括发挥传统优势与吸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其中之一，乃是拥有丰富现代经济管理经验的一代精英依然活跃在各个国家治理部门的顶层。最近，虽有争议，但俄罗斯议会对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推行的以21%高利率来稳定经济的政策表示肯定。这是当下俄经济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

      当然，俄罗斯经济转型还将承受一系列艰难考验。比如，2025年后经济增长预计将放缓；西方制裁还不太可能轻易地被全面撤除；人口出生率下降、较为单一的能源经济结构、专业人员严重缺乏等长期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无法很快得到改变。

      世界知识：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多国征收“对等关税”。俄罗斯不在被征税国家名单上，当然这可能与俄美贸易额规模较小等因素有关。在您看来，关税战对俄罗斯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冯绍雷：在多年受到西方制裁的背景之下，目前美俄之间的年贸易额仅有几十亿美元的规模，但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且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占据特殊地位，因此，要从各个角度来观察特朗普发动关税大战对俄经济的影响。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次美国发起关税大战未必会对俄罗斯造成多少影响。然而，关税大战的一个重要“副产品”，乃是世界市场石油价格因预期不振而大幅下跌。石油出口收入占俄财政预算收入三分之一，俄财政部今年预算预计的乌拉尔原油价格为每桶70美元左右，目前已跌至60美元左右。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增加石油产量，这将会对国际石油价格下跌推波助澜。因此，油价下滑趋势将影响俄此后的财政投放。根据俄官方媒体报道，2025年俄经济放缓将是大势所趋。当俄GDP升幅无法维持在前两年的3%～4%水平以上的时候，如果石油收入再下降，那么势必会影响宏观经济，其中包括有可能会对战事支出带来挑战。

      更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因乌克兰局势的变化，俄地缘政治境况有可能改善，导致俄卢布汇率有所提升，而俄卢布兑美元汇率变化又使得俄石油出口收支增加了负担。这是因为，其一，卢布升值可能降低俄出口能源的竞争力；其二，俄石油收入以美元计价，但支出以卢布计价，因此卢布升值减少了可用于支付预算支出的卢布数量。

      俄主管部门对这一变化并非没有预见。就像纳比乌琳娜4月8日在议会所言：“如果这场关税战升级，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它通常会导致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放缓，并可能导致对我们能源出口的需求下降。”

      世界知识：您认为全球转型的背景下普京总统在这一任期对欧亚地区的战略思路是什么？

      冯绍雷：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开始，普京提出了俄罗斯奉行保守主义政治路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是针对以下现象：其一，全球化进程被简单曲解为西方意识形态与现行权力体制的全球扩张；其二，普京及其团队近十余年来对国际局势可能面临剧变与混乱多次提出预警。实事求是地说，全球转型进程中的欧美政治“右转”及国际乱象，是普京既有所预感、也有所防范的趋势性现象。因此，从经济、政治、安全到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普京及其精英团队对此是有所准备的。但局势变化又迫使俄罗斯做出调整。其中，对于“大欧亚构架”（即大欧亚伙伴关系）范畴的设计可为一例。俄方2016年提出“大欧亚构架”的初衷之一，是基于改善与重构全球秩序的考量——从地区开始重塑世界秩序。原委之二是，面临周边动荡形势，作为欧亚大国的俄罗斯不可能不全力应对。理由之三是，出于与中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需要，以推进欧亚区域合作。“大欧亚构架”所面临的局势也在出现重大变化。比如，2016年夏俄提出“大欧亚构架”之际，我正在莫斯科访问，了解到俄罗斯精英阶层当时还有着尽可能与欧洲合作以应对美国压力的考量。但是，现在出现了特朗普2.0的新情况：美俄可能接近，欧洲反而与俄疏离。俄罗斯如何应对这一新局面，现在还处在高度动态化的过程中。

      世界知识：普京总统曾提到，远东是俄经济战略重要部分，欲通过远东融入亚太经济圈。俄战略界学者卡拉加诺夫今年2月称，“西伯利亚化”是俄东向2.0战略（将俄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心转移到东部）的核心要义。在新形势下，如何认识俄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开发？

      冯绍雷：早在2011～2012年，普京及其精英团队就提出了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开放的构想。十多年来，俄罗斯在此地进行了很多投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最近在俄方媒体上还能听到主管官员对项目推进与优惠政策效率不高所提出的自我批评。

      俄罗斯对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开发开放的预期，当然首先考虑的是借力中国。但并不只是针对中国一家，而是面向整个西太平洋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合作。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我曾经参加一个由中国、俄罗斯、挪威、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等国共同参与的专门研究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与北方航道开放的为期八年的国际研究项目，从而深入了解到各方对于推进这一领域合作的热切期待。而这种期待的基础，便是各方在这一领域的尽管是潜在然而是非常巨大深刻的相互利益的互补性。所以，我认为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开放问题的前景，有赖于更大范围内国际合作所可能提供的动力与机遇。

      从当下来看，一旦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中国、东盟诸国所在的西太平洋地区能够形成稳定而有效的经济合作地带，而且不仅是上述各方，若能进一步吸引东北亚地区、大洋洲地区的国家参与，甚至包括与欧美国家的互动，那么，就能以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抵御和替代地缘政治对抗。这样一种把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北方航道开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区域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相互联动的区域经济合作，有人称之为“亚洲地中海”构想，尽管其中还存有若干理想化成分，但的确是具有实实在在共同利益与观念基础的一个长远前景。

      世界知识：如何看待当前大国关系复杂调整下的中俄经贸合作前景？

      冯绍雷：特朗普2.0背景下的中俄经济合作，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但也有需要探讨的问题。中俄合作不仅要推动传统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机电设备、高新技术等各领域合作，还要发掘内生动力、拓展市场，吸引双方企业参与对方国内地区与部门的创新发展。而且，中俄加强协调，通过双方共同努力来解决结算、投资、产业链共建等问题，对于抵御国际局势动荡带来的挑战，稳定经济合作规模与促进增长有着紧迫而重大的意义。总之，无论关税大战将会如何引发全球经济动荡，俄罗斯市场可能在逐步走向开放后又出现新的竞合局面，中俄经济合作都将始终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基石，也将是维护区域与世界秩序稳定与革新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