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秩序与全球大转型——俄乌冲突后的世界秩序演进”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来源：俄罗斯与世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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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1日，“危机、秩序与全球大转型——俄乌冲突后的世界秩序演进”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普陀校区理科大楼A416室举行。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院协办，来自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京都产业大学、俄罗斯科学院、香港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政法学院、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智库，以及中诚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等业界专家通过线下与线上结合的方式参会，从多学科、多领域、多国别的视角，就国际预测理论、大国关系演变与俄罗斯发展态势展开了深入交流，以期推动对俄乌冲突后全球秩序演进的多维理解。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在主旨讲话中指出，本次会议旨在：立足国际大变局，推动学术研究深化与国家战略前瞻分析的智力衔接。他强调，多学科融合并非简单的学科拼凑，而需形成基于跨学科基础的新范畴、新判断与新展望。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阐述，冯绍雷指出，当前时代绝不是“制度替代、文明取代” 的时代，应该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准，引导全球稳健转型。
上午场讨论会聚焦“国际预测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复旦大学高奇琦教授以“数字政治学、俄罗斯与未来大国关系”为题，构建数字政治学理论框架，展示了基于GDELT 数据库、Informer、PatchTST 等算法的国际关系预测模型。京都产业大学岑智伟教授分析了1960-2024 年全球经济数据，他认为，世界经济正趋向3%左右的 “稳态状”，金砖国家与G7集团的增长贡献率已发生历史性逆转。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郑润宇博士系统梳理国际关系预测方法论，包括定量建模、德尔菲法、情景推演等传统工具，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新技术，为俄与大国关系预测提供实操路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赵隆研究员则聚焦俄罗斯在金砖国家中的战略定位，指出俄罗斯身份认同摇摆与新生代价值观变化将深刻影响其多边合作路径。
随后，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教授针对全球秩序大变局做专题分享。他认为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标志着美欧关系走向了“4D”（Damage、Distrust、Decouple、De-risk）时代，他指出，美国内部撕裂的五大表现——两党恶斗、贫富悬殊、种族矛盾、文化战与宗教焦虑，并警示美国金融市场的“灰犀牛”风险。他认为，未来国际秩序将呈现“多极无序”的复杂态势。
下午场讨论会第一板块主题是“俄乌冲突对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前瞻性影响”。外交学院张建副教授梳理了特朗普2.0时代美俄关系的新动向，指出美俄关系改善面临的局限性；江苏省委党校孙超副教授剖析欧洲“乌克兰疲劳症”背后的战略焦虑，分析了俄乌冲突未来走向的四种可能性；南京大学张云教授揭示俄乌冲突对东北亚安全的“认知溢出”，强调美日韩同盟以欧洲为范本的风险；香港大学黄裕舜、贵州师范大学杨胜兰、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张耀等学者分别聚焦俄与东南亚、南亚、中亚的关系转型，展现区域互动的多元图景。北京大学庞珣教授分析了俄乌战争中无人机群与认知战的实践，指出人工智能的介入带来了国家权力竞争的不对称性，正在重塑地缘政治的权力关系。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晨晖学者、讲师孟文婷博士关注俄罗斯与联合国改革的互动，认为俄乌冲突并未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的根本性变革，未来联合国应该在打击虚假信息与军控领域发挥更积极作用。
在“俄罗斯国内诸要素的近、中、长时段分析”板块，中诚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负责人付艳洁结合格林伍德项目实践，指出俄罗斯经济呈现“制裁适应与转型攻坚”双重特征，中俄经贸正从商品贸易向本地化生产升级；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肖辉忠博士解析俄罗斯农业“大企业主导+出口导向”的结构变化，强调气候风险与技术依赖的长期挑战；国防科技大学马建光主任盘点俄军“多域协同+无人化转型”的进展与短板，预测2030年前俄军仍将保持世界军事强国地位；上海政法学院讲师崔珩跳出“莫斯科中心主义”，提出俄罗斯“西伯利亚化”战略的空间逻辑；俄罗斯科学院华盾博士构建“务实性、第一性原理、系统性”三维科技预测框架，呼吁关注俄基础科研的颠覆性突破潜力。
在“思潮变迁与俄和大国关系的前景”板块中，河北师范大学郭小丽教授梳理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四阶段谱系，揭示其“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核；上海政法学院周秋君副教授通过民调数据指出，欧洲右翼与青年群体对俄态度回暖可能冲击西方对俄政策一致性；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张慧敏、李坤璘分别从俄青年“稳定一代”特征和中立主义历史演进视角，为解读俄社会心态与对外战略提供新维度。
冯绍雷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本次研讨会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将俄罗斯现象置于全球进程中考察，揭示其独特性中的普遍性；二是推动技术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从“并行”走向“融合”，形成新的分析范式；三是兼顾战略预判与实践案例，为国家区域国别研究与全球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