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区域国别学将是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转型的破局之钥

        冯绍雷：区域国别学，是我国于2022年正式设立的一个交叉学科性质的一级学科。面临中国与世界的巨变，需要这样一个新的学术门类，聚合各学科优长，构建成一个开拓创新、优质务实的知识体系，提升我们对于巨变中世界，包括各类大小国家的切实认知与思想理论水平，服务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需要。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和几位资深同行在多年前曾对此多方呼吁，同时，在好几个相关国家部委合力推进下，该学科2023年开始运行。

        将近半个世纪前，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刚刚开始从事国际研究时，当时比较关注讲清楚国际问题的来龙去脉。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里，转向大规模吸收海外的新知识、新理论，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自主创新意识的原创学术作品。而十多年前开始的新变化，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国力提升和全球转型，中国学界更为全面系统地强调国际研究兼收并蓄中的自主创新。

        一个更为多样、多元、多极的国际社会正在出现，需要大量追补关于中小国家的知识。但是，毫无疑问，大国始终是，甚至越来越是国际研究的关键领域。这需要区域国别学在新的高度上加强学习，重新形塑国际研究的范式。

        多年来，我一直感到好奇的问题是，人类历史上国际关系本身几乎与国家形态的产生同步，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作为独立学科体系的国际研究学科，与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相比乃至与政、经、社等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相比，它真正形成知识体系要晚很多。如此重要的国际研究，为什么又是这样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呢？正是一直怀着这样的好奇心，始终觉得对于国际研究领域需要我们投注更多的精力与关注，去补偿历史的迟到。

        记者：您指出以“全球转型”为大背景来理解大国关系，并提出了“长、中、近视段”的观察方法。请问在当前俄乌冲突延宕、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是否意味着传统的国际关系周期理论正在被改写？我们应如何运用这一时间维度框架，来把握大国博弈背后的深层逻辑？

        冯绍雷：我所理解的“全球转型”，是指经济科技与思想政治潮流变迁下，国家——首先是主要大国——内部与整个国际力量结构变化所引起的世界秩序变迁。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大国的存亡兴衰无疑是关键。从文艺复兴时代的城市国家体系兴起，到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与荷兰共和国兴起，经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后，19世纪初期维也纳体系与英国霸权问世，一直到二战后雅尔塔体系与美苏的冷战称霸，接着是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单极称雄的出现，但不久后，人们又看到一个更为多极化的世界似乎正在来临。

        虽然关于世界是不是那样地成体系、有规则地发生变化，始终有争议，但是人们更关注的是，当代全球转型的新特征：其一，以往每次世界秩序更替，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而这一次自冷战终结迄今，虽然地区冲突不断，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人类能否侥幸规避战乱的劫难？其二，与过往每次秩序更替不一样，这一次出现了非西方文明登堂入室、参与全球转型的机会，而以往这样的转型只是发生在西方文明内部。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变化的走向，有必要借助“长、中、近时段”的周期理论方法，也包括其他一些周期研判观察。按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说法，以地理、气候，乃至文明变化视角的长时段，以思想观念与国家体制变更为表征的中时段，以及当下世界形势变化为对象的近时段这三者中，他更看重于长、中时段。但就当下而言，如中东战争、俄乌冲突一类战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走向，远不可简单忽略。至少它们大大加速了全球转型的节律，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力量结构的空间变化。

        我倾向于：乱世之下，应更侧重于“长、中、近时段”的相互结合，而不是相互隔离；应更关注世界变化的底层逻辑，但也不应忽略偶然性。这正是大大加强区域国别与全球转型的务实而又深度研究的必要性之所在。

        从多边视角、文明底色，

        深度重审大国博弈

        记者：您长期专注于中美俄三边互动的研究，指出三边关系可能比双边关系更能体现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特征，以三边关系来理解大国关系，相比以往有哪些优势？

        冯绍雷：人们习惯于从双边视角来看外交关系，这当然是一个基本方面。但是，当外交家筹谋双边关系时，总是在与一个作为第三方的外部国际结构互动中运作。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比如，人们经常提及冷战时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事实上，它不仅是一个国际博弈过程，也是一个大国间相互促使缓和的过程。比如英国学者波波·罗提出，正因为1971年中美关系破冰，才带动了1972年至1975年期间苏联与整个西方的缓和。当代高度动荡下的各种大国关系进程中，有没有这样的趋缓机会呢？这正是三边关系研究的一个着眼点。

        此外，三边关系不只是一个物理或数学意义上的简单的量化关系。比如，当谈及中美俄三边关系时，不应只从物质力量关系观察，而且，这是长时段文明变迁的一种深层格局：中国是东方古老文明千年积淀的长期稳定的载体，美国是西方文明引领世界数百年历史的积聚与归宿，而俄罗斯则是居于世界上一个最大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起落沉浮的历史产物。从这样三种文明形态互动的角度来看，这又必然是人类文明既互相竞争、又互补互鉴的漫长过程的一个缩影。而不仅仅是GDP、军费开支等数量对比关系所决定的。

        记者：您在分析中美关系时，提出这不仅是利益之争、地缘之争，更需要从“构建世界秩序的新高度”来看待。从大国责任与博弈的角度，主要大国在推动地区热点问题和平解决中，应遵循哪些核心原则，避免小国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冯绍雷：从我有限的文献阅读与交往经历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研究世界秩序转型的作品比以往增加了许多。大体而言，一种立场认为，伴随秩序更替，大国间必有一战；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国间存在着相互合作与让渡的可能；还有第三种则认为，当代如此复杂条件下的世界秩序变化前途难测，将会持续很长的动荡而不确定的过渡阶段。

        利益交往中的互利互惠，地缘博弈中的缓冲管控，叙事模式形塑中的理性包容，都是大国交往当中，尤其是中美关系稳定前行的保障。当今时代，已经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取代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时代，也不是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的时代。时代进步与变迁，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合作带来了巨大的空间。中美关系，是一个可以事在人为，甚至是大有作为的、追求共同利益与价值实现的宽广领域。积极对话、尊重主权、主动寻求缓和的态度与立场，应是解决当下热点冲突，进而寻求大国关系稳定的路径。

        记者：中俄协作在当前全球南方崛起、金砖扩员的浪潮中，对重塑国际秩序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中俄两国应如何平衡双边协作与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欧洲等“第三方”的关系？同时应如何解决中俄间的“一些问题”？

        冯绍雷：中俄在全球南方合作、推动金砖扩员、拉动全球有序转型方面，发挥着可贵作用。中俄作为幅员辽阔、资源丰厚、文明悠久的非西方大国，具有既深入发展双边关系，也兼顾对发展中国家“第三方”关系的天然空间。其一，中俄在联合国紧密合作，为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其二，中俄通过金砖合作等机制，推动既稳健又具远见的包括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倡议；其三，中俄在非洲、东盟等地各自推进的合作项目，也都有很多“中俄+”潜能的多边合作机会。至于欧洲，虽在俄乌冲突下立场对峙，但普京总统于今年年初也发表了愿与欧洲务实对话合作的声明，有助于中、欧、俄各方在面临复杂形势下探寻共识、降低冲突的尝试。

        记者：您一直重视思想史与国际政治的相关性研究，认为思想演变是探索当代国际问题的重要渊源。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我们应如何解读大国自身的制度演化与文明选择，从而做出更准确的战略判断？

        冯绍雷：多年来，通过向思想史、世界史专家学习与合作，我有幸获得了国际研究中对于思想演变所起重要作用的认识。

        比如，半个多世纪以来，一波又一波新保守主义思潮对于美国内外政治的影响，引起了我很大兴趣。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列奥·施特劳斯的“回归德政”，很快被奉为华盛顿流行哲学。而新世纪之初，新保守主义却又与小布什时期美国对外政治扩张战略浑然一体。而多年后，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的政治立场，显然又与保守主义思想有着密切关联。

        无独有偶，以政治保守主义为俄罗斯治国方略的普京和奉行欧洲保守主义政治立场的政治家，特朗普似乎都情有独钟。所以，美、欧、俄大国关系的复杂演进中，保守主义思潮与外交路线的相互交织，是种种不确定性之下辨识态势的路径之一。

        年鉴学派把思潮的变迁作为衡量中时段世界演进的一个重要变量，有它的道理。基础性物质力量固然重要，但是，观念与人性的变化也会同时深刻作用于时代的革故更新。比如，四十年前人们讲转型，更多强调的是改革开放；而今天谈转型，会更多强调自主性与改革开放的相互结合。

        在时代变局中锚定学科使命，

        展现大国担当

        记者：目前，中国学界有关区域国别的研究达到了怎样的阶段？要对相关知识体系进行怎样的梳理？

        冯绍雷：我们多年来广泛地翻译、介绍、研究诸多国际流派的相关研究，在求其所以然的积累中，中国学界开始构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回顾多年来的经验与教训，我觉得，互鉴与反思，是我们面对世界各国有关这一领域已有学术成果时应有的明智态度。

        基于这样认识，最近我和国内各高校、研究机构的同事们，尤其是一批富有才华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在筹划对主要大国与全球南方从事区域国别与国际研究状况的再研究工作。我们看到，已有叙事体系与重新涌现的史料之间，已有学术结论与不断翻新的国际变迁之间，包括国人的自我认知与外部世界对我们的看法之间，经常出现某种张力。需要一种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辨识与重新认知，推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与进步。

        记者：处理好大国关系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对中国在新时代妥善处理大国关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哪些具体建议？

        冯绍雷：第一，动荡时代，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己任，这是时代特征与使命所使然，也是处理大国关系的核心前提。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刚健有为”、“天人合一”、“均衡普惠”、“协和万邦”等价值标准，这是我们有所作为的思想与行为基础；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之所在。第三，中国所提出的关于发展、治理、文明、安全等领域的四大倡议，包括有关人工智能发展等的立场表述，是推进大国关系和谐稳健、公正前行的有效而具体的路径依赖。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基于交叉性、多学科、务实创新的原则，区域国别学的构建乃是当务之急。期待多部门合力下的人才培养、理论形塑、传播交往、智库资政等工作相交织，为形成更理性而志向高远的世界认知与交往水平赋能。

        记者：当下国际关系学者应着重提升何种能力，回应好时代需求与关切？

        冯绍雷：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既是千年文明古国、又是百业待兴的发展中大国，承担着民族复兴与应有的国际责任。面对巨变的惊涛骇浪，如何协和万邦，稳步前行，乃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的国际冲突中，人们虽呼唤多极化，但多极进程并没有能够在当下就有效地抵制霸权横行；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规则与正义，但是，这些正义、规则、法治的到来，又谈何容易；尤其当中国经济发展的足迹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与各种产业，如何在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同利益，有着大量新问题需要研究。所以，区域国别学与中国现代化和全球转型进程中所面临尖锐挑战，须臾不可分离。

        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需要一大批通晓天下大势，执着家国情怀，熟悉国际事务，善于沟通交往，掌握各项技能的真正区域国别专家。从春秋战国直至现代中国，有太多这样的仁人志士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走遍全球所搭建的网络，也为当代专业人才的施展才干，做好了铺垫；而动荡激变中的世界，对于中国经验的期待与投注，也提供了中国的区域国别专家以文会友乃至化敌为友的广阔空间。

        来源：市社联科研处、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