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会通、创新、实践、和平”之学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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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绍雷

        推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是时代需求，更是中国作为不断发展进取并在若干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的大国，直面现实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部署。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应基于交叉性、多学科、务实创新的原则，重塑国际研究范式，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为国际研究领域注入中国视角与中国智慧。

        思考三个问题

        开展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首先要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何为变世？”从长时段看，文艺复兴与西方全球扩张，尤其是近200年来工业革命与思潮变迁之下的欧美称霸，曾深刻改变世界，今天的西方又会面临怎样的巨大挑战？从近期看，冷战终结后，美国单极世界短暂降临于世。世纪之交新兴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成长带来翻天覆地变化，这与上述长时段变迁有着何种关联？在上述长期与近期两大趋势下，当今时代究竟呈现怎样的力量对比结构？具有怎样的动力与潜能？体现出怎样的特征与意涵？回答这些问题，无法通过对欧美“区域国别学”的简单模仿实现，而更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背景与自主知识体系观念之下，在多学科之间的有效且持续交叉基础上，对既有观念与学术积累做系统性的去芜存菁、有机集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学科。

        第二个问题：“何以至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何会发生？当今世界连绵不断的动荡与冲突究竟缘何而来？对于深层变化动因的研究，是继“何为变世”之后的又一个重大问题。近年来人们愈发关注世界各主要大国内部结构变迁对世界走向的深刻影响，研究这类“全球转型”综合性复杂问题，需要跨越传统学科边界，聚合各个领域资源与潜能；同时，当面临重大而尖锐的见解、立场冲突时，需要包容开放、明智且富于远见地组织和引导对于问题的探讨。区域国别研究的出现，正是应时代之需。

        第三个问题：“何去何从？”世纪之交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不断改变，随之被提上日程的问题是：经济科技高速发展激荡下的未来国际力量对比将会呈现何种态势？国际秩序演进，是否还会按照之前数百年世界历史周期所呈现的样式展开？当非西方文明因素史所未见地改变以西方为主导的叙事模式时，人们是否已经在思想观念、制度构想以及物质力量上做好了准备？今天的大变局之下，人类有没有可能坚持以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国际秩序的创制与更替？回应这些问题，是今天努力构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应有之义。

        树立学科规范

        时代的紧迫需求不仅要求建立区域国别研究这样一门新学科，也对这门学科有着一系列规范性要求。

        以交叉学科身份被列为中国大学学科领域第29项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理应是一门“会通之学”。它不仅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社会科学门类，可容纳史学、哲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文明与文化研究等传统人文研究领域，而且从文理兼顾的视角，吸收了地理学、统计学、系统论、信息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学问，形成一门崭新的交叉性学科。任何具有交叉性的学科门类的产生，从来都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它不仅需要包容开放、兼收并蓄，更具挑战的是，它需要聚敛与选择，把看似并无关联的多学科的复杂要素化约、构筑成为一个新的知识系统。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还是一门“创新之学”。与欧美同类研究不同的是，其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华文明深厚传统、世界文明千年丰富积累这样一种超越东西方界限的内核来建立，也就意味着这门学科要以既互鉴、又反思的学术原则进行构建。同时，真正的交叉学科，要经过比较充裕时间的各学科交融汇通，进而形成新的标识性概念、新的学科理论、新的范畴体系以及新的学科发展逻辑。只有以严格标准来要求，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区域国别与国际研究才有可能以“创新之学”自立于世界学科之林。

        “实践之学”，是中国的区域国别与国际研究领域势在必行的学科规范。当前，科技突飞猛进、社会发展呈现深刻变化态势，人们原本熟悉的国际事务正变得愈加复杂，全球急剧转型时期异常紧迫的各类矛盾冲突需要得到及时应对与处理。伴随而来的决策咨询、人才培养、信息管理、媒体传播与区域国别研究紧密交织，将十分紧迫而明确的实践需求，放到了这一新兴学科的面前，包括类似“旋转门”式的高端人才流动与培养模式，如何能在当前具体条件下被有效运用？应该推进怎样的决策研究与专业训练，以支持成熟干练而清晰简约的咨政文本表达？在信息化时代如何恰如其分地维护开放稳定又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信息传播环境……这样一个以问题为导向、以务实为准绳的知识与信息生态的全面构建与维护，需要区域国别学提供学术支撑。

        尤须强调的是，无论是从学科功能还是价值取向来看，区域国别研究理所应当是一门“和平之学”。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阐明“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的原则，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不仅是对多年来“历史终结”“文明冲突”“大国必有一战”等以学术形式表达的战略与政治主张的明确回应，更表明当今世界可以事在人为，走出一条摆脱危机与战争、实现文明共存的光明大道。因此，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为基准，从“区域国别和国际研究”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各方的交叉互鉴中，发掘国际社会的志同道合者；通过反思、批判与博弈，推陈出新。换言之，经文明共同体的路径而探寻人类共存与共同发展之道，需要在作为“和平之学”的区域国别与国际研究这一领域中得到支持与伸展。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