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苏（俄）边界谈判及其前景
关于中苏（俄）边界谈判及其前景
李凤林
（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
2004年10月普京总统访华时，中俄双方就边界上剩余的两个问题达成协议，至此中俄4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全部划定。此前，中国同前苏联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均已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从1964年开始的中国同苏联的边界谈判，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历时40年，终于圆满结束，使这条7000多公里的边界成为睦邻友好的边界。
外交部许多同志从50年代就参加这一谈判准备工作直至1964年起参加谈判，其中一些人已作古。笔者从1964年到1989年参加了谈判的全过程，后来从1995年到1998年担任中国驻俄大使期间也曾介入谈判工作，共28年参于其中，愿将此文献给那些开拓者，他们是余湛（已故）、张子凡（已故）、李冠儒（已故）、夏树元（已故）、马叙生（已故）、赵谨、吴动儿、蔡甫章、丁原洪和夏道生等同志。
关于中苏边界谈判的始末，几位俄国学者和谈判的参加者出版了专著[1]。他们引用了许多文件，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其中有许
多歪曲。笔者不想同他们辩论，只想结合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就边界谈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中苏边界谈判的背景
边界领土问题是中苏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国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边界领土问题虽然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在不同时期，就每一个国家外交的优先次序来讲，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并不一定是首位的问题。50年代，中苏关系是一种政治军事联盟的兄弟关系，双方在国际和国内所面临的任务远比处理边界领土问题更为重要。从总体上看，这一问题当时处于搁置状态，对边界上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双方均采取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处理方式，边界保持了睦邻友好状态2。
6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而边界问题既是关系恶化的重要起因之一，也是关系恶化的后果。1960年7月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发生了苏联边防军捆绑、殴打和驱赶中国牧民的事件，这是自建国以来苏方挑起的第一次边界事件，在中苏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一是表明苏联当局把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成为国家关系恶化的刺激因素；二是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浮出水面，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政府于1960年8月和9月两次向苏联政府提出进行边界谈判的建议，苏方先是表示无必要，后来又说不反对，但不同意进行“边界谈判”，而只能举行“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磋商”。
第一次边界谈判（1964年2月至8月）
第一次边界谈判于1964年2月8日起在北京举行。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是边防军司令泽里亚诺夫上将，副团长为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谢尔巴科夫（后来曾任驻华大使）；中方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副团长为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余湛。双方代表团成员都由外交部、边防军的一些专家组成。谈判一开始，中苏双方对边界领土问题的巨大差异立即显现出来。
中国方面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防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边界领土问题服从于两国关系的整体利益，而苏联方面出于对边界领土问题的特殊立场，根本不承认存在边界问题，一句话，苏方单方面主张的边界线就是惟一合法的界线，不容置疑，更不能谈判。由于俄国具有一个帝国形式的历史，使俄国人具有一种特殊的领土观，领土高于一切，为了领土不惜破坏同别国的关系，甚至发动战争。俄帝国的历史就是“收集领土”的历史，历代统治者都奉行拓疆辟土的政策，经过300多年的扩张，南征北战，终于形成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历史上俄国“让出”领土只有一次，即1867年将阿拉斯加以400万金卢布卖给了美国，除此之外都是只进不出，领土面积越大越好，至今俄国的许多政治家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俄罗斯没有多余的领土”。
中俄边界形成的历史，沙皇占去15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的历史早有定论，本文不再累述。这次谈判，双方的分歧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谈判一开始，中方即明确表示，确定目前中苏边界的19个条约都是沙俄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历史事实。尽管 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3。这是邓小平同志1989年5月16日对戈尔巴乔夫讲的。中方在谈判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1964年2月26日）就阐明这一基本观点，这表明中方的态度是一贯的。而苏方却从一开始就对条约性质的问题进行辩解，为沙俄侵华史翻案。现已解密的苏共档案材料表明，苏共中央曾于1964年、1969年、1972年、1978年多次发出指示，批评苏联的各种出版物，包括大百科全书、历史教科书、有关地图对俄中边界形成的历史所做的“错误”阐述，并组成中国问题专家小组，要求科学院、国家出版局、各主要报刊、出版社“纠正”出版物中的错误，重写俄中关系史。1964年后苏联出现了一个修改历史的高潮，其中不仅涉及中俄关系，还涉及俄国同其他民族共和国关系的历史。修改历史的核心目的就是：“证明”1689年尼布楚条约是对俄的“不平等条约”，是清帝国强加于俄国的，而后来俄国借鸦片战争之机迫使清朝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是俄国“收回失地”。1964年2月至8月的谈判中，双方就这个问题的谈论占去了很多时间。我们当时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自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对待历史问题时却完全把马列主义放在一旁呢？因为沙俄侵华的历史，这本来是国际公认的历史事实。
关于谈判的目的，中方主张通过谈判，平等协商解决全部边界问题，苏方则声称边界早已划定，这条边界是条约划定的、历史形成的，由苏联边防军人实际守卫的。这三条线归根结底就是一条线：苏方认为边界线在哪里，边界就在那里，两国不存在任何边界问题，因此也不必进行边界谈判，只是因为划界勘界已经过去多年，难免地形有些变化，只对个别地段加以核定即可。中俄边界全线均由条约划定。但有的地方并没有条约依据却被苏方占领（如唐奴乌梁海），有的只有军事分界线（如帕米尔地区的萨雷阔勒岭一线），对这些苏方都用“历史形式”或“实际控制”加以解释。
关于谈判的基础，中方主张以条约为基础，而苏方则强调以“条约文件”为基础。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在帕米尔地区，虽然边界未正式划定，但是有关条约确定了边界线的走向，苏方却把双方就军事分界线的一个换文列为“条约文件”。还有在黑瞎子岛地区，条约与附图之间有矛盾，如按条约，则对苏方不利。总之，苏方的一切主张和论据都是为了守住苏方所控制的边界。
第一次边界谈判进行了半年，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对话，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首先，交换了地图（东段1：10万，西段1：50万），图上明确标出了双方主张的边界线，其意义在于：中方明确不要求收回被沙俄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明确显示出双方的分歧，对双方划法不一致的地区形成了争议。争议地区的面积大约3.5万平方公里。其次，在工作组一级就边界全线交换了意见，而且就河流边界的划界原则基本取得一致意见：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分界，非通航河流以河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大致划分了河中岛屿的归属。
苏方于8月提出，结束这一轮谈判，下轮谈判在莫斯科举行，具体时间另定，中方表示同意，苏联代表团于8月22日回国。中方本来指望，这次谈判完全可以彻底解决边界问题，使中苏关系缓和下来，有利于解决两国国内的建设，所以苏方在历史问题上的说法和态度出乎意料。看来苏方并没有准备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这是由于以下因素：一是修改历史还需要一些时间；二是争议地区均在苏方控制之下，苏方还没有明确的对待方针，反正不必着急，而且边界问题拖而不决可以保留一个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三是苏国内正在酝酿推翻赫鲁晓夫，中苏边界问题并不是当务之急。
第二次谈判（1969年10月——1978年6月）
1964年8月以后，中苏两国国内和中苏双边关系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使边界问题的解决退居次要地位。这一年10月，赫鲁晓夫被免除职务，苏联新领导面临许多新问题；中国国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外交工作也受到冲击；中苏已经开始公开论战，双边关系中最尖锐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国际共运分裂。边界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当务之急。
对于赫鲁晓夫下台，中方本来寄予希望，指望苏共能够改变做法，防止国际共运分裂，其焦点就是苏共于1964年6月提出召开兄弟党会议，此前召开26党参加的筹备会议。中方认为，这是为了对中共和其他一些兄弟党采取“集体行动”的会议，必然导致国际共运的分裂，因此力劝苏共不要召开这个会议。中方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是1965年2月11日柯西金总理访问越南途径北京时毛泽东主席同他的会谈[2]。苏共新领导还是坚持于1965年3月召开了所谓兄弟党的“协商会议”[3]。中方对苏共新领导有可能改弦更张的指望落空[4]，接着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成了主要任务，苏方则把中国说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全国掀起反对“毛主义”的反华宣传，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1969年3月在珍宝岛发生的边界武装冲突，使中国国家安全问题提到了首位，处理和缓解苏联对我国的安全威胁成了当务之急。早在1964年5月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警惕苏联把战争强加于我们头上[5]。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界发生冲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中国周边处境更趋复杂，南北两面同时出现了严重威胁，不能排除大规模入侵的危险性。毛泽东明确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更加现实[6]。邓小平在1989年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明确指出，“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7]。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严重升级，中苏双方领导人都认为有发生更大武装冲突的可能，并为备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方在边界进入一级戒备，苏方则在乌兰乌德成立了独立的东方战区指挥部，在战时可以统一指挥西伯利亚以东的几个大军区的武装力量。苏方通过各种渠道散布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又大量增加在蒙古的驻军，使中方感到军事威胁的迫切性。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混乱局面，使苏方担心局势失控，由于偶然因素导致军事冲突升级。中苏双方的相互猜疑达到了高峰。事过多年之后，现在看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了进攻对方的计划。对于这种误判的原因，需要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进行专门研究。
正是这种背景下，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与柯西金总理在柯从越南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见。这一会见对于中苏关系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至少双方都意识到，紧张局势必须缓和下来，这符合双方的利益，而恢复边界谈判是重要步骤之一。
第二次边界谈判于1969年10月恢复，断断续续进行了10年至1978年6月告一段落，其中有三次间歇都超过一年。苏方团长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副团长为边防军参谋长马特洛索夫将军，中方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副团长为总参外事局长柴成文将军。后来中苏双方几次更换团长和副团长，苏方团长从1970年8月起由伊利切夫副外长担任，不同时期担任副团长的有甘科夫斯基将军、留宾将军、洛巴诺夫将军；中方担任团长的有韩念龙副外长和余湛副外长，担任副团长的有蔡洪江将军和李旭阁将军。这一轮谈判的主要特点是，中方的最大关切是解决安全问题，而苏方对此并不理解，用苏联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的话说，这一次谈判整个是一场“聋子对话”。
这次谈判是根据两国总理9月11日在北京达成的协议而恢复的。关于边界谈判有几点重要的谅解：一是维持边界现状；二是避免武力冲突；三是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四是双方发生争议时，由边防部门联系解决[8]。9月19日，周恩来总理致信柯西金总理，提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几项临时措施，[9]希望柯西金予以确认，即可成为两国政府间的协议。但是柯西金在25日的回信中对以上措施没有确认，只谈到已向苏边防部门发出指示，严格维持现状等等。[10]10月6日周恩来又致信柯西金，指出柯在来信中并未确认已达成的谅解，因此中方认为，在边界谈判开始后首先应就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11]
由此可见，双方的态度和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中方希望消除，或至少缓和来自北方的威胁，苏方则不以为然，这反映了强者和弱者的不同态度。苏方更不想承认争议地区的存在，因为这同苏联关于边界领土的理念是违背的，而“维持现状”就是维持苏方主张的边界线。这些差异就注定了这一轮谈判难以取得成果。
谈判一开始中方就提出了“中苏两国政府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人员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草案。这一草案还包括了双方不对对方使用核武器和飞机不越界的条款，可见中方对安全问题的关注。但是苏方一开始就拒绝讨论“临时措施”。双方就是否存在武力威胁，两国总理9月11日到底达成了什么谅解等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后来苏方终于同意讨论，双方交换了几次方案。这10年谈判中，实际上并没有讨论边界走向。
这一次谈判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中苏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边界谈判是当时两国之间唯一的正式交往渠道，它对于双方就重大问题，特别是可能引起双边紧张关系升级的问题，包括边界纠纷，及时进行沟通，有助于缓和两国关系的紧张气氛。
第三次边界谈判（1987年2月起）
1978年第二次边界谈判结束后，中苏两国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1979年9月至10月，中苏两国政府特派代表就如何处理将于1980年到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进行了谈判，1982年10月又开始两国特使（副外长）的政治磋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界谈判于1987年2月重新启动。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均由参加政治磋商的副外长担任，中方团长为钱其琛副外长，苏方团长为罗高寿副外长。实际上大致由一个班子进行两种谈判，两种谈判进程相互促进。这段时间里中苏双方都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两国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领域的合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1987年2月重新恢复的边界谈判，开始正式对中苏边界东段的走向进行具体讨论。在两国特使的政治磋商中，中方主张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应消除三大障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从蒙古撤军，把中苏边界驻军恢复到1964年的水平；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苏联方面先是以“不损害第三国”为借口，拒绝讨论，但后来逐步做出松动。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与邓小平举行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与此同时，边界谈判进展顺利，双方都采取了解决问题的态度。中方的真正关切是为和平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包括同一些重要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解决中苏边界问题，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方面终于认识到中方的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争议地区”确实存在，应该协商解决。1991年5月16日，中苏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边界东段协定，后经双方议会批准。这一协定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文件汇编》中公布。这一协定确定了中苏东段98%的边界走向，只剩两个问题未取得一致：黑瞎子岛地区、阿巴该图诸洲。此后中国又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分别签订了边界协定，解决了边界线的所有问题。在中俄边界上的最后两个问题，也于2004年普京总统访华时，双方签署协议，确定了最终解决办法，即把两个地区大致平分。至此中国同前苏联长达7600公里的边界线都已最终明确划定。1991年中苏协定签署后，双方又用8年的时间进行勘界，至1999年全部完成勘界、立标的工作，共设界碑1183个。剩下的两个地段的协议（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待双方议会批准后将进行补充勘界。中国同中亚三个共和国的勘界立标工作接近尾声。在这次谈判中先后担任团长的，中方有田曾佩副外长、戴秉国副外长、张德广副外长、刘古昌副外长、李辉部长助理；苏方有库纳泽、潘诺夫、卡拉辛、沃罗比约夫。
结 语
中苏边界谈判已经成为历史，当年的苏联已不复存在，中俄两国已经建立起新型的国家关系。历史给了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表明了中国的最大诚意，也证明了中国方面的立场一开始就是合理的、正确的，而苏联方面则是从领土扩张者的角度看待中国的一切主张，其核心就是要千方百计“保全”已经到手的领土，不管这些领土是用什么手段取得的，通过不平等条约，通过“实际控制”，通过策动民族自决等等。这就是40多年谈判中一切争论的根源。俄罗斯帝国几百年的扩张是人所共知，在苏联时期也从邻国取得了大量领土。中俄边界形成的历史也是一部苏俄向东方扩张的历史。俄国学者至今还津津乐道地谈论俄国人如何“开发”远东，这只不过是为“占领”进行辩解。中俄划界史始于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而到了十九世纪是俄国人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割地的不平等条约，基本的事实是，俄国的领土向中国方向扩展，而不是相反。这就是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失地的来历。这是历史，这是中华民族史的重要一部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鸦片战争起，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12]对于历史和现实，中方一开始就是分开处理的，苏方应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中方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13]为了给苏方一个台阶，中方在官方文件中还专门加了一句话：那些不平等条约是在中俄两国人民无权的情况下签订的，这就是说现在的苏联并不对此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而且中国外交部1969年10月8日在谈判恢复之前发表的文件中专门有一条“签订中苏平等新约代替中俄不平等旧约，勘界立标”[14]。这为“结束过去”提出了一个对苏方非常体面的办法。但是苏方却不予理解，把不平等条约问题看作是中方的领土要求。多年来苏联官方和学者一直还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而且不惜修改历史，要求中方按俄方的观点看待历史，把中国历史地图上有关标示说成是“地图侵略”。总不能说中国是自愿把那些领土让给了俄罗斯吧？就连为沙俄侵华历史辩解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清帝国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及同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所作的让步为俄国外交同清政府谈判提供了有利机会和条件。”西方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而俄国同清政府签订的割地条约是平等条约？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篡改。关于唐奴乌梁海问题（面积17万多平方公里），按中俄有关条约，这是中国领土。俄方从1904年起偷偷进入这个地区，1914年沙皇政府派兵进入并宣布为乌梁海的保护国，1921年乌梁海宣布成立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并入苏联。这就是历史。但是中国承认现实，并没有要求归还中国。
关于“争议地区”的争论，也是40年谈判中一个“争论”问题。双方在1964年谈判时即交换了地图，明显表示了双方对边界线有不同的理解，这本来就是争议。而苏方却坚持反对“争议地区”的提法。绝大部分争议地区都在苏方控制之下，只有个别地区例外，苏方为了“保住”已经控制的领土，担心承认有争议，好像就失去一半的论据。为此苏方一开始就提出了边界是由条约划定、历史形成、实际控制的，当中方问道，苏方认为边界上是一条线还是三条线？以哪条线为主？其实苏方更看重的是实际控制线，用条约划定和历史形成来解释实际控制线。苏方控制的（占领的）就是神圣的，不能动摇的。
其实苏方早在1960年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中苏边界问题的跨部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苏中边界虽由界约划定，“但对边界的叙述过于笼统，边界地图比例尺太小，因此条约文件不能对边界线提供清楚完整的概念，经常发生争议。委员会提出26个地块应同中方加以讨论”。1964年谈判时双方交换了地图，所显现出的分歧大致上同苏方自己发现的问题差不多，因此也承认可对边界全线加以讨论，而不只限于“个别地段”[15]。
界河岛屿的归属问题，最能说明苏方立场的尴尬。苏方内部供边防军使用的大比例尺地图把边界线标在中国江岸上，整个界河当然由苏方“守卫”，中国人下河洗脚即是越界。中苏友好时期，苏联边防军对中国人在江上从事生产活动还不太干涉，当两国关系恶化后，苏联方面开始“严格”守卫边界，于是中方“越界”的事件经常发生。但是苏方的主张没有任何法理根据，只好拿出1858年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之间签订的条约为例，说这个条约规定哥尼边界线沿着圣胡安河的右岸通过，因此尼加拉瓜对这条河的水域拥有主权，并说，中俄“北京条约”是同样的例子。中方给予了坚决的驳斥[16]。其实，苏联1961年制订的边防条例中明确规定，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非通航河流以河流中心线分界，苏联代表团得到的指令也是如此[17]。1964年谈判期间在工作组一级已经根据这一原则就绝大部分岛屿归属达成一致，并草签了工作组协议，但苏方并没有正式承认，直到1986年7月29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中第一次公开表示“可按主航道划界”。这本是国际法的公认准则，也是中方的一贯主张，而俄方一定要把这一点说成是俄方的“善意”和“让步”。如果1964年双方能就岛屿问题达成协议，后来的许多边界冲突，特别是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完全可以避免。
黑瞎子岛问题的实质是边界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和条约附图不一致。条约规定边界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处，两江汇合点在地理上毫无疑义，人所共知。但是1861年的勘界附图却把边界线划在抚远水道上，从而形成争议，苏方于1929年实际控制了黑瞎子岛。经过40年僵持之后，中俄双方终于本着公平公正、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利益均衡的精神大致平分了这个近350平方公里的岛屿。对于其他争议地区的最后解决，实际上也贯彻了这一精神。
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对边界领土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中国对任何邻国都没有什么“领土要求”，俄国人从一开始为中国有“领土要求”而想出的种种“论据”完全是自寻烦恼。俄国人为了“证明”中国的“野心”，甚至不惜歪曲历史和现实，在边界领土问题上完全站在中国的所有邻国一边，对中国无端指责。中国人不会忘掉遭屈辱的历史，但是尊重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所确定的边界，从来没有根据“历史权利”收回什么领土，而只有苏联的确使用过这种“权利”。这里提出一个两个国家，特别是邻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谅解的问题。新时期的中俄关系中，这也是一个急待加强的问题。
中俄两国有三百多年交往的历史，两国学者对历史的各个阶段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不断发现的新材料又丰富了学术研究的内容。对一些历史的评价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也并不奇怪。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教训，“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中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于两国人民。
近现代一个多世纪里，中俄之间有过短暂时间的结盟与合作，但多数时期是沙俄对中国的恃强凌弱和苏联时期苏共对中国居高临下的老子党作风和指挥棒。两国关系大起大落，历经曲折，其根本原因是俄国不能平等待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18]。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双方总结历史经验，经过探索建立起新型关系，这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新型国家关系符合世界发展的大潮流，也反映了两国的根本利益。
中俄边界问题最终彻底解决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七千多公里的边界成为睦邻友好的边界，中俄双方将制订并签署新的边界条约和新的边界管理制度条约，使那些至今还念念不忘“领土要求”的俄国学者不再有什么借口[19]。边界问题是多年困扰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消除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后一个障碍，中俄两国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的精神，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长期保持睦邻友好，共同发展，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1]Б.Н.Верещаги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1999г.
В.С.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ми утвердили...»1996г.
Ю.М.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Граница»2001г.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В.С.Мясникова и Е.Д.Степанова»
2李丹慧：《同志加兄弟：19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94页
[2]吴冷西《十年论战》914-、920页
[3]同上，921-922页
[4]同上，860-862页
[5] 吴冷西《十年论战》778页
[6] 姜长斌主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李捷文，261-266页
[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94页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204页
[9] Ю.М.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Граница»стр.193-194
[10] 同上，стр.141-143
[11] Ю.М.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Граница»стр.143-145
[1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92-293页
[13] 同上，292页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1969年10月8日
[15] Ю.М.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Граница» стр.33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1969年10月8日
[17]Б.Н.Верещаги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стр.173-174
[1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94-295页
[19] Ю.М. Галенович:«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Граница» стр.33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