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行随想——《俄罗斯侧影》社评（译稿）
“种子自己会发芽，但若要满园花开还得精心培育。”这句话摘自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你不要以为它是一幅意境深远的中国画的题铭，而是来自一篇被冠以“友谊之花盛开”的文章。该文缘于上周俄罗斯总理弗拉德科夫访问北京，他是来落实一项促进两国友谊的重大举措，即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就像两国领导人说的，中俄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作为俄罗斯利益在中国增长的标志，涉及到俄罗斯方面的两个重要的商贸会议，几乎同时在上海举行。我首次到华即在上海作短暂停留，这可与弗拉德科夫总理访华无关，倒与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有点关系。我应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冯绍雷教授之邀，参加首届欧亚论坛暨全国斯拉夫研究中青年学者会议。自《俄罗斯侧影》杂志新增中国问题研究部分以来，我有意向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中国学者获取一些反馈信息。当然，只在某个城市待上四天就对中国作个整体的评论，难免会出错。但即便如此，我仍有许多可说的，如今的上海可不想被那些曾经充斥在这里的外来文化所同化。在英语中，“上海”被用作动词时，其意思是使用暴力或技巧去赢得或吸引某人。例如，把海员灌醉或让他们吸毒来拢住他们；在俄语中，“上海”几乎是贫民窟的同义词，因为这里的房屋没有任何规划，全由居民自己建造，混乱、无序、拥挤不堪。而现在的上海让人感觉既安全又亲近，虽然它规模庞大，在市区里至少居住着1500万人，如果算上城郊的很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字。虽然我是个老外，而且除了“谢谢”一句汉语也不会说，但是深夜我独自一人在市里闲逛时却没有一丁点的害怕。只有一件事让我不愉快，就是在市中心的旅游区，一个形单影只的外国游客，总是不断受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骚扰，例如提供按摩服务的、拉人去酒吧玩的，诸如此类。为数极少的拥挤的建筑也正在被推倒，代之以虽算不上设计优美、现代倒也算体面的住房。挺让我惭愧的一件事发生在我去参观上海博物馆和有着四百年历史的豫园这两个最大的旅游景点时。由于我对中国艺术没有研究，只是见过它作装饰元素出现在欧式布景中。我在莫斯科特列季雅科夫陈列馆参观时，许多外国游客只是评价俄国艺术很“酷”，这让我很烦恼。某种程度上，我感觉自己和这些毫无头绪的游客没什么两样。
上海这座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充满活力和呈现出强烈的求知欲。由于我住在华东师大校园内，到了晚上九点钟，我发现教室里仍坐满了学生。我的中国同行告诉我，学者在中国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比起拥有极高社会地位的政府官员也毫不逊色。不过我先后问过两位研究生，得知在上海一个中等收入的年轻学者差不多每月能有600美元到800美元的工资，这与五、六年前莫斯科的水平相当，然而他们都愿意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来自全国的大约80名俄国问题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曾去原苏联或俄罗斯留过学，也都有俄文名字。有一位叫杨明明的教师，刚从圣彼德堡市的一所大学访学回来，现在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俄文和俄罗斯文学。她对我说她母亲去了哈尔滨，在一所由俄国移民建立的幼儿园里，俄语说得也很好。
会议首先请三位来客作总的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主任松里公孝教授，他对穆斯林在俄罗斯的问题做了一个论据充分，多视角的阐述。接下来是我发言，我主要就俄罗斯媒体谈了一些看法。最后是杨成，他是前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就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作了一个非常乐观的评述。然后，与会人员被分到三个小组：政治外交组、经济组和社会历史文化组。
我参加了文化部分的讨论，讨论的水准给我印象极深。内容包括米哈伊尔·巴赫金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斯大林的观点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的遗产、新亚欧主义思想家与活动家亚历山大·杜金和苏联对犹政策的演变。其中一个发言者提到中国社会更愿意接受西方学者对俄罗斯的评价和观点而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专家。“西方非常重视对俄的研究，而我们自己往往漫不经心，”那位学者说，“在我们这，研究俄罗斯文学比研究俄罗斯社会问题要火。”
此外，中国学者的一些看法也极有见地和富于挑战。例如，我听到历史学者张建华一个说法，这是我所知道的对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现状最大胆的规定。“俄罗斯人排斥马克思主义而接受后现代主义。”他随口说到。似乎是要把一些酝酿已久的事情提出来。在与研究俄国内问题的中国学者交谈中，我有这样一种印象：这个好打听的团体对他们研究的领域或课题饱含感情，不像他们的西方同行。中国人流露出谦逊的特质，他们不愿摆出一副架势教俄国人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而是情愿作为两国沟通了解的桥梁。
在俄罗斯出现的对中国移民的消极态度确实会触动这些中国学者的神经，甚至他们读到《俄罗斯侧影》杂志中的主题讨论，带着怀疑的眼光来察看我们的价值取向。
我做完报告有人问我，“你刚才谈到俄政府在媒体中的作用在提升，可是我们向俄政府反映在媒体中出现对中国移民不友好的态度，得到的回复却是俄媒体私人所有，政府无权干涉。那么，随着俄政府在媒体中作用提升，您是否认为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会有所改观？”
俄中两国关系在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发展良好，但在文化方面还很薄弱。大多数与会人员认为文化交流应成为促进两国关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郭小丽（俄文名叫奥莉娅）说：“我们两国文化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最近我读到尤里·罗特曼的一篇文章，文章说俄文化缺少中国文化中恪守的中庸之道。但是呢，中国文化同样缺少俄文化中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创新性。或许是这样的，但上海明显是个多文明的聚会地，是古老的中华文化与20世纪初外来的西方文化共同塑造了今天的上海。前英租界已经成了现在的商业区和旅游区，而前法租界现在到处都是时尚的欧式咖啡馆、餐馆和酒吧会所等等。曾经属于俄罗斯的地方现在已很难寻找。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这些地儿曾是成千上万移民者的家园。以前有两个俄罗斯东正教堂，现在我只能找到其中一个。这得力于我来华的班机上遇到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他在上海做律师并兼任上海俄罗斯人俱乐部主席。那个叫圣·尼古拉的教堂，建于20世纪30年代，如今成了一家名叫阿散蒂圆顶屋的私人会所。房主是个女的，她对俄国人很警惕，并通过翻译反复强调这属于私人财产。
而上海展览中心则代表着另一个不同的时代。它是典型的斯大林式建筑，建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作为中苏友好大厦。如今在中国俄罗斯似乎更依赖于非正式接触以打造其“软实力”。除了俄领馆这样的有一定历史的建筑物和一些俄罗斯人的小型会所，在上海还有大量到中国经商或游玩的俄罗斯人。
然而，华师大国关院有一个欧盟资助的关于欧洲问题的研究项目，而俄中心却只有靠中国教育部提供课题经费。
该中心虽与俄学者有来往，但还没有建立互派留学生的正式项目。毫无疑问，俄方应进一步帮助与会人员及其同事，要知道这些人在未来的几十年将会影响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
会议结束后，组织人员领我们登上游船参观上海市中心的夜景。流光溢彩的摩天大楼、东方明珠电视塔、用彩灯装饰得很漂亮的游船以及霓虹闪烁的外滩—位于前英租界中心的河堤。在船上，冯绍雷给我引荐了从北京来的两位资深学者，看得出冯很尊重他们。一个是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原所长陈乐民，另一个是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
后来，在大家互相告别时，冯悄悄告诉我陈曾是毛泽东的翻译，而资也曾是周恩来的翻译。他们两位都是冯的老师。我想我差点就和毛握上手了！这次偶遇使我得窥在20世纪中俄两国戏剧性关系之一角。我将不会忘记这两位老教授。他们以前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服务，后又为现代的改革的中国培养致力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顶级专家。在这个喧嚣的国际大都市夜幕映衬下，他们和我挥手告别。
译者：国关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助理李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