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联盟的军事化：民事力量vs.军事力量

     作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志敏

     当今的欧洲联盟不仅是一个自觉和自为的行为体，而且还是一个被其他行为体感知的行为体。欧盟的存在本身以及它的作为和不作为都对国际关系和其他行为体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并导致其他行为体产生对欧盟的影响和作用的关注和期待。长期以来，欧盟是以一个民事力量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不过，从90年代后期开始，欧盟通过发展其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而加速了其军事化的进程。本文将探讨欧盟军事化对欧盟原有身份提出的挑战，以及对中欧关系产生的影响。

一、            欧盟作为重要民事力量

     在20世纪70年代初，欧共体经济一体化的成功、欧洲政治合作的启动以及欧共体扩大到九国，使欧共体不光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超级强权，而且，其政治影响力也日益不能为人们所忽视。一些学者因此试图为这个具有国际政治影响的新型行为体进行定位。担任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的迪歇纳（Duchene）提出了“欧洲民事强权”（Civilian Power Europe）的观点，把欧共体描绘成“一个以经济权力见长而武装力量相对薄弱的民事集团“。[1][1]后来，忒切特（Twitchett）更明确地指出，作为一个民事力量，欧共体是这样一个“国际政体，它尚未掌握军事力量，但通过外交、经济和法律因素，能够对其它国家、地区组织、多国公司和其它国际机构施加影响。”[2][2]也就是说，虽然欧共体不具备传统民族国家所掌握的军事力量，但是却能和民族国家一样，对国际关系施加影响。

      欧共体和后来的欧盟在国际政治中的这种影响力来自多个方面。首先是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化”，即“政策的特定领域和手段新增的政治含义、理解和后果“。[3][3]斯密斯从部门逻辑、机构积极性、成员国要求和系统压力四个方面分析了欧共体对外经济政策政治化的三个过程：非政治化的冷战时代、政治化的新冷战时代到进一步政治化的后冷战时代。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化的结果，使“欧盟成为行为体，而欧共体成为其代理人”（EU as actor, EC as agent）。[4][4]

     其次，欧洲政治合作的启动，到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出台，赋予了欧共体及后来的欧盟发挥国际政治影响的外交手段。通过政治宣言、政治对话、共同战略、共同立场和联合行动等手段，欧盟日益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活跃和重要的行为体。而且，在《马约》之后，欧共体所掌握的经济手段也可名正言顺地服务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使欧盟可以统一调度联盟的经济、外交及其它政策手段，以扩大欧盟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力。

     再次，通过建立一个区域一体化集团并逐步扩大其成员，欧共体/欧盟以它的结构性权力重塑了欧洲国际关系。用英国学者斯特兰奇的概念，欧盟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和其它手段可以被列入“联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的范畴。在联系性权力之外，一个行为体还通过其掌握的“结构性权力”发挥影响。迪歇纳就指出，作为一个民事力量，欧共体/欧盟能够“将国家之间的关系内部化,包括成员国之间关系和与边境之外的其它国家的关系”。这意味着，“在国际问题上引入共同责任感和契约政治的结构，这两者在过去一直是排他性地只与内部事务相联系，而与异己的对外事务无关。”[5][5]泰洛（Telo）提出了“欧洲结构性对外政策”(European structural foreign policy)的概念，即“向外出口内部的共同体方式，通过经济相互依存建立和平的政治关系|”。[6][6]欧共体/欧盟通过与非成员国建立扩大前联系体制、给与候选国资格、展开入盟谈判到最终吸纳新成员国，它可以在一个中长期内对原来的非成员国施加长期的结构性影响。此外，欧盟与非欧洲国家建立的各种联系和合作制度也为欧盟提供了发挥结构性影响的渠道。

     最后，除了欧盟的作为（what EU does）之外，欧盟的存在本身（What EU is）也是欧盟政治影响力的一个源泉。欧盟的存在本身有现实的一面，比如它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经济实力、历史传统和一体化模式等。但欧盟的存在本身更有规范的一面，即欧盟在数十年一体化进程中所建构起来的、独具特色的价值和原则，并被一些学者视为欧盟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来源和特征。罗斯克兰斯甚至声称：“欧盟的成就更是规范的而不是经验的。……这也许是一个需要指出的矛盾，即这个曾经通过帝国主义的武力强加而统治世界的大陆正在从规范上确定世界标准。”[7][7]曼那斯(Manners)据此出发，提出应将欧盟视为一个“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并概括了欧盟的五项核心规范和四项次要规范。这五项核心规范包括：和平、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权，并载入了欧盟条约的序言、有关欧共体发展合作政策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条约条款、1993年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制定的入盟标准。四项次要规范包括：社会团结、反歧视、可持续发展和善治。[8][8]无疑，欧盟和其它西方国家在上述核心价值方面有许多是相同的。但是，区别也同样明显。与崇尚武力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不同，欧盟更注重和平、法制、社会团结、反歧视、可持续发展和善治。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规范价值使欧盟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规范样板，构成了欧盟对世界事务规范性影响力的基础。

     基于上述影响力途径，欠缺军事力量的坡脚欧盟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重要的民事强权。也许，在一些关键的热点地区和重大问题上，它尚未成为能够扭转乾坤的决定性力量，但是，通过它强大的民事力量和在世界上无所不在的影响，欧盟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力量。一些学者因此认为，所谓“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判断需要重新定义。美国学者金斯伯格为此专门进行了一项实证研究，以量化的方式来测定欧盟的政治影响。金斯伯格选取了五个案例：欧盟与前南斯拉夫的关系、欧盟和以色列的关系、欧盟与巴勒斯坦的关系、欧盟与中东和平进程、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在这五个案例中，金斯伯格进一步细分出219个涉及欧盟政治影响的领域，并衡量欧盟在各个领域中的政治影响水平：政治影响无、政治影响次要、政治影响相当重要和政治影响至关重要。根据金斯伯格的研究，在总共219个领域中，欧盟在17个领域中没有政治影响（占7%）；欧盟在39个领域中只具有次要的政治影响（占18%）；在100个领域中具有相当政治影响（占46%）；在62个领域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占29%）。[9][9]

     二、            欧盟作为新生军事力量

     三、            欧盟军事化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