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威胁与大西洋同盟的未来

       内容提要：伊拉克战争以来，大西洋同盟遭遇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美欧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几乎宣告“西方的终结”以及“大西洋同盟的崩溃”。与冷战时期相比，今天大西洋两岸矛盾的根源在于：一是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二是共同威胁消失，两者共同导致相互依赖关系下降。因此，大西洋同盟如果不能恢复一种保持稳定的权力分配格局，不能寻求一种共同、致命的威胁，从而继续维持相互依赖关系，那么，大西洋同盟走向衰落并解体的命运将不可避免。

       关键词：权力  威胁  大西洋同盟  北约

       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以后，美欧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日益公开、加深，使二战后形成的大西洋同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尽管美欧双方不断努力进行修复并试图重构大西洋同盟，但是“西方的终结”、“大西洋同盟的崩溃”等论调仍然沸沸扬扬。[1][①]本文拟从力量对比以及外在威胁两个角度出发，比较分析大西洋同盟在冷战时期与后冷战时期的异同，揭示其矛盾与分歧的根源并勾勒大西洋同盟的未来。

大西洋同盟的内在分歧与矛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西洋同盟的分歧与矛盾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跨大西洋之间的误解如同北约的历史一样长久”。[2][②]从1949年北约成立直到本世纪初，矛盾与分歧贯穿着大西洋同盟发展的每个阶段。苏伊士运河危机、法国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组织、希土危机、欧洲导弹危机等等，体现了在战略合作蜜月期同盟内部的矛盾；巴尔干危机、科索沃战争以及与俄罗斯的恩怨则是大西洋同盟在新的安全环境中产生的新矛盾。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前后，美欧之间、新老欧洲之间的对抗更是直接导致“西方终结论”及“同盟崩溃论”出台。

       对于上述大西洋同盟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冷战终结，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90年代以来，随着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北约的功能与角色发生转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其中主要涉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同盟内部力量对比以及文明的冲突等问题。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指美欧双方要求在承担义务的同时享受与之相应的权力，也即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目前美欧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大西洋同盟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半个多世纪以来，大西洋同盟这一深刻的结构性问题一直不能解决。作为联系美欧双方的桥梁，北约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不平等的、非标准的军事同盟，而不是一个负担共享、利益均沾的军事组织。在北约组织中，美国有义务支持西欧，但西欧没有义务支持美国在欧洲范围外的军事行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为北约的投入占北约全部投入的60%以上，而西欧一直是“免费搭车者”(free rider)，在安全与防务上长期依赖美国的保障，享受美国的核保护。因此，美国人认为付出的成本高于所得到的收益，诸如“大西洋同盟根本就不是军事同盟，而是政治同盟。从军事角度看，美国不需要盟国”，[3][③]欧洲人要求更多的职责，但不愿在防务上花钱[4][④]等抱怨在美国政界学界非常流行。

       而来自欧洲方面的抱怨同样存在。北约欧洲国家认为，北约事务严格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美国人从1949年以来就是武装力量的司令，欧洲人只能担任北约秘书长。因此，从60年代戴高乐将北约总部踢出法国至今，北约欧洲国家争取北约更多权力的要求从未停止过。美国提出负担共担（burden-sharing），欧洲则应以权力共享(power-sharing)[5][⑤]，同时在实践中真正踏上了独立防务的新路子。90年代以来，随着北约东扩，欧洲独立防务特性建设也开始在北约的框架之外启动，这与美国要求欧洲为大西洋同盟做贡献的愿望背道而驰，大西洋同盟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双轨制运行的模式。

       力量对比问题，是指美欧双方的力量分布以及对力量所产生作用与影响的认识问题。具体说来，其一，美国认为欧洲力量太弱无法为联盟作贡献，而欧洲国家则认为美国力量太强容易走向单边主义。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就认为，跨大西洋的问题就是一种力量强弱不均引发的矛盾：美国太强大了，而欧洲太弱小了。因此，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双方难以达成共识，其结果是造成观念上巨大的差异：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则来自金星；欧洲的“天堂”只是梦想，美国的强权才能管用。[6][⑥]其二，美国认为强权、军事力量是处理当今世界事务有效的手段，而欧洲则认为非军事力量是有效的手段。如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卡莱欧（David P. Calleo）认为，一种跨大西洋的文化上的差异正越来越明晰地显现出来。欧洲人，也许不包括英国人，持有一种非军事的安全观，而美国则刚好相反。[7][⑦]其三，崛起的欧洲力量是平衡与抵制美国的力量还是美国力量的有效补充？西方许多学者提出，美国不能藐视欧洲的力量，欧洲也不必害怕美国的力量。欧洲不能把自己作为反对美国的一种力量，否则将导致美欧之间的“战略分离”。欧洲也不能排斥美国的力量，应该认识到美国的力量是个机会，而不是个问题。[8][⑧]美国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欧洲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弱小。欧美之间相互需要[9][⑨]，但要发挥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美国应发展软力量，欧洲应发展硬力量；[10][⑩]美国重点发展军事力量，欧洲重点发展民事力量等。[11][⑪]

       文明内部的冲突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战略文化之间的冲突等。从经济上看，美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每年的贸易总量达数千亿美元，大西洋两岸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贸易如同地缘政治一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近年来，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贸易战连续不断，导致跨大西洋关系经常出现紧张态势。[12][⑫]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库普钱（Charles A. Kupchan）认为，大西洋两岸之间的贸易战显然超越了经济领域的争夺，欧盟正在寻求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影响力，势必成为制衡美国的一大力量。同时，他还认为，如果美欧双方未能为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作好准备，那么即将到来的冲突将肯定不是西方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冲突，而是分裂的西方自身内部之间的冲突。[13][⑬]

       美欧之间的文明冲突不仅来自贸易摩擦，大西洋两岸因同文同种而共享的传统价值观也受到了质疑。如罗伯特·卡根大声疾呼：我们再也不能假装说美欧享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了。[14][⑭]这一质疑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分析模式，使得对美欧关系的研究从“文化同一”说走向“文化冲突”说。也有西方学者认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欧洲在从“霍布斯文化”走向“康德文化”，而美国刚好相反。美欧之间的战略文化是不一样的：美国是全球性的，欧洲是地区性的；美国是外向型的，欧洲是自我专注型的。[15][⑮]

       总之，大西洋同盟内在的分歧与矛盾不仅出现在跨大西洋合作的蜜月时期，更出现在冷战结束后战略合作需求减少、大西洋同盟自身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期；不仅体现在军事与战略方面，也体现在政治与经济方面；不仅体现在物质力量方面，还体现在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方面。

权力与威胁：一种比较分析

       冷战终结后，为什么大西洋同盟内部的矛盾与分歧更加激烈并引发大西洋同盟是否崩溃的争论呢？

       首先，冷战时期大西洋同盟的稳定是以同盟内部巨大的力量落差为基础的。它不仅表现为同盟内部美国与欧洲盟国整体力量的悬殊，还表现为美国与单个成员国力量的差距。1948年签订《布鲁塞尔条约》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认为与美国共事是种冒险，因为美国对所有其他大西洋共同体国家占有巨大的力量优势。但恰恰就是这种力量上的巨大落差带来了大西洋同盟半个世纪的稳定。

       力量的不对称比力量的对称更容易导致伙伴关系的形成。英国上院议员、沃里克大学教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认为，美国选择联盟的重要依据是力量不对称原则，美英之间不是由于共同的价值观才成为伙伴，而是在英国不再强大到足以与美国抗衡时才可能真正成为美国的伙伴。[16][⑯]从挑战与应战的角度看，大西洋同盟内部的力量落差使同盟内部难以出现对主导力量的挑战者，从而可以维持同盟的稳定。力量落差还可以使协商一致原则容易实现，减少交易成本。此外，力量落差还使相互之间比较容易形成依赖关系，力量弱小的一方在行动过程中依赖力量强大的一方，从而在同盟内部形成一种霸权下的稳定。例如，冷战时期，除了戴高乐主义的法国，其他国家都没有挑战美国在北约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了同盟的稳定。即使是对于法国的挑战，其他欧洲国家也很不赞同，认为法国有限的核武器难以取代美国的核保护伞，法国之所以这样做是想取代美国控制北约。如果必须依赖一个保护者，超级大国总比中等大国好。法国力量太弱，不可能成为取代美国的力量。[17][⑰]

       但是，冷战结束后的十余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北约欧洲国家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尽管美国还在抱怨欧洲的军事力量太弱，不能为同盟作贡献，但是从经济上看，欧盟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其实力已经在赶超美国，可望成为与美国相匹敌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欧洲与美国力量差距的缩小，不仅导致欧洲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降低，而且也使其对同盟领导权力的需求发生变化，欧洲国家的权力意识开始复苏，同美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日益明显。如同库普钱所说，权力中心，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为了争夺地位、影响力以及威望。在欧盟加强管理机构并吸收新成员的时候，欧盟在世界舞台上将成为美国一大可怕的抗衡力量，这样业已出现的跨大西洋对峙势必会激化。[18][⑱] 因此，冷战结束后对美国权力形成挑战的国家越来越多。除了法国，还有德国、俄罗斯；除了欧洲大国，还有一些欧洲小国。如法国一直在强调欧盟是美国权力的制约力量，要平衡美国的力量；德国在2002年加入了法国的行列，施罗德呼吁要用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欧洲来抵消美国的霸权，伊拉克战争前还与法国、俄罗斯一起反对美国的决策。欧盟领导人普罗迪也认为欧洲要发展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的超国家共同体，与美国平起平坐，一些小国如荷兰、瑞士等也坚持这样的观点。[19][⑲]同盟内部挑战霸权力量的国家增多，将使同盟内部的决策过程变得复杂，交易成本增加，并诱发大国的单边主义行动。

       其次，冷战时期大西洋同盟的稳定还建立在共同面对苏联威胁的基础上。这一威胁是两大军事同盟之间对峙所产生的威胁，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对抗所产生的威胁，是一种致命的、关系到生存与核心利益的威胁。任何同盟在面对这种威胁时，无疑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集体防御动力，也即团结一致，相互协商，共同对外。因此，冷战时期的大西洋同盟在两极对抗的年代里发挥了相当大的威慑作用。但是，冷战结束后的十余年来，大西洋同盟的威慑力与凝聚力大为降低，这与共同威胁的消失不无关系。苏联的解体不仅使美欧双方共同的威胁不复存在，而且，这一威胁还演化为近乎共同的战略伙伴或准伙伴关系。冷战后的俄欧关系已经形成制度化的联系，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也日趋形成。1994年签署的俄欧伙伴与合作协定从法律意义上确定了双方的关系，意味着“俄罗斯同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与利益上”，俄罗斯与欧盟合作的质量将决定欧洲未来的走向。[20][⑳]同时俄美关系也在反恐的大背景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共同威胁的消失,其结果是同盟的松散以及集体防御动力的丧失。

       当然，冷战结束以来，大西洋同盟也在不断寻求其生存的合法性，不断寻找新的敌人，尤其是“9·11”事件后，跨国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无赖国家等等都被纳入同盟新的威胁之列，但是，这样的威胁难以与冷战时期苏联的威胁相比。它们不是致命的威胁，而是可以容忍的威胁，至少在欧洲看来是这样。而且，美欧之间在对冷战后威胁的认知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认为，冷战期间，始终存在的苏联威胁帮助西方实现了统一。过去跨大西洋的紧张——苏伊士运河危机、法国退出北约、越南战争、80年代欧洲导弹危机，都为对二战痛苦的回忆以及苏联威胁两大因素所消解。与过去苏联的威胁相比，伊斯兰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后果没有那么大，难以起到统一人心的效果，因为美欧双方为对付它们所采取的态度与方法越来越不同。[21][21]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也指出，美欧双方对威胁认知有着根本的分歧：美国人认为恐怖主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致命的威胁，而欧洲人则认为它们并非迫切需要解决的威胁。[22][22]

       总之，大西洋同盟内部美欧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以及共同威胁的消失，导致美欧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下降，这是大西洋同盟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冷战时期大西洋同盟的分歧与矛盾往往被外在的威胁所掩盖，同盟内部的凝聚力大于离心力，因而危机比较容易化解。而在后冷战时期，大西洋同盟的矛盾与分歧日益显现突出，同盟内部离心力大于凝聚力，其危机便难以化解。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会出现“西方终结论”以及“同盟崩溃论”等有关欧美关系的悲观论调了。

大西洋同盟的未来

       对于大西洋同盟未来的走向，西方学者不外乎两种意见：悲观或者乐观的看法。悲观派以库普钱、多米尼克·莫伊西、罗伯特·卡根等为代表，认为“西方”已经不复存在,需要重新定义北大西洋关系，重新建构大西洋同盟。[23][23]乐观派主要以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uolik）等为代表，认为美国与欧洲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大西洋同盟的危机不是什么新鲜事，同盟关系总是能够得到修复的。[24][24]

       当然，悲观派与乐观派的划分只是相对的。悲观派中含有对大西洋同盟前途的乐观预测，乐观派中也不乏对当前危机与矛盾的担忧。因而，无论是悲观派还是乐观派，均纷纷对如何重新定义北大西洋关系、维持同盟的紧密关系以及重建大西洋同盟献计献策，共同为大西洋同盟的未来勾画蓝图，希望美欧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分工，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罗伯特·佐立克提出，双方要有建立伙伴关系的真正意愿；[25][25]戴维·贡佩尔（David C. Gompert）指出，欧洲要成为美国聪明能干的伙伴，必须有能力承担责任，值得美国信任并具有与美国相同的价值观；[26][26]罗伯特·亨特认为，美欧之间要有分工，在维护以北约为核心的军事同盟的基础上，还要建立美欧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27][27]安德鲁·莫劳夫奇克主张，重建大西洋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双方进行比较优势的互补，互补而不是冲突应该成为跨大西洋的格言。[28][28]此外，针对大西洋同盟共同威胁的消失从而导致凝聚力的下降，唐纳德·阿斯穆斯提出要在美欧之间形成一种共同的战略目标与框架，共同面对今日新的挑战。[29][29]

       尽管大西洋两岸的学者为重建大西洋同盟提出了种种方略，但即使是最乐观的观察家也无法否认，与冷战时期相比，大西洋同盟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虽然同盟可能还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同盟内部的矛盾也能够得到修补，比如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欧洲大国之间的和解在悄悄进行，德国总理施罗德访问美国，法国总统希拉克也不再强调欧盟是平衡美国的力量。[30][30]但是，大西洋两岸要重建信任难度很大，即便同盟关系这样维持下去，其内涵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是由北约内部权力分配格局的变化以及外在威胁的缺失所共同决定的。

       冷战后北约的重大变化就是在外部进行扩大，在内部进行改革，提出新战略以适应变化了的安全环境。但无论是北约的扩大还是北约新战略的提出，都难以为北约的继续生存提供合法性，因为北约东扩并不代表大西洋同盟的团结与稳定，而是深刻反映了同盟内部的分歧与权力争夺局面。美欧之间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包括：北约东扩的速度与方式、对待俄罗斯的方式、挑选新成员国及其标准问题等等。美国急于通过北约东扩填补中东欧的安全真空，而北约欧洲国家则强调北约的扩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北约欧洲国家一开始就主张要尊重俄罗斯的利益，而美国则强调任何国家及势力都无权否决北约扩大的计划。在北约吸收新成员国的标准问题上，北约欧洲国家对美国也多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一套松散的政治标准，成员资格仅仅只是对于实施民主的一种奖赏，新成员必须有能力、有意愿实施北约所有新的或旧的使命。

       冷战后的北约东扩还鲜明地体现了同盟内部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争。北约东扩是美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借助多边合作的形式推行单边主义的表现。北约东扩的思想源于欧洲，但北约东扩的实际进程却掌握在美国的手上。[31][31]北约东扩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马歇尔计划”，美国的“领导”作用是北约东扩的主要动力所在，如同肯尼思·华尔兹所说：“北约之所以继续生存下来并向东扩大，完全是美国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是大国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32][32]这样，在单边主义原则支配下，美国的“领导”作用成为北约东扩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在“巩固中东欧的民主”、“延伸稳定、推进共同价值观”旗号的掩护下，北约东扩实质上是美国为争夺战略空间、填补安全真空、获取安全利益、抢占中东欧市场的表现。美国以其冷战后日益膨胀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单边独大的力量为基础，将北约东扩作为实现其全球战略利益的重要一环，维护其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保障。但国际社会走向多极化的努力与美国利用北约维持单极世界的企图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从欧洲来看，北约东扩的过程也就是大西洋两岸矛盾不断加深的过程，因为这种单边独大的力量结构与主张多边合作的愿望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而且，解决这些矛盾决非易事。

       北约内部的权力争夺还直接影响到北约集体防御功能及其效率的发挥，降低了其作为一个集体防御组织的功能与效率。冷战时期的北约其集体防御的功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半个世纪的“冷和平”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成员国数量的不断增加，北约的集体防御功能有所弱化，转而逐渐强化其集体安全作用。很多西方学者指出，比较1949年的北约与2000年的北约，可以肯定北约正在从集体防御走向集体安全。[33][33]但北约的改革忽视了集体安全组织与传统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基本区别。[34][34]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在“保卫土耳其”问题上要求北约启动集体防御条款，遭到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强烈反对，表明大西洋联盟的核心条款——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名存实亡。在科索沃战争及阿富汗战争中，北约始终处于一种边缘化的态势，其作为一个军事同盟的作用降到了历史最低点。2004年6月在土耳其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尽管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宣称本次峰会将为美欧关系注入新的活力，但是法国、德国在北约介入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对此，罗伯特·卡根非常悲观地指出，首要的问题是要清楚“同盟”一词还有多少实际意义。[35][35]

       此外，北约本身缺乏强制力与约束力，不能强迫各成员国政府采取行动。从历史上看，法国不愿听从北约统一的军事指挥，德国不支持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各成员国在提供人力和物力方面达不到要求时，北约都束手无策。北约在解决成员国内部矛盾时也无能为力，如在希土争端中，北约的干预既缺乏力度，又有失公平，结果导致希腊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结构。同时，随着成员国的增加，北约一致表决的决策机制也令其效率大大降低。新成员国大都军事力量弱小，国防预算不足，科技水准低平，研发投入不够，其人员的素质及其工作方式也难以达到北约的要求。这样一来，新成员国不仅不能有效地承担北约扩大后的职责和义务，反而可能成为北约组织内“搭便车”的角色，成为“安全的消费者”而不是“安全的生产者”。

       从另一个层面看，北约新战略对北约外在威胁的界定抽象而又广泛，缺乏明确的外在威胁目标。1999年北约华盛顿50周年峰会之际形成的“新战略构想” 未将俄罗斯作为明确的外在威胁目标，而是大肆渲染与俄罗斯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新战略第36条宣称，俄罗斯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牢固、稳定和持久的伙伴关系对于实现欧洲—大西洋地区的持久稳定是至关重要的。[36][36]至于北约未来所面临的威胁，新战略语焉不详，而是非常含糊地列举了一系列风险，如新战略第20条宣称：“联盟的安全涵盖多方位的而且常常是难于预测的多种多样的军事和非军事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欧洲—大西洋内部及周围地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以及联盟周边地区可能迅速出现的地区危机……民族和宗教的派系争斗、领土争端、改革努力的不充分或失败、侵犯人权以及国家的解体都可能导致当地甚至是区域性的动荡不安”。第24条提出：“联盟的安全利益可能受到其他性质更广泛的危险的影响，包括恐怖主义行为、蓄意破坏和团伙犯罪，也会受到中断重要资源输入的影响。”[37][37]对于未来的共同威胁，这里没有明确的界定，至于“9·11”事件后全球掀起的恐怖主义浪潮及反恐斗争，欧美之间的认识也多有出入。因此，对于北约新战略，西方学者的评价甚低，认为不是一个宏伟的蓝图，不是一个关系到北约未来战略的文件，纯粹是一个政治的、公共关系式的文件，难以奏效。[38][38]

       总之，今天的大西洋同盟是建立在美欧之间力量不断拉近、共同威胁不断萎缩、相互依赖不断减少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变化将导致大西洋同盟不断走向危机丛生、直至分裂的局面。尽管从短期来看，它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任何同盟都会经历从起源、生长到衰落、解体的过程，因此，大西洋同盟如果不能恢复一种保持稳定的权力分配格局，不能寻求一种共同、致命的威胁，从而继续维持相互依赖关系，那么，它也难免走向衰落并解体的历史命运。

       （作者简介：刘  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讲师、博士；责任编辑：陈志瑞）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相蓝欣教授的指点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①] Dominique Mo, “Reinvent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3, pp. 67-73; Charles A. Kupchan , “The End of the West”, The Atlantic Monthly, November 2002, Volume 290, No. 4; pp. 42-44.

[②] Alexander Moens, Lenard J. Cohen, and Allen G. Sens eds., NATO and European Security, Alliance Politics from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o the Age of Terrorism,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p. 56.

[③] David C. Gompert and F. Stephen Larrabee, America and Europe, A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1.

[④]. Alexander Moens, Lenard J. Cohen, and Allen G. Sens, (eds) NATO and European Security, Alliance Politics from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o the Age of Terrorism,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⑤] Ibid..

[⑥] Robert Kagan, “Multilateralism, American Style”,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3, 2002; Robert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Knopf, 2003; 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No. 113, June/July 2003; Robert Kagan, “America's Crisis of Legitimac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⑦] David Calleo, Rethinking Europe’s Fu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⑧] Donald Asmus, “Rebuilding the Atlantic Allianc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October 2003, pp. 20-31.

[⑨] David Calleo, “Power, Wealth and Wisd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fter Iraq”,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3, pp. 5-15.

[⑩] Rob de Wijk, “European Military Reform for a Global Partner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3-04,    Vol. 27, pp. 197-210.

[⑪] Robert E. Hunter, “Europe’s Leverag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3-04, Vol. 27, pp. 91-110.

[⑫] “Mr. Schroder goes to Washington”, Economist, February 26, 2004.

[⑬] Charles A. Kupchan , “The End of the West”, The Atlantic Monthly, November 2002, Volume 290, No. 4; pp 42-44.

[⑭] 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No. 113, June/July 2003.

[⑮] Ronald D. Asmus, “Double Enlargement: Redefining the Atlantic Partnership”, in David C. Gompert and F. Stephen Larrabee eds., America and Europe, A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50

[⑯] Robert Skidelsky, “Imbalance of Power” ,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2, pp. 53-54.

[⑰] Pascal Boniface, “European Security and Transatlan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 in Alexander Moens, Lenard J. Cohen, and Allen G. Sens eds., NATO and European Security, Alliance Politics from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o the Age of Terrorism,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pp. 56-58.

[⑱] Charles A. Kupchan , “The End of the West”, The Atlantic Monthly, November 2002, Volume 290, No. 4; pp. 42-44.

[⑲] Rob de Wijk, “European Military Reform for a Global Partner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3-04, Vol. 27, pp. 197-210.

[⑳] Igor Ivanov, “Europe on the Threshold of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5, No. 1, 1999, pp. 1-6.

[21] Dominique Moisi , “Reinvent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3, pp. 67-73.

[22] Andrew Moravcsik, “Striking a New Transatlantic Bargai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3, pp. 74-89.

[23] Dominique Moisi , “Reinvent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3, pp. 67-73; Charles A. Kupchan , “The End of the West”, The Atlantic Monthly, November 2002, Volume 290, No. 4; pp. 42-44..

[24] Robert E. Hunter, “Europe’s Leverag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3-04, Vol. 27, pp. 91-110.

[25] David C. Gompert and F. Stephen Larrabee, America and Europe, A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 Ibid.

[27] Robert E. Hunter, “Europe’s Leverag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3-04, Vol. 27, pp. 91-110.

[28] Andrew Moravcsik, “Striking a New Transatlantic Bargai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3, pp.74-89.

[29] Donald D. Asmus, “Rebuilding the Atlantic Allianc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October 2003, pp. 20-31.

[30] “Mr. Schroder goes to Washington”, Economist, February 26th, 2004.

[31] Angela E. Stent, Russia and Germany Reborn, Unification, the Soviet Collapse and the New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rew A. Michta ed., America’s New Alliance, Poland, Hungary, and the Czech Republic in NATO,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32]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2000, pp. 5-41.

[33] Richard Rupp, “NATO 1949 and NATO 2000: From Collective Defense Toward Collective Security”, in Ted Galen Carpenter ed., NATO Enter the 21st Century,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1, p.154.

[34] Ibid., p.158.

[35] Ivo H. Daalder and Robert Kagan, The 'Allies' Must Step Up,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0, 2004.

[36] 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11107a.htm.

[37] Ibid. .

[38] Ted Galen Carpenter, NATO Enters the 21st Century, Frank Ca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