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成员国的体制安全与“革命”风险

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成员国的体制安全与“革命”风险

　　本文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系列研究之八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内参《当代世界研究参阅资料》第55期采用。
　　本文从体制安全的核心概念出发，比较了中亚国家和中东北非“革命”国家面临形势的异同，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分析路径，即集中关注三点要素的综合作用分析体制安全与“革命”风险问题：其一是粮食安全的非传统威胁；其二是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人口-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其三是习得效应的传播，革命的成本与收益比问题。
　　文章指出，此前和当下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成员国面临的体制安全内涵的变化。以前外部压力对中亚国家体制安全的威胁要远远大于内部挑战性因素，而当前最新的一种变化是，美西方可能放弃了直接采用“颜色革命”的手段，转而寻求渐进性变革，但中东北非局势的急剧变化表明，内部威胁正在逐渐成为中亚国家当权者的主要挑战因素，在邻近的阿富汗局势继续恶化的背景下可能并正在成为新的“革命”风险。上合成员国的体制安全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突发事件多发的发展周期。
文章还提出了“革命”风险下的外交选择问题，强调对于体制安全的畏惧自然会可能增加中国与上合成员国的合作机会，但这并一定是一个唯一的格局。此次的风险不同在上次的地方正在于内部因素可能要超过外部因素。新的十年对中国的上合政策最大的考验是，我们的战略思路需要更有想象力。
　　论文主张，中国未来上合战略核心的设计必须考虑最关切的两点要素。第一，妥善处理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竞合关系。俄罗斯作为一个曾经并对此仍有清晰历史记忆的超级大国，对于战略的设计、推进、乃至最终实施都比成长中的中国经验要丰富。俄善于在劣势中通过长袖善舞的灵活外交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尤其善于运用国际倡议、国际机制的方式影响中长期的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应该跳出上海合作组织来解决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问题。第二，必须将中亚国家真正作为中亚地区事务的主体，而非仅仅是大国博弈的客体。2001年之后的中国崛起呈现出来的庞大力量可能让中亚国家感觉到一种与俄相比更加直观的威胁。只要美西方不倾向于立即推翻现有体制，中亚国家与西方的合作仍有可能迎来一个新的快速推进期，在俄美关系重启、俄西方在独联体利益纷争转入“阴燃”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将越来越高。
　　文章最后建议中国一定要加强对中亚在地知识的学习，以准确理解对方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