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学者在“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中国与俄罗斯的应对与抉择”国际研讨会上作报告
10月9日至11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举办的“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中国与俄罗斯的应对与抉择”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市东湖宾馆举行。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博士应邀与会并作了题为“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的报告。
杨成指出，新世纪以来，国际体系转型加速进行，这要求国际学术界深入思考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一是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如何作用于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二是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元化与西方谋求意识形态领域的垄断与主导如何相互作用于当代国际体系？三是新世纪的国际体系特征怎么描述？世界格局是单极、两极、多极、无极还是其他？四是新冷战是否正在到来？如果是，新旧冷战的区别何在？五是传统的大国关系互动，尤其是中俄、中俄美三边关系的互动对国际体系的未来转型将起到怎样的影响？六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体系非国家行为者作为国际体系转型的新角色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成强调，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共识，但也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新思路、新概念、新潮流:
第一，法国主张的“相对大国”说。
第二，英国学者波波罗等人提出的“新地缘政治时代”说或“21世纪地缘政治革命”说。
第三，“新兴市场”说。《外交》杂志前主编扎卡里亚认为新兴市场可能会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秩序中心。西方衰退已成定局，中国等新兴市场可能成为赢家。
第四，“自由主义终结”说。这一观点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将面临保守主义以及其他政治经济思潮的冲击而退居二线。
第五，“新对立时代”说。美国新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根和俄罗斯国防与外交委员会主席卡拉加诺夫等提出，当前国际世界正在发生两种发展模式的对立：一种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一种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专制资本主义模式，二者激烈斗争。
第六，“重心转移”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多次提出，世界权力重心正在发生从西方到东方，从欧美到亚太的转变。
第七，“历史轮回”说。这一观点认为国际体系转型以“非常19世纪化”的大国竞争的方式实现了“历史的正式回归”，伴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各国展开对资源的争夺，为领土和势力范围而展开对抗，甚至诉诸武力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
应该说，以上各种学说都有其合理和不足的一面。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国际体系转型在新世纪日益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不排除国际体系开始进入“后西方时代”的可能。当然，这种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伴随着各种曲折、反复乃至倒退。类似的是，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实际上经过了75年才真正完成.
杨成认为，以南奥塞梯冲突事件为标志，国际体系转型进入了新的阶段。此前，美国仍在延续着冷战的逻辑、冷战的思维在全球巩固霸权，而俄罗斯等国则主张加强国际法作用、维护联合国权威、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原则，与美西方的新干涉主义尖锐对立。围绕南奥塞梯问题的“五日战争”俄占领了道义高地，美国副国务卿、美国驻俄大使等都承认格鲁吉亚先动武“犯了错”。但俄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某种程度上复制了科索沃模式，尽管让美欧陷入尴尬境地，但在主权、国界等问题上与西方的立场反而更接近了。俄战术上取得了成功，战略上很可能陷入自己所挖的陷阱.
杨成指出，国际体系加速转型势必对中俄关系的未来前景产生重要影响。从学理的角度看，大国关系前景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范式：一是结构范式，即从双边和多边，特别是中俄美三边关系的视角审视中俄关系前景，其核心问题是在国际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双崛起”的中国和俄罗斯能否和谐共处。二是质的分析范式，即从思想史的视角，从帝国、革命等范畴入手解读中俄关系，帝国的历史、革命的历史对中俄两国的外交行为都产生过并产生着重要影响。三是量的分析范式，从综合国力等数据对比入手量化大国关系。四是情景分析法，抓住主线设立各种情境模式。五是制度分析范式，从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的视角，已经国家关系制度化的视角加以分析.
不管如何，国际体系加速转型使得整个国际环境、国际格局进入复杂时期，俄美、俄西方可能进入冲突频繁期，这也成为中俄加强各领域合作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外部条件。尤其要看到的是，中俄关系与其他大国关系相比最大的特点是这种关系的制度化，而且呈现出制度累积的鲜明特征，至少确保了中俄关系在近中期的稳定发展。长期而言，中俄关系肯定会受到内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可能有各种演变路径，但结盟和互为对手的可能性不大。
杨成还特别强调，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并不意味着中俄关系毫无问题，更不意味着机制化的中俄关系能自动保持高位发展，双方都需要努力维护。另一方面，如同兄弟姐妹之间、家庭之间，国家作为更大的行为单元，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很正常。尤其应该意识到，中俄关系中的分歧、矛盾、竞争等问题都是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也可以通过深化双方的合作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