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文化与防止核扩散(以俄罗斯为例)——Igor Khripunov在俄中心的演讲
战略文化与防止核扩散(以俄罗斯为例)
美国乔治亚大学国际贸易与安全中心主任Igor Khripunov,于9月26日为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生作了题为“战略文化与防止核扩散——以俄罗斯为例”的讲演。
问题的提出
安全文化最初是由于战争的发生而随之产生的,它是心理原因和技术发展等多种因素所形成的。在中国,Safety 和 Security 的意思可以用用“安全”一个词语来代替,但是在西方国家,Safety 和 Security的意思却不相同。这两个词语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并且不易被人所理解,以致于我本人对这两个词语也产生过困惑。
9.11以后国际原子能机构(IEA)开始发展安全文化。在俄语中Security的意思也不同于Safety,它表示政治保护。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讨论Safety 和 Security 意思的时候都陷入了困境,我中心就曾针对此问题研究了如何推动核安全,1993年曾出台了一个关于核安全文化的报告,3年后布什和普京签订的联合公报,其中有一整段的内容是关于核安全的,核战略文化成为首脑峰会的重要讨论议题。
Strategic Culture 是由IEA首先提出的,它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由于共同的经验以及法律条文而形成的一系列的稳定的信念、预测以及理念模式,它代表的不是技术领域。不同的国家有着各自居于主导地位的战略偏好,这些战略偏好都是建立在他们各自国家早期或者已经形成的经验基础之上。
为什么需要了解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呢?
通过战略文化,俄罗斯可以解释它的外交政策、外交决策以及其他的各项政策。通过了解俄罗斯的战略文化,有助于认识为什么俄罗斯与中国建立了多领域的合作,中美等国家也可以预测与俄罗斯的未来走向。
防止核扩散与亚安全文化(Security Sub Culture)路线图
图中包含了影响防止核扩散与亚安全文化的因素:全球背景、 国家历史、 腐败传统、地缘政治、宗教信仰、种族划分、语言、人口等。从以上因素中我们可以从俄罗斯的国家历史中推断出它为什么它极力反对NATO东扩。对于俄罗斯而言,人口因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俄罗斯的人口一直处于减少状态,现在俄罗斯大约有一点五亿人口,预计到2015年俄罗斯的人口将减少为一亿左右。
俄罗斯的安全文化还受到精英和草根阶层对威胁感知的影响,所有的这些因素共同促生了俄罗斯的防止核扩散安全文化和亚安全文化的产生。
Igor Khripunov 介绍了防止核扩散核文化和亚安全文化的定义,并且提出了如何去提升亚安全文化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比如人为因素和一个国家的亚文化来实现。举例来说,一个国家的总统即使通过了核扩散的条约或者条款,尽管总统同意,但是会对此国家产生影响,如破坏其国际声誉等。再以中国为例,中国对经济的依赖性很大,如果中国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贸易,将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危害,因此中国要建立防止核扩散核的文化战略。
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安全遭到破坏都是由于人为因素所造成的,比如南非在去年9月发生的携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的袭击事件以及美国一个核工厂由于一个保安的疏忽等事件,都证明人们忽视了所谓的亚安全文化。
人为因素与防止核扩散安全
人为因素包括故意行为和非故意行为。其中包括技术训练效率低下导致的错误、遗忘,信息传递过程中丢失导致的错误、非故意的对纪律和法规的破坏导致的,还有一些恶意的破坏等。在这里Igor Khripunov 以the Elektrokhimpribor combine & Prioksy Cold Refining Factory 为例介绍了人为因素对防止核扩散安全的影响。
苏联时期和转型时期俄罗斯的安全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在苏美对抗时期,由于对意识形态的重视以及爱国主义思想,使得苏联对威胁的感知具有清晰的认识,但是由于资金缺少和劳动力匮乏制约了其发展安全文化。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继承了苏联一部分安全思想,在抛弃了苏联时代安全思想的同时,俄罗斯的安全文化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俄罗斯仍保留的战略思想:对西方国家的怀疑;很少的内务部军队;给予青年一代有限的激励机制;有效的边境管制;在边远地区设置有限的核设施。
现有的新现象:不再以在国有部门工作而自豪,尽管他们的工资高于平均水平,但是仍有大量人员频频跳槽到私企;出现大量移民;相同城市多样化现象的出现;交易核材料的黑市存在;对工作的保密已经成为一种职业道德,
俄罗斯的防止核扩散与亚安全文化的演进
每个国家的战略文化都是在不断发展的,其文化的内容也在发展。其发展演进主要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影响。
经济和社会的挑战:资金不足、国家基础设施陈旧、动力不足。
社会通病:转型、沟通不透明、私有化、专业化防护装置的使用。
职业化和普通工作文化的代沟:劳动力老化、领导力的影响、职责划分不清、泄密行为。
法律原因:法律基础不健全、安全调查处理程序落后、法律条文模糊、执法不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