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史转向”

       读到冯绍雷教授的新作“未被忘却的思想史”的短文，对文中的观点深表赞同。如果类比于目前在西方历史学界所出现的“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这一称呼的话，是否我们也可以将冯绍雷教授所提到的问题看作为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思想史转向”，它将预示着国际关系研究的新突破、新方向。

       如何将国际关系研究推向深入，我们是否需要思想史作为我们的一种分析工具。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把国际关系看作为是在国家与国家层面上所展开的一种政治行为和政治实践的话，那么，我们更可以肯定的说，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我们更需要思想史研究，需要思想史的研究作为其重要的学术资源和支撑。

       前不久俄罗斯研究中心的特聘教授、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相蓝欣教授的一次讲座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他在谈到美国在布什时期的外交政策时说，要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就必须知晓新保守主义。而新保守主义从最早的保守主义鼻祖英国的思想家伯克开始，经过很多思想家的传承，演变成了目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如这些思想家就有黑格尔、考杰夫、斯特劳斯等。这样，我们必须要研究这些思想家，这就需要思想史，实际上，这本身就是思想史。再例如，前不久的美国对伊战争，美国称自己为“解放者”，这个称呼本身就隐含着一种思想原则在其中，而我们也就需要研究这些思想和原则。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我们还是用英国剑桥大学思想史教授斯金纳的话来作一概括吧，我想他的这番话对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他这样说道：对政治行为的解释主要取决于对政治思想和原则的研究，不提到或者研究这些政治思想和原则，就不可能对政治行为进行有意义的解释。他还说，在政治中，行动的合理性往往受到将其合法化的可能性所限制。然而，你所希望的合法化取决于在现存的规范原则下，你能编排出什么样似乎合理的行动过程。而这则意味着，虽然你假装承认的这些原则从未充任为你的行动动机，而只不过使你的行为合理化而已，然而，这些原则仍有助于形成或限制你能成功选择的行动路径。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去解释为什么在特定的时间会选择特定的政治，并以特定的方式去追求和表达，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去研究这些原则。

       这样，思想史就与任何一种政治实践、政治行为都有着联系。尽管斯金纳没有特别讲到作为国际关系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行为，但在这一方法下来把我们的视野扩展到作为政治实践和政治行为的国际关系研究，其道理也应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