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以来中、美、俄三国关系演进的背景及趋势
9．11事件的发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惨剧，也是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变化，首先是大国关系变化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事件。因此，观察冷战之后，特别是最近以来的中俄关系的发展变化，不能脱离上述的大国关系变化，首先是中，美，俄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示本题。第一，鉴于9．11 事件首先事关美国，同时因为美国无论从主，客观上都在冷战后国际关系中起关键作用，因此，先谈谈美国关于9．11事件后关于其对外政策的一些讨论及其总体政策走向。第二，谈谈关于9．11事件之后，美俄关系的发展状况。最后，从9．11前后大国关系变化的角度对中俄关系的发展现状及其前景提供若干个人看法。
一、9.11事件之后美国关于对外政策的讨论
根据笔者的观察，9．11事件后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讨论，既可视为是对于9．11事件后整个形势变化的新的认识，但也表现出9．11事件之前美国对于其外部世界认知的某种延续。
首先是，对9．11事件对整个国际关系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究竟如何判断，就有一些不同的认识。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预言，不光冷战时期已经结束，甚至后冷战时期也已经结束。言下之意，整个国际关系格局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则称，认为9．11事件已经改变了一切，这是媒体上的习惯用语；事实上，9．11事件只能是部分地改变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和美国对外政策，而无法视之为全部发生变化，更无法使之脱离9．11之前的所有背景与积累。时下当红的一份国际研究杂志＜＜国家利益＞＞的主编亚当伽芬寇则总结了当前的两种主要倾向。他认为，其一是认为9．11事件将把美国外交多年来的模糊与犹豫一扫而光，把美国从一个世纪以来集中于与欧洲法西斯和苏联为敌的状态中摆脱出来，集中力量与新对手较量。其二则认为：9．11事件是无任何先例的变化所以，将为未来留下无可比拟的不确定因素。
总之，9．11事件对美国人对于国际事务观点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有人认为，这是珍珠港事件以来，甚至是自19世纪以来，美国首次在本土的核心部位遭到外敌攻击。多少年来美国的安全优越感，美国的“不可被攻击论” 荡然无存。其次是美国朝野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世界上竟有如此之多的人对美国不友好，甚至敢于以“自杀式的袭击” 来打击美国，这对于一个总体上对外部资讯一向不十分在乎的国家来说，其震撼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再次，9．11恐怖分子袭击的是美国资本主义成就最突出的标志与象徵—一世贸中心大厦，这不光是美国的形象体现，而且是资本主义世界形象的集中体现，9．11事件一发生，美国媒体评论就相当明确地意识到：“这是要打击美国的灵魂”。虽然，不少人并不相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9.11 事件发生不得不使人深思：资本主义文明究竟应该如何来调处它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相互关系。而作为一个民族成长、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几乎在一个地方同时发生，其命运与前途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息息相连的超级大国，首当其冲，不可避免地要对这样的尖锐的、血腥的挑战作出回答。
9．11之后在美国外交界的这场讨论与争论，涉及到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不光有关乎外交决策，而且事关理论。其中，一个突出的倾向是现实主义强劲台头。就笔者之所涉猎范围，我把这一流派讨论中出现的主要观点分别称之为是“乐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的现实主义”以及“历史现实主义”。其实，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 与其观点是否真正反映现实，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这一派别与强调规范、道德、法律。与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作用的“理想主义流派”不同，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实力，乃至强权的作用。
先谈所谓的“乐观现实主义’。9．11事件之后一个月不到，由《国家利益》杂志发起，在华盛顿首都组织了一个名为“9．11攻击事件的影响”的研讨论。会上，全国知名的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瑟麦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查尔斯．克劳瑟麦的观点大体有这样几个层次：首先，他直截了当地引用布希总统的话称：9月11日那天可视为是一个测量温度的计量器，我们将以其他人对911攻击事件的最初反应，以及对随后开始的阿富汗战争的反应来判定他们对美国关系的亲疏，以及来划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克苏瑟麦认为，这是因为，9．11攻击事件反映的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结构性变化”。这个“结构性变化”含意是指：恐怖主义力量取代法西斯和前苏联帝国成为美国外交原则的对抗者；虽然，美国独立的单边主义结构在过去十年中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但是恐怖主义激进力量对美国的打击使得美国“变弱了”；恐怖主义敌手所采取的非常规的武器与进攻技术，借助于狂热的宗教情绪，甚至依靠了对死亡的崇拜，使得挑战霸权出现了全新手段，使得国际关系中的结构关系具有了全新的含义。克劳瑟麦称：新的国际关系结构中以美国为一方和以阿富汗塔里班势力为一方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不均衡关系”，虽然“美国正在变弱”，但是相对于被孤立、被封锁的塔里班而言，美国仍然拥有巨大的“剩馀力量”。因此，克劳瑟麦提出，为使美国不再“变弱”，“当务之急是有赖于清醒的理智和成功的反应”。何谓 “成功的反应”，克劳瑟麦认为，那就是要把在单边主义国际结构中独大的美国所“剩馀的实力转化成为明确的政治后果”。克劳瑟麦为论证其“剩余实力转化论”提出了一连串论据论：
其一，他称，实力的显示从来比“共同的规范、协定的制约，国际心理的改善”等因素来得重要；二战以来的事实表明，如果不是美国显示威力，不光世界会“面临实难性后果”，而且“美国也会如同奥斯曼，哈布斯堡、包括前苏联诸帝国那样分崩离析”。人们从这里可以嗅出氛围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强烈气息。
其二，克劳瑟麦认为，盟国以及潜在的盟友考量的就是美国的决。已是否坚定：“如果半途而废，我们何必与你在一起，如果你走到底，我们将跟著你”。因此，美国为了维护它所指它的联盟必须显示实力，而且必须表现成功。
其三，在克劳瑟麦看来，俄罗斯在9．11之后可能出现的与美国“重新结盟”的态势是前所未有的重要迹象，这是国际关系发生结构性改变的一个重要开端。
最后，克劳瑟麦甚至动用心理分析来寻找根他称：9．11所带来的强烈震荡又一次使美国人“改变了心理认知”，也即美国人习惯于在对外关系中使自己处于 “人身安全的最大极限”，比如，越南战争。而9．11袭击使“上帝保佑美国”的信条受到挑战，又一次把美国国民推到“人身安全” 的极限，这不光大大强化了对民族国家利益的心理认知，而且，由于美国在国际关系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往往使其心理认知超出自身民族国家利益的范围而呈现扩张性。
总之，克劳瑟麦以“显示力量”，“结盟” 和“转化剩馀实力” 为核心范畴展示了他对9．11国际关系变化的理解．他在发言总结中称：“这样会使我们的对外政策比许多人所愿意看到的那样更加朝向经典的现实主义。” 笔者所冠“乐观现实主义” 之名即以克劳瑟麦的这种“自信” 而来。
但是就在当天会上，克劳瑟麦的话音未落即遭到了到会者一连串问题的质疑。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著顿提出：“在美国构建联盟和对阿富汗进行战争的最终目标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卡耐基基金会主席J．玛瑟斯问道：“没有人会反对成功。但什么叫成功，怎样才能成功，何时才实现成功，怎样能够度量呢？”会议主持者前国防部部长施乘辛格则归纳道：“克劳瑟麦构想的核。O是国际秩序有赖于美国“动真格” 地显示实力，但要确认何谓“动真格”，实在不容易”。
9.11 事件后的美国对外关系讨论中，不光传统类型的“现实主义者们”表现得信。0十足，同时，也有一些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却表现出了悲观主义情怀，笔者称之为“悲观现实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于11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团结合作的新时代吗？别指望那个”的文章。他针锋相对地认为，9．11事件之后一些所谓“现实主义力量” 的最无稽之谈，便是出现了“两大幻象”：其一，是以为由于当前美国急需组成反对恐怖主义的广泛联盟，因而“将使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主导的格局急速转变成真正相互依存式的合作”，其二，是轻信9．11之后，俄罗斯作出历史性的选择，力争成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的一部分，尔后再变成为美国的盟友。与克劳瑟麦这样的“乐观现实主义者”相比，经验老到，目光犀利的布热津斯基更倾向采用当今国际变局中种种现实的态势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布热津斯基认为，尽管北约所有成员一致同意启用“第五条款”，尽管俄罗斯率先，而后许多国家都向美国反恐怖的行动保持，尽管伊斯兰国家会议谴责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义不相一致，特别是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授权推动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但是，他认为进一步观察之后便不得不对目前态势“表示很大的悲观’。用他的话来说，“团结合作是存在的，但是言辞多于行动。实际的权力配置并没有被改变”。
布热津斯基分门别类地指出了当前反恐怖运动中的问题。
先看欧洲。布氏尖锐地指出：美欧传统合作中的一个被其重要的部分—一欧洲，目前仍然是去向不明。当前与美国的反恐怖合作行动，并不是以整个欧洲，而只是以个别国家的身份参与．比如，英国直接参加了一些与美国的反恐怖合作行动，但是，布氏认为，英国同时可以达到的并不需要遮掩的一个明显后果，便是可以以此影响美国的决策。大部分欧洲国家只是停留于在反恐怖合作中参与资讯交流与共同调查。布热津斯基认为，即便如此，也是因为目前还有一些伪装得很深的恐怖主义活动小组隐藏在欧洲，这成为不少西欧国家自身的隐患。甚至，近来欧洲不少国家还开始对美国发动反恐怖战争的强度与范围表示担忧。
至于俄罗斯，布氏坚持认为：普京是在观察美国是否真正原为反恐怖联盟付出实际的代价，对俄罗斯而言，这包括北约东扩、ABM协定、外债的减免以及俄国内的车臣问题等各个领域。所以，布热津斯基表示“普京是想要进入西方与之为盟，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向美索要让步” 还值得观察。他特别提醒：普京最近向德国呼吁要与俄一起建立欧洲的强权，这样的强权实际上是在挤压美国。
布热津斯基指出：简而言之，在反恐怖的“团结合作”（印号为布氏所加）甚至还找不出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共同定义，而是各有各的说词。他说“对印度人来说，恐怖主义威胁指的是在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对俄罗斯人来说，指的是车臣人：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巴勒斯坦；而对阿拉伯人来说，则是以色列：对美国人来说，当然不是伊斯兰教，但是在本．拉登这个撒旦式的电视形象背后，究意又是谁呢？”所以，在这样的难题面前，布热津斯基担心以后的几个月将是对美国真正的考验，他尤其希望美国不要为试图稳定局势，而花上几年功夫纠缠在阿富汗事务之中。
作为一个悲天悯人的“现实主义者” 布热津斯基的结论是：“向恐怖主义作斗争的底牌是重头戏需由美国自己来承担，也只有美国具有这样的战斗能力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发起反恐怖的运动”Z但是，他是悲观地推测道：“这样一种现实本身也非常清晰地暗示了一个事实，虽然，美国现在可以主导一切，但是实际的出路将只会是走向全面的无政府状态”
看来，布热津斯基的悲观判断是给了“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们”当头一盆冷水。问题在于，9．11之后的美国外交走向多大程度受类似理论的影响呢？核心决策层与这样的一些所谓“现实主义理论” 有何干系呢？
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便是美国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沃尔夫威尔兹．此任之前，他还曾是约输、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院长1997年和 2000年，沃氏曾先后发表初篇长文，以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试图为当代美国对外战略指点迷津。鉴于他基于历史分析来铺陈他的现实主义理念，因此笔者把之归入历史的“现实主义者” 一类。
沃文夫威文茨的借古喻今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部分起因，是因为“即定秩序捍卫者” 的“民主英国”遭到了作为“现存秩序挑战者”的“正在崛起的权威主义的德国发难”’。沃氏竟然以此比附当代的中美关系，直言中国是“现存秩序的挑战者”。此文既出，曾受到欧洲著名国际问题高等学府—一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生院一位教授相兰欣博士针锋相对的回击。相博士的论文批驳了沃氏对历史和当代现实的误读：第一，当代中国根本不是当年德国；第二，当代现存秩序的和当代现实挑战者恰恰是美国自己，而不是中国；第三，这位学者还运用史实在学术上证明世纪初英德关系中的挑战者也恰恰就是英国，而并非德国。这场争论曾在欧美学术界引起震动’。
其实，沃文夫威文茨关于冷战教训的总结也正好证明了他上述观点的谬误。他在上述两篇长文中关于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批评从70年代早期到中美建交，一直到克林顿总统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错误”，主张对华政策的强硬态度。非常明显，布希政府竞选期间及而后一度强调中国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并且加大对台湾军售力度等等，与沃氏上述理念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9．11事件之后一个多月，沃尔夫威文茨对《远东经济评论》所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则改变了调门。当他在谈到中国未来发展后果时，明确地表示：“中国经济增长越快，军事就会越强大……军事上强大了并不一意味著军事扩张”。尤其有意思的是，沃尔夫威文茨反而批评道：“历史悲观主义者说，一百多年前，德国与日本强大起来以后就是走的这条道路。我认为，历史不一定非要重演。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它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但是经济增长也使和平与中国利益息息相关。” 这位“蓝队” 中的著名强硬派核心人物为何会改玄更张呢？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那就是反恐怖斗争“有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加强。
虽然，“现实主义流派” 远不是美国对外关系指导性理念的全部，不过显然对当今美国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主导性的影响。眼下无论“乐观的”、“悲观的”、还是所谓“历史的现实主义流派” 之间的种种争论和政弦易辙，都体现出9.11 之后美国朝野对于对外关系的一种新的解读与体认，虽然上述种种说法的含义与背景，还都有待观察，可能更谈不上会马上发生所谓从“单边主义” 向“多边主义”的转向，但毕竟有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变化。
多年以来，特别是冷战以后，美国对外战略定位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在国际格局转换期，一个新兴的崛起中的大国必然会对原有的主导性大国发起挑战。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之下，“寻找敌人”就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必然逻辑。试问，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在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之下，人们有没有可能摆脱这样的 “敌我”逻辑，而去寻求新的和谐整体呢？9．11事件的血腥教训；理应给人们提供启不’
二、9．11之后俄美关系的新发展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5年前，也即1986年年底，前苏联首脑戈巴契夫与前美国总统雷根的雷克雅来克会谈，同样是苏联新领导上台一年半后的第一次与美国首脑正式会谈：同样是一个把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与战略防御体系挂钩的一揽子谈判；同样是正式会谈之前两国舆论与媒体大肆炒作，造成可能达获历史性突破的很高预期，但最终在关键问题上却未能达成共识。当时，是戈巴契夫提出了美苏各自取消设置在欧洲的所有战略核武器（所谓“零点方案”），仅在苏联的亚洲地区和美国各自设置 100枚战略核导弹，而以此迫使雷根撤销当时俗称为“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防御体系。美苏的实力差距和冷战背景下高度对峙的战略意图与利益，使得雷克雅夫克会谈无果而终。笔者当年是在前苏联，而今是在华盛顿，亲身体验重大事变之下的当地氛围，抚今思苦，不无论桑之感。 毕竟，15年后的今天已然不是当年冷战时代。因此，这一次的俄美首脑会谈自然有它值得令世人关注的一面。首先，美俄两国首脑基本达成了大幅度削减各 自战略核武器的协定，这不光为两国各自今后的战略调整与发展留下空间：实力 不支的俄罗斯早已不堪承受维持庞大核武库的压力，而美国旨在腾出手来，集中， 精力于战略防御体系及其它方面的调整与拓展：对国际社会而言，一个危害人类 的核武库有可能得到裁减，相对而言，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追求稳定与安宁的某种期待。
虽然俄美双边关系的进展远不如首脑会谈前舆论和媒体所预言，但是在战略问题、反恐怖问题以及经济关系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和所取得的气氛改善还是比较明显。
就战略问题而言，美俄首脑都承认并未在最为关键的“反弹道导弹协定”问。题上取得突破，也即并未为事先所一再猜测与流传的那样：美国同意形式上保留， “反导条约”，而俄国事实上允许美国进行战略防御系统的试验。但是，美国宣 推迟进行拟议中的战略防御系统的试验：并不是象今年春天所宣布的那样在200 年11月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而是把这一期限至少推迟到明年春天；同时接受俄方提出的把削减进攻性武器与修改“反导条约”挂钩，并同意单方面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这一系列立场在首脑会议上得到确认。而俄国方面，早在峰会之前，态度强硬的俄国防部长就公开表示：1972年“反导条约”“部分地是属于冷战遗物”，而普京在峰会中再三表明俄具有“灵活性”、俄与美之间在这一问题上方法尽管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这些表态为未来的谈判留下了空间。
美俄峰会前夕，相当突出的变化是俄罗斯接近北约的积极态度。在首脑会谈以及普京与美国各方精英人物的谈话中，普京也不止一次假设性地提到了俄加入北约的可能性问题，普京认为，50年中期的前苏联政府就提出过加入北约的问题，他说：“我们准备与北约扩大合作，北约盟国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准备推进到什么程度”。虽然北约盟国对此表示“并未作好准备”，但布希还是明确表示了“北约与俄罗斯重新构建相互关系的建设性姿态。
在反恐怖问题上美俄首脑达成关于“后塔里班 ”阿富汗政府构成的共识，基本排除了塔里班激进势力参与新政府的可能性，有人惊呼：从中依稀可见二次大战美英苏三大国协商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影子。
至于俄罗斯寄于颇高期望的经济合作问题，美国一方面谨慎地承诺“开始与国会磋商”有关撤 销1974年“杰克逊一瓦尼克法案”，以及给予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国的地位问题，从而为顺应俄加入WTO的要求作一定的铺设；同时推动“爱克森一莫比尔”公司在俄撒哈林油区作首期勿亿美元，二期1扣亿美元的巨额投资。 本次首脑会晤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相当突出美俄最高领导人的个人交往。以前，布希曾经表示过：他“面对面地从普京的眼神中能感受到他的灵魂”，不无褒扬无意；而这一次普京在行前就对美国记者表示：“俄罗斯之所以在与前任美国总统在战略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就是因为准备与那些在今后四年，甚至八年都留在白宫的人打交道，这样的人出现了，那就是布希”。在德州之行中，普京则投桃报李，称：“布希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总的说来，尽管美俄峰会并没有达成预期的结果，即便是上述承诺与沟通远需经过时间的考验。包括直到12月上旬北约秘书长罗泊逊与俄首脑会晤，虽然北约方面提出了同意俄部分参与北约决策的建议，但俄加入北约问题仍未松口。但是，如何应对“9．11惨剧之后的变局，作为前超级大国的美俄两国，无论是当前还是将来都不仅指望对实际事务的进一步谋划，而且也需要这样一种相互间的籍慰，这就是美俄两国关系可望发展的契机所在。
美俄关系能否取得进展，事实上还是受到以下一系列问题的制约。
首先，美俄两国的政治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取得认同。9．11事件之后，普京是第一个向美国表示声援的外国元首，当时，俄罗斯居民自发地向空难者献花哀悼，民意测验中85％的居民表示了对恐怖主义的谴责。事实上，俄罗斯多年来苦于与车臣恐怖主义者、分离主义者的冲突、近来又屡遭炸楼、劫机、毁车等恐怖行径的惊扰，包括受到来自塔里班的对俄南部地区的巨大威胁，这些因素都促使了俄美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立场的接近。问题在于，因9．11事件而引发的同情与关切，是否能够转化为作为两国成为盟友的政治文化基础。根据普京访美前夕俄居民的民意测验，可以发现俄居民对俄美关系的速变仍有歧见：41％赞成美国对阿富汗开战，57％反对；47％认为俄应中立，41％认为俄应支援美国。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以下这则民调材料：虽然普京近来越来越强调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体系，所以，“回归欧洲” 是当然之则，但11月2—5日的民调显示，承认俄属于西方文明类型的只有13％，感到难以回答的是17％，西方达71％的民意认为俄罗斯属于特殊的欧亚型文明，或者东正教文明，并申明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是走不通的。乔治城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主任安琪拉．斯坦因认为：如何在不久前科索沃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俄国国民强烈反美的欧亚主义情结与当前迅速产生的亲西方心态之间掌握平衡，对其领导人是一个考验”。
其次的问题是9．11之后俄罗斯所给予美国的合作与支援是否理应得到回报，从无论俄美两国当前辩论中也都明显存在歧见。一派意见认为：9．11事件中俄罗斯给予美国的支援甚于其西方盟国，并且这也是难得的推进双边关系的好机会，因 此要尽可能地满足俄罗斯方面提出的诸如帮助俄罗斯尽快加入WTO、减免俄欠西 方债务、大幅度推动对俄投资等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俄中间派力量的主要精 英，如普里马科夫、卢金、罗高津、沃尔斯基等原来曾是主张对美较为强硬的人 物，这次联名致信普京，提出权衡利弊后，俄应迅速改善与美国关系，“以免被 卷进那些落后、不满、没有希望以及主持激进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国家行列中去”
但是俄政治家雅博卢联盟的主席雅夫林斯基则坚决反对在此时向美国提出更 多的要求。
最为关键的是美俄合作过程中如何确立一整套有序的制度安排问题仍然是比 渲染气氛、人员往来更为艰难的事情。这尤其突出地反映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以及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与“反导条约”的挂钩谈判中。
以俄与北约的关系而论。首先，北约吸取新成员历来有一整套所谓规范，其中包括民主化管理的程度、公民对军事力量的监督、与邻国的和平关系、国内少数民族的前途、可用于北约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等等。俄罗斯是否符合这些条件，尤其是是否愿意放放架子，象中东欧发地些小国那样接受北约的审核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其次，如果北约要扩及至俄罗斯，则其疆域要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要面临不可胜数的新的地缘政治问题，看来，北约本身根本还没有这样的心理乃至技术准备。最后，北约作为冷战的最终遗产，其自身的合理性因对手的消失都成了问题。9．川 事件后北约的欧洲盟国抱怨美国，光顾及与中亚国家发展结盟关系，而无暇顾及欧洲盟国，似乎北约已经失去了效用；而事实上反对恐怖主义威胁，北约也的确面临重新定位的问题。从更深层次看，面对冷战后，包括9．11之后的国际新格局，早就有学者提出，北约应该是新型成为类型似于欧安会这样规模的区域安全组织。到这个时候，与俄罗斯一再鼓吹的北约组织“政治化” 真的是已经相距不远了。此时的北约当然早已面目全非。
明年春天布希回访莫斯科之时，也许是俄美关系的一个关键转捩点，扑溯迷离的“反导条约” 谈判已无多拖延搁置的余地。而布希与普京也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就战后最为复杂的战略问题的程式安排作出考虑与决定，不光使俄美两国，也使整个国际社会真正有可能走出冷战阴影。
三、9.11事件之后中俄关系发展前景的若干判断与思考
尽管9．11事件之后的国际事务扑溯迷离，但借助于历史的惯性和理性的判断，中俄关系的发展并4「无径可寻。 9．11 事件的发生虽然为俄美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相互关系的机会，但这对于中俄关系来说，依然是挑战与机会兼具。就挑战而言，显示人们必需摆脱“冷战思维” 定势，抛弃“零和式” 的搏弈规则，要以全新的视野与理念来思考中俄关系的定位与前景。中俄关系不可能简单重复70年代初期中美苏大三国关系的历史，任何孤立地、割裂的方式看待三者关系显然只会导致谬误。具体地说来：俄美战略关系的调整可能局部地使某些中俄之间曾经被沿用的立场转化为新的形式，在大局上说，这不光是使整个国际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得到稳定，而且也可能为中国与俄罗斯和美国进一步发展关系提供机会。
客观上说，存在著这样的机会与条件。
首先，9．11事件的发生有可能进一步促进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9．11之后，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怖机制由于刚刚在创设之中，并未过于仑促地对反恐怖事务作出全面的具体安排，但是随著形势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加紧磋商已经使反恐怖合作的格局有了新的发展。鉴于反恐怖事务的迫切性，上海合作组织完全可以在这一问题上得到发展的支撑。
进一步言之，上海合作组织是跨文明的，是欧亚大陆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也是转型国家间的一个全新的区域合作组织，很可能亚太地区的合作会以东盟、或者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形式，在次区域层面上得到突破和推进。上侮合作组织的发展空间是中俄关系的重要基础。
其次，今年9月，正值朱熔基总理访问莫斯科期间，笔者在莫斯科，有幸亲身体验在朱总理亲自大力推动之下，中俄双方对发展经贸关系的决心和良好预期。9．11事件的发生以及西方经济的疲弱对于加强非西方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是一大契机。特别是中国西部开发的形势也对中俄关系也带来了极大的机会。随着政府间的推动，中俄的经贸与科技关系可以预期会出现稳定的推进。
最后，中俄同属转型国家，两国在从传统体制向市场与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有大量可资交换的资讯与经验。这是一个日前开发尚不充分，但人有空间的领域。
虽然中国与俄罗斯都不属于发达国家的行列，从某种程度上说，两国却不属于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类型，这种状况使得两国会找到更多共同语言和更多共同感觉去迎接未来的挑战。这也许是中俄两国关系的一更为深刻的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