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民族主义--------盖尔纳民族理论解读
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民族主义--------盖尔纳民族理论解读
卿文辉 张润
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当代英国著名学者盖尔纳的民族理论的介绍和评论。盖尔纳在工业文明区别于农业文明的诸特征中发现了现代政治民族主义的秘密。他将民族主义的实质问题理解为民族主义时代出现的根源问题，并将该实质的内容归结为工业文明对社会同质性的要求。其理论是学术界中将现代社会和民族主义的关系讲得最透彻、最有逻辑力的理论。
关键词 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 民族 民族主义 盖尔纳
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 也有译成格尔纳、吉尔纳和捷尔纳的）是英籍捷克人，当代西方著名的现代性问题和民族问题理论家。《民族和民族主义》 [①]是他的民族理论的代表作，别具一格，享有盛誉。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也是研究民族问题的大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 )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英文名为《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一书的“导论”中，就将此书列为民族问题研究者必读的12部（篇）经典文献之一。 [②]从文化的角度理解民族和从政治的角度理解民族一直是近代（本文中“近代”与“现代”同义）民族主义兴起以来两个主要思想取向。从本体论方面看，两种取向是截然对立的。在具体的和复杂的理论和实践中，两者之间倒也并非始终势如水火，不时有并存乃至互补。大体上，文化民族说以为，民族是自文明产生以来一直就有的，是人类的再自然不过的聚居形态，用西方文化民族论者爱说的话来说，是上帝对人类的区分。政治民族说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即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国家是民族的最高和最典型的形态。对于前近代的族性共同体，政治民族论者普遍认为那和民族有本质的区别，虽然由于语言习惯和迁就常识的缘故，他们有时也用同一个词“民族”来表述这种共同体。在彻底的文化民族论和彻底的政治民族论这两极之间，存在着五花八门的综合或折衷的理解。在笔者有限的接触中，盖尔纳属于彻底的政治民族论者，他的理论是学术界中把现代社会和民族主义的关系讲的最透彻、最有逻辑力和最令人信服的理论。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关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头两节都是对笔者所理解和接受的盖尔纳的思想的精华的介绍，仅表达和事例是笔者的。
一 农业文明
人类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采集狩猎、农业和工业。这种分期已经成为常识了。三大阶段也被广泛地称为三种文明。盖尔纳的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个分期的基础上的。他试图证明，在笔者看来也确实证明了，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奥秘就潜藏在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区别和对立之中。
盖尔纳认为，民族既是文化概念，也是政治概念。鉴于文化是一个充满歧义和多义的词，有必要给他也即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概念做一些说明。文化指的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准则和方式。从此视角看，不同的人类集团之间的差异，都可以归结为文化差异，即处理问题的方法和规则的差异。据此，因血缘、习俗、宗教、语言、经济生活、职业、种姓和地域等而对人类的区分都属于文化上的区分，这样产生的社会都属于文化集团。笔者以为，这种分类方法完全不排除其他分类法。比如，因职业、种姓、经济生活和地域而对人类的划分也是一种经济区分。人类的政治单位、经济单位和文化单位本来就是多种类多层次和相互渗透的。
主要由于经济的自足性，农业社会一般是封闭的，极端缺乏横向交往。这个社会既不需要、也不鼓励不同地域、血缘、语言、习俗、宗教和职业等集团间跨文化的交往。农业社会的封闭性的表现和后果之一是语言差异的广泛存在。由于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文盲，语言差异主要体现为方言的众多和职业性的行话的无处不在。而且，“自我封闭的社会往往以必须根据背景来理解其含义的方式进行交流。” [③]
在教育领域，社会的封闭、分工和职业的稳定、市场的狭小和可预期、劳动的手工性、技术的长期稳定和普遍的文盲状态等，使得劳动者阶层的教育具有强烈的私人性和职业性。一般说来，教育由最基层的生产单位（往往也同时是生活单位）独立进行；教育内容几乎全部是直接的谋生技能；接受某种教育者一般被期望以后终身从事相应职业。父子相传、师父带徒弟就是这类教育的典型。现代社会所谓的基础教育即读写算能力的教育和公民教育是根本不存在的。总之，教育属于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
与封闭相联系，农业社会有强烈的等级性。社会等级是与分工相联系的、由制度或文化所固定了的职业集团。在文明的各种形态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严密程度不等的等级。所有形式的等级的共同点同时也是等级区别于阶级阶层和普通职业的特点在于，不同等级的成员的社会流动即身份的改变是极端困难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由于农业社会的高度稳定，可以把人口明确地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多数社会差别特别是阶级和职业都带有等级的特征，也往往可以从等级的角度来界定规模很小的地方社群。最突出的等级划分是脱离劳动的占人口的极少数的统治阶级与劳动者的严格区分。许多社会都有一套意识形态把社会分工加以永久性、绝对化和神圣化。如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就把种姓归因于神所决定的轮回。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农业社会，在等级化的规模和程度上不尽相同，但和工业社会相比，农业社会无疑是一种充满不平等、不鼓励跨职业跨文化的流动的等级化社会。农业社会各方面的封闭性、稳定性、普遍的无知和它的意识形态，使不平等普遍化、绝对化、被容忍甚至受欢迎，而且常常不被意识到。等级的功能之一是阻止流动，因此，农业社会的等级性加强了其封闭性。
等级化社会的一个必然的特征就是文化差异的普遍性。和工业社会相比，所有农业社会都堪称文化多元主义的楷模，只是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极深，其中最大最深的鸿沟位于统治阶级的文化和被统治者的文化之间。整个社会或国家特别强调的是文化差异，而不是同类性。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风格越不同，它们之间的摩擦就越少。
农业社会的统治阶级常常形成跨越地方和政治界限的文化集团。他们拥有完全不同于地方性的、相互封闭的下层阶级的低级文化的、范围更广的高级文化。这种高级文化一般以某种统一的书面语为载体，以一种成熟的宗教为核心意识形态。历史上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印度教和祆教都是组成高级文化的宗教的典型。社会的多数人即劳动者被排斥在高级文化和权力之外。他们有时又依附于作为高级文化的一部分的信仰和教会，但仅仅是依附，即盲从着宗教，不像统治集团那样，对这种宗教有着或多或少的理解。与此同时，不管是否依附于同一种宗教，同一政权下的人民又保持着各自的特有文化，被这些文化分割得支离破碎，这些文化可能是语言、习俗、信仰、迷信、职业和血缘等中的任何一种或数种的集合。这些同类但绝不统一的文化群就构成与统治阶级的高级文化对立的低级文化。被统治者中间文化的差异性之普遍存在的一大原因是，“几乎没有人对促进这个社会层次上的文化同类性感兴趣。国家感兴趣的只是课税、维持治安一类的事情。” [④]僧侣阶级对强迫下层群众接受某些共有的高级文化规范偶尔会表现出一定兴趣。几个主要的宗教的传播就是这种兴趣的结果。但是在普遍存在的文盲、等级和封闭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真正成功。至少，普及高级文化需要普及识字，而农业社会根本不具备能力去普及识字。
统治印度的莫卧尔帝国的统治者是信奉伊斯兰教、使用波斯语、具有蒙古血统的突厥人，被统治的臣民则被不同的数以千计的宗教（主要是印度教，还有伊斯兰教、锡克教、耆那教、佛教等）、教派、土邦、语言和种姓所分割。在中世纪欧洲，政治上是封建割据，天主教会代表着跨国的统一的高级文化，并垄断着高级文化。教士们来自欧洲各地，但他们被拉丁语、统一的教会和对《圣经》的统一的理解严密地组织起来，在欧洲各地用当地人的方言传播教义和对人民进行精神控制。俗人多不识字。其他如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其统治者文化和被统治者文化的对立，以及前者在文化上的一致性和后者文化上的差异性，如出一辙。
这里涉及到政治单位和文化单位的关系，或者说政治界限和文化界限是否重合及多大程度上重合的问题。按照盖尔纳这类政治民族论者的理解，民族不外是这两种单位的统一体。而在前工业时代，两者的一致是罕见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与国家政权之间缺乏起码的一致。在农业文明中，“各种文化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扩散，但是世界的现状总的说来并不鼓励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即某种文化为控制和充斥某个政治单位所作的努力。决定政治疆界的因素完全不同于那些决定文化范围的因素。僧侣们有时会极力扩展某个文化的领域，或者更多的是极力扩展他们为该文化创建的信仰；国家有时会醉心于由信仰认可的侵略。不过，这些并不是农业社会正常的和普遍存在的状况。” [⑤] “他们（指统治者－引者注）所忠实的那个阶级更热衷于划清自己和比自己地位低的阶级之间的界限，而不关心把自己的文化传播给他们，这个阶级常常超越地方政体的界限，超越政治，与国家抗衡。它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如中国的官僚们）能与国家具有同等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它表现出某种民族主义。” [⑥]几乎所有的古代统治者，都对使被统治者的文化一致（包括被统治者内部的一致和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一致）不感兴趣。他们只对人民的服从和纳税感兴趣。同样，被统治者一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是谁在统治他们，他们关心的，只是统治者是否仁慈。
盖尔纳由此得出结论：“关于农业识字社会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事实是：这种社会中的几乎一切，都妨碍了从文化边界的角度对政治单位下定义。” [⑦]对此，笔者想再做一些补充。
帝国、城邦和封建制，是农业社会中最常见的三种国家形态。帝国的意思是，一个中央政权主要依靠强制和直接统治的办法来治理分散在广大土地上的、文化上千差万别的众多人口。换言之，中央集权和文化多元，是帝国的两大特征。如果一个文化上一致的人类集团，政治上被不同的国家所统治，则每一个这样的国家就可以视为城邦。在政治单位与文化单位的关系上，城邦和帝国是两个极端。如果中央政权不是直接派官僚管理地方，而是依靠世袭的地方贵族，这种制度即为封建制。在农业社会，一般地，无论在帝国、城邦还是在封建制度下，都不曾有过用文化边界来界定政治边界即一国一族的想法。帝国和城邦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的不一致。在封建制下，各个封建邦国的长期的自给自足，几乎必然导致和巩固各个诸侯国文化上的地方性和特殊性。在具体的农业社会中，政治形态可能是以上三种或其中两种的不同程度的混合。
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共有的文化及其与野蛮人的文化的差别，他们瞧不起东方人，比如波斯人。但是，这种文化统一的意识并没有转化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类的政治抱负。希腊各城邦一直是分裂的，希腊的统一是被异族马其顿人强加的。而马其顿人建立的、起初仅包括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最后变成统治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的那个政权，则始终容忍着其臣民在文化上的不一致。自罗马帝国解体后，在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上，由于封建制，欧洲历史上占优势的始终是一种马赛克式的风格：政治单位和文化单位的边界极少一致，政治忠诚的对象和文化忠诚的对象极少一致。模糊、对立和交叉是近代以前的西方在政治、文化的归属单位和归属意识上及相互关系上的主要特点。
若要将以上对农业文明的讨论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在文化（不论是高层次文化还是低层次文化）上和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农业社会是一种高度异质、复杂和混沌的社会。
在以上所述的约束条件下，农业社会的政治统治的效果是不难想象的。总的特点是，政治权力专横而非有效。国王的权力虽然专断，但其权力幅度却有限，行政效率极为低下。人民对于国王与官吏固然无法控制，朝廷对于全国百姓也缺少有效的控制。根本原因是，和工业国家相比，由于深刻的等级差异和文化障碍，农业国家缺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沟通，缺少人民对政权的积极认同和政权对人民的广泛动员。这些认识可以说几乎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常识了。盖尔纳没有直接谈及农业社会的异质性对政治统治效率的影响，但他对前者的讨论实际上是有助于导出后面的结论的。
二 工业文明
迄今为止，工业社会是唯一的一个依赖持续的经济增长而生存的社会。财富的增长一旦停滞，工业社会就丧失了合法性。由财富的不断增长所要求，工业社会离不开创新，创新是工业社会生死攸关的基础。由创新所要求，工业社会中的知识增长也是无止境的。农业社会也曾有过发明和改进，有时发明和改进的数量和规模还相当大，但是，进步从来不是、也不能被期望是持续不断的，即使是进步最快的农业社会（如唐宋时的中国），其创新的数量、水平和影响也远远不能和工业社会相比。农业社会的本质要求相当静止的社会和稳定的分工，工业社会的本质要求永远的创新和变化。
无限增长需要高生产率，高生产率需要发达的分工，还要求这种分工必须有不断的、有时是迅速的变化，因为创新不停地带来新的分工和新的产业。因此工业社会有着比农业社会多的多的职业，但它们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这个社会中的人一般不会终身呆在同一个位置上，他必须时刻准备着从一种职业转换到另一种职业。因而这是一个没有严格划分的职业的世界，人们可以任意选择职业。因此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必须是其成员能够顺利地交流和流动（包括空间的和职业的）的社会。这也就是为什么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被工业社会视为基本人权的经济根源。
在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里，不可能在任何分工之间设置深刻的障碍，不允许社会层级的划分一成不变，那样做会影响流动性。由此带来职业的平等。职业平等的逻辑结果就是呆在任何职业中的人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的平等，身份基本不起作用。换言之，工业社会有职业、有阶级而无等级。阶级和等级都是分工的产物，差别在于，阶级的成员可以流动，等级的成员不能流动。工业社会在财产占有方面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巨大差异，与阶级、阶层和职业有关的其他不平等也的确存在，但一般说来，相对于农业社会中的僵化、绝对和深刻的等级划分来说，它们具有一种弹性、相对、温和的性质。工业社会的平等主义既不是完全的幻想，也不是纯粹的现实。工业社会成员不再是贵族、臣民、贱民和愚民，而是公民。
对此，笔者还想补充指出，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也有助于平等。大众消费是不断的经济增长的绝对需要，为此，就必须使所有人都成为现代工业的终端消费者；进而，一切妨碍消费的过于悬殊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差距就不能允许长期存在。
工业社会成员的频繁的大规模的流动和平等，意味着一个陌生人社会。工业社会的陌生人之间需要持续、经常和直接地进行交流，为此需要共享一种无条件通用的标准语言，对它的理解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文化背景。他们还需要一种为使用这种标准语所必需的、共同的和世俗的文化，这样才能使所有的人在面对面的短暂接触中进行密切交流。这就要求创造一种标准语言并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这种标准语言的和其他为社会流动即多变的分工所必须的基础性、通用性和标准化的知识的教育。盖尔纳将掌握标准语及其他与他人沟通所必需的同时也是与他人共有的普通技能，即拥有读写算的能力、基本的表达和理解能力和关于自然和所处社会的基本常识，称为“识字”。
工业国家的官方语言都是半自然半人为的产品，即通过对一种精心选择的方言的改造而来。霍布斯鲍姆指出，欧洲各国语言的标准化过程，多半发生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 [⑧]汉语普通话、白话文和简化字的形成，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统一的官方语言的物质基础是工业文明。“标准化的民族语言，无论是口语还是书写文字，若不是借助印刷术的发明，识字率的普及，还有公立教育的广设，将不可能出现。” [⑨]
在工业社会里，“识字”不再是一种专长，而是所有专长的先决条件。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赋予他公民身份的那部分知识不再是专门的技术，而是所谓的识字能力。真正职业的教育，虽然也必不可少，但和农业社会比较，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
在这里盖尔纳对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劳动进行了独到的比较。和工业社会相比,农业社会中的劳动有下列特征：绝大多数劳动是体力劳动；绝大多数劳动都是直接和作为劳动对象的物体打交道，而较少和人打交道；较复杂的即包含智力因素的体力劳动的专业化程度很强，特别是在手工业中，这类劳动及其产品的复杂性和艺术性要求劳动者具有长期的训练和娴熟的技能。因此，农业社会劳动者所必备的知识主要是关于作为直接劳动对象的特定物和作为直接劳动过程的特定技术的特殊知识。农业社会的教育属于私人而非公共领域，与农业劳动的这一特征有直接关系。在工业社会中，由于技术进步，类似农业社会中劳动所具有的体力性和智力性越来越多地被机器所消解。工人操作机器，机器才直接作用于生产对象。机器越来越自动化，劳动的体力因素也越来越少，工业劳动特有的智力因素则越来越重要。就后者来说，主要不是关于机器和控制机器的知识，而是适应工作环境的能力和与人沟通的能力。原因有二，一是频繁的职业变换；第二，由于工业经济在生产前、生产过程中和生产后的所有环节中都具有的社会性，工业社会的大多数工作都离不开与他人的交流。总之，工业社会的劳动主要是并且越来越是交流性和语义性的，离不开与人、意义而不是与具体事物打交道，只有极少数专家才需要真正专业的知识。换言之，工业文明的较之农业文明发达的专业化，仅仅体现在专家和物化的专家即机器中，工业社会对绝大多数人的要求仅仅是识字。笔者以为，工业劳动的上述特点可以称之为劳动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与之对应，农业社会中的劳动充满了特殊性。
因此，培养广大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即让他们识字，使之能够不那么困难地和迅速地胜任不同职业，而非培养专家，成为工业社会的教育体系的主要任务。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建立在人人识字基础上的、世俗的和大众的文化，是农业社会所完全不可想象的事业，这就需要现代国家。只有拥有社会内部最大范围的和最高的权力及控制最多资源的政治组织即国家才有能力和意愿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和持续不断的教育。工业社会的成员要想具备工作资格并成为真正的公民，就必须按照共同的要求，达到一定的识字水准，这是家族和地方单位根本不可能提供的。因此产生的对教育的要求也规定了国家这种政治单位的最小规模。这种规模归根到底是由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和无止境增长所决定的人力资源的规模及大规模流动的必要所决定的。它必须比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多数文化单位和政治单位要大。
不能过于机械地理解这里的“识字”，盖尔纳把它理解为一种与时俱进的综合素质。在他看来，工业文明的性质要求永远占人口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具备大致相同的能力，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决定了这种能力肯定是越来越高的，而拥有真正专业知识的专家只是极少数。因此，用“识字”这个词只是表明其大众性。
工业经济决定了国家需要它的成员们在文化上具备相同的特征，或者说，经济增长需要一种由国家维系的普遍识字的大众文化，盖尔纳把它理解为近似于农业文明中的高层次文化的世俗化和普及。是这种跨社群跨地方的大文化而非社群和地方文化提供了国家内部的约束力。“在农业社会里，高层次文化与低俗文化共存，需要一个教会来维持。在工业社会里，高层次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他们需要的是国家而不是教会。每一种文化都需要一个国家。” [⑩]这意味着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的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一种普遍的和共同的、与政治单位同一的现代文化的世界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就变成了自然的社会单位。
这种单位就是近代国家。就像他没有具体分析农业国家的政治统治的效果一样，盖尔纳也没有刻意去列举近代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细节。由于了解这些细节对理解盖尔纳的思想是不可缺的一环，因此笔者以为花些笔墨对这一几近常识的领域作些勾画还是有必要的。近代国家的特征是从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开始形成的。理想的近代国家都有下述特征：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对其人民直接统辖，不存在任何足以妨碍流动的中间统治环节；国家对人民进行普遍的读写文化和公民准则的教育，但几乎都不宣扬宗教；由于普遍的教育、迁徙和就业使几乎每一个国民都成为现代经济的成员，由于等级和身份的废除和经济社会差距的缩小，使得所有人都被赋予纳税的义务和能力，现代国家的财政制度得以建立；由于人民是税收和军队的主要来源，由于平等，近代国家必须时时关注其人民的意见，不得不允许人民参政议政，只有获得人民的认可近代国家才能维持下去。这意味着，和农业时代相比，现代国家或多或少必须是民主国家, 至少是大众动员和参与的国家。而在农业文明中，民主属例外，专制是常规。发达的分工和健全的社会与政治网络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双向互动的了解和控制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从而保证了较高的行政效率。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概括盖尔纳所指出的工业文明区别于农业文明的以上种种特征的话，笔者首选同质性或同质化。在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一个工业社会是一个同质的社会，一个农业社会则是一个有着许多异质的亚文化的不同质的社会。统一市场，统一语言，普遍的社会流动和平等，无处不在的标准化等等，都是同质化的具体表现。
三 民族主义
思想进行到这里，离盖尔纳所理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了。他对民族和民族主义没有下学院式的咬文嚼字的定义，但他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他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民族主义的政治性：“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 [11] “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把掌权者和其他人分开。” [12]二是民族主义与工业文明的紧密联系，即工业文明对社会同质性的要求，或者说，对国家和文化的边界一致的要求，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在他看来，就是适应工业社会的、由民族主义所创造的、文化上同质的政治单位，即现代工业国家。或者说，在政治上组织成国家的、共享一种大众工业文化的全体公民的集合体，就是民族。
盖尔纳并不否认作为自然历史产物的族性共同体的存在，换言之，不否认独立于工业文明和政治之外的文化意义上的民族的存在，虽然他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他用的是“族裔”，英文为ethnic group）。盖尔纳并不反对这样的看法：在自然自发自在的意义上，可以根据地域、血缘、宗教、语言、习俗和经济生活等等差异把地球上的居民划分为不同的、数以千计、也许是数以万计的共同体；在上述领域中，任意数量和种类的差异组合都可能足以构成族性共同体之间的界限。盖尔纳理解的农业社会是由众多不同的文化单位组成的不同质的社会，这些不同质的文化单位的相当一部分，就是族性共同体或族裔或文化民族。
按照盖氏的理解，如果说族裔是纯文化概念、国家是纯政治概念的话，那么，民族就是一个兼具政治性和文化性的概念。他认为，从发生学的视角看，两者有联系，但本质截然不同：前工业时代无一例外地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族性共同体是民族主义用来塑造民族的主要原料，民族是主要用族裔这种自然的原料创造的人工产品。
在他看来，多数民族主义者从来就没有理解民族的本质，他们为各自的特殊的民族主义找出了众多的理性或非理性的、真实的或虚幻的理由，如民族是古已有之的存在，本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性，等等，却很少深思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古代能够容忍一个国家内部人民在族性上的多样性，而现代就必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说，民族主义者大都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他试图证明，现代已经司空见惯的民族国家的本质存在于工业文明所要求的文化同质性之中，其内容就是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的一致。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民族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只有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一致的国家才具有合法性。从方法的角度看，寻找民族的本质，只能从所有民族的共同性下手，不可能从对每个民族来说都具有唯一性的单个民族的特殊性中着手，而这就意味着回答民族主义时代出现的原因。
盖尔纳还顺便在民族国家与民主之间建立起了必然联系。根据这种联系，流动带来的平等，意味着理想的民族国家必然是民主国家，而最起码的民族国家虽然并非一定是民主国家，但一定得是社会动员和大众参与的国家。至少统治者要以人民或民族（volk, nation, people）的名义才能进行统治，并且在被统治者中间培养一种是他们在当家作主的感觉。这种感觉的真实程度在现实中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但不会完全是幻觉。
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既是第一批民族国家也是第一批民主国家、既是成熟的民族国家也是成熟的民主国家的缘故。成熟的民族主义必然包含着全体公民对国家政治的参与，代表着特定土地上的全体人民对该土地上的制度的（在某种限度内）超阶级超特殊利益的认同。欧洲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以启示。19世纪初到20世纪早期（截至大萧条），工业化如火如荼并先后完成，民主和平等尚未普及，阶级斗争一度十分尖锐，跨民族的阶级认同有压倒超阶级的民族认同从而撕碎民族国家之虞。在后来，以政治的民主化和福利国家为转机，欧洲告别了阶级战争的时代，进入了成熟的民族国家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工人阶级保卫祖国的热情是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开始成熟的标志。经历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洗礼的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在当时将民族认同置于阶级认同之上的背景是，西方民族国家的民族建构（特别是民主化）的初步完成。从民族缔造的视角看，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作用，乃至社会主义运动的部分作用是铲除统称为封建主义的、农业时代遗留下来的地方割据、人身依附和等级制度的残余，由体现工业文明本质的流动和平等取而代之。工人运动和凯恩斯革命催生了更有理性的、人道的、国家指导的现代资本主义，大大推进了同质化进程，强化了西方人民的民族意识。
民族主义和民主的联系尤其表现在美国民族主义和其民主的关系上。世界各地的人民飘洋过海，来美国寻求实现个人价值，并且在此过程中大都比较顺利地融入美利坚民族中，因为美国确实是一个把工业文明在理论上具有的平等和社会流动最大程度地现实化了的国家。美国人民高涨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来的。
概括说来，西欧北美的民族国家包含了大众参与、民主、科层组织、统一市场、教育普及、公民性等所有政治民族主义的特征。这种国家用一种建立在统一市场基础上的以统一、普遍、平等、基础和流动为特征的文化改造国家内的全部人口，由此产生出一个同质的经济空间、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各族群对国家的认同基础上的，远非仅仅是对特定地域和族群的感情。而农业文明在政治单位和文化单位关系上的异质性在中世纪欧洲无疑最突出，至少是被研究得最透彻。由此不难猜想，盖氏的理论显然主要来自对欧美历史经验的抽象。
盖尔纳是政治民族论者，他仅仅将民族理解为民族国家。但其理论并不妨碍对民族和民族主义从自然历史的即地域文化的视角来理解，笔者以为两种理解可以是一种平行和互补的关系。他本人也是这样看的。盖氏理论成功地发现了民族国家的本质或民族主义时代产生的根源，而文化民族说则仍可以用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前历史”、个人的民族归属的唯一性及具体的民族主义的特殊性。两者合起来才构成了对民族的完整理解。
从族群或族性共同体的角度界定民族和从公民组成的国家的视角界定民族是自18世纪后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两种民族理念。前者即文化民族主义源自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德国的浪漫主义，后者即政治民族主义（又被普遍称为公民民族主义）出自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作为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政治民族主义倾向于将民族视为满足个人幸福和价值实现的工具；文化民族主义则反之，有着强烈的视民族为目的，而以个人为手段的倾向。政治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对民族的构建、生存和发展的优先意义，把民主也视为制度建设的产物，因而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文化民族主义优先强调对自然形成的特定地域文化的认同，并把该认同的实质归结为情感或冲动，因而更多地与非理性相联系。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于向后看，回到农业时代去寻找民族认同的根据和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源泉，那个时代没有平等、民主这类东西，只有民俗、神话和自然山水；政治民族主义倾向于向前看，因为对于任何民族（可能只是对美国这样的民族是例外）来说，相对于漫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及其结果即制度化的流动、平等和民主都是新事物。
作为政治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的流动、平等、参与、民主、法制、统一市场和义务教育等等体现的是普世价值，因为他们是普世的工业文明的必然要求。而文化民族主义仅仅是特殊价值的表现。实现这些普遍价值的形式是民族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的特殊性所限定的，因此现实的民族是普世价值和特殊价值的结合。从方法论看，如果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只是一种特殊价值（这种想法非常有市场），必然就会把普世价值从中排除，这或许是文化民族主义和其他各种流行的将民主法制等剔除出民族范畴的思潮的一个原因吧。
民族主义给现代国家以合法性，古代国家则通过宗教和血统得到合法性，君权神授就是同时利用宗教和遗传两种合法性资源的表现，或者干脆不依靠任何合法性，仅靠暴力，传统国际法的所谓“有效统治”原则就是这个意思。民族主义这种合法性使现代全能型国家成为可能，因为国家做的一切都是以人民即民族全体成员的名义做的。工业文明的特点则使得全能型国家成为必需，用经济学语言说，国家是公共产品的最佳的甚至唯一的提供者。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凯恩斯主义国家是这种全能国家的典型代表。
说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的源泉，不是一句空话。它不仅仅要体现在自然形成的、历史地继承的文化认同对政治权威的意义和作用方面（任何一个近现代政府都知道以传统文化的弘扬者自居），更需要政府表现出对其治下的公民的责任，从而使民族成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民，从切身的利益中即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感受到政府作为民族的代表者保护者的正当性。
本节所思，多不是盖尔纳的，而是笔者读了盖尔纳以后的一点想法，但自信大抵是符合盖氏思想理数的。
四、盖尔纳理论的特点和优点
解释个别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特殊内容和命运，不是他的使命。盖尔纳的理论不能回答为什么有些民族主义成功了，而更多的却失败了。比如，为什么库尔德人的建国梦无法实现，而许多芝麻绿豆大的弹丸之地却能独立？为什么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能够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尼德兰却一再分裂？
民族国家的同质化与宽容与否的关系也基本上不在他的理论视野内。根据他的理论，从美国的多元主义的民族主义到纳粹的法西斯主义，都是民族主义，都反映了工业文明对文化和政治边界同一的要求。不同的民族主义在宽容问题上的区别当然重要，但解释这些区别，不是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他只是说明了，工业社会在文化同一性上一般地和必然地比农业社会更不宽容。“我并不是说，当前的争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民族主义，特别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民族主义危害如此严重。” [13]
盖尔纳说明了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同一性的理由，但是没有解释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差别何来，他当然提到过，这些差别源于作为民族的原材料的族裔的文化差异，但这一认识也不是他的首创。在他看来，每一个具体的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不是没有意义，但是这属于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盖尔纳不反对这一说法，即现实的特殊的民族的民族主义激情与狂热，及与此相联系的、任何个人在民族归属上的唯一性来自于族裔这种自然的原料。他并不认为：既然民族的本质在于工业化带来的同质性，那么任何个人归属于哪一个民族就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盖氏的宏大结构里，它够不上“本质”这个地位。问题的存在及其价值本来就是随着由目标、前提等构成的论述框架或理论视域的变化而变化的。他没有花多少笔墨来对付这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既是由于他给自己的有限任务所限制，更是因为他的一个理论信念，即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本质不在于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区别这个同时性的问题上，而在于一切民族与农业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单位的区别这个历时性领域中；或者说，本质不在于每个具体民族确实具有的独一无二的文化特殊性上，而在于所有民族的共同性中。
他是否低估了现代工业社会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不平等，也许是吧。但是，他的任务并不是全面和具体的揭示这类不平等，而是将它们和农业社会的也许更大的等级的不平等进行比较并揭示其意义。他证明了工业社会的不平等并没有妨碍民族的存在和认同，而农业社会的不平等则构成了这种妨碍。因此低估与否，对于他的理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问题。
盖尔纳的独特理论主要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得出的，由此难免使人对其学说的解释力产生疑问。盖尔纳也不否认其理论在解释上的有限性，在书中两次提到历史上的中国是某种例外。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文阐述。舍此，欧洲中心论的帽子是很难扣到他头上的。理由嘛，目前想得到的有两条。第一来自世界通史，除中华文化圈外，农业时代的各地区各民族（请允许笔者在常识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历史大抵符合盖氏的判断，即他们的政治和文化单位之间的关系是混乱模糊的，也很少出现类似近代政治民族主义的情感。第二条来自笔者假想的对盖尔纳的如下指责：即使在今天，也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工业化，你说民族主义是工业文明的产物，那又如何解释在占世界多数的不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中的民族主义狂热呢？对此，笔者代老先生回答如下：
就时代而言，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民族主义是近200年来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之一。民族主义时代的含义不仅仅在于主权民族国家成为唯一合法的国家形式，也同样在于普遍的甚至是泛滥成灾的“民族”觉醒现象和民族自决要求。原因在于，在工业时代，发达的交通和通讯使得没有哪个族群、地区和国家的内部发展能完全不受外因的影响，民族主义这种“时代精神”完全可能影响到任何族群和任何政权。具体说来有三种体现。其一，几乎每一个原先自发存在的族性共同体都有了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在族性共同体与国家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时候，多数族性共同体是没有认同意识的，纯粹是自在自发的存在。正是要求族性共同体与政治国家一致的民族主义对族性共同体的利用才唤醒了认同意识，使越来越多的族性共同体成为自为的或有自我意识的民族。在这些自我意识中，就包括认为民族古已有之、民族的普遍本质就存在于各民族的特殊性之中的文化民族主义。没有民族主义时代这个大背景，文化民族主义将根本不可能产生。其二是民族自决的泡沫政治。民族主义在利用族群的同时有时难免失去对后者的控制。工业文明对文化与政治边界一致的要求唤醒了不计其数的古老的、原始的、非理性的和顽强的族群感情和联系，不论是不是为工业化所必须，是否具备立国的起码物质条件，是否符合有关族群成员的真实利益，这些被唤醒的情感都要求文化与政治边界的一致。其三，不管特定的落后地区的民族主义和本地的现代化进程的具体联系多么微弱，甚至可能压根就不存在这种联系，如某民族主义政权反对现代化（塔利班政权就是一例），或某个没有任何程度和意义上的工业化的族群竟然也有民族主义的要求（如一些非洲族群），从人类历史进程的宏观尺度来看，这些对政治和文化边界一致的要求都是和工业时代相联系的，是在几世纪前不可能想得出的情感。而在这个时代，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民族主义政权能自始至终反对现代化。假如有足够长的寿命，笔者相信塔利班政权也会发生和伊朗的什叶派政权同样的演变。这是不以任何民族主义政权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最中肯的评价应该是：他的理论仅仅成功地解释了何以会出现一个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历史时代。民族问题的其他无比丰富和复杂的领域和问题，其理论不能解释，也没有想要去解释。
盖氏理论是一个典型的宏大叙事，体现了一种深刻的简单。
作为捷克裔的学者，虽然生活在英国，盖尔纳却是一个典型的大陆理性主义者，他深信存在着既在现象之中又在现象之外而又决定着现象的本质。这种现象之后的本质是不能仅靠简单的归纳法就可以从经验中提取的。找到这种本质除了要有对经验的熟悉，更需要思辩的力量。
盖尔纳所描述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特征，诸如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区别，开放、流动和封闭的对立，平等和等级的对立，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差别，普遍识字和文盲充斥的差别，方言盛行和统一国语的差别，大众民主和专制的差别，少数专家和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差别等等，对专业学者来说几乎都是常识。但是又有谁能够想到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之间建立联系并进而将它们与民族主义和民族联系起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普遍联系的整体主义和超越归纳的思辩的威力，而这两者都是被后现代诸家所诟病的宏大叙事的内在要素。现代民族国家与工业主义时代和现代化的关系一直被广泛地承认。但是，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人能够在细节上令人信服地说明到底现代民族和工业化现代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一般学者在阐述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时候，仅仅把工业文明包括其各种后果视为不假思索的前提和背景，充其量只是模糊和粗浅地意识到这些前提和背景与民族主义的联系。盖尔纳捅破了这层薄薄的窗纸，独具慧眼地把灰暗的背景突出在舞台中央，置于聚光灯的强烈照射之下，把这个背景的所有细节都一览无遗地展现给观众。他在这样做的同时，背景已不再仅仅是背景，而是主角。简单地说，在他眼里，民族主义就是现代世界的一切条件的总和。读了盖尔纳，笔者着实感到一种许久没有体验过的思想的震撼。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限度下，简单的理论是最好的理论。盖尔纳的理论就有这个优点：没有沾染过多的学究气和经院味，对文化、文明、国家、民族、等级、阶级等的界定都非常简单、实用，没有用复杂的概念、艰涩的文字、繁琐的论证和标新立异的术语来吓唬读者。这是笔者喜欢他的理论的一个理由。
就在文章杀青之际，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缺乏批判精神，完全被这个英国佬俘虏了，否则为什么没有找到他的毛病？因此又把研究对象从头到尾读了一边，结果还是一样：对于自认为读懂了的部分，同时也是自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即对工业文明何以会导致民族主义时代的论证，笔者完全心悦诚服；脑子里想得到的疑问，都是苛求。没读懂的地方，不敢说。记得有位学者说过，对于任何你欲批判的对象，首先要求有“同情的理解”，然后才谈得上客观严肃的批评。窃以为同情的理解已属不易，真正点中要害的批评更难。此文也许不够全面，不符合对研究对象进行不假思索的“有罪推定”的学术八股。那也没办法，由他去罢。
（本文受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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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ation of Gellner’’s Nation Theory
By Qing Wenhui Zhangrun
Key words: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ation, nationalism, Gellner
作者简介：
卿文辉，男，1964年生，法学博士，副教授。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邮编：200062，单位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住宅电话：021－62064388，手机：13917030379。
e-mail: qingwenhui@mail.china.com
张润，女，1971年生，法学硕士，讲师。工作单位：上海金融学院社会科学部。邮编：201209 单位地址：上海浦东上川路99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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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盖尔纳所描述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特征，诸如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区别，开放、流动和封闭的对立，平等和等级的对立，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差别，普遍识字和文盲充斥的差别，方言盛行和统一国语的差别，大众民主和专制的差别，少数专家和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差别等等，对专业学者来说几乎都是常识。但是又有谁能够想到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之间建立联系并进而将它们与民族主义和民族联系起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普遍联系的整体主义和超越归纳的思辩的威力，而这两者都是被后现代诸家所诟病的宏大叙事的内在要素。现代民族国家与工业主义时代和现代化的关系一直被广泛地承认。但是，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人能够在细节上令人信服地说明到底现代民族和工业化现代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一般学者在阐述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时候，仅仅把工业文明包括其各种后果视为不假思索的前提和背景，充其量只是模糊和粗浅地意识到这些前提和背景与民族主义的联系。盖尔纳捅破了这层薄薄的窗纸，独具慧眼地把灰暗的背景突出在舞台中央，置于聚光灯的强烈照射之下，把这个背景的所有细节都一览无遗地展现给观众。他在这样做的同时，背景已不再仅仅是背景，而是主角。简单地说，在他眼里，民族主义就是现代世界的一切条件的总和。读了盖尔纳，笔者着实感到一种许久没有体验过的思想的震撼。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限度下，简单的理论是最好的理论。盖尔纳的理论就有这个优点：没有沾染过多的学究气和经院味，对文化、文明、国家、民族、等级、阶级等的界定都非常简单、实用，没有用复杂的概念、艰涩的文字、繁琐的论证和标新立异的术语来吓唬读者。这是笔者喜欢他的理论的一个理由。
就在文章杀青之际，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缺乏批判精神，完全被这个英国佬俘虏了，否则为什么没有找到他的毛病？因此又把研究对象从头到尾读了一边，结果还是一样：对于自认为读懂了的部分，同时也是自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即对工业文明何以会导致民族主义时代的论证，笔者完全心悦诚服；脑子里想得到的疑问，都是苛求。没读懂的地方，不敢说。记得有位学者说过，对于任何你欲批判的对象，首先要求有“同情的理解”，然后才谈得上客观严肃的批评。窃以为同情的理解已属不易，真正点中要害的批评更难。此文也许不够全面，不符合对研究对象进行不假思索的“有罪推定”的学术八股。那也没办法，由他去罢。
（本文受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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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ation of Gellner’’s Nation Theory
By Qing Wenhui Zhangrun
Key words: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ation, nationalism, Gellner
作者简介：
卿文辉，男，1964年生，法学博士，副教授。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邮编：200062，单位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住宅电话：021－62064388，手机：13917030379。
e-mail: qingwenhui@mail.china.com
张润，女，1971年生，法学硕士，讲师。工作单位：上海金融学院社会科学部。邮编：201209 单位地址：上海浦东上川路99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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