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的研究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的研究
相兰欣
日内瓦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英国RoutledgeCurzon 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
前言
我为何要再写一本关于义和团战争的书呢?关于这个题目的流行著作自1900年以后已出了不少。同时,针对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似已有大量的学术著作、回忆录和日记加以广泛的叙述。尽管如此,一个多世纪已逝去,关于义和团战争的来龙去脉仍未被说清楚。在20世纪的历史研究中,很少有像义和团事件那样受到了如此众多的神秘主义者和学术界专家们的青睐。保罗柯文几年前出版过一本很有趣的著作,“历史三谜：义和团作为一个事件,一种经历,以及一个神话”。柯文的讨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与他争执后认为，他的第一调,即历史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尚处待定状态。在所谓“义和团研究”的学术领域内迄今存在最大的问题是过于强调所谓“义和团暴动”,而对“义和团战争”本身则多由流行作家,而不是真正的史学家来关注。
这个题目花了我近10年的功夫。在研究了9个国家,再加上中国的史料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要将传闻式的这段历史成为信史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文化上的理解与语言上的能力只不过是两个主要障碍。我本意是在2000年,即义和团事件百周年之际出版一本关于它的全史。但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意识到不可能。因为有如此众多的国家卷入这一事件,而大量的一手原始材料几乎未被学者动用过。在此书中,我只能将此事件叙述一半,而且未必很成功,也就是说我只讨论了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即到1900年6月20日为止,当时清庭已决定宣战,臭名昭著的围攻使馆事件亦已开始。当然，恰恰是这场战争的起源最扑溯迷离和令人费解。战事本身倒相对有迹可寻，不难理解。
我对“义和团研究”迄今为止的中外著作的最大不满是文化上的偏激观点充斥其中。英、美世界的著作往往倾向于贬低他国他民族在该事件中的表现。同样,他国的著作也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多有诋毁和中伤。那些在围攻使馆事件中幸存的外国人则多在战后相互指责对方应为这一悲剧负责。传教士们抱怨外交官的傲慢，而外交官却反过来指责传教士是祸源之首。驻华新闻记者对两方均有微词。那些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者们用黄祸眼光来看这一事件。而那些受爱德华萨伊得的“东方主义”观点影响的中国研究专家则反唇相讥，指出“黄祸论”实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总之,在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中至今缺乏一种超脱、持平和跨国度的著作。
当然, 我们不要对文化偏见的存在大吃一惊。在英语世界里，早在1901年伦敦街头就上演过木偶活报剧，将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描绘成一介懦夫。而1959年好莱坞的经典巨片“北京55天”将查尔顿赫斯顿(饰演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和大卫 尼文(饰演英国公使)描绘成55天使馆被围中仅有的两位英雄。在非英语国家里,让 马必尔的流行名著“北京的血红色的夏季”(1978年法文出版)，或者赫尔曼施莱伯的小说“北京的受害者：克林德公使之死”(1936年德文版)则对英美人士的表现不敢恭维。这类文化偏见在各种文字的数百种回忆录，以及大量的当事人战后出版的日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我的研究,相当一批所谓“日记”是在使馆解围后添加甚至杜撰的。只要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仍然是个迷,个人情感仍将占上风，文化偏见的怪影将挥之不去。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存在于几种因素之中。首先是满清政治在睿智的恭亲王去世后出现内在的失衡。其次是外国传教士与普通中国人民的矛盾不断加深。再者，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竞争在甲午战争后迅速加剧。特别是后起的列强德国和意大利以进取姿态挑战脆弱的英-美体系。满清王朝的百日维新以悲剧和光绪皇帝被软禁而告终。年轻的锐意改革的光绪虽未被黜，但帝号已名存实亡。与此同时,旱涝灾害肆虐华北地区，而谋立光绪接班人的危机开始危及摇摇欲坠的帝国体制。以上这些因素中当然都含有义和团战争起源的线索。但是，一般人都忽略这样一个史实：义和团战争是一场非常奇怪的战争，即由一个国家向全世界最强大的11个国家同时宣战。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固然是常例，但中国一国向世界所有的强国开战则是特例。这种做法非但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不合拍，而且与中国古老传统的联盟外交哲学相脱节。此外，还有史无前例的围攻使馆行动，这与以礼仪之邦出名的中国传统大向庭径。
1900年以来，对这场战争的起源有好几种假设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无非三种思路：一，在西方最流行的是文明冲突论。按照这个理论，这是中国野蛮文化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这是一场落后与先进,“中世纪”对抗现代化，以及异教徒抵制基督教文化的冲突。对这种理论，我们只要欣赏一下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画家茹尔根科那克福斯的代表作“黄祸”(作于1895年)便一目了然。
然而，1900战后的几十年中，文化帝国主义论者地位大降，“黄祸论”也开始失去市场。学术界对此论已不能接受。遗憾的是，我认为黄祸论又开始以其相反的面貌出现。很多学者为了反对文化帝国主义论而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往往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上,从而忽略了对战争起源的研究。由于义和团运动在新中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官方学者得以搜集和编撰大批原始档案史料，从而大大刺激了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而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原本另人生畏的“拳匪”得到平反昭雪。应当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本身完全不足以解释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多卷“剑桥中国近代史”关于这段历史未能就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提供任何系统的解释；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在中国山东义和团研究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基本上不提这个事件关键一段历史，即1900年的春夏时期。英国学者维克多普赛尔的“义和团起义的背景研究”在义和团究竟是反清还是保清的问题上则模棱两可，不敢下判断。美籍华人切斯特陈的著作“义和团大悲剧”虽然讨论了中方的某些考虑，但其所用的史料属最早的一批，早已过时。同时，陈对列强政府的外交及内政更缺乏了解，基本没有采用国外的史料。上述的这些最主要的研究都是局限于某个方面或某个问题，接触面太窄，当然难以有说服力。我以为，义和团运动本身对解释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关系并不大。相比之下，列强各国政府和它们的驻华使节在这段时期与清政府之间存在的种种误解恐怕更能说明问题。
显而易见, 围绕这个事件的种种谜团能够一直吸引学者和流行作家是不足为怪的。流行作家的兴趣主要在外国人如何经历和看待这个事件，而学者则往往关注中方的角度。这种约定俗成的“分工”尽管泾渭分明，互不干扰，实际上正是多年来持续制造新的谜团的根源所在。其实, 整个义和团事件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流行作家特别热衷于将中方的表现神秘化, 中国政治深不可测, 玄妙无解,这样就比较容易将1900年的中国描绘成一种典型的野蛮国度, 从而为文明人如何在野蛮环境下生存的主题提供了最佳场景。学者则为义和团的神秘主义的行为和信仰如醉如痴，而对外国人在华的行为不感兴趣，认为与其研究的主题无甚关联。因此，迄今为止, 除了极少几部关于双边关系的著作对两方面均有涉及，例如爱德蒙 威勒的“英国、中国与反洋教运动”，还没有出现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全面研究成果。现实上，中外的两个视角决不可以分开来研究。如果将两部分合二而一，谜团即可解开。其实，满清政府从传统上对任何农民起义必定要镇压的政策转变为鼓励义和团运动的奇异现象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并非是谜。清廷最高当局在1900年春夏之际的优柔寡断的政策取向也无神秘可言。从逻辑上可作如下解释：清廷违反传统的内外政策行为只能由外来因素, 也就是说, 由外界的威胁所产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黄祸论”还不能轻易地被否决。“黄祸”情感确实对列强驻华使节和各国的政治家有重大影响。它能解释德皇的变幻无常的行为，它也能解释日本政府和外交官在同样面临“黄祸论”的困境下只能有意识地保持沉默，并在1900年上半年的关键阶段无所作为，未能阻止战争爆发。它更能说明列强的对华外交实际上由欧洲大国政治所左右。如果仅将反黄祸论的情感变为赞扬义和团运动的工具，那么很多立足于文明冲突论的学者的研究就偏离了正题。他们至少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之一而未能解决义和团战争的起源问题：1、由于存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单一起因的论点而不能自园其说；2、前后逻辑上不能一以贯之。
第二种研究思路是将战争起源直接怪罪于在华的当事人，主要是传教士和外交官。但这种流行观点的出发点是认为传教士过于嚣张, 而外交官则愚昧无知。此论在流行作家中最为普遍。特别是乔治·斯泰格、保罗·克力门斯、维克多·普赛尔以及彼得·傅莱明、里查德·奥康诺尔、埃格伯·基泽和让·马比尔等人的著作。诚然, 在义和团事件的初始阶段, 传教士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但究竟是何作用还缺乏细致的研究。围攻使馆事件的幸存者之一, 奥匈帝国使馆的临时代办阿图尔·冯·罗斯通医生在他未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说过: "如果我是中国人, 我也会参加义和团。" 尽管如此, 将战争起源的总体完全归罪于传教士是不公平的。
外交官的作用已被流行作家们大加鞭笞和嘲笑。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外交官对即将到来的仇外大屠杀毫无预感，对现实的危险视而不见。因此,那些对危险有高度警觉的人的感觉，特别是传教士的感觉反而是正确的。这种观点与上述对传教士的批评一样不着边际。因为清政府并无仇外大屠杀的恐怖计划。任何政府的对外开战的决策都是政治与外交的决策。历史上绝少有政治领袖视开战为儿戏。就义和团战争而言，清廷的开战决定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多国决策过程之间的互动。列强政府和清廷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谨慎的。然而，列强在华外交官的行为却与“谨慎”二字相去甚远。
第三种思路源于现代帝国主义理论。这个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争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武装冲突。此论在前苏联和中国的史学界曾十分流行。在西方也有不少支持者。如果义和团战争发生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此论方可成立。事实正相反。这场冲突是中国为一方，而主要列强为另一方。更有甚者，中国的一些教科书曾将它描述为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英勇壮举，而清廷迫于人民压力也进行了反抗。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上述三种大的思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假设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义和团最先启动战争风云; 满清权贵为仇洋开战; 而列强争斗难免一战。 因此, 不少学者以为, 将这三种说法揉合在一起,就可全面地加以解释。但是，即使如此，还是没有解决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同时向九大列强同时宣战? 中国的史料没有表明清廷有大规模屠杀洋人的计划的任何证据。因此，清廷在战和问题上的两难和谋略只能说明宣战者太弱而不是太强。应该说，慈禧太后在开战的最后关头仍然举棋不定。开战决定实际上是被动的。此外正式开战诏书所用的奇怪的语言也与国际公法不合。既不指明某个国家，又不说明开战的具体原由，只抽象地宣布中国愿意接受挑战。所以，宣战诏书最多只能算宣布对方为“不受欢迎的人”的外交照会，尽管其措辞极为强烈。笔者认为，此诏意在恫吓与威慑,不在开战。
当然，西太后如何默许拳乱的政策很难被证实。因为她没有留下私人文件。这不等于说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永远是不解之谜。我们可以围绕太后的所作所为寻找证据以力图得出逻辑上站得住脚的解释。慈禧本人和大批的高官都曾确认清廷在这一阶段的政策受假想的外来威胁所主导。问题是这种说法是否可信？1
在联军方面，可以肯定的是，主导思想是恢复在华的均势。即使是后起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敢心存瓜分中国的野心。各国的档案史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列强曾计划以瓜分非洲的方式肢解中国。此外，各国政府在1900年上半年都力图阻止中外冲突的升级，那么，如何解释这一时期的失控局面，从而在华北导致一场大家都不希望发生的荒谬的战争?这就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多年来, 我致力下工夫掌握这场战争有关国家的所有语言，但未能拿下俄文。在此，我深切怀念一位年轻的俄国史学家，圣·彼得堡大学的教授维克多·布特涅夫斯基。他几年前不幸英年早逝。十年前我俩同是耶鲁大学的奥林研究员，受保罗·肯尼迪教授邀请参加军事史研究项目。在纽黑文我们同住的公寓里，维克多向我介绍了大量的俄文文献。这些文献对本书的第二部，即战争过程本身非常有帮助,我在此对维克多的友谊和耐心表示深深的怀念。
注:
1，关于西太后和其他清廷高官的说法与详细分析, 见本书第11章。
走出扭曲的研究心态
——相兰欣教授《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读后有感
倪乐雄
义和团战争用辛酸、苦涩、抗争、无奈、屈辱、仇恨塑就了我民族的近代被扭曲的心灵和性格，在这种心灵的支配下，导致我们长期无法全面正视这场战争。我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较为单一审视角度，从反帝、反殖、反瓜分、爱国主义的视角切入义和团事件，这样的研究弊病虽然显然易见，但本身就构成了义和团战争自然之余波。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带有一切历史都为当代人服务的涵义。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敌视和威胁，历史上的义和团就成了当代教科书上的义和团。然而基于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价值中立的历史学家必须克服这种扭曲的心灵以避免偏见，以多元的视角尽可能地展开义战争的全部内涵，虽然像穷极绝对真理那样似乎不太可能，但起码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复原历史真相。毫无疑问，相兰欣教授积十年之功，在复原历史真相方面做出了惊人的努力和成效，比如对恩海击毙德国公使的详细考证，材料之多，用心之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战争起源可从多个层次来探讨，相教授基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和多个层面，详细分析了酝酿义和团战争的“中时段”情势，即西方国家侵略、瓜分、欺凌中国的历史背景，同时对于战争爆发的转折点——德国公使克林德死亡事件，综合引用了多种西文的第一手资料，做了大量考证工作，其视角之得当和治学之严谨可见一斑。
研究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就和其他的战争起源一样，若是对一个关键因素连续追问，那么战争的原因和责任问题便会分解、分摊到下一个层面的无数分支上去，这样一来，战争起源的因素会成几何级数增多，因而战争的起源和由此带出的责任便成了无头公案，这或许就是历史上许多战争至今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起因的缘故。
关于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正如相教授所说的，恐怕义和团运动本身不能说明问题，事件过程中具体细节更不能说明问题，诚如法国年鉴学派认为的那样，像德国公使死亡这样的事件属于历史的“短时段”，或许在事件本身的逻辑结构中扮演重要一环，但属于历史海洋中表面的浪花，只具有新闻意义，不是改变历史的决定性力量。“短时段”事件是由历史“中时段”的“情势”酝酿而成的。因此，笔者以为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以及由此带出的性质、责任、道义等问题都应放在历史的“中时段”中去确认。
各种视角的研究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单线因果关系的结论，而综合研究的弊病在于把一大堆从各种角度得来的零碎结论罗列在一起，而无法使之浑然一体。也许来自生活的经验和直觉倒是能帮助我们理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和性质：当一伙不坏好意的外人闯进家来，又打又杀，主人和仆人联合起来同外人搏斗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这是基于历史“中时段”情势的一个借助形象的比喻和判断，这种形象思维虽然不太合乎学术的规范思维，但相教授的一个疑问似乎变得简单了，相教授在《前言》中写道：
“但是一般人都忽略这样一个史实:义和团战争是一场非常奇特的战争,即由一个国家向全世界最强大的11个国家同时宣战。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固然是常例,但中国以一国向世界所有的强国开战则是特例。这种做法非但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期历史不合拍,而且与中国古老传统的联盟外交哲学相脱节。此外,还有史无前例的围攻使馆行动,这与以礼仪之邦闻名的中国传统伦理大相径庭。”
在学术研究中，许多深奥的悬念、疑问有时往往是个生活常识问题，尽管笔者在义和团研究方面是个外行，但对相教授上述疑问还是忍不住想说：因为有11个不坏好意的人冲进家来又打又杀，所以这一家人只能奋起拼杀了。这种回答或许让视学术为神圣的人窃笑，但我坚信：丰富的世俗生活经验有时胜于深奥的理论，是破解历史谜团最重要手段之一。所以过去教课书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定性虽然太单一，但基本没有错。
读相兰欣教授的新作，油然而生十年前读茅海建先生的传世之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时的感触，那时就觉得我国古代朝廷设有专职史官，各种历史书籍汗牛充栋，仿佛我们极其重视历史上兴衰的教训，但国人大都从骨子里把历史当作一百个大钱来随心所欲地堆积。比如，近现代让我们伤筋动骨的几场战争的真相都不愿搞清楚，更遑论认真总结教训了。一个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民族连正视历史原相的勇气都没有是可悲的。思想解放已经20多年了，但如《天朝的崩溃》、《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这样深刻的反思历史的著述实在是太少了。
义和团战争起源的国际史研究
----读相兰欣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戴超武
1882年的时候，法国驻开罗领事哈特在中国警告西方政府注意他们所从事进程的危险，并预测一场“反欧运动”的发展将“注定要转化为狂热”，而且“以最猛烈的愤怒表现出来”。18年后，哈特的这个预言实现了，那就是1900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足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义和团战争。相兰欣教授的新著《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迄今为止最为翔实的文献，将一个世纪以前那场“以最为猛烈的愤怒表现出来”的战争的起源，最为全面地展示在我们面前。相兰欣教授通晓多国语言，不仅在研究中搜集和查阅了大量档案文献，更注意发掘先前学术研究中未曾见到的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作者以这些档案文献为基础，一幕幕展示了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其中既有大国政治和外交的纵横捭阖，也有清廷决策者内心世界的复杂变化。作者试图以国际史的研究视角，小心翼翼地论述、分析、归纳和想象了有关义和团战争起源中的所有重大问题，其论点和结论所具有的学术创新的意义十分明显。
首先，作者依据精致的分析结构，系统利用多国档案文献，确立了研究的价值取向，并由此得出了一些富有新意和挑战性的观点和结论。义和团战争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以研究的重点和角度不同，观点和结论也有所差异。相兰欣教授以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作为探究的对象，以更为宏大的场景展示了甲午战争结束以来中外关系的演进。作者强调，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采取了所谓的“尼格罗方法”，纷纷派熟悉非洲事务的官员担任驻华使馆要职，大批“中国通”被调离。这样，外交使团对甲午战后中国内部发生的巨变缺乏认识，同时，清廷内部的仇洋心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外关系的危机当时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危险阶段。在这里，作者着重分析了清廷内部的南北之争和恭亲王的作用。作者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恭亲王，认为他是“第一个愿意破除‘华夷之辩’外交体系的皇室权贵，他一生在国家利益与国际关系的现实之间力求平衡”。
作者通过系统的文献研究，对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的诸多问题进行重新研究，得出的结论和观点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作者强调，公使团是造成中外正面冲突的主要因素，而在京外国人剿杀义和拳民的擅自行动是最终导致围攻使馆的初始原因。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进行了合理的分析，论述了义和团从山东移植到直隶和北京后发生的变化，强调运动的经济动机和浓厚的神秘色彩。有关清廷在对待义和团运动上的态度，作者指出，清廷对这种由汉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神秘排外主义诸种特点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估计不足，朝廷从一开始就对直隶义和团的破坏力估计过低。而这种估计同样对慈禧处理义和团的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写作手法细腻，从大国之间的外交角逐到具体引发战争的个案论述，作者都写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体现了作者富有创意的研究方法。作者花了相当的篇幅描述公使团的决策和大国关系之间的微妙。作者认为，公使团决定向北京调兵护馆是导致战争的第一个决策错误。在作者看来，调兵入京成了欧洲均势政治的一次表演，谁也没有考虑到此时洋兵入京是否有必要，更没有人考虑此举的严重后果。而这个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使联军的准备工作远远不足。对西摩联军的北上、在京公使的“猎取拳民行动”等，作者都进行了精彩的描写。同样，作者对清廷守旧大臣、较开明的大臣以及慈禧在如何对待义和团问题上的较量，也有大量栩栩如生的描写。在具体的事件上，如巨野教案、卜克斯事件、黄村事件、杉山彬事件、克林德之死等等，作者的论述和描写同样精细。
最后，《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向我们展现了大国之间由于缺乏沟通而产生误解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充分体现了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虽然作者认为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是非常复杂的，但作者的结论却并非十分复杂。他强调，战争起源的主要原因是中外双方在交流方面的误解和一系列由此引起的非常事件。而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在于双方沟通上的两大问题：一是在华外交官与清廷的沟通存在困难，二是外交官与本国政府的沟通不够及时。作者不同意“义和团战争不可避免”说，因为通过研究作者相信，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不在义和团运动本身，而在于中外关系。为此作者得出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即“19世纪末，西方列强对一个衰弱的中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在21世纪，我们也有可能看到西方对崛起的中国再次判断失误。在目前的条件下，如果西方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缺乏理解，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只是希望义和团战争的惨痛历史不会再次以另一种方式重演”。这一结论无疑发人深思。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通过其立论的严密、论据的翔实以及作者对史料掌握和运用的娴熟于心和成竹在胸，不仅反映出作者本身严谨的治学经历，而且再一次展现了作者驾驭史料的功力、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缜密的分析能力，充分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和严谨求实的学风。《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一书中论述的所有问题，都是作者根据多国档案文献所进行的深入研究；正是这些珍贵的档案文献使得该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有利于提出和重新探讨义和团战争研究中的某些结论，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义和团战争的研究。毫无疑问，作者这一有关义和团战争研究的力作，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推动以国际史的视角和方法审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涉及中外关系的所有重大问题研究的深化。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义和团战争的起源》都标志着中国义和团战争研究的新发展和新视景，相信所有研究和关注义和团战争研究的学者和读者，都无法忽视这本著作所兼具的史料基础与必将产生持久学术影响的观点和结论。
（本文作者戴超武，历史学博士，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