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国际关系走势与我国的外交选择
（冯绍雷教授在上海图书馆演讲摘要）
国际社会进入新世纪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我们至少从三个层次来看待这些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人类进入新世纪以后，国际社会的冲突有所升级，主要反映在恐怖主义的出现以及其逐渐演化成一种国际现象。第二个变化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对于能源的追求成为国际社会斗争的焦点。国际社会对于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后续资源的储备极为关注。能源问题直接关系国际经济的整个走势，关系到美元的涨跌和人民币的加息等问题。人民币加息，对于减缓世界经济的发展，遏制对能源的需求，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今天的世界，国内与国际已连成一片。第三个变化是，从国际社会的结构来看，不仅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我们还可以看到出现了新的形势。一是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二是美国通过反恐加紧对中亚的战略扩张。此外，中俄之间出现了合作的新需求。在东亚地区，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其已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头。可以说，亚洲东部地区，即太平洋西部地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最后，作为国际社会的管理者，一个热点问题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组。当前纷乱动荡的世界需要某种管理。战后建立起来的少数国际机构，其管理机构和职能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第一，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以及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
9·11事件发生时，恐怖分子将目标锁定在美国的曼哈顿地区的世界贸易大厦，这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象征。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心脏部位和标志性建筑，似乎在寻找某种道义的理由。而当前，恐怖分子的目标发生了变化。9月1日在俄罗斯发生的别斯兰事件，恐怖分子经过精心的策划，将目标锁定在手无寸铁的学童和家长上。这件事不仅使俄罗斯感到震憾，也令整个国际社会感到震惊，甚至在恐怖分子内部也发生了内讧，反对向群众使用暴力的一派恐怖分子遭到另一派的镇压。这件事情本身说明了恐怖主义在升级。对恐怖主义的出现如何看待，如何评价？我认为，其出现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一小部分人由于受到种种的影响，铤而走险，走上反人类反文明的道路。然而，从深层次的背景看，国际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在拉大，并且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致使一小部分人感到人生无望，铤而走险。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既有社会性问题，也有国际社会中的强权霸权主义因素的影响。当然，我们也应对人类的自身行为进行反思，怎么使人类的行为更加理性，应对社会中的各种挑战和变化，这是人类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
恐怖主义升级的另一表现是，其发生的地区也从大都市扩展到边远地区。例如，2002年俄罗斯发生的剧场人质事件是在莫斯科，今年的别斯兰人质事件则是在偏远的印古什共和国。偏远地区的恐怖主义事件更难以解决。此外，富国与穷国之间也有区别。例如，美国花费了大笔资金，动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情况，用小布什在竞选时的话说，“由于美国的大力反恐，美国的国内变得更安全”。欧洲也稍好些，例如英国。但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处于文明结合部地带的国家，例如中东、东亚包括东南亚以及非洲，则恐怖主义正在蔓延。
国际反恐斗争对国际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有力的体制与机制，包括双边与多边机制。反恐斗争的关键之一是信息交流，但信息如何获取以及机要信息如何交流，由于其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它对国内和国家的外交提出了新的考验。
第二，国际能源问题。
当前，国际社会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等紧缺资源的竞争愈演愈烈。1973至1974年，国际社会曾出现过一场因能源问题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受到普遍的严重损害，也迫使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缓和政策，调整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当时的经济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则出现于发展中国家。今天对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很快变成能源进口大国，能源进口的比重将由20-30%上升到50%。中国的能源进口问题，不仅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直接牵动着国际社会的资源竞争的涨落。
另一方面，能源问题与反恐问题相互交织。伊拉克是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其能源储备居于世界前列。中东地区是世界能源主要供应地。随着能源需求竞争的加剧，伊拉克战争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原因之一是反恐斗争的需要。美国的国民心态在9·11事件后迅速膨胀，不但需要某种保护，而且容忍一定程度的对外扩张。伊拉克战争在欧亚地区引发了越战以来的世界性的反战高潮，但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仍然很高。这是因为美国人对战争的理解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人民的理解不一样，与其两百年来首次受到的心理创伤有关。因此，即使美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战争的前提理由存在着问题，这是小布什在美国大选中的选票稍高于克里的原因。原因之二，伊拉克战争增加了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其三，最大的影响力体现在美国对能源的控制。美国与作为最大石油储备国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迫使美国要寻找其他能源渠道，伊拉克首当其冲。我认为，美国占领伊拉克企图取得某种敲山震虎的效用。欧洲与中东地区近在咫尺，而欧洲对于中东能源的需求要比美国紧迫得多。欧洲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更密切，大量的中东移民目前正在涌向欧洲。美国控制了中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欧亚大陆产生深远的影响，撼动欧洲的侧翼。我认为，美国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既有能源竞争的考虑，也有地缘政治因素的考虑。
第三，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
首先，最大的变化是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作为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集体安全组织的北约，是冷战时期的最大遗产。北约的东扩，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冷战后出现的地缘政治真空的填补，是对可能来自东部的俄罗斯对欧洲的影响的阻遏。北约的东扩，首先的矛头指向是俄罗斯。俄罗斯对东扩，既找不到根本的办法来抵制，同时也与其合作和周旋，甚至作为非核心部分加入北约，从19+1变成20机制。俄罗斯虽然进入北约工作，但在关键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俄罗斯会不会和北约保持较好的合作呢？会不会最终完全融入北约？我的看法是，俄迄今仍在犹豫和彷徨。俄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其已经没有力量抵抗北约的东扩，但又不甘心融化于北约的结构中。毕竟俄曾是个大国，而且俄罗斯的国民心态也难以接受这种安排。欧盟的东扩引起的问题更加复杂。俄前驻美国大使卢金曾说过，北约是冷战最大的遗产，欧盟是冷战后和平的最大进步。在对待北约的问题上，大家存在着共识，认为其是冷战的遗产，东欧国家存在着安全保障问题。但在欧盟东扩问题上，其引发的争论更大。一个问题是，欧盟的东扩对俄到底是好是坏？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小国欢呼雀跃，因为欧盟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标准，有利于其本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俄罗斯的情况则令人担心。普京上台以来，以恢复与欧洲的关系、回归欧洲为口号，俄欧关系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但是欧盟东扩的实现令俄感到紧张。俄与东欧之间存在着相当深厚的传统关系，但是欧盟东扩将中东欧国家划入其大市场之内，使俄的空间狭窄了，向西的路阻断了。俄欧关系开始紧张。
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第二个方面来自欧亚大陆的外面，是美国借助9·11进入中亚，与俄开始角逐。一个问题是，美俄争夺中亚究竟哪一方占上风，仍然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并不同意目前的一种说法，认为俄罗斯回到了中亚。没有那么简单。美国在9·11后第一步进入中亚，第二步是伊战，第三步在欧洲内部找到支点，即所谓的新欧洲。9·11之后，美国加大了对欧亚大陆的纵深地带的影响，阻隔了以后可能形成的欧洲与俄罗斯包括东方国家之间可能的合纵组合的潜在态势。这种力量的相互组合有相互借助以抵消美国的影响的考虑，但并不以反美为目标。其他国家与美国在经济、战略合作、政治体制上，关系相当紧密。欧亚大陆这些国家之间的互补性正在加强。例如，明年欧洲可能恢复对华军售，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经受了考验。欧俄关系一个重要的战略纽带是欧俄之间的能源管道系统。俄罗斯只要能确保对西欧国家的供油输气，那么西欧与俄的互补性是恒定持久的。从短时间内看，欧盟东扩削弱了俄的对外经济联系，形成了挑战。但从长远看来，对俄有好处。我的初步感觉是，俄身边的成熟市场可以为其提供市场、资金和规范，可以使俄逐步接近标准的市场经济。由此，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力量大幅度进入欧亚大陆后，欧亚大陆内部也在重组力量，发现和重新定位彼此间互补性的这种新的态势。
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最后一方面，是正在中国周边地区出现新的态势。这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关。中国现在已成为周边国家经济增长复苏的重要源头，中国市场成为东亚经济的稳定器。东亚国家不能到达欧美市场的商品，在中国找到了出路。东亚内部的合作正在提升的景观正在形成。东亚国家的学者正在关注东亚一体化。韩国与日本的学者，对东亚合作也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在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拉动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源头后，东亚一体化的现实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周边地区正在出现一个环形的多边合作圈的雏形。这个多边合作圈起自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的交接之处，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在中亚地区，俄的传统影响根深蒂固，而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战略实力，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中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外来动荡的冲击，也是为了使周边国家相安无事，需要中国发出声音，发挥合理的积极的协调作用，而不是简单的大国竞争。向下延伸，则是当年普里马科夫倡导的，目前正在磋商与推动中的“中、印、俄三边战略伙伴关系”。再往东，是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正在加紧谈判的“1+10”机制。这使得中国的战略安全得到保证，因为前10年“中国威胁论”主要是来自这些地区。最近10年，形势大变。其中的一些关键性的、具有战略思维深度的国家，观念发生了转变。这是中国外交的重大突破。值得关注的是，最近期间，东亚各国关于建立东亚合作机制的呼声连绵不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学者们关于东亚地区合作的热情构想。如再往北，则是正在进行的东北亚六边会谈。这是中国第一次对重大的国际敏感事端，以东道主身份进行斡旋。这是中国外交的进步。总之，出现在中国周边的多边合作圈，构成一个隔离层，一个稳定的过渡地带。它对于中国集中精力处理好国内事务，并积极发挥对周边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好处。
最后，是联合国安理会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的结构安排是二战的遗产，它接近于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区域大国和次区域大国，例如拉美的巴西、南亚的印度以及德国和日本等二战战败国。这种新格局要求作为国际社会主要管理机构的安理会的结构随着进行调整。中国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安理会有更多的声音。这一问题不经过长久的争论，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关于俄国。冷战之后，俄罗斯经过10多年的折腾，自1999年开始，经济开始回升，一直以稳定的态势处于复苏进程之中。俄的经济回升主要依赖其能源出口的拉动，其经济结构的调整还远远没有完成。俄国传统的产业结构还没有得到稳定的、根本的改善。与此相关，由于能源成为其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头，因此它也成为主要的政治话题。俄的寡头主要来自石油行业，石油大亨一言九鼎，控制了媒体。叶利钦在政治上对寡头的依赖，使其成为俄政治中尾大不掉的力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普京总统的上台。普京总统的前一任期基本比较稳定，但在最后几个月里发生了争论，主要涉及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处理问题。这一问题既涉及中俄双边问题，甚至东北亚的安排，也牵涉到俄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在理论上，它涉及到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政商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我认为普京总统还没有下定决心。在技术操作层面上，这些公司被低价收购。但今后普京与寡头之间到底应该维持何种关系？普京处理尤科斯公司的做法在俄内部，尤其是主管经济的高层之间引起了争论。对尤科斯公司的处理远远没有终结，从伦理上，从国家管理的层面上，对其进行一定的惩处是有道理的；但是从策略的角度上，如何使此事更为稳妥机智，大有推敲的余地。俄罗斯的海外投资较之中国来说，少得可怜，同时出现大量的资金外逃。尤科斯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资金外逃。因此，对此类事务的处理，不易采取简单粗暴的作法。否则，如果一个社会总是有这样的动荡事情，将会形成社会的毒瘤。转型问题不仅仅涉及经济、政治的处理，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心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