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正清模式”争论的启示

  冯绍雷   

   上世纪90年代，笔者在华东师大人文学院担任管理工作。因为所接触的师友同事及知识门类较多来自传统学科，因此耳濡目染学习到了不少关于文史哲的新知识，以及和同事们一起体验了当时发生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关于中国问题认知的潮流变化。

      在当时我们所邀请的海外人文学术大家中，有一位给我留下了特别的记忆，那就是当时名噪一时的美国历史学家保罗。科恩。这位富于挑战性的中国近代史问题专家主张改变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的西方学术研究主流。由于这一流派受美国的中国问题学术权威费正清等人的主导和影响，因此也被称为是“费正清模式”。按照科恩作品的翻译者林同奇先生的论断，这一曾作为西方关于中国问题认知主流的所谓“费正清模式”，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这样的一种观点也被称作为“撞击----反应模式”，以为像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在没有外力“撞击”的情况下，是没有能力实行自身的改革和进步的。这样的一种学术见解在西方社会影响深远，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专家，出版了一批又一批的学术著作，形成了对于中国问题认知的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定势。

      但是，西方社会本身在历经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学生运动等重大变迁之后，精神世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发生根本性的动摇，也对从西方观点出发的对于中国等东方问题的认知提出挑战。保罗。科恩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主张“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性的协作研究”，提倡从中国等东方社会的内部，按照这些社会自身的观点和逻辑出发来探索其历史发展的演进过程。科恩所提出“以中国中心为取向”的中国历史研究观，以及相关中国历史研究的著作，后来被命名为“中国中心观”而结集出版，也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引起了正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的中国学术界和有识之士们的广泛反响。

      虽然，国际学术界对于保罗。科恩的观点并非没有争论，有人认为，费正清本人也坚决反对把中国假想成与美国一样的国家，坚持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有人认为，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还必须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相互交叉的视角之下才能把握，甚至于，当年保罗。科恩来访时还是再三强调，他自己并不是想要反对自己的老师，而是要提倡一种新的历史观，然而，从这一段学术争议当中留给我们的更为重要的启示，是如何观察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社会关于中国问题认知的态势变化。

      事实上，外部世界关于中国形象的认知是一直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过程中的。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西方殖民者所理解的中国人形象是大不相同的；启蒙时代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官制度建立的中国科举文化和当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在一些西方观察家作品中的描述也是大相径庭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变迁，既是观察主体自身环境与内心发生深刻变化所使然，比如，象上述所谓的“费正清传统”和“反费正清传统”之间的变化是和观察主体自身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当然，也是由于被观察对象所发生的变化所引起的。设想，从长时段来说，如果没有上百年来中国人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卓绝创造和艰难探索，又如何使得外部世界认同于一个完全具有自身创造能力的古老民族的再生呢。

      也许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把国际社会这样的一种认知变化本身放到一个长时段和更加广泛的领域中去观察。看一看，这样的一种认知变化究竟说明了什么，以及这种认知变化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效应，影响着当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

      学术思潮的变迁其实多少是和同时代政治精英阶层的思想面貌、乃至于政治决策层面的政策产品有着相互密切关系的。正当上述有关中国认知的美国学术思潮暗流汹涌之时，也恰好是美国的政治精英与智囊人物对于中国的看法发生关键性变化的时刻。在这一领域，亨利。基辛格是一个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重要角色，它所强调的、以至于后来对于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战略思想，不光是包含了“均势外交”原则，而且也曲折地反映了当年美国政治精英希望了解中国、合作中国的深层考量。也许，还值得提到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卡特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他多年来所发表的关于国际战略的著作中，尽管有着不少出自于美国立场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战略思想表述，但是，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论述中，他一向强调的是，中国与其他超级大国不一样，并不是一个富于侵略性传统、并且希望实行意识形态扩张的国家；甚至于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棋局》这本影响广泛的著作中就提出了，美国一方面要掌控世界事务，但同时要准备好在今后的15--20年中，准备与欧洲、中国等一些大国平起平坐。

      如果说，政治智囊和精英们的思想仍然是西方对华战略的间接表现的话，那么，更为直接的一种观察，就是在长时段中，西方、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相互关系和合作是在不断地有所矛盾与较量，然后又有所调整的基础上大幅度地走向深化。如果仅仅以90年代末、新世纪初和今天的中美关系相比，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美国一部分政治家中当年所表现出来的“寻找敌人”的急切意向，当时表现在双边关系上是1999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而今天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提法是，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攸关者”。尽管，这样的措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仍存争议，但是，至少这样的提法已经和把中国视为可能的“竞争者”和“挑战者”的提法同时登堂入室。这不能不说反映着美国对华认知的一个深层次变化。

      总起来说，国际学术思潮的变化如果是对华认知的一种基础和先兆，那么，来自于政治精英层面的对华战略思考，就是这种演变的提炼和升华，最后，表现为美国当下对华政策的口径的转换，就不能不被认为是上述演变长时期作用下的一种结果和凝聚。虽然，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有关中国问题认知的这种深层变化，人们还无法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但是，从费正清的“撞击----反应”模式到保罗。科恩的“中国中心观”，从“寻找敌人”到将“竞争者”身份与 “利益悠关者”身份的并立，表明了外部世界对华认知正在出现的一种深层次的积极动态过程。这样的一种态势是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国人知晓和加以把握的。

      换言之，当中国的突飞猛进的历史性进步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之际，我们既需要观察大选中的一些政治家和素养尚待提高的国际媒体人士的表现，同时，也非常值得回顾上述的这几十年来国际社会的关于中国问题认知的深层变化，这可能不光是有利于我们提高信心，尤其是将提醒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使得中国的进步和变化，为世界所理解；如何也使得这种进步和变化变成为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共同的体验和骄傲。看来，这方面还有着大量的工作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