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大厦讲坛第60讲)
主 讲： 科尔顿（Timothy J Colton）
主 持： 冯绍雷
评论： 杨 成
翻 译： 梅俊杰
笔 录： 冯 冲
对于科尔顿先生，久闻其名。研究俄罗斯政治问题，特别是关于俄罗斯的选举（议会、总统选举等），科尔顿的作品几乎是必须要读的。科尔顿也是被世界所公认的俄罗斯问题权威专家。有幸能够在华东师大聆听科尔顿先生的讲演，实在是难得的机会。讲演的题目很普通：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格俄冲突、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僵化），俄罗斯问题专家却选择了这样一个学术史性的讲座题目，有点出乎听众的意外。在缓缓的陈述中，美国的俄罗斯研究历史、哈佛大学的俄罗斯研究演化，连同整个俄罗斯社会、美国社会的变迁，却深深地印刻在听众的耳中和心里。我们从中获得的除了美国学术界的俄罗斯研究发展的脉络之外，也明白了俄罗斯研究在美国与经济、政治、国际关系之间的关联。
针对同学们提出的热点问题，科尔顿教授给我们的答复却是历史的观点以及对影响未来局势的关键点的把握：南奥问题的历史演化、美俄的选择、乌克兰的走向，等等，科尔顿教授简短的回答却留给我们长久思考的空间。
科尔顿的讲座引发了中国同行的共鸣。冯绍雷教授用“沧桑”之感来形容俄罗斯研究在中国所走过的路程，并直言称赞科尔顿教授的刻苦为学精神和深厚博大的学术底蕴积累。杨成老师则表示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复杂、非常规发展的国度的研究，确实如科尔顿教授所述需要的不仅是计量的方法，更要在广大的社会背景、国际背景下加深对俄罗斯的研究。
以下是科尔顿大厦讲坛的记录。
科尔顿：感谢冯绍雷教授及各位同仁，还有各位到场的朋友。我曾经受邀请来过中国，但我是第一次来到上海。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苏联和俄罗斯研究，也许大家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同时我还想讲一讲美国当今是如何看待俄罗斯形势的。
俄罗斯和美国相互关系的历史很悠久，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在1807年，去年来讲就是200年前。所以非常合理的是在1800年当美国的现代大学开始奠基的时候自然对俄罗斯帝国的研究就很重视。在1896年之后我的大学哈佛大学专门设有斯拉夫语言和文学研究，当然斯拉夫研究不仅仅是研究俄罗斯问题。到1930年时，在哈佛设了第一个俄罗斯的专门讲座职位。大约在三十年当中，在当时美国最为知名的俄罗斯专家就是芬塞得博士。芬塞得博士在1932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学过俄语，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关于第二国际的分裂以及列宁准备建立第三国际的问题。1932到1933年间，芬塞得博士在莫斯科呆过一年，当时的苏联很困难，在集体化之后整个苏联面临饥荒。芬塞得博士在苏联的一年了解很多，但是回国之后，他发现美国人对苏联没什么兴趣。当芬塞得博士在哈佛大学时，有人对他说，你要想在政治学研究当中拥有一席之地的话，必须从事苏联之外的研究。在当时的情况下，芬塞得博士不得不改为研究美国的官僚政治。但是在二战之后，整个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人发现需要认真研究苏联的情况，美国政府也这样认为。因此芬塞得博士在美国做大量的关于苏联政治的讲座。1940年末期，美国的各个大学纷纷设置关于苏联的课程，最早的是在1946年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俄罗斯研究机构。1948年哈佛大学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中心。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美国对苏联并不了解，当时在俄罗斯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个负责人并不是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他不会俄语也没有去过苏联，他是研究人类学的，第二任主任也不懂俄语，也不是专职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950年代中期，芬塞得博士担任了第三任的主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专职人员担任主任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广泛的学者都会对俄罗斯抱有兴趣，像一些兴趣广泛的学者他们都对社会科学拥有广泛的兴趣，于是随后他们也担任了俄罗斯研究中心的主任。
1948年哈佛大学建立了俄罗斯研究中心，当时中心的建立是依赖于一个大的慈善基金的捐献，卡耐基慈善基金会。这些资金并非来自美国政府，但是美国政府对此也抱有极大的兴趣，因此美国政府与私有部门一起促进俄罗斯研究，但这些是在1940年代末期，冷战即将开始。当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年轻人来研究苏联和共产主义，使我们对这个遥远的国家有更多的了解。其实这个项目是很罕见的，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国家是一个像月亮一样遥远的国家。另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直到1960年代末），俄罗斯问题专家是没有去过俄罗斯的，他们有大量的信息来源于报刊，不过这些报刊都是被查禁过的。有些历史学家也可以在研究中援用一些档案，但是这些档案都是关于苏联的帝国时代的资料，苏联共产主义时期的资料是无法得到的，他们也无法进行民意调查，也不能了解关于社会学方面的进程，不能像今天的学者这样去实地访问。他们更不可能在斯大林统治的时代与当时的领导人见面。于是他们不得不想出一些新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也许这些方法在今天看来有点奇怪，而且这些研究方法不仅用于苏联问题也用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比如，在美国哈佛大学设立了关于对苏联社会制度的研究项目，不知大家是否听说过，他们想努力研究无法亲身了解观察的社会，只能采访那些曾经在苏联居住的人，也就是难民或者移民。当时对中国的研究也采用过这种方法。他们去奥地利、德国查访这些前苏联公民。我想大家都同意，通过这样的研究所获得的信息是有偏向的。另外，也用了其他的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当时有一种克林姆林宫学，是专门从报刊上观察俄罗斯领导人的变化来进行某些推测。同时也从事文学的研究，也获得了很多的信息。我要重复的是这些情况发生在冷战开始的最初十年、二十年，当时苏联是美国的敌人，苏联研究是美国国家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印象后来加以强化，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1957年苏联的卫星上天，这使得当时美国感到苏联研究更加必要。可以说政府对俄罗斯研究的支持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还包括物质和资金上的支持。当时的苏联研究包括现在的俄罗斯研究，在整个科学研究和教育当中受到了政府的特别照顾。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军方，情报部门对俄罗斯研究人才有很大需求，我所指的人才是了解一些俄国的情况并且懂俄语的人。当时美国政府花了几百万美元来翻译关于俄罗斯的情况资料，让美国的官员了解应用，后来这些关于苏联的资料慢慢流向民间，让学者加以运用研究。美国政府当时也建立一些智库，主要是从事战略和军事研究。当时最著名的是兰德公司，主要研究苏联以及他们眼中的苏联威胁。毫无疑问，这些研究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个人在50，60，70年代经常可以走向政府的高位。布热津斯基曾经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古莱特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赖斯曾经也是研究苏联问题的，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是苏联俄罗斯研究出身。但我不是夸张的说当时俄罗斯研究条件是多么的好，我们的研究中心条件并不好：设在哈佛大学的边缘，房子很小，家具很破。虽然物质条件不好，但我们有很强的使命感，前面提到卡耐基基金给我们提供资金进行俄罗斯研究，但是在1963年这笔资金终止了，我们面临没有资金的状况，当时有人要对我们进行破产清算。
对苏联研究的热情听起来很有趣，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整个的研究不是仅仅研究苏联而更主要的是作为研究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一部分。因此1949年后对中国的研究其实是这个大研究的一部分。这个时期是中苏同盟时期。我们哈佛大学直到1954年才设立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心，由费正清主持的美国东亚研究，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另一个要提及的是越南战争，1960年代美国卷入其中，美国输掉了战争，这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也影响了俄罗斯研究，当然影响更大的是中国研究。在这个时期，美国出现了修正主义学派，专门修正对苏联研究的方法，对过去积累的工具、研究模式抱有怀疑态度，希望进行修正。刚才我谈到的是存在的问题，当然也有正面的进展。当时出现了对俄罗斯研究、中国研究以及拉丁美洲研究进行综合研究的趋势，更多的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展开。随着苏联社会非斯大林化的展开，苏联的报刊相对来说自由度变大，这就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很多美国的苏联专家也可以到苏联进行一到两年的实地采访逗留。第一个美苏学术交流的协议是在1956年，这个协议不仅使美国学者前往苏联，也使不少苏联学者来到美国。1980年代初，里根政府觉得苏联研究做得还不够，特别是不能深入很多苏联现象中，因此投入了更多资金。整个80年代美国的苏联研究是相当兴奋的时期。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领导人，对苏联的改革激起了美国的研究兴趣。如果说整个世界对苏联的解体毫无准备的话，其实美国对苏联的解体也是十分茫然的，美国的专家也是如此。我在1991年9月开设了一门课程叫苏联政治的活力，但是到12月份苏联解体了，我的课结束后苏联也解体了。这显得很有滑稽。苏联的崩溃毫无疑问带来了美国的苏联研究危机。这场危机从几个层面都能感知。首先，苏联研究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大学眼中变得不再特殊，不再受照顾。因为冷战结束了，冷战的敌人也消失了，我们不能再说对敌人的研究的重要性了。而且苏联是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大家认为它转向了民主主义的这个问题研究很有意义。其实不是这这样，因为苏联解体后一段时间仍受列宁主义的控制。第二个体现在苏联研究的学生在减少。芬塞得博士开设的苏联政治这门课程是60个学生，1989年我开设时达到75个，这是最多的时候。1993年，苏联解体后两年，学生人数就降到了25个。第三个标志苏联研究在美国发生重要变化的迹象是整个学科被分散了。苏联曾经是有近两亿人口的大的帝国分裂成了15个国家，俄罗斯一个国家已经不受重视了，其他的国家也都不受重视，是俄罗斯研究的简单的衍生。当然这些数字可能让人误解，不过我们还有其他新的课程出现了，并不是一片萧条。另外一个重要的现象是美国的整个苏联研究中的人员代际的变化，当时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在苏联解体时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我们不知道如何替代他们，也不知道新的一代应该继续研究什么东西。还有就是对社会科学领域做研究的人来说，实际上我们对研究的对象，我们是不知道其结果的，用美国的一句话说，我们在追一个本身在移动的目标。比如，我的一些很出色的学生在1990时代是写苏联的联邦架构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苏联名义上是一个联盟，其实是一个权利高度集中的国家。俄罗斯也说是一个联盟，但其内部在不断非中央化。叶利钦退休之后俄罗斯又出现了中央集权的迹象。对于科学家来说就必须拿出理论来解释为什么90年代初出现分散化倾向而后来10年中又出现权利聚拢的现象。我还要说一些积极正面的东西，而且它们确实存在。比如，1990年代，学生人数下降了，但随后有回潮，到90年代末，对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有兴趣的学生人数已经恢复了苏联解体前对苏联感兴趣的学生人数。在我们研究层面中，新的俄罗斯让人迷茫，有时显得矛盾重重，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它本身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兴奋点。我们当时受到激励要研究新的问题，拿出新的模型，设立新的范式，收集新的资料，同时我们在研究领域中获得信息的状况大大改善了。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用于对中国的研究，虽然有些旧的研究方法存在，但与二三十年前大为不同。而且对苏联研究的档案也向研究者开放了。在普京时代这些方面有一定限制，但并不严重，获得信息的自由度和能力是大为提高了。有相当多的文件已经解密，在对中国的研究领域也有类似情况。比如在我写关于叶利钦的书时，就要写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冲突，因为他在苏联的政治局任职两年，我发现其在政治局的辩论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后来在叶利钦但任总统时，我要求获得有关资料，而后在不同政府部门，基金会都获得了相关资料，在我的书中我大量用了资料，毫无疑问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帮助，这种情况比1991年之前改善了许多。普京时代有关部门控制严了，但是总的情况没有变化，对于美国的专家学者影响不大，自由度很大，他们可以去俄罗斯的小镇、村去采访。90年代开始，我们首次可以在俄罗斯进行民意调查。90年代，我和我的俄罗斯同事在俄罗斯做了12次民意调查，虽然当时从事这样的民意调查有一些实际操作的困难：俄罗斯很大，很冷，银行系统也很糟糕，但没有政治上的严厉监控。另一方面，我可以见到俄罗斯领导人，我在6，7个场合见到了戈尔巴乔夫，在写书过程中采访了叶利钦3次，并和他的家人保持密切联系。我也和国际上的同行一起参加俄罗斯的一个辩论项目，到最后是我们可以和总统长时间接触，我和普京在不同场合的交谈有5次，最近是和梅德韦杰夫。我在写叶利钦这本书使我采访了150位俄罗斯精英分子，并非每个人愿意与我交谈，但基本上是可以采访的。我采访了1990年以来的每一位总理。另一方面，研究的资金方面有了很大改善。
我说对俄罗斯研究有一定的复活，这种复活是在比较的框架内，对俄研究是要放在国际视野中研究的，对中国也一样，不能把这些国家看做一个孤岛。不管怎么说，美国的俄罗斯研究走过了一个正常化阶段，以前大家是兴师动众的，有特殊优惠，但现在没有，不论怎么说是回到了正常的地位。
最后我想说两点涉及到我们在俄罗斯研究方面的挑战，这也适用于美国的中国研究。第一个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科学领域不论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单纯了解一个国家不是一条好路子。很多人有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错的，但我们要回应这些观点。这样一些新派学者认为有数学模型，有量化指标，用这些东西来研究就够了，没有必要亲自去研究对象国家采访调查，学习他们的语言，这种观点不奇怪，在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加普遍，我们要加以回应。
第二个是涉及到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和俄罗斯的学者共事。我不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有关研究学者是否遇见。90年代俄罗斯经济崩溃了，中国学者没有这样的经历。俄罗斯当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虽然也有也有其他原因，但在90年代时期，苏联自己的学者觉得旧的范式已经崩溃，新的范式还没建立，无法做出很大贡献，如果那时和外国学者一起研究只能做辅佐工作，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仁，他们的经费100%来自美国，他们只能提供人手和资料，这会带来政治问题和人事问题。现在状况发生变化，现在俄罗斯经济正在经历繁荣，他们的学者能够拿出资金来了，这点很重要。我不知道老一辈的学者是否已经从那些情绪中恢复，显然现在的俄罗斯年轻学者已经不同了，他们更加大胆。比如今年夏天圣彼得堡有一个夏日培训班，以前也举办过，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自治州，过去组织夏日培训班一定是美国出钱的，而这次只有一小部分是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出，其他的资金是由俄罗斯的教育部出的。另外，培训班中俄罗斯人占大多数，这也是我所说的研究正常化。
我刚才介绍的就是美国的俄罗斯研究历史，特别是用我亲身的经历来介绍的，这些历史有高低起伏，未来的研究也会如此。中国研究也有起伏，但至少是未来会是往上的或者稳定的。俄罗斯研究我们需要关注它的未来，当然我们不用再担心解体后那样的萧条状况了。谢谢。
冯老师评论：
听过Colton教授的报告之后，我有一种历经沧桑之感。我们国家真正的苏俄研究，我认为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当时的研究条件很困难，我把当时的苏联研究称为“考古学”：没有材料，只能看真理报，在真理报上获取些信息。听到Colton教授讲到每年一次能够跟总统、总理对话（这是俄国人专门设立的瓦尔代论坛，Colton教授是重要的专家），与俄罗斯政要一起共餐、咖啡、到总统别墅一起交谈，这是非常好的。今天与以前的不同，更是反映了社会的变化。虽然今天Colton教授向我们进行了一场学术史的报告，但是这个学术史的报告，更是折射出了宏大的社会进程。
杨成老师评论：
非常感谢Colton教授给我们作的一个鸟瞰式的学术报告，让我们对于这一段学术史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美国俄罗斯研究方法演进的一个重要的报告，包括从传统的研究向现代研究方法的变化。而且他也提出把这些研究方法的演化放在一个大的国际视野中加以展开，这对于我们都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我也对中国的俄国研究史进行一个回顾。
清朝时期，主要从边境问题，军事问题进行研究的；此后经历了民国时期的研究。建国之后，苏联是中国的盟友，研究力度加大。度过了蜜月期之后，中苏关系出现了困难。苏联解体，为中国的俄罗斯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中俄关系从正常化，到伙伴关系，后来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俄罗斯正处于上升的阶段。虽然国内对俄罗斯的研究日益重视，但是还不充分。俄罗斯永远是一个谜，充满了各种矛盾的发展。俄罗斯往往是非常规的发展。我同意Colton教授的说法，不应该用量化的办法来研究俄罗斯。这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他永远是大国关系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外交部官员李辉也曾指出，应该加强对俄罗斯问题的研究。
问题1：
杨成老师：美国的苏联学对美国的苏联政策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对美国人对俄罗斯的认知有何影响？
Colton教授答：
苏联研究，使得美国的苏联政策更为灵活，使得我们能与苏联领导人在共同兴趣和利益领域内进行更好的合作。从制度的层面上讲，我们组织的并不是很好，对于苏联问题的研究并没有经过非常严密的组织。对于个人来说，一些人，经过特别专业方面的学术训练之后，如在我们中心，可以走到很高的政治地位。1948年以后，一些毕业的研究生，担任了情报，军事方面的官员，其中两名担任了国家情报高官。
对于俄罗斯和东欧的研究，在美国有一个叫做美国斯拉夫高级研究协会，总部设在哈佛大学。但是这样的协会，在哈佛大学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对政府的研究资金进行分配，但是对于发挥在决策上的作用是没有的。原因在于，这个协会的成员，是美国大学斯拉夫方面的文学、语言学的教授，他们各自兴趣范围非常分散。所以这样的协会可以在美国为美国的俄罗斯研究游说，但并不为美国的任何政策进行游说。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就是在俄罗斯和东欧研究学会中，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小的学会，专门从事国别的、地区的，或者某个族群的研究。倒是这些小的协会成员比较积极地为与他们相关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政策游说。如果从美国对俄罗斯研究的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学者、分析家等在许多方面对公众的观点起了教育作用。
七十年代，卡特政府时代，总统安全顾问就是布热津斯基，他是波兰人，后来成为美国公民，50年代获得了苏联研究的博士学位，很大程度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另外还有万斯国务卿，当时也是苏联专家，是追随舒曼的。舒曼比布热津斯基年长十岁，都毕业于哈佛（进行苏联研究），后来都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苏联研究。布热津斯基采取对苏强硬政策，舒曼立场缓和。他们在共同的领域和学校，但是立场不同。
问题2.（国关院学生）：关于格俄冲突，您如何看？如何评价俄美关系？
Colton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俄罗斯现在确实从90年代的虚弱中恢复了过来。90年代初期，原来的市场被破坏，也曾出现了道德真空，俄罗斯政权当时也很弱，财政问题、腐败问题严重。但是所有这些都发生了变化。经济变好、繁荣，道德真空已经被对新生活的共识所填充，政权变得强大。
格鲁吉亚问题是与1991年苏联解体有关。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在法理上这两个地方属于格鲁吉亚，实际上从1992-1993年以来，他们一直处于独立的状态。另外，作为1994年叶利钦和谢瓦尔德纳泽协议的一部分，俄罗斯的一支小的部队驻守上述地区，作为应急之用，带有维和的色彩。另外，格鲁吉亚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定程度上也恢复了自己的力量。格曾经经历过内战，以及严重的内部的不和，同时其经济也崩溃过，但是现在恢复了。
在俄格之间比较弱的一方，即格方，希望通过战争方式解决问题。南奥塞梯这个地方，实际上还是俄罗斯的盟友，但是格鲁吉亚发动了进攻，而且当时还有800俄罗斯的维和士兵驻扎在那里。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也付出了代价，这是严重的误判，也是感情冲动的举措。俄罗斯士兵表面看来只有15-16人牺牲，但是毕竟是俄罗斯士兵，从这个角度说，冲突不可避免。
实际上，承认这两个新的国家独立则不一定是不可避免。在俄罗斯方面，这是俄罗斯意志的延伸。从格鲁吉亚方面来看，这是其行动的代价。虽然这样的局面是俄罗斯咄咄逼人的结果，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格鲁吉亚也有咄咄逼人的态势，这也是他的咄咄逼人姿态的结果。不仅仅是一方咄咄逼人。
在高加索地区，如果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冲突的话，俄罗斯作为亚美尼亚的盟友，可能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更危险的局面是涉及乌克兰。乌克兰领导人相信唯一解决的方法是加入北约，最好是明天。乌克兰人想改变现状，俄罗斯人想维持现状。这样的冲突在未来的2-3年内会变得非常严重。
至于俄美关系，是否会出现长期的糟糕关系，有些人认为是这样，另一些人乐观。最后还是要看双方的选择。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局面，要看俄罗斯是否选择延长这种糟糕的关系，同时也取决于美国是否选择延长这种糟糕的关系。更大的程度上取决的是，美国在俄罗斯的近邻地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如果美国新的政府将来一定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认为好像这是乌克兰人的意志，那么，我想说格鲁吉亚冲突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
问题3（学前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国际上地位、作用上升。俄罗斯也处于上升。美国如何处理与中俄的关系，美国会否担心中俄关系靠近会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俄罗斯到现在还没有加入WTO，最重要的原因是与美国的关系，俄罗斯如何协调与美国的关系？
Colton答：
俄罗斯是唯一的没有加入WTO的大经济体，有许多理由。第一是，俄罗斯他想加入WTO的愿望是非常实际的，但是这需要与组织内的各个成员达成多种协议。实际上在两年前，当时相当接近加入世贸组织，而且已经原则上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会支持俄成为WTO成员。当时的争议问题是相当细枝末节的，主要是涉及到俄罗斯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关知识产权，有关软件的争议等，美国与其它所有发展国家都谈判，包括中国。还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如俄罗斯对美国鸡肉和牛肉的进口问题。但是这样的小问题，因为两国政治关系出现麻烦，所以容易被放大。在华盛顿，毕竟国会是独立的政权体系。国会议员经常提出俄罗斯在政治中的有关麻烦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让他们投票赞成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或者投票赞成俄罗斯和美国达成协议。随着八月份战争的发生，美国高官建议（尽管布什本人没说），应该推迟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在这个节骨眼上，普京说俄罗斯面对美国的强硬姿态，绝不会妥协。更为严重的事，格鲁吉亚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之中，格鲁吉亚不愿意推进俄罗斯加入的进程，所以在以后多年中内俄罗斯不会成为成员，这是不幸的，但这是事实。
至于俄国和中国的增长，有不同的原因。显然这个问题，又与WTO问题挂起钩来。俄罗斯在高科技、军工产业上有优势。但是，俄罗斯主要依靠原料和能源产品出口。俄罗斯出口商品主要是钢材等，与中国不同。中国主要是出口加工品。这在WTO协议中，又会带来额外的困难。
至于美国是否担心或不欢迎中俄经济的增长，总体而言，美国对于中国增长的感觉是比较正面的。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但另一个方面，美国不愿意看到中俄对美国的挑战，特别是俄罗斯。在90年代时候，美国希望俄罗斯能够恢复经济，因为俄罗斯大国，而且还有核武器问题，所以当时相当多的美国官员并不愿意看到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但是我相信布什对俄罗斯执意挑战美国地位是比较吃惊的。中俄都希望世界多极，中国的方式是缓和渐进的，是通过经济的力量。俄罗斯没有中国经济上的能力；另外从秉性上，俄罗斯没有中国人的耐心。因此，俄罗斯要实现多极世界的方法，更加咄咄逼人，更加急迫，希望采取冲突的办法，以及挑衅的方法。如果未来要出现一个多极世界的话，无疑，中国会成为一极，但是俄罗斯会否成为一极，大家还说不准。一些后共产主义小国很希望能成为欧洲的一个部分，包括格鲁吉亚、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东欧等国家，俄罗斯则不希望这一点。所以俄罗斯希望通过其主权的行使来贯彻他的意志，他不希望成为统一欧洲的一员，或是由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的一员。所以俄罗斯很希望在周围建立起势力范围，加上其武器因素等，俄罗斯也许可以维持多极中的一极的地位。
问题4（对外汉语学院）：一个人对于自己所学的专业和所研究的对象，往往容易包含着自己的感情，如何协调这一点与客观的研究之间的关系？
Colton答：
确实，研究一个国家往往会对你研究的对象国怀有感情，尤其适用于对中国的研究。美国汉学家会喜欢中国的文化。对于俄罗斯研究有所不同。在美国研究中国时候有这样的感情，是因为美中关系密切，美国当时有很多传教士在中国，有跨太平洋的贸易。但是对于苏联研究不存在这样的现象。因为许多人在研究的起步时，许多被采访的对象是移民，难民，或者这些人的后代，而这些人在苏联曾经受过艰难的遭遇。所以，在我们的领域中，相当常见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对苏联或俄罗斯怀有特别热烈的情绪。如果在这个研究中，要体现出一些正面的感觉，人们往往会这样想，我把政权和社会分开，所以我可能不喜欢这样政权，但是对于这个社会还是抱有一定同情心的。对于政权的话，也可以有更深的理解：一方面，你可以说这个政权有过集中营，但是也战胜过希特勒等。所以要看在政权研究方面采取什么样的观点。另外，在5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兴盛麦卡锡主义，此时苏联问题专家受到监控。如果流露出对苏联的感情，会受到处罚。另外，比较复杂的是，对于美国的俄罗斯研究而言，没有很多俄罗斯人在美国进行游说。但是亚美尼亚，乌克兰人，华人等会有游说。没有俄罗斯人的游说，很容易使得美国的俄罗斯研究和俄罗斯政策走入另外一个极端。
冯绍雷老师总结：
科尔顿教授非常刻苦用功，同时也可以感到他研究的深厚、博大。我们正在筹划翻译他的新作“叶利钦的一生”，Colton教授愿意提供版权。从Colton教授的讲座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俄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这样我们需要从大国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第二，俄罗斯是一个最大的转型国家，他的经历许多与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从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切入进入研究。我感觉到今天Colton教授从这两个方面给我们刻划出一个俄国的形象。
2008年9月27日19：00 华东师大新逸夫楼报告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