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内事务和对外事务方面存在五个反差
中国对内事务和对外事务方面存在五个反差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本文出自《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2008年12月19日,“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学术讨论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召开，亚太所所长张宇燕教授主持了会议。来自国内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有关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就当前中国周边外交存在的问题、周边地区在中国未来总体外交战略中的定位、以及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开展周边外交的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沟通。为了反映这次会议的思想成果，本刊特设此专题，与广大读者交流。(稿件根据发言录音整理，并经作者本人审定)
学者需要研究中国国内改革与对外拓展之间的关系，从内外关联性方面看，中国存在五个方面的反差。
第一，国家对内部事务的整体性安排与对外部事务的长远规划存在反差。中国目前处于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状态，因此，中国的继续对外开放是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既定国策。与此同时，中国的内需拓展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需要通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改观。从国内发展来看，政府已经制定了若干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计划，以期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相形之下，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可以进一步确立类似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那样的长远战略目标。尽管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外交战略目标的制定是两个内容不同的决策过程，由此带来两种规划不同的内容与方式，但是，对于内外事务的规划性、预见性的需求，从根本上说是一样的。因此，中国对外战略的进一步规划、预测和从长计议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与此相关的是中国涉外部门在整个国家政治决策体系中的作用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同时，应该加强外交部、新华社、商务部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涉外部门的功能定位，深化部门间的合作，充分发挥涉外专业人员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能量，使之适应中国外交的专业职能化、交往多边化和愈益透明化的趋势性变化，与前所未有的大国外交的重任相匹配。
第二，外部世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构想、评价和猜测与中国人对自身未来发展的判断和评价之间存在着反差。最近几年来，我在国际交往中最为深切的体验，是外部世界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或是给予极大的希望、或是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们运用各种知识手段对中国未来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有着相当热切的投入和预期(当然，也有着何其之多的别有用心者)。相比之下，国人对于如何看待自己未来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与一个正面临着艰巨挑战、也面临着极大机遇的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尚不相称。相比于国外大量的学术机构、大学、智库、职能部门关于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研究和把握，中国的投入和成果仍然十分有限。这种不足使得国人对于紧密互动的中国与宏观国际事务的未来发展不太容易做出多领域的、更具体的精确判断，也不太善于在外部世界对于中国发展的复杂反应中区分出有利于中国自身发展、也有利于世界和谐发展的因素。根据我的判断，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精英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中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认知正在逐渐发生改变，逐渐地倾向于从中国人的立场解读中国。虽然这种倾向还未必是非常稳定的趋势，但是，我们对这些积极因素的关注和发挥其效用方面做得显然还不够。
第三，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期望与中国可能承担全球事务的实际能力这两者之间有着较大的反差。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处在艰难抗争中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以及遭受重创的工业发达国家都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危机投以极大关注和期望，特别是周边国家期盼中国能够提供更多的援助机会。对于中国来说，首先要让世界了解：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就是对世界的负责和支持——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在总结了多年国际事务的经验和教训之后，也是在对于中国事务和世界态势的密切关联性有了更加深切的体验之后，中国人做出的庄严承诺。同时，这也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伸展影响的机会，将使得世界有更多机会真正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的实力和精神世界的发展，了解中国人真诚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安宁、文明、进步的愿望。在这样的背景下，既要从实际经济考量出发，不充阔、不冒险，脚踏实地地为渡过危机和长远的经济发展做出安排；同时，也需要超越单纯经济事务的观点，为构建有利于中国长远发展的国际环境、也为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和走出危机，做出中国人应有的一份贡献。因此，危机条件下，中国有必要、也有责任在两难选择中求得最佳平衡，制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战略，运用经济和外交谋略以达到共赢。
第四，“韬光养晦”与迫切需要中国国家定位的清晰化以及主导理念的明确化之间的反差。目前，外界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定位问题上存在多种观点，如，将中国视为全球性大国以及具有全球影响的区域大国等等。但这些说法尚不足以描述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国家在当代世界进程中所处的一方面影响力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内部和外部挑战的复杂局面。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前提是，不仅充分地、有选择地吸收迄今为止人类智慧的精华，包括西方学术界多年来所营建的一整套学术范畴、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西方政治思想史等相关探讨，而且也完全有必要综合并超越上述的观念，从中国古代关于“天下体系”的理念中汲取营养，丰富当代中国有关世界事务的理念构建。比如，可以考虑不仅仅以西方式的以权利划分为基础的国际理念作为逻辑起点，而且也要从主张超越这种权利界限、主张协调、融通和包容的东方式的“天下观念”中去探寻出路，以此出发，在“韬光养晦”与“有所伸展”这两个方面找到一种平衡，既不违背“韬光养晦”的原则，又有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大量在两者之间求得发展的机巧。
第五，中国未来对外部影响的伸展的趋势与这种伸展的载体与功能之间也存在反差。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体制与机制问题。由于缺乏体制和机制上的安排，中国外交事务中潜藏着的深厚能力并未充分得以发挥，有时甚至于这样的潜能变成了负面的影响。比如，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中，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大比重的民间企业拥有极大的能量和积极性，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超过国有企业在这一领域的表现。但是，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往往缺乏引导和服务，也缺乏必要的规范和培训。实际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经过努力和有效的组织工作得以改善。其次是物质性的管道问题。周边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大，而中国与各国的经济社会合作也需要一个有战略前瞻眼光的基础设施的安排；同时，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能力而言，客观上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为此，需要做出统筹安排，启动内需的巨资规划中显然应将这一点列为重要内容。最后，心理上、文化上的交往与载体功能是更深层次的因素。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西方文化霸权主导了人们的心灵世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后，东方文明传统的反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不主张全盘否定式的“叛逆”或“解构”，当今世界需要的是和谐与多样化的并存。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寻找到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来表达中国心境，与其他早发现代化国家、甚至和其他东方国家(比如印度) 相比，中国可能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有些国外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人尚不具备担当大国角色以及与外国人交往所需的心理素质。从整体情况来看，与在理论上、文化上国人还缺乏理论构建的勇气和准备相比，这样的批评可能还不算太尖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是大有必要加深对本国文化与世界事务相互关系的研究，并且寻找到表达中国独特文化的有效载体和管道；另一方面，也大有必要加强对外国文化、文明、心理，尤其是周边国家文化的研究，以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无障碍”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