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政治的新格局、新主题和新方法”内部研讨会发言摘要（第二组）
“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政治的新格局、新主题和新方法”
内部研讨会发言摘要（第一组）
2009年6月2日，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了“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的新格局、新主题和新方法”内部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各高校和研究机构近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
第一组 主持人朱威烈
夏立平：我想侧重谈金融危机对全球格局的影响。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使得过去的结构开始打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美国现在正在朝着首要大国演变，而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冷战以后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正在发生改变，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尤其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比如这次HINI的流感病毒。大国应当努力加强合作，否则无法解决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关于中欧关系，我认为中欧关系是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冲击。欧洲和美国不同，美国人很讲究实际，但是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有理想主义，他们比较坚持原则。金融危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中美之间虽然相互之间的需要很强烈，奥巴马强调改变，这对中美关系有积极的意义，不会像以前会出现中美关系的重大波折。
杨成绪：这次金融危机是20世纪末期东欧巨变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产生的意义将难以想象。我想起福山写过的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强调资本主义的胜利，到了21世纪初期，也是这位福山，认为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第二次战胜了欧洲的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亨廷顿提出了文明的冲突论，后来发生了“9·11”，小布什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说这是新的十字军东征，后来又更正了这个说法。现在美国有一个评论，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世界上有三股势力绿、黄、白。总而言之，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小布什上台以后，美国新保守势力泛起，美国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在竞选前后说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随后就是南海撞机事件，美国通过这些战略部署来控制欧亚地区。八年正好是普京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小布什的执政后期，是以金融危机作为结论，奥巴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台的。奥巴马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领导人，他访问过乌克兰，当他看到乌克兰如此的依赖俄罗斯的石油，所以对乌克兰的前景是悲观的，他要改变布什做法，他即将访问沙特、埃及，法国等国。我们可以想到美国对伊斯兰的态度，一方面他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推动巴以和谈，并对伊朗施压。但是他不是象布什那样以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近期之内，有几种看法，认为世界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20世纪美国取代了英国，21世纪，中国是不是会取代美国？就金砖四国来看，按照平价计算，美欧等发达国家占世界的51%。8+5会议中5个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各种场合有机会发表各自的看法，8国集团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力不从心了，这个方面是世界历来平衡的很大 的变化。
王海运：引进一个概念，“准多极化时代”，我的理解是从单极时代向多极时代过渡，单极世界还有没有完全结束，多极时代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个过程可能还要持续很长时间。美国从伊战开始，美国的软硬实力在走下坡路，金融危机使得他的下滑加速了，但是，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的霸权国家，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的单极世界霸权的努力还是没有变，这个欲望是非常强烈的。美国仍然能够维持其霸权。但是美国的单极霸权是不符合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美国从来没有拿到单极霸权，但是它掌握了世界主要问题上的主导权。美国的单极是没有终结的单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力量消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主要特点：1）世界格局的变动强烈，具有空前的复杂性；2）围绕经济秩序的争斗具有空前的尖锐性；3）较强的不确定性。多极时代的治理：模式1）美国主导的模式；2）中美共治。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方方面面都是无法和美国相媲美的。有人说这是美国设下的陷阱。3）以美国为核心的民主国家的合作。4）大国合作，这符合国家关系民主化和文明多样性，各力量中心共同参与。金融危机对中国带来了冲击，但是也对中国带来了机遇，中国有可能从这里率先走出。
黄仁伟：不要疏忽一个问题，金融危机后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我们考虑全球格局，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亚洲地缘政治特点：1）一部分亚洲国家在地缘经济上是依赖中国的，但是在地缘政治上是想摆脱中国的，蒙古就是一例。这个过程还要维持，直到美国在亚洲不再处于支配地位。2）一些小国开始进入中国的影响圈，尼泊尔和斯里兰卡最近的变化就是一例。3）北朝鲜和巴基斯坦两个盟友目前十分危险，处在危机中。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化和碎片化，面临东部印度压力和北部的北约的压力。4）亚洲的海权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南海，东海争夺，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岛屿之争，我们的海军力量明显上升，一直延伸到红海。5）亚洲能源地缘的变化，石油管道的控制，占有优势。西方大国在这些问题上十分角力。6）亚洲的地区合作机制，在澳大利亚看来是排斥其的中国主导的亚洲体系。我们周围的地缘政治形态在几年里发生的变化是非常深刻的，欧亚大陆的未来非常难以评估。我同意王将军关于准多极化的看法。
余建华：最近一直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冷战以后非传统安全的出现，安全的地区化态势，使得地区安全合作成为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方面。1）安全威胁的地区化；2）安全威胁内容的变化；3）安全行为的地区化。地区形成一种地区安全合作模式。上海合作组织就是安全地区化模式就是这样一种新型的地区安全治理模式。1996年以来，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整个以新安全为指导，以地区安全为先导，各地区始终保持一种地区安全合作的态势，已经显示具有综合性和开放性的区域合作态势。最后，经济和金融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上合组织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应对。在政治和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经贸合作方面还是没有大的进展，我想这是上合组织方面需要研究的重要的问题。
朱威烈；大家很关注金融危机，大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国际力量发生了变化，杨大使提出了几个不同意，不同意对金砖四国的评价过高、国际力量的转移等等，王将军提出了他的准多极时代的观点。
“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政治的新格局、新主题和新方法”
内部研讨会发言摘要（第二组）
2009年6月2日，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了“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的新格局、新主题和新方法”内部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各高校和研究机构近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
第二组 主持人：丁幸豪教授
丁幸豪：首先感谢俄罗斯中心邀请我来参加典礼，并主持第二阶段的讨论，第一组谈的是世界格局，第二组主要是围绕金融危机，第一位是复旦大学的任晓教授。
任晓：我谈的题目是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实力地位。金融危机使得我们重新看待世界政治中的变与不变，它的深度与广度。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可以和“9·11”相比拟。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的世界地位的第三次辩论。曾经发生过两次美国世界地位的辩论。越南战争时期，美国的处境十分困难，当时尼克松说世界出现了五大力量中心。第二次是1987年，保罗·肯尼迪发表大国的兴衰。现在可能进入了美国世界地位的第三次辩论。实际上，去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有几个例子，据说奥巴马在竞选前所看的唯一一本对外关系的书是Post-America World。多极世界是其最关键的思想。这样的论题的出现来的比较快，似乎在不久以前我们还在讨论美利坚帝国，这个跟布什的八年有很大的关系，用保罗的话说就是扩展过度。金融危机当然要重新估价美国的未来。美国经济GDP连续第三个季度的负增长，美国经济的复苏恐怕不会那么快，因此对美国实力地位的估价，这个讨论和辩论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将来世界是一个怎样的图景呢，过去我们的政府和官方都在表明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当美国的力量凸显出来，我们对形势的估价有不同的表述，我们会说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这是官方的表述，学术界表述为一超多强。究竟当前国际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体系，似乎没有说清楚过。实际上，冷战终结以后，既有单极的要素也有多极的特征，国际体系的特征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新兴力量的发展，美国的修复当然也是可以预料的。因此，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还要持续。在这个多极中，力量可能会接近。未来在很多世界事务中中美协调的情况会表现的更加突出。
徐小杰：国际政治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地缘政治的视角，我长期用能源经济的角度的分析方法，国际能源地缘政治问题自苏联解体以后，有一个连续的、递进的变化过程。我的研究有三段。一段，苏联解体后的一个大的变化，供应和需求由一国向区域方向发展，我发展了石油心脏地带的提法：北非——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等。另一个问题，区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超越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管是中东与美国之间的交叉投资和经贸关系在不断发展，区域能源联结更加紧密。第二阶段，资源资本直接相交，竞争的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国家石油公司的兴起。第三，是由国家以石油武器维护利益。第四，新的国际地缘能源权力中心的形成，在定价等方面都建立自己的机制。对于中国来说，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关键是中国能不能把握好，包括资本与资源相结合的密集型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于拥有资本的国家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包括拉美等国都要求我们的合作，因为我们占有很大的资本优势。另一个方面，跨地区的联结。未来的发展必须加速东西伯利亚的发展。我们和哈萨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的石油管线的建设都在加速。国际上的很多报告中都提到了国家石油公司都在发挥重要的作用，金融危机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个客观的事实，中国已经被推到了世界经济地缘的中心，我们能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确实非常重要。最近我也在提一些建议，超越双赢互利。国际上的重大冲突我们还要发挥我们的巧合作，第二就是在国际合作不仅仅要能源的合作，还要有金融的合作。
李新：金融危机对整个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重大的变化，8国集团到8+5，到20国集团，发展中国家发言权越来越大。60年代只是一句口号，现在已经提到议事日程。金砖四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我想金砖四国中，中国和俄罗斯最为典型。金融危机对发展模式的影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发挥国家的作用，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对立，不只是我们国家强调国家的作用，实际上，俄罗斯90年代自由化碰壁以后，普京执政8年来，一是向中国学习，另一个有自己的传统。回顾俄罗斯的历史，凡是国家的作用强大时候，其国家的力量的也就强大，一旦走向西方的时候就会衰落。去年，福山又写了《历史的回归》。就是说这种模式得到了认可，特别是中国模式的发展。俄罗斯的二次转型，使得俄罗斯重新走向八强之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俄罗斯的主要的是俄罗斯的金融机构。北欧的金融体系没有全面开放，中国也是，所以冲击就很有限。这次金融危机对自由经济模式造成了重大打击。这里当然不是说北京共识具有普适性，至少应当考量本国的国情，将来会不会和美国的自由模式发生碰撞，这是一个要思考问题。
王铁军：我想谈谈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全球治理的变化，层次以及权力板块。这次危机大的背景实际上是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的浪潮，危机代表了7国集团的衰落，我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劳动分工，世界范围内的需求的上涨，带动了能源资源的兴起，形成了老的发达国家，经过全球化发展，向技术，资金等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是世界工厂的兴起，西方最擅长区域经济，很难说他们衰落了，7国集团仍然主导全球治理的规则。关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一方面站在发达国家立场上，支持全球化，美国更强调用财政货币支出来刺激，和中国一样。但是中国又带有发展中国国家的特征，提出超主权货币。对于欧洲，强调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有人说美国是国际凯恩斯，国内亚当斯密。欧洲则是内外都是凯恩斯。这次金融危机主要是金融创新过度造成的，以前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热钱短期投机，这次的危机在管理层面从技术上更难加以监管，可能要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所以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了。贸易自由化还是取得了其成就的。应当客观的加以考量。
余南平：目前金融危机，我认为不应当把美国的标准世界化，我们看到3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20%，但是美国没有发生的大的问题。美国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有自我修复能力，我们不用去操心。我们对未来的增长还是靠人口红利来，美国是最具有创新能力国家。发展中国家是美国人才的输送基地，美国的市场制度只是对美国合适的。1905年前后，美国的GDP早已超出了英国，但是美国一直没有走出美洲。中国的GDP只有30万亿人民币，中国和美国差四倍。假定奥巴马阻止了经济的下滑。中国何时能培养自己的消费。帝国，制定游戏规则，军事实力，软实力。最重要的是拥有世界货币。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是金融产品过剩的危机，过去只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美国在下一轮还是用美元来主宰这个世界，一个帝国一定是个负债国，看看当年荷兰。拿钱出去的是附庸国。真正有钱的是向别人借钱，美国是不是可以在未来的舞台上扮演霸权的角色，看今年年底哥本哈根是否会推动减排。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只要美国提出这个，欧盟一定会附和。美国依然是站在全球标准的制高点。美国有能力通过技术进步来控制未来的油价。奥巴马的第一任主要是收拾小布什的遗产，第二任就要加速技术的进步。推动一次剧烈的产业革命。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全球会围绕这个主线走下去。中国不买他的国债，美国也不会有问题，如果中国不买，美国可以自己印钱。原因很简单，只有美国的货币是合法的。
杨成：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研究出现了新的问题转向。这些问题此前并非未被提及或讨论，但金融海啸使得以下问题成为当前国际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重点问题。第一大类问题涉及到国际体系转型问题，主要是多极还是单极的争论，一直没有看到成型的观点。但令人玩味的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首次提出2025年将是多极世界。第二类问题与第一类相伴相成，即权力转移问题，其核心问题又是中国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第三类是发展模式多样化问题。无论是对“华盛顿共识”的质疑，以及对是否存在北京共识争论，世界是不是波浪式的发展？第四，对转型问题的再解释和反思。金融危机给西方的转型理论带来了新的复杂因素，转型理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正在出现“重新书写”。第五，地缘政治，特别是欧亚地区和资源相关的地缘能源政治经济的变化。金砖四国以及发展国家区群体性崛起所引起的地缘政治的变化。另一方面，我认为美国的权力和优势短期内是难以改变和难以取代的，制度和人才优势将使其能以较快的速度复苏，甚至可以催生出新的引领世界的增长点。Post-America World有可能发生，但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世界仍不得不接受后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全球角色的事实。
包承柯：谈两点：一个是关于G2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对国际政治体系我们应该积极的参与，我们对国际政治的体制应当积极的贡献，我们在经贸体系当中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不保护自己的利益，别人就会侵害自己的利益。第二个问题，美国的制度调节的能力，我在美国生活8年，经历了布什总统上台的过程，我觉得美国的体系的健全性还是存在的，不是说金融危机对美国的体系重创了。实体经济方面没有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美国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
张耀：我个人对美国不够乐观。传统的极的因素可能会弱化。一是可以称之为极的国家力量的变化在缩小。冷战之后美国发展天然的道义性不是被人一致接受。第二，传统的极的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在缩小。国际组织都可能成为极的一方。在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一场战争。几个大国力量之间的相对优势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倪世雄：年初，我去了美国。比较突出的是气候的变化，和节能减排的问题，也就是cc+ee的问题。请教一下余南平教授关于低碳社会和经济的问题。另一个是苏联解体以后，地缘政治已经扩展到地缘经济，徐小杰教授提到“巧合作”能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余南平：美国经济增长的方式，96年互联网的发展，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2000年后，美国住房价格的膨胀，以及后来泡沫的破灭，需要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的引擎。小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中国的排放量实际上超过了美国。这个已经成为美国政要的话题，比如希拉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的立党之本是民生和高科技。今年年底哥本哈根的减排会议。美国依然掌握着这个主动权。
徐小杰：我曾经翻译过一本书，叫《20世纪地缘政治思想》，翻译 了5年，我翻译了三章，后来逐渐把能源的因素放进来，形成地缘经济。我认为地缘政治的研究更多的是强调方法，法国、德国自成体系。强调从空间角度去分析，有自己的特别的概念，能源问题既要研究经济问题，更要研究权力，更多还是要侧重地缘政治的问题，很多人劝告我，现在是不是走向地缘经济，我还是感到地缘政治还是能够解释很多问题。地缘政治延伸到了经济，文化，甚至是环境问题，现在已经衍生到了能源问题。有很多好的方面需要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