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国际关系

危机与国际关系
 
 
 
李兴
 
 

 
      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然而，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好说，共担全球化的风险不易。金融—经济危机的席卷和打击，使各国经济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泛起，一些国家“购买国货条款”纷纷出台，国际合作与各国自保并存。经济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国际政治经济化，国际经济政治化。经济外交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

      在金融—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大国关系进行了调整。美俄关系进行调整，一味强硬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美国从单边主义回到多边主义，从张扬“硬实力”到提倡“巧实力”，尽管有时也有反复。金融—经济危机使华盛顿共识吸引力下降，中国模式影响力上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国际经济地区化、集团化有所加强。尽管欧盟内部大国之间、新老欧洲成员国之间有矛盾，但美欧日发达经济体之间还是加强了经济联盟。美国国债、股市行情的变化仍然令人关注。而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金砖四国”基于共同利益，形成了没有组织形式的国际组织。“金砖四国”首脑峰会已顺利召开，对掌控当今国际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主导地位的西方构成了真正现实的压力。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区也获得了重要进展。中国与多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多次赴海外大规模采购以扩大外需。

      在金融—经济危机下，各国政治家动辄给人表里不一、言而无信的印象。具体表现是，会议上的国际主义高调，旗帜上的理想主义，实际上的民族主义，行为上的现实主义。国际利益易达成共识，国家利益却各行其是。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的“度”、“分寸”、“火候”，不仅考验着各国政治家的智慧和胆识，一定程度上决定其仕途，而且也取决于各国民众的胸怀和成熟。在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实用主义比较盛行的情景下，中国提倡“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不仅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崭新现象，而且是对国际政治文明的重大创新和贡献。

      金融—经济危机使国际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发展慢，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型经济体发展快，使全球化的火车头——发达方带头搞经济民族主义，从而使全球化进程受到严重挫折。发达方、新型经济体、发展方争夺国际金融—经济体系中的发言权、决策权的斗争加剧。危机不仅表现在金融—经济层面，也表现在政治层面，不仅影响到外交方向，也影响到了内政的调整。旧的国际关系秩序没有彻底改变，新的国际关系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由于金融—经济危机，这种过渡和转型的特点非常突出，使国际关系显得更加复杂、微妙、扑朔迷离。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血液。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金融—经济危机使石油价格大涨大跌，有时竟类似股票。能源价格与能源消费国及生产国利益相关。围绕能源价格、能源管道的博弈更加突出。能源外交、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开发新能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内容。

      金融—经济危机在联盟政治中未必是一个积极因素。在大国与中小国的关系中，中小国家不再是被动的、无足轻重的国际行为体。由于利益的复杂性和实用主义，小国和中等国家国际博弈的空间得到一定的拓展。大国可以制裁小国和中等国家，但大国很难决定小国和中等国家的命运。中小国家可以影响大国，以改善自身的国际处境，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

      金融—经济危机给国际关系带来的教训是：国际合作与调整是国际关系的明智选择，尤其是在危难之秋。不负责任的民族利己主义不可取。落井下石、以邻为壑的政策损人害己，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财经报 2009-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