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莫斯科的坚持与无奈
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莫斯科的坚持与无奈
5月9日是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莫斯科筹备了各种大型庆典活动。其中，装饰设计中醒目的斯大林肖像在俄罗斯引发了很大争论，莫斯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真实情况进一步引发世人关注。
近日，莫斯科市市长尤·卢日科夫接受了俄罗斯《消息报》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回答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
●不要“篡改、涂抹、剔除历史”
记者：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有人建议用绘有斯大林肖像的海报装饰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历史事实和对斯大林时期成千上万蒙难者的记忆，理应能使这样的建议只停留在讨论的层面。但是，看来它还是将被实施。请问这是为什么？
尤·卢日科夫（以下简称“卢”）：客观地阐述历史，这是一条原则。违背这一原则，会导致充满矛盾冲突的结果。回顾过去可以看到，统治者们都试图抹掉前人的印迹。罗曼诺夫登上宝座后就设法摆脱留里克王朝的历史。三百年后，列宁和斯大林则教育人民仇视与沙皇有关的一切。此后，赫鲁晓夫从历史里剔除了斯大林。接下来是勃列日涅夫剔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剔除勃列日涅夫，叶利钦剔除戈尔巴乔夫。
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的历史中也有一些难以令人赞叹的篇章。但是他们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些历史，力求客观地评价它们。我们也应该学习这样做。我尊重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立场：刚过去不久的叶利钦时代没有被抹煞，尽管社会上对叶利钦的各种评价大相径庭。至于说到我个人，我并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斯大林去世的时候，我16岁。对那个时代，我有切身的体会。战后，父亲因曾被俘虏而遭解雇。我的叔叔进过集中营。我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没有任何好感。
但同时不应该忘记，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是国家的领导人。如果在雅尔塔会议的照片上，把和罗斯福、丘吉尔在一起的斯大林去掉，那会怎么样？是谁在二次大战中取得了胜利？把斯大林从历史中抹去，在某种程度上与拆除塔林苏军烈士纪念碑的做法是相似的。爱沙尼亚当局想从民众的记忆里剔除这样一个史实：是苏联红军把该国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在我们这里，有人想让历史摆脱一个重要的名字，但我们国家生活中最惊心动魄的阶段是与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这些现象的实质是同样的：篡改、涂抹、剔除历史。我反对这样做。
说莫斯科市市长想用斯大林的肖像装点全城，这不是事实。电视台报道说，大剧院正面的墙上将出现斯大林的巨幅肖像，更是无稽之谈。实际上，在莫斯科城两千多种节日装饰设计中，只有十种绘有斯大林与其他元帅在一起的画像。两千与十，事实就将是如此。
还有一个或许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举办纪念活动是为了谁？首先，是为了老战士们。其次，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将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的记忆铭刻在他们的心灵和脑海中。斯大林有一席之地，对老战士们来说是重要的。而年轻人需要拥有客观的历史知识，至少要知道那场战争中大元帅的名字。
●自由集会、经济改革与官员腐败
记者：一些激进的“反对者”已经多次试图在凯旋广场举行集会。他们坚持要在那里集会，拒绝市政府建议的其他地方。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从凯旋广场这一自改革时代开始就被认为是集会地的广场上被驱赶出来。请问这是为什么？
卢：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自由不应该受到限制，如果它不侵犯别人正常生活的权利和自由的话。当几千人要求在不大的凯旋广场集会的时候，会严重影响道路交通。此其一。其二，集会者自身安全的保证也会成为一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人在游行集会中受伤或死亡，但在莫斯科的历史上是有伤亡先例的。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我们希望那些表达诉求的人在集会游行后还能安然无恙。
记者：“反对者”最终能在凯旋广场集会吗？
卢：如果集会因人数过多会带来危险，影响公众的健康和生命，那对这样的集会，我们不是禁止，而是将其转移到其他地方，例如转移到沼泽广场。这个广场比凯旋广场或者普希金广场更大，能使人感到更舒服、更安全。
为什么“反对者”坚持选择凯旋广场呢？目的就是要使与市政府的争论演变为冲突：“看，我们是如何受打压的”。他们希望看到的不是集会被允许，而是集会被禁止。但是他们的自由不应该影响其他人平安生活的自由，影响交通运转。
记者：伊·盖达尔去世不久，您就和加夫里尔·波波夫合写了一篇文章，批评90年代初的改革政策。而您对自己当时曾是积极改革者却闭口不谈。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评论认为它失之偏颇。是什么促使您写这篇文章的？意义何在？
卢：如果有人对那个时期我国经济崩溃感到高兴，认为我国向市场转轨是成功的，那这样的人肯定是少数。大多数人认为，90年代初的改革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国家倒退了几十年，经济潜力下降了四倍。而在伊·盖达尔这位当年的改革思想家去世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文章，作者们都肯定地说，90年代的改革确保了国家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结果。这些完全违背事实的文章，其目的并不在于给盖达尔以应有的评价，而是为一批参与掠夺国家财富的人辩护。见到加·波波夫时，我对他说，我对歪曲历史的做法怒不可遏，这将误导对事实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我俩决定写一篇文章，各写各的，然后组合起来。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记者：关于莫斯科市官员腐败的议论很多。中小官员们在城郊最好的地段所盖的豪宅已令人见多不怪。很难相信，莫斯科市的主要领导会看不见正在发生的一切。
卢：您所说的对我而言不是新闻。莫斯科市的官员不都是清正廉洁的。但是，莫斯科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如果贪污腐败这个问题在整个俄罗斯都存在，那它也一定会涉及首都。您有什么依据认为莫斯科的腐败特别严重呢？
记者：社会舆论是这样认为的。例如，取得建设许可证的时间，在其他地区不会超过一年，但在莫斯科可能会是三年。
卢：办证时间不是取决于官员处理文件的态度，而是取决于程序的数量。最近15年，我们这儿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新机构和新规定，使各种证件的办理时间延长了四倍，城市的发展速度也因此受到影响。在办证过程中当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玩忽职守、因循拖延、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但也有一些其他事。几个月前，莫斯科市财产委员会副主任曾被拘留，后来虽不得不将他释放，但并因非法拘留而当众向他道歉；有人起诉金融委员会主任，但又因为缺乏举证而作罢；广告管理委员会主任的案子还没了结，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案子；日前又有人举报市监督委员会主任，这件事也没过三天就水落石出了。
我自己也经常签署文件，请求检查部门以事实为依据对首都某些官员展开调查或者进行起诉。莫斯科市政府已经形成这样一种风气：所有的副市长、市府官员都知道，如果他们触犯法律，没有人会保护他们，等待他们的将是调查和法律的制裁。
●莫斯科的房价、交通与城市建设
记者：莫斯科的房价能够进吉尼斯纪录了。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无力购买住房，只得终身住在逼仄的房间里。
卢：在最近不到20年的时间里，莫斯科的新建房屋数超过其850年历史中所建房屋的总和。这些新建房屋总不是归一人所有吧？是莫斯科人得到了这些房屋，而且许多人是免费或以优惠条件得到的。
莫斯科有最有效的抵押贷款制度，贷款额等于俄罗斯其他地区贷款额的总和。莫斯科抵押贷款的利率是最低的，这在房价上有所体现。分期付款期限有20年和30年。有人在排队等房，而排队的家庭，根据时间长短，能够得到新房购买补贴。当然，莫斯科的许多房屋是被外省市的人买去的，富人们将自己的多余资金投资不动产。虽然我们生活在莫斯科，但户口制取消了。每个俄国人都能在莫斯科买房，搬到莫斯科来住，变成莫斯科人。我们曾经表达过一定的自私性，认为莫斯科人应该有一些特权。但国家杜马通过了一个非常民主的决定：每个俄国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居住地。
莫斯科是全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因而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也影响到了房价，它取决于市场。市场原则导致莫斯科的房价高于其他地区。建筑公司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他们建造昂贵、舒适的房屋，因为有人愿意为这样的房屋出高价。而与此同时，莫斯科每年也建造大量的“市政房”，或免费、或按成本价、或以抵押贷款方式提供给急需住房的莫斯科人和年轻家庭。
记者：莫斯科为交通堵塞所累。您有什么妙招吗？
卢：交通堵塞的首要原因是道路落后，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大规模建设高架、地道。国家对首都道路建设的拨款逐年减少。莫斯科得不到建设地铁的资金，而修地铁也属于道路建设。如果市民能轻松地乘地铁上班，他就会把汽车停在车库里，这就能缓解交通，但我们在道路和地铁建设方面都得不到资金。所以这个问题应请教财政部长亚·库德林。以前，道路和地铁建设总是由国家投资的。
记者：多年来，您一直在建设新的莫斯科，修环线、拆旧房、造小区。这都是您自己的想法，还是有借鉴的榜样？
卢：我喜欢很多欧洲城市：维也纳、伦敦、巴黎。不大喜欢柏林，它很笨重。完全不喜欢纽约。
作者:[俄]《消息报》/文 贝文力/编译，社会科学报 2010年5月 第4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