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抉择:多重因素影响下的俄罗斯国家认同

“难以抉择:多重因素影响下的俄罗斯国家认同”，冯绍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 月24日。

        与其他大国相比，俄罗斯国家认同问题更为复杂。按照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美国最受尊敬的俄国文化史专家比林顿的说法，从历史形成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至少受到地理条件、宗教以及俄国与西方关系三个基本要素的影响。比林顿的这一说法是观察俄罗斯认同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从地理上说，俄罗斯雄踞于欧亚大陆，辽阔的地域给民族与国家发展提供了宽广空间，同时，大自然又以异常丰富的资源作为严酷气候条件的补偿，使得这个优秀民族得以在此建国立业。从经济上看，不光是地理资源成为财富，甚至运送资源的管道也有赖于俄国宽广空间才得以左右纵横。从战略上看，俄国独具广阔的战略纵深，尤其是自西向东的“倒喇叭口”式吸纳型的地理特点，使得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在大幅度深入俄国国土之后，都又不得不败退而走。而且，俄国拥有漫长边境线，在漫长边境地带面临各不相同的大小国家和外部战略环境，使其可以在不同方向上采取全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她可以在一个方向上取得突破，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对其所付出的代价取得补偿。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享受如此的厚遇。无论是基辅罗斯立国、18 世纪以后沙俄帝国的扩张，还是苏联时期成长为世界大国，都得力于其独一无二的地理条件。苏联解体之后的当今俄罗斯，也依然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希望同时向西方和东方拓展。在这样背景之下，俄罗斯国家认同不太可能如同小国，仅安心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非常可能直接与“帝国认同”、“大国认同”等范畴相联系。地理对于认同的影响是多面的。严酷的北方内陆型地理条件，作为因素之一，使得俄罗斯人天生更多地依傍集体的力量，乃至于曾经委身于威权或专制体制。长年以来，东西两边辽阔原野上缺乏地理屏障的自然条件利于其伸展，但也成为了恐惧的源泉。原先没有出海口的国土特征使其海外贸易无法得到发展，从而成为其市场体制历史地难以成熟的掣肘。这样的一种历史状态又使得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西方的国家认同。

      再来看宗教。公元988 年，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成为千年俄罗斯的历史起点。从历史过程来看，拜占庭千年帝国的辉煌历史成为崛起中俄国的学习楷模，而拜占庭的殒落正好与莫斯科公国从蒙古鞑靼的占领下获得独立的历史时刻不期而遇。于是，“第三罗马”式的救世情怀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此后长时期中的俄国国家理念，引导俄国走上了强国主义道路。而从宗教意义上说，俄国和美国的“弥赛亚主义”具有相似的功能，在抚慰弱者的同时，也成了鼓动帝国扩张与延展革命的精神动力。直至今天全球化时期，俄罗斯人虽然命运不济，但弥赛亚主义却依然是其满怀有拯济苍生的宏愿的重要精神支柱。这从宗教文化角度，提供了理解何以俄罗斯不可能滞留于一般“民族国家”认同，而必然超越这一范畴，趋于“大国认同”的一个重要背景。另一面，俄罗斯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有很大差异。按照俄罗斯宗教史学家雷巴高夫的论证，东正教是在东欧斯拉夫地区原始多神教高度发达背景之下接受的基督教，因此，俄国东正教所带有的多神教特点，长期以来深刻地影响着俄国政治发展。

      直到今天，俄罗斯与西方的政治关系仍是深刻影响其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光是由于基督教的文化渊源使其貌合神离地与西方同处于相似的背景之下，也不光是近四百年来向西方的潜心学习使得俄罗斯典章体制总的来说是接近于西方，更为重要的是，20 世纪以来，无论是俄国国内的现代化实践；还是其外交进程，其真正的关注、比照、竞争、合作的重点还是在西方。

      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独立以来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发展逻辑值得注意，亦即几乎每一任政治领导人在其执政开始阶段总是以倾向于西方的政治选择作为开端，但是，在其执政之末，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与西方关系的离异。与此逻辑相伴始终的是，几乎每一任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在执政之初，都是以相对宽松的施政风格登上政治舞台，而到其末了，总是多多少少地走向权力的相对集中。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无不如此。梅德韦杰夫就任以后，大体上也没有太多背离这样的惯性。

      这样的一种为历任俄罗斯领导人就任前期所认可的从“开放式”、“民主化”、“面向西方的”的施政选择，转向历任领导后期的权力相对集中同时也饱受西方批评的体制转变，实际上是其关于国家认同的理念在起作用。这一治国理念，不单是为领导精英所持有，而且大体上也为相当多的民众接受。从每一任领导所获得的民调支持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点。

      实际上，在每一任领导人周期性变化的背后，政治精英和民众所持有的不同“国家认同”在起作用。这一变化非常直接地又反作用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由此而形成为一个相息相生、反复循环的过程。这种从“开放式”的国家认同，向“相对集权式”的国家认同的转换之迅速和更替之频繁，为大国的政治历史上所少见。

      问题非常可能并不在于俄罗斯领导人是否愿意采取“开放”或“集权”的模式，而是在于在一个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辽阔地缘空间背景和以东正教文化为核心的历史文明传承之下，关于“面向东方”还是“面向西方”、“趋于开放”还是“趋于集权”，长期以来，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从来就是一个身不由己而难以选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