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产和制度惯性可能影响市场经济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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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春生：历史遗产和制度惯性可能影响市场经济架构
　　　　　　　　　　　　

　　　　　　　　　　　　　 2011年03月31日16:17  财新网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我想谈谈关于苏联社会剧变的经济原因以及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

　　一、经济体制的动力和功能丧失殆尽。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强制增长”的能力逐年下降。苏联时期，经济增长没有出现负增长，所以不算经济崩溃。苏联的计划经济不是自行崩溃的，是由叶利钦从政治上解除的。苏联解体后出现经济崩溃。从统计数据看，苏联从1990年开始出现经济增长数值的绝对下降。苏联的经济体制从有效运转到停滞不前，其中既有计划经济本身的诸多弊端，也与苏联僵化的政治制度、“斯大林模式”的遗产、长期形成的官僚政权体制、集权统治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思想等的禁锢不无关系。

　　二、经济社会改革始终没有扭转体制弊病。在经济改革方面，苏联时期自上世纪60年代柯西金改革到80年代各种经济改革措施一直没有取得效果；在政治改革领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和“新思维”也没有能够推动苏联改革，反而导致社会思想的混乱和成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和旧体制不被逆转的政治考虑”，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

　　三、经济衰退和体制失灵是苏联社会剧变的重要内因，但它不是导致苏联必然解体和社会剧变。苏联解体和社会剧变本身，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国家的社会剧变和变革，都不可能仅仅用单一经济原因能够解释。而对于苏联解体和国家剧变的一个难以回避的原因就是，共产党作为苏联当时的执政党的瞬间瓦解，使国家和社会丧失控制力。

　　四、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因素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因素。“斯大林模式”能够使苏联实现工业化，能够使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能够使苏联在二战后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发展。然而，在全球格局和时代特征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以“集权”作为国家治理手段的“斯大林模式”逐渐运转失灵。由于这一模式难以适应全球格局的变化，“集权”和“僵化”的模式为以后苏联剧变和解体埋下了伏笔。

　　近20多年来，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国家的转型的经验教训很多，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

　　一、转型国家实现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不是可以被认定为已经完成制度“转型”？

　　曾任波兰第一副总理和财政部长、世界银行高级访问学者的科勒德克(Grzegorz W.Kołodko)以及曾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匈牙利籍著名学者科尔奈等人，在对比了东欧、前苏联国家与中国、越南的经济发展状况后，一方面肯定中国、越南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但同时认为，这些国家的改革只是一种“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没有“全方位地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些国家可以比其他转轨国家，如俄罗斯等国获得更高的持续增长，但是改革转型所带来的力度不大，GDP的增长率并不能说明转型后的“长期趋势”问题。他们隐含的观点是，只有实现诸如俄罗斯中东欧那种转型的市场经济，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还应该包括民主改革。本世纪以来，俄罗斯已经实现经济增长，成为“金砖国家”的成员。因此，从长远来看，其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是既定的。中国在经济增长大趋势上与俄罗斯相同，那么中国完成社会经济的 “转型”了吗？

　　在我看来，作为整体性、历史性、变革性的人类社会的大规模的制度性转型已经基本结束，这是对于“转型是否终结”的基本的判断。其标志是：首先，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性大变迁、大动荡已经过去，市场经济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框架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建立，各国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下运行。其次，各国已经走出“转型衰退”的阶段，进入市场经济框架下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市场的主体与运行、资源的配置与方式，市场制度的法律、规则，都在完善的过程。再有，多数转型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与国际经济规则接轨(尽管出现很多问题)，例如WTO；中国俄罗斯等国对于国际性经济事务的参与、主导和话语权的不断增强，例如20国集团等。最后，在西方理论界看来，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已经结束，其重要标志就是这些国家大多数已经“加入欧盟”。

　　二、转型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结合导致和产生的腐败，是不是转型国家特有的现象？

　　俄罗斯的经验表明，政治权力一旦与经济利益勾结，“政治内部人”首先成为改革转型的“攫财大亨”。也许，这就是经济社会转型的“遗产”？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从国家制度的设置看，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很难勾结在一起。在俄罗斯，叶利钦以及以当时的“青年改革派”为首的一批新贵，以“防止俄罗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目的”作为转型之初的首要目标，使俄罗斯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勾结，不仅导致转轨过程中的经济腐败，而且俄罗斯的新贵们实际上就是转轨进程中所特有的一种“政治内部人”。

　　过去，我们更多地关注“经济内部人”而忽略关于转型中“政治内部人”的权力制约问题。如何解决转型过程中的“权钱结合”以及“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尚需深入研究。

　　三、“由国家力量主导的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以及“主权财富基金”，是不是转型国家的一种经济趋势？

　　近年来，俄罗斯逐渐显现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与形态，即国家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结合。自本世纪之初普京执政起，俄罗斯通过整治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寡头集团、委派政府官员在垄断性企业任职、组建国家控股的大型旗舰企业等方式，实现了国家资本向命脉企业的扩张与垄断。普京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强调俄罗斯国家职能的重要性，其意图是通过政府强权治理，扭转叶利钦时期政府失控与国家混乱的局面，即采取一种国家强权的治理方式使俄罗斯走出转型衰退的困境，实现国家崛起。

　　现在看来，在普京倡导的“俄罗斯思想”中，实际蕴涵有“国家”“集权”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内涵，同时也体现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念。俄罗斯以“重新国有化”的方式收回在激进改革时期被寡头集团所瓜分的部分重要的国有资产，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并以此达到了政府控制重要国家资产的目的。

　　四、历史的路径依赖对转型有何影响？

　　俄罗斯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转型初期，以彻底否定原有制度的遗产、建立与原有制度和历史惯性截然不同的制度模式为出发点。作为市场经济正式制度的国家法律在俄罗斯已经产生，从正式制度的角度上说，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制度架构业已形成。问题在于，在俄罗斯，非正式制度包括人们的理念、传统、文化、习俗、道德等等，则难以在短期内被移植，这使俄罗斯原有的历史遗产和制度惯性会继续发挥影响，而在较短时期内难以发生变化。那么，中国的转型和社会发展是否同样会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

田春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