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往事成追忆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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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民英语”时代，还有多少人会忆起，我们这个国度曾经掀起过一阵“俄语狂潮”？

　　5月11日至14日，第十二届世界俄语大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作为承办方，上外在此前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曾透露一则信息：此次与会的俄语专家和学者共计1000多名，来自世界48个国家和地区，平均年龄超过60岁。

　　在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外学者里，今年48岁的贝文力，显得年轻而神采奕奕。屈指一算，这位学者和俄语打交道已近40年了。

　　贝文力，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能够在自己的家乡上海参加世界俄语界规格最高的学术会议———世界俄语大会，他感慨万千。“有多少年，俄语界都没有这么热闹了。”

　　同样是学外语，如今的学生对于英语、德语、法语、日语、西班牙语等语种的学习热情要远远高过俄语。沪上高校里，复旦、上外和华师大是仅有的三所开设俄语系的大学。这些年，三家各自的招生规模每年维持在二三十人左右，但迎来的大多是被调剂的考生，专门冲着俄语来的第一志愿考生，凤毛麟角。

　　我国的俄语教育什么时候才能迎来一个新的春天？此次世界俄语大会上，很多中方俄语专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他们的一则忧虑：俄罗斯是我国最大的邻邦国家，可与这位“邻居”打交道，我国各行业的高端俄语人才已经奇缺。

　　俄语人生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中苏关系一直未解冻。1981年进入华师大俄语系学习的贝文力记得，当时俄语系堪称凋敝，整个班级只招了6名学生。

　　华东师范大学，贝文力给俄语系的大一新生安排的专业启蒙课，名为“俄罗斯文化与艺术”。俄罗斯最上层的音乐、绘画、芭蕾以及雕塑作品，都会在这门课上一一展现。

　　这节看似与专业无关的课程，却让贝文力花了很多心思。他要优中选优，在课上呈现出那些最有可能吸引学生眼球和兴趣的俄罗斯艺术和文化作品———以文化为诱饵，激起学生们对于俄语的热情。

　　在大学任教20多年，贝文力很清楚学生的心思：同样是学外语的，俄语系学生从来没有英语系学生或法语系学生那种从内心发散出来的优越感。

　　相比于其他语种，从就业的角度看，找一份与俄语对口的工作难度不小。由于中俄合资的企业在数量上远远不及中美、中法、中德、中日等合资企业，这直接决定了很多俄语系学生为了求职，不得不与俄语分道扬镳；大学外语学院的俄语专业，也被归为热门学院的少数冷门专业。

　　让贝文力很得意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位化学系学生，因为听了他的课迷上了俄罗斯文化，最后决定转系，潜心攻读俄语。

　　“我有点担心自己会害了他，毕竟，化学系毕业找工作是不愁的。”但这个转系学生，也一下子让贝文力想到了40年前的自己。

　　贝文力是个60后，在卢湾区马当路第二小学读书时就开始接触俄语。

　　“那时候，很多上海的学校都已经开始学英语了，我们是少数几所学俄语的学校。当时主要考虑到‘两条腿走路’，既要学英语，俄语也不能放。”升入中学后，贝文力的班上只有6个学生和他一样，学的是俄语，其余同学学的都是英语了。为了照顾这少部分同学，年级当时专门设立了一个俄语班，抽调了一位从上外俄语系毕业的老师前来执教。

　　良师引路在前，一些原汁原味的俄国文学作品，开始成为贝文力的精神食量。他记忆犹新的是：1980年，还是中学生的他从邮局买到《苏联文学》杂志的创刊号，刊名是茅盾题写的，第一期上就刊登了由作家巴金翻译的赫尔岑的作品。

　　1981年，痴迷苏联文学的贝文力，如愿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如今仍嫌俄语冷僻的学生恐难设想，当时贝文力这一辈人读大学俄语系的孤独：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中苏关系一直未解冻。也正因此，上世纪8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学俄语系也由于这个语种和政治局势的密切关联,一直显得凋敝。贝文力所在的俄语系，当时一共只有6名学生；而同一时期的英语系，一个班二三十人，还一连开了好几个班。

　　和俄语一起走过最“冷”的时光，但贝文力从来不曾厌弃过这门语言。“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可以与俄国相提并论呢？”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柴科夫斯基……这一连串的名字，不仅代表着俄罗斯的诗歌、文学和音乐在中国土壤上扎下的深深根系，其背后也铭刻了一代人的记忆：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父辈，正是听俄国歌曲、看俄国电影、读俄国小说的一代人。

　　跌宕岁月

　　上世纪50年代，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俄语，在中国是一门有特殊地位的语言，从而出现了一个“全国上下说俄语”的时期。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1949至1956年间，俄语教育在中国飞速发展，出现了全国上下说俄语的壮观景象。此次世界俄语大学上，这一“全民俄语”时代还被不少中方俄语专家和国外同行学者频频提及。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在受邀出席此次大会时做了专题报告，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俄语教育历程。这位能够说着一口流利俄语的教育部官员，曾留学苏联，获普希金俄语学院语言学博士学位。他对国内俄语教育历程的官方解读，牵出了散落在那一代人心中的回忆。

　　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这“一北一南”两所培养外语高级人才的摇篮，是很多学子的求学圣地。不过，如今的青年学子若非温习校史，恐少有人知道，她们的前身竟都是俄语学校。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向苏联学习的号召，党中央决定成立一所专门的俄语人才培训学校，以适应国家建设对俄语人才的迫切需要。同年10月，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成立，归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她于1955年更名为北京俄语学院，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1949年12月，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成立，这就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

　　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处于黄金时期，俄语因此成为有特殊地位的语言。

　　1952年起，全国已先后设立了包括北京俄专、上海俄专、哈尔滨外专等7所俄文专科学校，综合性大学普设俄文系，公共外语大多是俄文，全国初高级中学也多开设了俄语课程。为满足更多群众学习俄语的需求，俄语翻译培训班、俄语速成班和俄文夜校顿时遍地开花，各地的广播电台开始推出俄语教学节目……至1956年底，高校专业俄语教师已达近2000人，1953至1956年间，全国俄文专科学校及综合性大学俄文系共招生12000人。

　　这正是轰轰烈烈的“全民俄语”时代留下的一些数据。

　　但紧随其后的1956-1959年，俄语就开始进入了“调控期”。刘利民解释说，由于当时全国普施俄语教育，对其他外语人才需求缺乏应有的估计，取消了一些外语科目，其负面影响在5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显现。为加强其他外语语种的教学,一些高校的英语、德语、法语等语种相继恢复或开设。

　　5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走低,全国俄语教育规模开始收缩。1957年在校俄语专业的学生开始被动员改学其他语种,原本三年制的应届毕业生被要求继续学习一年,而俄语专业学制也一律改为四年,同时规定俄语专业暂停招生一年。在职的一些俄语人员，则被动员再学习一门专业知识,由单纯的俄语翻译人员变为懂俄语的工业专业干部或科技人员；部分过剩的俄语教员开始转到中学任教……到1959年,经过类似的转、并、停以后,初期成立的俄文专科学校都改为外国语学院,开始招收其他语种的学生,俄语专业学生人数逐渐减少。

　　至60年代，中学设置的外语课一般为英语或俄语，但1964年后，英语被确定为学校教育的第一外语。

　　“文革”十年，整个外语教育都遭到灾难性破坏，俄语教育也陷入沉寂的10年。改革开放后，经历过曲折起伏的俄语教育，才进入一个理性恢复期和发展期。

　　教育部的统计表明，目前全国有100多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各类高等俄语教育在校学生数超过2万人。近年来，除了每年有数百名国家公派人员赴俄留学外，自费留俄的人数也超过1万人。

　　奋力突围

　　进入新时期，高校俄语系纷纷走上“复合型人才”培养之路。但双语教学也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俄语教育在国内的尴尬：光读一门俄语，似乎还是不行。

　　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曾把俄语称为“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最鼎盛的时期，全球使用俄语的人数超过3.5亿。至今，她仍然是联合国六大官方语言之一，在中亚、东欧等独联体国家作为重要的族际沟通语言而广泛使用。

　　但对中国人来说，俄语也被公认为学习难度最大的语种之一。

　　同样学一门新的语种，大学里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学德语、法语甚至西班牙语的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后就可以开口说话、交流了，但学俄语的学生还在听讲阶段，根本开不了口。

　　一则在网络上流传的热帖《学俄语的伤不起》，形象地道出了俄语学习的超难度。“所有名词都分阳性阴性中性和复数，分完四种性也就算了还要变格，六格啊加起来二十四种变化。变格也就算了，有的词还不变，有的词还特殊变化。说好元音结尾是阴性，但是生活中是‘男人’，结果就是名词阴性变格，形容词阳性变格，爸爸、叔叔之类就是这样……”

　　已被归属为“冷门”，学习难度又极大，为了摆脱学科生存危机，国内大学的俄语教学不得不寻求突围之路———“复合型”，成为很多名校的选择。

　　俄罗斯语言文学学科，曾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骄傲：1984年成为全国第一个俄语博士点，后来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和上海市重点学科。上外俄语系主任章自力介绍说，近年来，俄语系对考生来说已经成为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原因很简单：俄语不是小语种，但仍因曾经的政治色彩，录取分数在该校只能算中游；但另一方面，该校俄语系的就业率高达95%，一点不逊色于其他学科专业，不少学生毕业后去了大型跨国公司。

　　“根据要求，俄语系学生必须学二外，多数学生本科毕业时不仅掌握了熟练的俄语，还拿到大学英语六级证书，有的还辅修了经济、新闻等第二专业。”章自力认为，正是这种“双语+双专业”的培养模式，让俄语系学生一个个在求职市场上成了香饽饽。相当部分学生甚至抢了英语系学生的饭碗。

　　局外人好奇，为啥读俄语的学生会受到一些美资跨国公司的青睐？章自力了解的情况是，很多美资公司不仅与中方有经济合作，与俄罗斯也有业务往来，需要懂中、英、俄三种语言的人才。

　　但此次的世界俄语大会上，就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此的“复合型”培养，正是国内俄语教育的最大尴尬。“为啥要学生同时学英、俄两门外语，不就是说明光懂一门俄语不行、没出路吗？”

　　但专家们同时有一种警醒：经过多年的调控和缩减后，国内高端俄语人才已经呈现很大的缺口，属于“不补不行了”。

　　对此，贝文力也深有感触。身为大学老师的他时常被“拉壮丁”，受相关部门和单位邀请客串当翻译。若运气好，接待的是一个舞蹈团、合唱团或政府机构，这位通晓俄国文化的学者方能从容应对；但若造访的是来自俄罗斯的化工团、医疗团或者法律团，即便是在白俄罗斯工作多年的贝文力，也会有哑然的时候。

　　“具有行业背景知识的高端俄语人才，现在太缺了，这个问题太大了，不能不重视啊。”贝文力告诉记者，从国家战略角度讲，深入的国别研究需要储备一批通晓该国语言、历史、文化的专门人才。这样的人才培养根本不应该受这个语种所对应的国家的经济起伏、与我国外交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仍以俄罗斯为例，从某种程度而言，我国对于这位“邻居”的了解已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人们能记起的小说，有《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嘴里能唱几句《山楂树》。我们了解的都是俄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作品啊。当今的俄罗斯绘画、文学和音乐作品，有多少国人问津呢？”贝文力反问道。

　　中国人学习俄语约有300年历史。

　　中俄交往史上，有件小事还被专家们挂在嘴边：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皇帝就向俄罗斯沙皇发出过表达友好意愿的国书，但当时因为俄国没有懂汉语的翻译，这封信就被搁置了50年之久。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有专家认为，进入全球一体化时代，真正的国际化人才至少掌握两门外语。眼下，主动学习第二门、第三门外语的青年学子越来越多。俄语，或许很快就会在国内的外语教学体系中，找到她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