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转载中心学者文章：“欧洲一体化和后苏联一体化在东欧地区的相互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08年第8期，转载了中心兼职人员利布曼（Alexander Libman）的文章“欧洲一体化和后苏联一体化在东欧地区的相互作用”。这篇文章发表在《俄罗斯研究》杂志2008年第1期。
“欧洲一体化和后苏联一体化在东欧地区的相互作用”
一、导言
区域一体化协定(RIA)和国际性盟约组织的大量重合和相互关联构成了现代世界的特点。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受到众多的国际制度和政权综合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这种相互作用的突出实例是地处东欧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的发展情况。一方面，这些国家(自愿程度不等)参加了后苏联地区许多一体化尝试和行动，包括最初的独联体和后来的许多次区域一体化组织。另一方面，东欧如同整个欧洲及其周围地区一样，正处于也许是迄今最成功的单一国际制度——欧洲联盟的深刻影响之下。
这两种制度体系(在东欧地区的战略有异)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外经济政策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的一般过程之上。然而，如果将这种影响仅限于后苏联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故意”行动，那么就是过于简单化之举。更为重要的方面涉及两种一体化相互作用的“无意”后果，以及一体化方案的存在本身。本文旨在对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竞争的范式作必要的分析。
本文的构成如下：第二部分展示欧洲一体化和后苏联一体化在东欧地区的现状以及所采用的战略；第三部分概述对政策和存在状况的相互作用；最后一部分从规范化角度和在后苏联地区的实施机会，探讨制度选择问题
二、迄今东欧地区的后苏联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
1、后苏联一体化
目前对于后苏联一体化的描述似乎显得笔调暗淡。事实上，东欧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不一而足。独联体是最早的一体化，包括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而后来的更集中于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zEC)的一体化只包括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组成了一个特别的俄白联盟国家(Union State)，其理论上的目标是超越简单的国际一体化，进而组建某种程度的邦联(confederation)。最后，统一经济空间(CES)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其基础是将制度一体化过渡到功能模式的理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四项自由”原则的实施。但是，由于乌克兰的立场，统一经济空间尚处于谈判阶段，目前更为流行的主张是建立一个由欧亚经济共同体中最发达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组成的关系紧密的联盟，即EurAzEC—3方案。后苏联一体化方案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结构体系，其功能以及所体现的理念和战略大致相似，但成员国各异。
各种一体化的巨大网络形成了规模惊人的制度基础结构。比如，到2005年秋，独联体拥有根据独联体条约成立了8个“法定机构”、67个分支机构(范围从防灾到图书馆交流不等)和9个附属公私机构，如国际银行、农业同盟、租赁联盟等等。大多数诸如此类的超国家机构在所有一体化体系中大量复制，达成的各种协定总数超过2500项。各一体化组织的表决规则和组成形式各不相同。不过，我们应当清楚地指出：所有有关一体化的协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全部遭到失败！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即使是最具野心的一体化项目都没有超过自由贸易区(FTA)的层次。因为尽管有正式的协定存在(其条款如果相互冲突的话，那么至少一部分符合有关国家的意愿)，但成员国采用新的，通常是单方面的，针对贸易、投资和移民的限制措施。贸易战①对贸易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白俄罗斯声称在一体化进程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即使如此，它仍然对来自俄罗斯的进口实行严厉的限制。比如，政府强制规定零售商店销售白俄罗斯产品的比例，进而对俄罗斯生产商形成歧视。独联体和其他次区域组织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大部分条约并没有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贯彻。1997年，独联体执行委员会(CIS Executive Committee)的一项调查表明：在880项协定中，只有130项得到实施。后苏联国家在正式法规与当局作为之间的差距使得问题更加严重。
东欧地区后苏联国家对于后苏联一体化的立场差异很大。可以简单地将这些国家分为两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组成第一组，都不愿积极地参加后苏联一体化进程。实际上，两国在过去十年里的国际活动都具有这种怀疑主义的特点。当然，乌摩两国都曾在短时间内对后苏联一体化保持一种“罗曼蒂克关系”：对于乌克兰而言，这是库奇马统治后期，统一经济空间的理念被有意识地用于国内政治斗争；对于摩尔多瓦而言，这是沃洛宁政府的早期，其理念是基于与俄罗斯的密切合作之上。但是，以上两个政治进程都未能得到持续推行。两国各政治阶层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后苏联一体化方案采取批评的态度，其差异只是体现在是要彻底拒绝后苏联一体化，还是可以建立有限的、特别设定的一体化体系之上。比如，乌克兰在后苏联一体化方面的主要目标始终是在独联体或统一经济空间之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不包括任何进一步推进制度一体化和创建超国家机构的目标。一些政治势力对更深入的一体化表示支持，但它们对于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这组国家在经济关系方面对俄罗斯和独联体的依赖很大。首要和最明显的原因是在能源因素之上。乌克兰的大部分能源来自俄罗斯和(通过俄罗斯领土)土库曼斯坦。摩尔多瓦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该国最大的位于德涅斯特河东岸地区的电厂由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RAO EES)把持。独联体还是乌摩两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不过，与乌克兰的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的冶铁业相比，摩尔多瓦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欧盟农业政策和现存市场形势的现实，使得后苏联地区成为摩尔多瓦农业出口的唯一市场。在这方面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摩尔多瓦对俄罗斯的葡萄酒出口，这项贸易对于该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俄罗斯限制摩尔多瓦葡萄酒的进口，对摩尔多瓦的经济发展似乎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②
两国在俄直接对外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2000年起，俄公司积极地介入后苏联地区，在大部分前苏联共和国进行投资活动。乌克兰是俄罗斯投资的主要目的国：在诸如炼油业等产业部门，俄公司甚至占据了乌国内市场的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俄公司在摩尔多瓦控制了一些最大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在德涅斯特河东岸地区(但有关数据很难解读)。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方面应当提及，这就是移民问题。这个问题在摩尔多瓦尤其具有重要性，该国在获得侨民汇款方面居世界第二位③。事实上，具体情况较为复杂：摩尔多瓦公民既在欧洲、也在独联体(大多数在俄罗斯，但也有在乌克兰)工作。摩尔多瓦的特殊地位使得摩尔多瓦人具有罗马尼亚国籍；同样，许多德涅斯特河东岸地区的居民(当地的摩尔多瓦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各占人口的约30％)持有俄罗斯护照。根据我们得到的数据，该国对俄罗斯的移民比对欧洲的移民要重要得多(至少是在现在)：摩尔多瓦约62％的劳工移民到俄罗斯工作，乌克兰也是他们的重要目的地④。但是，这项指标会发生变化(考虑到摩尔多瓦的语言特性和其他问题，摩尔多瓦语是独联体国家中唯一与罗马尼亚语同源的语言)，并由于影子移民现象而产生扭曲⑤。事实上，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摩尔多瓦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国家，很难归入任何预设的国家定义之中。
第二组国家由白俄罗斯构成。白俄罗斯积极支持后苏联一体化，甚至支持该地区国家的重新统一。但是，这一立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白俄罗斯现任领导层使用合法化工具，将本国定义为一个“更好的俄罗斯”之国，即一个没有转型的缺陷、保持以往优点的“俄罗斯”。在这里，支持重新统一的行动成为政治生存战略的必要因素。同样，价廉的俄罗斯天然气也成为这种行动的一个额外刺激因素。然而，将自俄罗斯建为“更好的俄罗斯”和避免本国走向“腐败”的追求，却也使得白俄罗斯除了口头积极支持之外不可能真正支持一体化。对于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和俄罗斯企业的机会来说，白俄罗斯一直是后苏联国家中关系最紧密的经济体之一。在普京政府对后苏联地区转而实行更为注重实际和经济导向的政策之后，先前的一体化话语体系不可能存在下去。俄白两国关系目前受到固有冲突的影响。但是，白俄罗斯仍然支持一体化。事实上，该国成为在后苏联地区一体化理念方面进行竞争的俄罗斯方案和哈萨克斯坦方案的备选中心。过去几年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不断与俄罗斯发生激烈的能源冲突，这个因素显然对一体化行动具有消极影响。
2、欧洲一体化
后苏联一体化已经以“共同所有者”(co—owners)和成员国的形式纳入这个地区的国家。与之不同的是，欧洲联盟目前既没有向这些国家提供欧盟成员国资格的前景，也没有将之设定为明确的目标。不过，欧盟仍然拥有两个重要工具来影响这个地区的局势和确立其一体化项目：其一是传统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PCA)体系；其二是最近制定的欧洲睦邻政策(ENP)。欧洲睦邻政策的正式目标是为欧盟边界上的国家实行“除制度之外”(Everything but Institutions)的一体化开辟途径：一体化应当向这些国家提供进入欧洲市场和参与欧洲合作项目的机会，但不会提供任何成员国资格的前景。⑥
同样的两组东欧国家，如同在后苏联一体化中的情形一样，也可以在欧洲一体化方面进行考量。摩尔多瓦和乌克兰都积极参与欧洲睦邻政策和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体系。乌克兰于1994年签署《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1998年生效。欧盟—乌克兰欧洲睦邻政策行动计划(EU—Ukraine Action Plan for the ENP)于2005年达成。乌克兰政府内设立了一个专管欧洲一体化事务的庞大机构，而自俄罗斯政府内就没有这种机构。⑦乌克兰各主要政治势力都支持更积极地与欧洲实现一体化。摩尔多瓦也(自1998年起)参与了欧洲睦邻政策和《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体系，政府和反对党都支持欧洲一体化。由于欧盟在财政和组织方面的丰富资源，这种合作中许多问题上都卓有成效。
白俄罗斯的情况不同。有关的制度性框架并不存在，白俄罗斯没有批准和参加《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而且在参与欧洲睦邻政策方面止步不前。亚历山大·卢申科政府面临着欧盟的制裁。其欧盟政策自相矛盾：一方面，白俄罗斯针对欧盟的声明通常持批评、甚至敌意的立场；另一方面，政府又一再(尽管并不是连贯的做法)努力与欧盟和解，这一做法也用来作为与俄罗斯打交道的筹码。
总之，东欧地区的欧洲一体化和后苏联一体化的后果差异很大。具有宏大目标的后苏联一体化仍然停留在纸面之上；东欧国家并不情愿采取更加实际和现实的一体化的措施。同时，欧盟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并非那么雄心勃勃，而是更加注重实际。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更为乐观，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三、后苏联一体化与欧洲联盟
正如前文所显示的那样，东欧国家成为两种一体化直接竞争的场所：这就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欧洲睦邻政策在内的“大欧盟”，还是要实现后苏联一体化。这种竞争既发生在政策层面上，也体现在理念层面上，各种地区性一体化的方案也在讨论之中。因此，这场竞争有关两种一体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针对该地区的经济改革，我们有必要理解竞争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作为起点，有一种说法的错误的：认为两种一体化的竞争本身是一种具有负面意义的进程。事实上，可以将一体化竞争视为超越制度的一种特定形式的竞争，主要是各国政府争夺流动劳动力和流动资本的行为。当然，一体化竞争肯定是特定形式的制度竞争，但也包含了制度竞争的两大“传统”机制：发言与退出(voice and exit)。在制度竞争作为确定经济关系手段的优点方面，经济学已经作了大量的阐述⑧。其中的许多要点可用来描述两种一体化的制度竞争的特点。
第一，制度竞争有利于政策创新和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在仿效另一个一体化的长处、探寻其尚未触及的政策机会以保持竞争压力或汇集特定制度优越性之时，这些长处(正如企业的竞争优点一样)只能从制度竞争中才能发现。
第二，蒂布特群分论(Tiebout sorting argument)也可以在盟国之间的制度竞争中得到展现。原始的蒂布特逻辑认为个人在制度竞争中会依照其(异质的)取向自我“群分”，产生出同质的群体，因而能够保持高质量的经济制定。同样，我们有理由认为国家间的联盟和同盟是由同质的伙伴国所组成。但是，发现取向同质性的唯一途径(以及遵循渐进经济政策的方式，甚至确立不为决策者所知的那些取向)，就是参与制度竞争。
第三，制度竞争能够限制过度集权化。阿莱希娜⑨和其他著名学者指出：现实世界中的国家间联盟很有可能在各地区实行集权化。而根据附属原理，由各国自主的非集权化的效果更佳。如果制度竞争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联盟的选择性的存在，有关国家就能化解这个问题。
以上阐述的观点具有普遍性意义。但是，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后苏联地区能够通过制度的组合而产生不同的后果，进而形成其特性。在已完成的研究⑩中，我们认为后苏联地区国家层面上的制度竞争并没有完全达到所谓的“乐观论”的要求。因此，其他领域的情况也会存在差异，学者必须更细致地考察两个一体化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方面是问题的政策层面，即两种一体化决策的(预定和非预定)结果。在这个方面对后苏联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产生影响的突出问题，就是人们所说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可分为两种情况(11)。体制诱导型(system—induced)安全困境基于针对对手体制上目标的错误认识：对手任何提高经济地位或实现人道主义目标的行为，都被错误地视为攻击行动或对本国国际角色造成损害，因而导致无法做出足够的反应。国家诱导型(state—induced)安全困境走得更远：在这里，不仅对手的某项行动，而且连对手任何改善地位的措施都视为一种威胁。将其潜能降低到最低程度，成为解决安全问题的唯一方法。
对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错误认识范围很广，后苏联一体化与欧洲睦邻政策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方面的突出案例。然而，一体化行动与其对手的各种问题相关联。俄罗斯将西方对后苏联国家国内政策的关注，看作是利益驱使的现实政治(12)，尽管这种关注也许是出于人道主义或理想主义方面的原因(因为这些因素在欧盟外交政策上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许多西方观察家将后苏联一体化贬为“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新工具(13)，对其经济方面视而不见。其问题在于，现实政治要素确实存在于欧盟政策之中，比如有关重新接纳问题的辩论或能源问题。同时，霸权主义要素也存在于俄罗斯在独联体的政治行动之中。双方都由一些不同的目标所指引(现实世界政治中的情形总是如此)，而且都相互掩饰，所以必然引起错误认识。
不幸的是，在这种低信任度的氛围里，也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效绩欠佳的社会困境。而且，至少是在俄罗斯，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体制困境向国家困境的转换：一个很有意义的例证就是相当部分的俄罗斯媒体和专家对欧盟宪法受挫的反应。事实上，一些观察家认为法国和荷兰的公民投票结果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个“幸运的事件”。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盟将十分羸弱，无法积极介入独联体地区。
然而，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欧盟与独联体及俄罗斯的(预定和非预定)的政策后果，只是制度发展的一个方面。诚如凯塞(14)所言：“欧盟……对邻国的影响，主要是来自(外界的)认知，而不是来自其行为”。所以，我们有理由探讨欧盟对后苏联一体化的影响，探讨其在国际社会中的特定地位(欧盟在理论上向所有欧洲国家敞开大门)。基于这个看法，欧盟作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国际制度的存在，对后苏联制度的确立至少设下了三个具有巨大负面影响的“陷阱”。
第一个陷阱可以称为“一体化幻象陷阱”(trap of integration illusions)。一些期望加入欧盟的国家并不准备参加后苏联一体化，甚至认为即使欧洲一体化在短期和中期内都很难实现，与邻国进行更深入的合作也有可能获益。于是，陷阱出现了。实际上，这表明欧盟的邻国既过高估计入盟的可能性(或低估入盟谈判所需时间)，又认定其他的一体化方案是对其欧盟成员国资格的一种威胁。在这里，一个事实来自欧盟极为空洞无物的政策和决策，它一方面引起巨大的期望，一方面无限期地拖延实际进程。另一个事实是“欧洲堡垒”(fortress Europe)模式所期望的结果。这个模式始于欧盟建立之初，而且是传统的区域主义的典型产物。
第二个陷阱是“一体化幻象破灭陷阱”(trap of integration disillusions)。在欧洲一体化前景方面的纪律压力松弛之时，欧盟现有成员国得以阻止必要的改革，从而阻止欧洲一体化和后苏联一体化的进行。这个陷阱就在此时出现。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加入欧盟的前景能够作为一种有效工具来加以利用：对这些国家政府形成制约，以促进其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限制寻租行为。改革的指导原则是《哥本哈根标准》(Copenhagen criteria)和欧洲联盟法(acquis communautaire(common law)of the EU)，其内部存有各种问题和矛盾。尽管如此，这些指导原则仍然对大多数欧盟的邻国树立了高高在上的制度权威。其影响力在两种情况下将会明显下降：其一，如果入盟已确定无疑(比如出于政治原因)，那么相关国家就并不真正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因为对其进展的评估已然是扭曲之举了。不过，这个问题似乎对后苏联国家并没有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改革的结果(或努力)与入盟的前景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联系；至少，欧盟相邻国家的精英无法看到直接因果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强化(改革)的代价要大于潜在的收益。所存在的问题不仅是自身的制度发展的成功可能性降低，而且选择另外的(欧盟)一体化的可能性也更低。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有关国家的制度和治理质量(1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上两个陷阱同时对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决策产生影响。最突出的例证也许是库奇马统治下的乌克兰。其二，那些正式宣布将与欧盟实现更紧密的一体化作为其目标的国家，同时也保留了独联体成员国的身份(尽管并不十分情愿)。事实上，后苏联一体化的前景只是在统一经济空间建立之后才发生改变，而且主要是国内政治斗争的产物。
第三个陷阱与欧盟和后苏联地区之间的制度同态性(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相关(16)。实际上，大多数后苏联一体化项目都在一定程度上试图仿效欧洲一体化(大多数欧洲以外的一体化行动亦然)，但是，尽管后苏联一体化与欧洲一体化在制度方面存在强烈的同态性，但是欧盟在整合区域方面的经验是否适用于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还无法确定。对于这个地区而言，开放的区域主义、竞争的区域主义，甚至简单地以所选定的经济项目为中心的功能一体化，也许更加具有吸引力。由于传统的区域主义发生的危机(以及早期的一体化研究)，所以欧洲一体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体化个例，无法简单地移植到其他地区。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欧洲奇迹”讨论中的并行不悖的现象：一方面，经济、社会化政治因素以独一无二的方式组合(也许纯属运气使然)；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努力取得独一无二的成功，并创立现代世界经济(17)。因此，20世纪欧洲一体化与15世纪的欧洲奇迹一样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毋庸置疑，欧盟的经验当然应当学习，然而效仿的程度应加以节制。统一经济空间是后苏联地区第一个不那么雄心勃勃的一体化项目，包含了开放的区域主义的几个要素。但是，既然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已经决定参与其“某些方面”，即采纳统一经济空间有关关税同盟的所有协定，那么统一经济空间能否在未来坚持这些原则颇为令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