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转载中心学者文章：“后苏联地区的制度竞争”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2008年第7期转载了中心兼职研究员利布曼的文章“后苏联地区的制度竞争”，该文章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
“后苏联地区的制度竞争”
一、导论
20多年来，主流经济学、自由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1]以及相关政治科学[2](pp41-67)，一直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制度竞争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领域。在一个包含多元管辖权的制度体系中，由于涉及多个政府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各国政府通过提供不同的正式制度环境来竞相吸引灵活机动的私人行为体。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样的制度竞争有利于从两个主要功能上提高制度的质量，即“发现过程”和“限制政府”的机制[3]。首先，这种管辖主体间竞争被认为是“一种通过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来限制自成一统的政府的方式”[4](p10)，这也使得人们又多了一种“以出走方式”控制政府行为的选择。其次，制度竞争可以启动一种以哈耶克方法自发学习的过程，从而有利于政府政策和制度水平的提高[5]。
从制度竞争理论看，政府架构与私人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制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的市场”[6](pp199-230)。政府向私人行为体提供某些物品（制度），并通常以税收的形式向它们收取费用。在封闭经济体系中，政府是市场实体的垄断力量。与此不同，在一个存在多元管辖权的开放经济体系中，制度市场处于竞争状态。这种竞争将创造出某种允许个人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进而推动某种反映个人偏好的正式制度的创立。如果政府提供的制度安排与私人行为体的预期不相吻合（不管是由于寻租或信息不对称），他们就会脱离管辖（“存在”），从而恶化税收基础、经济健康和执政者的政治权力，这一过程将推动更适合的正式制度的建立。
在当前的讨论中，管理制度（诸如环境标准或社会准则等）处于核心。不过，制度竞争也常常用于市场制度规则，如所有权、合约执行权等[7](pp131-150)。因此，规范性结论同样适用于后社会主义转型研究，在这些经济体中，制度竞争有助于发展市场良好运作所需的制度框架。制度竞争是所谓的“市场联邦主义”的重要因素[8](pp287-311)，其对正处于转型阶段的联邦制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如俄罗斯、中国、巴西等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世界银行发展报告》[9]提出，管辖主体间的竞争可以作为提高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制度质量的重要办法。对于俄罗斯和其他不满于90年代制度转型结果的独联体国家来说，这一结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些国家的转型导致了“非效率均衡”、“制度陷阱”以及市场功能的低下。
本论文将详细论述后苏联地区的制度竞争问题。第一部分主要考察独联体内部制度竞争的潜在环境的实证，讨论俄罗斯的直接对外投资在该地区的作用。在接下来的两部分中，将描述两种独联体内部基于制度质量而展开的制度竞争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一种是以理性选择原则为基础，从交易成本和权力非均衡的角度考察对制度的潜在需求。我们得出的结果喜忧参半：在独联体内部，对好制度与坏制度的需求是并存的。另一种则是讨论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及其与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结论是，尽管从长期来看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在短期内非正式制度将导致非效率制度均衡。接下来的部分是对本论文的一个简单总结，最后一部分讨论潜在的政策含意。
二、独联体内的跨国界投资
制度竞争在后苏联地区的作用起初并不被看好。制度竞争的必要先决条件是资本能够跨国界自由流动，而这种条件通常存在于如欧盟这样的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而这一条件对于独联体来说则是一个难题，因为其很多成员国都以不同的方式来限制跨国资本交易。此外，（与世界其它一体化集团相比），独联体内部政府间一体化进展缓慢也是制度竞争在区域内难以进行的原因。
然而，如果把后苏联地区发展的其他因素也考虑进来的话，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一地区符合制度竞争的许多前提条件。跨国界投资的交易成本在该地区似乎并不高：这一地区仍旧是由许多成熟的社会一体化因素聚集在一起的，如俄语、共同价值、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共同的商业行为模式等等[10]，这种联系甚至不逊于欧洲其他地区。为了在解体所导致的日益突显的经济休克中得以幸存，各国间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保持了透明性。这种国界的透明度对于后苏联地区国家来说相当重要，当然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各国新政府还没有能力对跨国界交易进行有效的控制。
其结果是，在独联体内部存在着大规模的要素跨国界流动。在90年代，劳务移民在许多后苏联国家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后，出现了新的趋势（我在本文中将重点阐述），那就是，跨国界投资在2000年后出现了飞速发展。根据俄罗斯官方统计，2000年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投资为1.3亿美元，2006年达到41.28亿美元。一个需要关注的事实是，2006年俄罗斯在独联体投资的（地区）结构与此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俄罗斯把大量资本投到了乌克兰，乌克兰成为俄罗斯世界投资的主要接收国。到2006年底，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投资存量达38亿美元，占俄罗斯在整个独联体地区投资总额的85%。在俄罗斯的统计体系中，这类投资的增加一般被列入“其他投资”项目，因此，从统计数字并不能够直观显示其合作活动。但是，从俄罗斯的投资来看，仍然有理由相信，乌克兰是独联体中吸引俄罗斯投资的主要国家（还有一些市场调查得出的非直接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在其他接收俄罗斯资本投入的独联体国家中，摩尔多瓦排名第二，为5.5%；亚美尼亚排名第三，为3.3%（俄罗斯在独联体投资的地区分布并不平稳，最近一年内变化很大）。如果考虑外国直接投资，那么摩尔多瓦也是一个主要的（外资投入）国家。俄罗斯在独联体的投资占俄罗斯对外投资总量的26.6%。
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使这些乐观的数据也还是低估了俄罗斯在独联体的投资活动。通常，投资的源头很难被准确定义；同时，统计部门还经常错误地记录投资流向。其原因有三个：首先，俄罗斯公司经常使用海外公司或者中间商来管理自己的投资。例如塞浦路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就是传统的俄罗斯在独联体投资的“中间商”。最近几年，甚至有独联体国家充当俄罗斯对外投资的“桥梁”（例如摩尔多瓦就为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电信业）。其次，一直以来，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投资主要方式是“影子体系”，其对工业化国家投资中的作用并不重要。根据克兰、彼得森和奥利克尔的研究，那些来自“疑似”源自俄罗斯的对乌克兰的外国投资已经超过官方统计的俄罗斯对乌克兰投资的2倍。俄罗斯企业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和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些地区没有来自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从而也无法获得可靠的统计数据。[11](pp404-444)第三，来自俄罗斯和独联体统计部门的统计结果常常存在很大出入：2000年到2004年，哈萨克斯坦本国统计的来自俄罗斯投资数比俄罗斯自己的统计超出3倍多。因此，其它方面有关这些投资活动的估计是十分有帮助的。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并购与收购数据库的资料和MMBA国际商业联合会的研究指出，2000年以来，发生在独联体的大约50%的并购和收购是由俄罗斯的公司实施的。[12]
俄罗斯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电信、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因为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俄罗斯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有潜在的对外投资需求，因此，这一领域是俄罗斯商业的主要目标。此外，这个领域还受政治因素的很大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罗斯三大电信公司在独联体内的活动更多地出于经济动机，现在俄罗斯投资者已经拥有独联体移动通讯服务供应商的支配性份额。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大型商业机构对独联体的投资只是俄罗斯在独联体全部投资的一部分（甚至只是“可见到”的那部分）。其他诸如俄罗斯的富豪或者小型公司尽管在国内没有大量投资，但在独联体内却十分重要。这些投资者受到各种因素的驱动，包括民族联系和独联体地区法律框架的特性。在一些产业（例如乌克兰的炼油业），俄罗斯公司拥有几乎垄断的局面。毫无疑问，俄罗斯在独联体的投资比在其他地方的投资发挥着更重要的影响。克兰、彼得森和奥利克尔，利布曼和海费茨的相关研究都详细描绘了来自俄罗斯的FDI在独联体扮演的关键角色。[11](pp404-444)、[13]、14](pp401-430)尤达诺夫指出，那些苏联时期形成的“全联盟企业”显然比苏联国家本身更加稳定，并且表现出进一步整合的趋势。[15]然而，在某些产业（例如移动通讯服务业）中，那种自下而上的地区性行业整合的动力显然是来自现代经济发展。
反之，来自独联体的投资对俄罗斯还不是很重要。2006年底，累计投资额为10.6亿美元，是俄罗斯对独联体投资总额的27%。主要投资国是塔吉克斯坦(36%)和哈萨克斯坦(33%)。塔吉克斯坦的投资主要是股份债券的形式，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则主要集中在其他领域。塔吉克斯坦之所以对俄投资活跃，或者是因为两国间活跃的劳动力移民增加了联系的纽带，或者是因为俄方大企业在塔方的投资活动产生了“反向作用”（例如电力设备和有色金属业）。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的立场则是其国家经济实力的反映。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特别是银行在独联体内实行了非常积极的投资扩展战略。
因此，一方面，后苏联国家之间的边界线仍然维持了足以保证资本流动的透明性；另一方面，由这些后苏联国家建立的正式的一体化框架（独联体或者那些替代效率低下的独联体的次区域组织）却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尽管这些后苏联国家共同发布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宣言，但是他们甚至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区。而且，众多的国际机构缺乏必要权威为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推动力。因此，缺乏政策协调本身导致了（一种）旨在吸引流动生产要素的制度变迁。然而，这种以“本质非对称”为主要特色的制度竞争正在影响独联体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其中，来自俄罗斯企业的FDI的影响占据了主导地位。显然，独联体国家也在为吸引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展开竞争，但是这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那么，政府寻求流动投资的战略行为是如何对制度质量产生影响的？后面的两部分将对此问题从两个方面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