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转载中心专职研究员文章：“能源安全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以石油供应安全为例”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2008年第9期转载俄罗斯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成键的文章“能源安全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以石油供应为例”，该文发表于《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能源安全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以石油供应为例”
一、国际能源安全概况
根据国际能源界的普遍观点，能源安全主要包括能源生产安全、供应安全和使用安全，在大多数场合，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主要是能源的供应安全，指的是任何时候都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足够数量的能源。其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供应既不能中断，也不能严重短缺①；二是不能出现难以承受的高油价。传统的能源安全观认为，能源安全是指减少能源消费和进口的依赖性。能源供应安全度用能源进口依赖度来表示，能源进口依赖度越高，供应安全度越低。
从人类发现石油和天然气的用途以来，由于能源产地分布的不均衡，最重要的能源产品主要集中于中东等少数地区，能源运输的主要渠道为海运，这些特征使得国际能源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当中，中东的巨型油气田，主要为壳牌、美孚、埃克森、道达尔等欧美跨国能源企业所掌握。
历史上，在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博弈当中，国际能源曾经长期保持低价位。然而从上世纪末开始，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能源价格一路狂奔，石油价格从20多美元每桶上涨到70美元上下，并在2008年2月正式突破100美元的心理大关。这种变化，不但出乎大多数能源专家的预料之外，而且引起了多个产业链的连锁反应，给许多能源消费国制造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众所周知，石油价格的上涨间接造成了化肥和塑料制品价格的上涨，最终成为许多亚太国家粮食和生活用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推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与英法等欧盟大国加大了对能源产地的争夺和巩固，而中国、印度这样的能源消费大国在西方传统能源势力范围里的出现，则被视为一种威胁和搅局。
事实上，当前国际石油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没有石油，而是如何安全的、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石油。尽管投机因素造成石油价格高涨，但是世界市场上，绝大多数时间石油是处于过剩状态，造成“数量安全问题”的威胁主要来自于政治因素，而不是市场因素。因为石油作为一种特殊的战略产品，始终与国家权力、资本和大国地位联系在一起。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都试图控制巴库油田，希特勒甚至为了巴库而舍弃了当时唾手可得的莫斯科，并最终付出了惨重代价；日本更是在美国宣布对日本采取石油禁运之后铤而走险袭击了珍珠港。
时至今日，石油主要产地仍然牵动着各主要大国敏感的神经：在石油的主要生产地——中东地区，虽然以色列已经从加沙地带单方面撤军，但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巴勒斯坦处在内战的边缘：哈马斯与法塔赫公然决裂，各大政治派别冲突不断，新的权威领袖人难产，这种局面更加剧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力量对比。此外，2006年夏天在以色列与真主党游击队之间爆发的局部战争战而未决，美国又一再威胁要对伊朗动手，沙特政府远未消除国内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这些因素都加大了石油消费国对中东局势的忧虑。
随着欧佩克影响力的下降和经济全球化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变量渗入到能源安全中来，产能的调整、储量的变化、战争与和平、国际金融资本的注入、新产油国和消费国的崛起、恐怖袭击，甚至美国西海岸的一次飓风，都会引起石油价格的波动，国际能源安全也变得更加复杂而脆弱了。
尽管各国已经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新能源的开发与试验，但在成熟的能源替代品出现以前，未来世界能源供应对中东产油国的依赖程度只会越来越高。根据联合国能源开发署的预测，全球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将从1997年的26％提高到2040年的40％①。但世界各国对中东的能源依赖程度并不相同。欧洲在北海油田枯竭后，可改由俄罗斯及里海地区输入油气，原先运往欧洲的非洲油田可改供应北美洲。通过这种方式，欧美地区可有效限制对中东产油国的能源依赖。亚洲情况则有不同，除了日本韩国等传统能源消费大国以外，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人口大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该地区油气需求量急速上升，但亚洲本身的能源生产并不乐观。数十年来，日韩已经通过各种合作方式与中东和非洲的产油国建立密切的石油外交，中印则刚刚开始别无选择地与各产油国发展能源关系，并试图掌握一些上游资源，以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但由于世界主要油气产区已经早被欧美能源公司瓜分，这些后发工业国家取得的进展相当有限。因此，亚洲将是未来世界能源棋盘上的关键而脆弱的地区，一旦能源供应短缺，亚洲国家遭受的打击将远比欧美国家严重。
二、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形势
在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前，中国是一个能源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但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居民消费模式的转变，中国的能源需求总量在迅速的增加，同时能源结构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目前，在中国现有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约占70％左右②。作为煤炭储量和生产大国，即使到本世纪中叶，煤炭在能源结构中仍将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不高，他们势必将长期依赖煤炭。
由于国情所限，中国长期以来固守“以煤炭为基础，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发展战略。但是，为了使国民经济走上效益型道路，达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不能不考虑增加油气等优质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与此同时，对城市居民而言，更大的住房、更便宜的汽车、更多的旅行与带薪休假成为时尚的生活方式，使得中国对于石油的需求大大增加。由于国内现有油气田的产能增长有限，以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为主的能源航空母舰，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将目光放到国际能源市场，除了逐年加大油气进口力度之外，也积极进入到海外能源产地，开始了对上游资源的掌握与开发。按照规划，能源消费中油气比重将从目前不足20％提高到2010年的26％和2020年的约40％，其中油气的进口将超过全年油气总消耗量的50％④，进口的比例也会越来越大。
因此，石油供应安全逐渐成为我国外交与战略的关切重点。2004年我国进口原油1.2亿吨，进口成品油4000万吨，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石油市场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国⑤。目前，我国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40％，国家石油供应安全问题凸显。同时，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波动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石油安全问题的解决越来越显迫切。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需求量将达到四亿多吨，而中国的石油产量预计只能达到1.6到1.7亿吨左右，届时将出现2.4亿吨的石油缺口⑥。
从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看，2002年80％以上进口的原油来自10个国家，60％以上来自中东和非洲的5个国家。预计未来几年，中国从中东及非洲地区进口石油的比例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从目前中国同大国之间的关系来看，美、俄、日等国在能源领域已对中国构成了较大牵制，中国利用国际资源的环境并不十分理想。
由于对进口能源产品依赖的日益增加，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提高能源供应安全的措施，其中包括：
1.增加国内生产。经过对海上和陆上油田的多次勘探，都未能发现新的值得开采的油气资源。现有的如东部的大庆、胜利等油田，已经进入后期开采阶段，产量和质量都在大幅下降。而西部如塔里木等油田，因蕴藏深、运费贵而导致开发成本较高，因此在短期内无法大规模增加国内能源产品的产量。
2.增加天然气使用。除了大量使用煤炭和石油以外，我国政府也加快了西气东输工程建设的力度和国内各大城市天然气配送网络的建设，并开始在东部沿海地区兴建大型的液化天然气(LNG)装卸码头。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数据，1999年全球天然气占能源使用比例为23％，中国则只有3％⑦。2002年我国与澳大利亚签订了总值为12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LNG)进口合约，主要原因除了澳洲局势比中东稳定外，也符合增加使用天然气，能源多元化的原则。
3.实施战略石油储备计划。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向来“高买低卖”，每年因为石油的差价问题都要损失大量外汇。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油价的大幅波动，更造成了国内石化企业的被动和消费者的心理恐慌，其中的原因都在于我国还没有正式的国家能源储备。目前石油石化企业少量的石油库存仅够维持10天左右的供应⑧。针对这一严峻现实，政府目前已在宁波镇海、浙江岱山、山东黄岛和大连建设4个战略石油储备基地，但由于石油价格高企不下，截至2007年末为止，除了镇海两次从俄罗斯进口数目不大的原油以外，其它几个基地目前还未启用。
4.实行“走出去”战略。与壳牌、美孚、埃克森、阿莫科等跨国石油公司相比，中国能源公司利用境外资源起步晚，经验少，可利用资源有限，同时还面临着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重重阻力。如中石油收购俄罗斯尤甘斯克石油公司和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的失败案例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些困难。尽管如此，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开拓国际石油市场方面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以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为主的能源公司到目前为止已经与26个国家建立了石油勘探生产的合作关系，实现了国际合作、国外开采的第一步。例如，中国已在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购买了两处油井，不过委内瑞拉的油井也处于后期开采阶段，而哈萨克斯坦的油井储量还未探清，因此这两口油井的开采潜力都不算很大。中国在近期内仍主要依靠从中东进口石油。
5.大力宣传和提倡“节约型社会”。由于国内公共服务商品整体价格水平较低，造成我国能源消费增速过大过快。但自从2003年以来，随着国际油价的不断上涨，国内相关行业乃至整体物价水平也不断提高，甚至水、电、煤等公共产品的价格也面临着上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开始大力宣传建设“节约型社会”，提倡建设节能型建筑，使用节能产品，鼓励民众购买小排量微型车，并制定了空调等大功率家电的行业规定，希望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来提高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使用效率，争取以较少的能耗，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能源安全与中国的大国地位
美国的布热津斯基博士将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分为全球性大国、地缘战略大国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并认为美国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而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地缘战略国家。按照布热津斯基的理论，美国可以追逐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全球性利益，而中国的利益范围仅限于亚太地区，并以传统安全为主。布热津斯基还认为，中国到2020年会成为“地区主导大国”，对美国的中长期欧亚地缘战略来说，同中国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是不可或缺的条件⑨。更多的学者则认为，21世纪是一个以经济竞争为主的世纪，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明显加强，军事力量和传统的外交方式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重要性，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是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准，以这个标准评判，中国早已是“超级大国”。
诚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国民经济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物质空前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对外影响力也在逐年增加。然而，中国毕竟是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底子薄，工业基础以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片面的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问题。从人均收入和教育与社会保障普及的角度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笔者认为，作为中等强国和区域性大国，中国既有防止台湾独立，维护祖国统一完整的区域性传统安全利益，也有利用国际能源市场和全球网络，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利益。
从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的历史看，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没有一个稳定、友好的战略依托带，直接决定大国的兴衰。
中国在陆地上与包括俄罗斯、印度、朝鲜在内的近20个邻国接壤，而日本、韩国等海洋强国则与中国隔海相望，单纯地从地缘政治格局出发，中国的地缘空间非常复杂，如何处理与这么多邻国的关系是中国外交面临的天然考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着少数民族和强大邻国在东北和西北方向的陆地挑战；而鸦片战争以后，则频频受到海洋强国从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入侵。漫长的陆地和海洋边界，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峻考验，而有限的军事资源在面对双重挑战时又总是显得捉襟见肘，因此，从明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始专注于发展成一个大陆型国家，在海洋方面，则主要以近岸防御性的国防建设为主。这种地缘战略的选择，一直维持到本世纪初为止。具体到以海运为主的能源运输，中国石油进口的主产区中东和非洲正是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热点地区，局部冲突持续不断，恐怖事件频繁发生；而且目前中国90％以上进口的石油需要从海上船运，其中90％的海上船运由外轮承担⑩。并且运输船队将主要经过繁忙而狭窄的霍尔木兹和马六甲海峡，没有强大的护航舰队，一旦遇到战争、外交或是其他不可抗拒的风险，中国的石油运输安全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但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中国则有着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优势。我国广袤的版图不仅处于亚洲中心，而且还处于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东部是太平洋，有利于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日美等发达国家开放，以获取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资金技术，促进贸易拓展；西部的新疆地区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石油国家直接接壤，与里海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等石油富国亦相距不远，为我国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获得石油资源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地理条件。这种东西逢源的地缘经济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也是较为特殊的。
目前中国与亚太邻国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陆上边界，中俄已基本解决困扰两国多年的边界问题，通过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和签订两国国家间条约，两国“战略协作”获得了新的法律基础。两国经贸关系也在迅速发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也有助于中国改善在中亚的地缘战略环境。在南亚，中国与巴基斯坦历来是友好邻邦，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在“9.11事件后进一步加强，与印度的关系也开始回归积极、健康轨道。尽管“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亚、南亚的军事、政治存在有扩展之势，南亚战略平衡也受到挑战，但中国陆地战略线的总体安定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在太平洋方面，中国在东北亚与朝、韩关系齐头并进，与日本的关系也在竞争中求合作。冷战以来，中日尽管摩擦不断，但两国经贸关系一直在稳步发展，为中日关系稳步向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东南亚，中国与东盟的全面合作关系近年迅速扩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提出，给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冷战后国际环境进一步缓和以及经济发展的潮流不断发展，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大国的趋势不可逆转，成为“负责任的全球性大国”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坦率说，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商品经济和消费市场的全球化，中国是少数抓住了机遇、享受到全球化好处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但是，全球化带给中国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成为“世界工厂”以后，中国对外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经济风险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由于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缺乏，大量利润被外资企业所占有，民族企业发展举步维艰。最为严重的是，大量高耗能和低附加值产业向中国转移，造成了国内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成为中国政府的选择，反垄断法修改案的通过，也为中国引导和规范外资，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了法律基础。
为了从中长期解决能源供应安全问题，中国应当从国际关系和具体的能源供应渠道入手，处理好与中东等主要产油国和欧美等主导着全球能源格局的消费国之间的关系，从近期来看，除了继续与沙特、伊朗、苏丹、尼日利亚等出口国进一步开展合作之外，中国尤其要注意处理好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中美同为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国家，存在地缘政治竞争关系是正常现象，但中美之间不存在必然要向你死我活方向发展的敌对关系基础，两国在维持区域稳定、和平、繁荣和在经贸、环保、非传统安全及战略安全等方面存在极为广泛的共同利益。具体到能源方面，美国和中国都是能源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两国在许多全球能源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比如两国都从中东地区进口大量石油，都希望共同维护中东石油运输安全。中国在国际能源合作中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也是美国不可忽视的。因此，两国对于能源特别是油气领域的合作具有共同的需求和基础，完全可以求同存异，避免两国在亚太的地缘政治竞争关系向敌对方向发展，并在能源、经贸等各方面携手合作，促进亚太和平与稳定。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在1996年就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当前的政治关系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但与此相矛盾的，是经济往来的驻足不前。尽管2006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创纪录地达到了334亿美元(11)，但离2010年达到600-800亿美元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因此，中俄双方应加强双边贸易，互增投资，加深彼此的依赖性，为中俄关系的发展奠定坚实可靠的物质经济基础。中俄油气合作是最佳途径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中俄远东输油管道项目对两国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合同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衡量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否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的一个重要标尺。对中国而言，保持与俄罗斯良好的能源合作关系，也是进入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能源出口国的钥匙，是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的重要砝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