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理论：“俄罗斯意识”的三种体现

国民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理论：“俄罗斯意识”的三种体现

作者：Andrei P. Tsygankov and Pavel A. Tsygankov

原载：Andrei P. Tsygankov and Pavel A. Tsygankov, “National ideology and IR theory: Three incarnations of the 'Russian ide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4, 2011, pp. 663–686.

译者：孟维瞻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突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以拓宽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在最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知识的社会学派得到了复兴，与这种传统相一致，我们需要将国际关系这门学问建立在某种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条件之上。尽管一些学者已经研究了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认识论上的偏见，但要想对全世界的知识结构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探讨西方之外的案例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俄罗斯国际关系的知识结构。并且我们认为，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体现了对“俄罗斯意识”这个传统争论的服从。在19世纪中叶开始，俄罗斯民族就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传统，并形成了全民性的讨论。俄罗斯学者一直致力于发展国际体系、地区秩序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理论和概念，作为对这方面的关注，我们尝试展示一下，俄罗斯社会现实中的意识形态要素以及各种先于理论的假定是如何影响俄罗斯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的探索的。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 国民意识形态 俄罗斯 “俄罗斯意识” 自我和他者 知识的社会学派

引言

在最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知识的社会学派得到了复兴，这种研究趋势使学术界关注于这样一种事实：国际关系这门学问是建立在某种社会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国际关系这门学问也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基础之上的。特别地，一些学者（Crawford and Jarvis, 2001; Hoffmann 1995 [1977]; Inayatullah and Blaney, 2004; Jones, 2006; Tsygankov and Tsygankov, 2007）越来越发现，国际关系学科的学术研究，常常表现为基于西方文化的，尤其是基于美国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认识论上的偏见。换句话说，意识形态，特别是国民意识形态在塑造社会科学的基础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美国自己的国民意识形态，但它却宣称自己具有普适性地位，美国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致力于使知识符合于美国式的具体的、地方性的标准，并且它试图塑造全世界的政治。就像爱德华·卡尔（E.H. Carr）在1977年所指出的，“英语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只不过是根据其所在位置的优势来驾驭世界的最好方式”（Carr, 2001: xiii）。

如果我们想要分析知识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基础，并对其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话，我们需要超越那些已经探索过的美国的案例，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意识形态依然对世界上各国的知识都具有强大强大，学者应该去重点研究意识形态与那些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与上面引用的话意思相一致，卡尔还指出，“非洲和亚洲大学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如果还想继续的话，都将会保持对强者剥削弱者这一现象的研究”（Barkawi and Laffey, 2006: 349）。最近，全世界的学者已经开始尝试从各种外围国家的视角来理解国际关系，这意味着即将出现一种新兴的学科分支——比较国际政治理论（Callahan, 2004a）。这些学者分别从亚洲（Acharya and Buzan, 2007; Callahan, 2004b, 2008; Shani, 2008）、东欧（Guzzini, 2007）、拉丁美洲（Tickner, 2003, 2008）和俄罗斯（Tsygankov, 2008; Tsygankov and Tsygankov, 2007）的视角对国际关系进行理解。

为了进一步拓宽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并且突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本文将以俄罗斯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将意识形态定义为这样一个系统表述：关于自我、他者及二者的关系。以此为依据，我们可以认为，国际关系的俄罗斯理论，是以三个主要的意识形态传统为基础的。我们可以将这三个传统称为：西化主义、主权主义和文明主义。（在中国学术文献中分别称为：激进派、稳定派、文明派）这三个传统各强调一种范畴：西方、独立的国家，以及俄罗斯自我渴望获得的一种身份——独特的文明。尽管在苏联解体后，这些意识形态已经恢复了它们的传播，但它们更主要地还是根植于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史，以及19世纪的关于“俄罗斯意识”的争论。有些学者相信本土知识的重要性，以祛除知识霸权和种族中心主义。他们将从如下分析中有所收获，即对这些现象的潜在的“非西方”根源的分析。为了能对案例有更好的研究，我们首先假定国民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向读者介绍一下俄罗斯国民的意识形态分歧，并讨论一下关于“俄罗斯意识”的争论。在文章后半部分，我们将会把西方化主义、主权主义和文明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分别匹配到新的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中，以便于我们能够关注那些与国际体系、地区秩序以及外交政策有关的更好的理论与概念，并且能够给以论证。作为对Hayward Alker以及其他学者的观点的继承（Alker, 1981; Alker and Biersteker, 1984; Alker et al., 1998），我们不准备在具有学术或社会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交政策的讨论这二者之间做一个明确的区分。相反，我们采用了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广义定义，将其看作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意象，而这又是一种系统发展的和基于文化的意象。此外，对于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所持的观点，本文的结论部分将会对其作用进行讨论。

国民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理论

冷战的结束导致了人们对新的理论的期望，即对能够解释日益明显的国家间经济与政治融合的理论的期望。全球化和民主和平的概念，期望各国都能够重新定义它们的利益，以符合世界开放性的标准，而这种新兴的开放性又是由西方定义的。基于现代化理论的主流传统，自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观念，是基于西方道德与制度优越性的假设。这种观点假定了西方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对的同质性与一致性。它也暗示了西方之外的国家没有自己独特的社会与意识形态根基，因此它们无法对世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个后历史的时代，留给非西方世界的，只不过是耐心地和被动地等待被由西方定义的全球化所同化。

很多学者都批评了这种极其不切实际的假定，并且他们建议应该超出目前的视野，他们反对现在的这种以主流的西方文明的视角来对国际关系进行的理论化，特别是反对美国的视角。他们指出了这种以西方为视角的理论化在经验上的问题，将学术关注点转向其他领域，如新兴的地理区域化（Mansfield  and  Millner,  1997; Stalling, 1995）、社会与经济不平等（Murphy, 2001）、政治上的两极分化、暴力以及违法行为（Mansfield and Snyder, 2007）。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强调以下研究的必要性：国家如何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国际关系现实和寻求自我保护，而不是依旧依赖于西方化了的同质性所带来的好处；这种调整和寻求自我保护的方式，首先体现为国家以与它们的历史和当地环境相一致的方式重新定义它们的利益（Crane, 1999; Helleiner and Pickel, 2005; Tsygankov, 2004）。此外，学者还展示了研究各国本土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Callahan,  2004a,  2004b;  Guzzini,  2007;  Inayatulla  and Blaney, 2004; Tickner, 2003; Tsygankov and Tsygankov, 2007; Waever, 1998）。

要弄清楚各国政策的不同，以及各国知识类型的持久不同，我们必须探索“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各种不同的含义，并对其进行各种不同的解释，而不是认为其仅仅取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学派认为自己为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国家”和“国家利益”构建了框架。知识的社会学派（尤其可以参见Berger  and  Luckmann,  1966; Harding, 1998; Mannheim 1968 [1936]）审视了导致民族意识兴起、发展和消退的社会条件，它认为民族意识只有在处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之中，或者在作为特定社会条件的反应时，才会具有充分意义上的功能。亚里斯多德学派的实践理性理论（Alker, 1997; Haan et al., 1983）认为，就社会发展这个概念来说，理论家或知识的生产者都是具有道德的，而非是中立的。法兰克福学派（Habermas, 1973）则更加重点强调理论在社会和政治转型过程中的中心作用。后殖民理论（Said,  1993;  Chakrabarty,  2000）认为，各种学术研究都反映了在文化上统治他者的欲望，并且将学术看作是各种已经出现了的知识的并不独立的主体和消费者。一些国际关系学者（Barkawi  and  Laffey,  2006;  Inayatulla  and  Blaney,  2004;  Jones, 2006; Shani, 2008）借鉴了上面这些理论，最近他们还还强调西方知识的霸权，指出西方知识在解决一些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如各种与差异有关的问题以及对他者承认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上述关于各国政策和知识模式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以如下方式研究社会科学，即将社会科学看作是一种由各地有意义的意识形态争论所塑造的社会行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表述，可以以有意识或“无意识”（Weber, 2005: 5）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意识形态不能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惠性的交往，只能体现出自我的主导性；而有些意识形态体现了对待他者的认真与严肃，并且体现了双方以对话方式进行接触的重要性（Inayatulla  and  Blaney,  2004;  Tsygankov,  2004）。意识形态是对各种历史发展的回应，无论是在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它都有一种内在的影响国民凝聚力的能力。从时间维度上说，意识形态可以把一个民族积聚了几代的记忆唤醒，使得那些已经存在过的心灵上的构造得以重现。从空间维度上说，意识形态可以超越由社会性所界定的空间，使价值成功地、充分地得以传播。意识形态可以借助于制度安排、重复性的历史实践以及知识型企业的活动，使得一个散漫的地区变得统一起来，因此可以使得居于不同地位的人忠实于一种排他性的价值。就像其他的文化存在一样，意识形态本身也不是稳定的。那些更加稳定的文化共同体，都体现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特点，但没有一种意识形态是同质的或完全居于霸权地位的，相反意识形态常常是由霸权趋势与隐性趋势共同构成的（Alker et al., 1989; Wight, 1992）。例如，一些社会力量倾向于激进的文化变革，并且喜欢学习其他社会的文化；而另一些社会力量则提倡渐进的变化，更依赖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以至于精英的决策、政策制定者的作用，以及知识分子对国民认同的塑造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完整而连贯地展示了自我是如何与环境相适应的，并且形成了一些列清晰连贯而又隐晦的假定，使其影响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一般来讲，是一些概念而非一些完善的理论或命题定义了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存在的性质，之后这种定义才会被学术研究所接受。这些概念的例子充斥于诸如“民主”和“市场经济”之类的西方学术之中，并以西方学术为背景。为了更好地阐释深藏于国际关系理论之中的意识形态偏见，我们可以简要讨论一下国际关系学科中关于“民主和平”的争论（当然即使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外仍然有类似的例子）。民主和平的支持者认为，他们的观点就像是国际关系中的“定律”一样（Levy, 1994: 452），然而他们却对导致民主与和平的观念所产生的社会条件避而不谈。批评者认为，民主和平论是非历史的，并且反映了美国的“民主”价值，并且美国的“民主”价值其实是由美国对外部威胁的感知所塑造的（Oren,  1995,  2002）。批评者还认为，民族秩序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在各国都是不同的。一些国家的社会结构还远远不能促进民主与稳定。例如，在后共产主义的条件下，民主化常常伴随着政权的软弱无力，因此会导致一度偃旗息鼓的种族民族主义再次变得严重起来。结果，不仅那些新建立的民主国家之间最后会走向战争，而且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威权主义的被推翻所引起的（Mansfield and Snyder, 2007）。因此，那些关于社会存在可以直接导致民主和平的重要假定，都并未得到认真的检验。民主和平论强调自己的普世适用性，但根据一般经验来讲，它过多地带有西方文化的烙印。

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理解国民意识形态因素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作用。斯坦利·霍夫曼（Hoffmann 1995 [1977]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如普适性的观念、权力和制度等，使得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霸权性质。其他一些学者也认为，国际关系这个学科中存在种族主义，以及美国或西方的意识与政治偏见。（Alker and Biersteker, 1984; Crawford and Jarvis, 2001;  Holsti,  1985;  Inayatullah  and  Blaney,  1996;  Jones,  2006）。Ole  Waever（1998）在对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国际关系的社会学考察中，重点关注了其中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思想传统的因素。 

 William Callahan（2004a, 2004b）讨论了国家对历史的感知以及对世界的意识形态规划是如何反映在一些重要观念之中的，这些观念有国际社会、民主和平，以及英国、美国和中国国际关系中的和谐思想。Tsygankov和Tsygankov（2004, 2006）以俄罗斯为案例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后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国际关系中的多元性，是由这个国家在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导致的，而后者是由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占据主导地位所导致的。

在国家的内部，意识形态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同的，但却是可以观察到的。尽管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激烈的竞争导致的产物，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争论又往往是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假定所导致的，并且理论的争论又常常受制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著名分类方法，依然被广泛地应用，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批判理论或建构主义等，这种分类的依据是各个理论家的意识形态偏向（Nau, 2006; Viotti and Kauppi, 1998; Weber, 2005）。尽管上述几种理论分别强调权力制衡、国际制度、人的剥削与解放，但这些理论都反映了与“自我—他者”关系相关的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关切。例如，现实主义倾向于将对手或他者的崛起看作是威胁，并且建议，自我应该为保障自己的安全而做准备。另一方面，很多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者，在承认世界政治全球化不断加深的同时，强调自我所拥有的价值的进步性，但又常常忽视认同的力量，对自我与他者间交往方式的多样性视而不见。而一些批判理论家对“自我—他者”关系的认识也过于简单（Shani, 2008）。

以霍夫曼（Hoffmann 1995 [1977]）及其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方式，可以概括如下。意识形态是一种与国家相关的惯例，它对知识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制度安排以及经济资金支持。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对“自我—他者”关系的系统呈现，每种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因为各国自己的条件或外部世界的变化而导致强化或弱化。就社会的假定或前历史的假定的层面来讲，一种意识形态会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观点，尤其是他们对国际规范及其影响的看法。例如，现实主义者提倡自主性与力量，而自由主义者提倡合作与民主。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政策制定（或国家利益）的指导，那么这个国家会进一步通过提倡或资助类似的学术研究，以强化带有这种意识形态烙印的国际关系知识结构。

“俄罗斯意识”：思考自我和他者的三个流派

尽管各种各样的国际环境影响了俄罗斯的思想与政策，但俄罗斯的思想与政策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对历史的继承。尽管俄罗斯跨越了君主时代、共产主义时代和自由主义时代，但俄罗斯与世界的交往方式始终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作为一个位于边缘位置的国家，而且常常处于不确定的、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中，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常常面临相似的挑战。历史上俄罗斯形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流派，即西化主义、主权主义和文明主义，三者对自我、他者有着不同的认识。这种分类，某种程度上与马丁·怀特（1992）界定的三个概念有相似之处，怀特界定的三个概念分别是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控制力）、理性主义（强调世界政治中的国家间交往与文明的力量）和革命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各种变革）。这里我所说的三种意识形态，也有各自的特点，它们都产生于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过程，并且体现了俄罗斯精英对世界机遇与世界挑战的感知。几个世纪以来，这三大意识形态传统都形成了各自的关于自我与他者的观点，并且都以各自的世界观为基础，力图呈现俄罗斯的国际战略选择。本文这一部分将简要阐述三大意识形态以及各自的历史根基。之后，本文将会详细讲述三大意识形态影响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的具体方式。

西化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意识从本质上是属于西方的意识，并且这部分学者强调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相似性，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有活力、最近不的文明。至少从彼得大帝（1672–1725）开始，在俄罗斯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并进行国际战略选择的过程中，西方起到了尤其突出的作用。早期的西化主义者努力将俄罗斯看作是西方君主国大家庭中的忠实成员。例如，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始终坚定地推行正统主义政策，并与德国、奥地利一同建立“神圣同盟”以镇压欧洲大陆上的革命行为。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以亚历山大二世为代表的西化主义者，开始认同西方的宪政自由主义，并接受政治平等。苏联体制内的西化主义者，也试图拉近苏联与欧洲社会民主思想间的距离。例如，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思想中最著名的一点，就是认为，苏联应该“净化”自身，脱离斯大林主义的扭曲，建立一个民主的，或“人道”的社会主义（gumannyi sotsializm）。最后，在后苏联时代，自由派的西化主义者强调俄罗斯与西方的“天然”亲密关系，强调二者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如民主、人权、自由市场经济。一些自由派的西化主义者，具有很多西方式的偏见，安德烈·科济列夫、鲍里斯·叶利钦就是典型代表，他们对非西方的他者深感忧虑，并且对发展与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非常消极。西化主义者认为，只要能够建立西方式的自由制度，并且与常说的“西方文明国家”共同体之间建立联盟关系，俄罗斯就可以应对威胁，并且摆脱经济和政治的落后。

主权主义者持有这样一种意识，他们将俄罗斯看作是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强调国家的统治能力以及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能力。他们对他者持一种谨慎态度，他们认为要想维护国家安全，俄罗斯必须有能力应对外部威胁。具有威胁性的他者，既可能来自东方，也有可能来自西方，须依情势而定。俄罗斯曾经被蒙古人征服长达两个世纪，因此俄罗斯人的国家安全观在心理上有很大程度的复杂性。主权主义者坚信，为了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他们愿意牺牲一切。例如，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在决定是否需要迅速进行工业化时，约瑟夫·斯大林发表了他的论断，他强调应对外部强大威胁的必要性，“因为俄罗斯的落后，这个古老的国家在历史上长期不断地遭受欺负，忍受苦难”，“与先进国家相比，我们落后了有50年到100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赶上它们，如果不这样做，我们肯定会被碾碎”（Stalin, 1947: 357–8）。

主权主义者并不天生地反对西方，他们只是强调，要通过增强经济与军事能能力来获得西方的认可。君主时代的主权主义者看重的是权力结构的专制与独裁的一面，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欧洲君主国共有的特征。社会主义时期的主权主义者强调共产党对社会进行牢固控制的重要性，以维护政治秩序并防止遭受外部的“资本主义”威胁。就外交政策而言，一些主权主义者倡导适当地调节与西方的关系，另一些人则推崇制衡战略。例如，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是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支持者，其目的是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想打破孤立主义的禁忌，以密切苏联与欧洲的关系。另一方面，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条约，以及勃烈日涅夫的“武力相关性”战略，都反映了苏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的感知。这种战略上的双重性，在苏联之后依然延续下来。例如，普里马科夫与普京都认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其国家的强大，但前者想重建苏联，并且希望与中国、印度建立战略联盟来抗衡美国，而后者强调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希望与美国发展伙伴关系以打击恐怖主义。

最后要说的是文明主义者，他们文化的差异和对立来定义“自我—他者”的关系。这种意识形态传统认为，俄罗斯及其价值与西方在根本上是不同的。许多文明主义者将俄罗斯文明看作是有自己权利的文明，强调俄罗斯文明在世界上的使命，强调向国外传播俄罗斯价值的重要性（Duncan, 2000）。作为一种政策哲学，文明主义可以追溯到伊凡雷帝在俄罗斯摆脱蒙古束缚后的领土扩张战略，以及他所倡导的著名口号“莫斯科是第三罗马”。文明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提倡对东正教价值的忠诚，还有一部分代表人物将俄罗斯文明看作是多种宗教的结合。在19世纪，文明主义强调斯拉夫国家间联合的观念，他们的泛斯拉夫意识形态影响了沙皇的一些外交决策。苏联时代的文明主义者看到了欧洲在专制与自由之间的挣扎，他们认为苏联是远远要比“颓废”而“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优越。早期的社会主义的文明主义者以直接的方式挑战西方，他们的依据是世界革命的理论。当然，也有另外一些苏维埃的思想家提倡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共处与有限合作。然而，还有另一种文明主义者，即所谓的欧亚主义者，他们将俄罗斯看作是一个有机联合体，既不同于欧洲文化，也不同于亚洲文化。欧亚主义者认为，世界本质上是陆权主义国家与海权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并且提倡地缘扩张的观念。

不是所有的文明主义者都认为俄罗斯与其他文化实体本质上处于对立地位。尽管对于俄罗斯思想家来说，不把文化交流看作相互排斥是很困难的，但其中还是有一些人试图将文化实体间的交往看作是一种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彼此对立的观点可以相互学习（Tsygankov, 2008）。例如，戈尔巴乔夫的一些支持者，被看作是跨文化对话的支持者。他们以社会主义价值的联合体来定义俄罗斯的文明特性，认为在跨文化对话中，俄罗斯的文明特性可以得以保存和尊重，而不是被毁灭或压制。

表—1  概括了俄罗斯三大意识形态的内容

表—1  俄罗斯的三大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