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杜马示威个人自由高于国家认同

来源：时代周报

链接：http://news.time-weekly.com/story/2011-12-15/121240.html

杨成

    随着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束，以及普京等人正式宣布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俄罗斯新一轮政治周期的轮廓正在日益清晰。而近期俄罗斯国内围绕杜马选举结果的抗议与反抗议活动已经充分表明，沉寂已久、相对确定的俄罗斯政坛可能由此进入了议题增多、不确定性增多的新阶段。

    一切问题的起因，可能不仅仅在于俄罗斯普罗大众对普京长期执政的现状，以及可能还将继续维持的“长普京时代”的疲劳、厌倦乃至某种愤懑。我们可能应该更加关注这种新挑战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即选民结构对于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即时性和长远性影响。

    普京对于俄罗斯曾经是“稳定”、“秩序”和“发展”的最重要象征符号，在他任内俄罗斯告别了苏联解体以来的混乱，在国内发展和国际事务方面均重新崛起为“受尊重的大国”。这曾经是普京支持率始终居高不下的最关键因素，也是梅德韦杰夫不得不放弃连任的首要考量。

    普京在过去11年来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其最大的票仓就来自于朝气蓬勃、最有政治参与意愿的年轻一代。2004年普京连任之际，其支持者群体中32% 来自于35岁以下的年轻人。2000－2004年间俄选民结构已经更新了7%，2008年这一数值攀升至10%，这一年普京的拥趸中，超过40%的年龄在 35岁以下，近40%的年龄段在35-50岁之间。

    2012年，这种年轻化的趋势还在继续延续。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则是苏联解体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罗斯公民。他们不是苏联晚期被改革、公开性、集 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的、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60年代人”，而具有更实用的一面——可能和全世界的年轻一代有一个共性特征，即更在乎 挣钱、升迁等个人发展。但除此之外，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代俄罗斯人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中伴随着自由、民主的口号声成长起来的，除了秩序和稳定，他们同样重 视个人的自由等民主权利的保障程度。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的媒体和学界都有很大的误读。透过民意调查的细分化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俄民众尽管在普京时代，对抽象的民主概念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同时支持体现民主政治利益的具体的“个人自由”，而且其支持率仅次于“公正”，远高于“对国家的认同”。

    换言之，真实的情境是，普京执政以来尽管大多数俄罗斯民众认为最需要的是“秩序”，而不是“民主”，但俄罗斯人现在丝毫不反对市场经济和民主，只是 变得更加务实了。他们认为任何民主体制只有在保障本国公民享受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反对的是抽象的民主，反对的是叶利钦时代给俄罗斯国 家、社会及大众带来创伤的民主。这也反映出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两重性——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都表现得异常突出。

    对于年轻一代，一个显然的共识在于，经过了全球民主化浪潮洗礼的当代俄罗斯，需要稳定、法律秩序和有效的政府，但并不需要专制。对于他们而言，或许正如苏联晚期那样，重要的不是当局为之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到什么。

    过去这批年轻人支持普京，首先是因为自身在普京治下找到了合适的社会岗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和身份回报。俄一些民调机构2008年前曾进行过广泛 的问卷调查，“普京的多数”中间56%的受访者确认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且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而2008年金融风暴的再度袭击，显然给俄罗斯经济本 身及民众的生活带来了破坏性后果，这不可能不影响到选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普京体制的合法性显然正在慢慢消融。

    事实上，12月10日由杜马选举结果引发的大规模示威的主体，正是逐步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这场活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典型的“欧洲式的抗 议”，而不是埃及解放广场那样的充满愤怒的“革命”式示威。而且，普京当局的应对也超脱了强势的俄国传统，如同他在首创善待前任的新政治文化一样，“非暴 力”的理性被展示出来，这同样是一种“欧洲式的聆听”。可能也正是如此，《共青团真理报》等俄罗斯媒体，在头版头条以左图右文的方式声称，“俄罗斯有公民 社会”。

    这一局面验证了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新的政治抗争”正在俄罗斯政坛涌现。即便是在普京的支持者中，也有25%甚至更多的民众表示自己会参加抗议或 示威互动，而这种抗争往往针对的是具体的、局部的、地方性的问题。参加抗争的主体的首要目标不是要从根本上推翻现政权，而是着眼于具体问题，谋求在现有政 治体系的框架内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进一步改善政治生态。

    俄罗斯年轻一代围绕杜马选举结果的抗争，对俄罗斯政坛的影响还在慢慢发酵。谁也无法否认，选民结构的变化已然改变了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基本环境，并将 推动俄民主转型的进程。这一案例同时告诉我们，体制安全问题始终是一个综合性的难题，绝非仅仅是依靠一些民生项目就能解决得了的。普京为此所做的并不少， 而无视或过低评估政治发展的刚性需求，将可能带来直接的政治挑战。

    诚然，在十年的“稳定”局面之后，普京如今处境有些尴尬。但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多年来一直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的兹洛宾，及具有俄“新闻界疯子”称号的索罗维耶夫，在一本关于梅普组合的著作中所说，普京是天才的政治策略家，他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并作最恰当的回应。

    数百年来，俄罗斯政治最明显的特征即在于双头统治，以及继任者对前任从人到其政策永恒的否定。新领袖在权力等级中占据高位，但却不能获取随之应有的 合法性，尤其是在国家精英的视野内。为此，新领袖往往采取大张旗鼓地摧毁前任领导人体制基础的方式，逐渐突出自我的主体性，而这在多数情况下意味着对前任 的某种诋毁。

    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京最为人称道的可能是在于，自他开始俄罗斯有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文化。他通过向“罪恶的90年代”的标志——当年叱咤风云的 寡头们—发起攻击，重建了权力体系，形成了强劲的增长动力，以此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他一方面继承了否定之否定的传统，但又没有公开糟践俄罗斯首任总统叶 利钦。

尽管支持率有所下降，但61%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来看都算很高。尽管从9月24日宣布重返克里姆林宫计划到最近的杜马选举结束，短短两个月内在民调中 显示会投普京当总统的民众，比例迅速从42%滑落到31%，但居次席者仅有8%的支持者。毫无疑问，普京仍将是俄罗斯最有权势的人。

    但最近的事态发展无疑是对普京政权的一种警示，新时期的俄罗斯需要新的发展动力，稳定和秩序固然重要，但这也可能从此构筑起精英和大众之间的“防火 墙”，使得民众政治参与的愿望被遏止，而这又进一步削弱普京体制的安全性。这或许就是“普京困境”的内核——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曾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源泉， 但它反过来也催生了新的合法性问题：强人政治、“单极”政治是否需要长期延续？

    这可能也是普京为什么越来越多地打出“现代化”、“反腐败”等大旗的原因之所在。他应该已经意识到，俄罗斯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塑造出一个更公正、 更合理、更温情的社会来。能不能在“善治”问题上取得进展直接关乎到年轻一代对普京体制的政治立场，也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长普京时代”的未来命运。

    如果普京能够像处理叶利钦遗产那样理智，俄罗斯或将迎来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转折点。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