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上合组织成功践行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

上合组织成功践行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 ——写在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召开之际

　　杨成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定于6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峰会将是上合组织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专家学者认为，这次峰会将有力推动各成员国加强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该组织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指明方向。

　　上合组织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以协商一致的原则来推动彼此间的合作，从而在事实上践行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

　　上合组织的成立、发展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重大事件。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地区相比，中亚地区保持着相对稳定，而这在相当程度上要首先归功于上合组织的存在与发展。正如上合组织首任秘书长张德广一再强调的，“现在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上合组织的中亚、没有上合组织的欧亚地区、没有上合组织的国际社会。”

“上海精神”是友好合作的核心准则

　　上合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内容，为新时代的国际关系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构想，增加了新的外交哲学。十余年来上海合作组织之所以能走过从初创起步到成熟发展的不平凡历程，并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已经内化为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本组织与其他多边机制之间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核心准则。而只有全面理解“上海精神”，才能准确认识和把握上合组织过去十余年的风雨历程，进而理解上合组织中长期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可能情境。

　　第一，应在国际体系转型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理解“上海精神”。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的重心正迅速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尽管老牌发达国家在各个领域仍拥有相当的优势，但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国际格局的调整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历史不仅没有像福山等人预想的那样以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一花独放而终结，相反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征。构成上合组织核心凝聚力的“上海精神”即代表着一种超越了传统国家关系发展模式的替代性理念。

　　第二，应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发生了巨大地缘政治和经济转型的格局中理解“上海精神”。中亚国家的身份在此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演化：从曾经是沙俄帝国的边缘地带到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从独立之初作为俄罗斯“近邻外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日益具备主体性的独立地区。未来可能还要从更广泛的欧亚含义上审视中亚地区，即中亚国家参与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体化进程，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后苏联空间，而是从欧盟一直到东亚这样一个广泛的欧亚空间宏大一体化进程中一部分。届时的中亚更多会被视为一个次地区。在此意义上，“上海精神”已经成为中亚地区主义的一个核心价值。

　　第三，应从集体的视角正视“上海精神”的形成。“上海精神”尽管有上海这个抬头放在前面，但它不是中国的一家独创，是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领导人与外交部门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中苏关系历史上林林总总关系形态驱劣存良的自然选择，是在“上海五国”机制发展过程中逐步凝练出来的“智识产品”。正因为如此，“上海精神”对于聚合上合组织成员国、推动该组织框架内的各项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道德感召作用。

　　第四，应从发展的眼光看待“上海精神”。“上海精神”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会仅仅局限于现有的20个字。过去十余年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也表明，一方面各成员国是在“上海精神”的照耀下推进合作，同时新的实践又为我们继续扩大“上海精神”的外延，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更丰富的哲学和思想资源。

　　在全面把握“上海精神”的框架下，我们尤其要注意到上合组织十余年发展历程中的两个关键方面。

　　第一个关键，这是该组织所在地区内所有的转型国家在国内体制变迁和外部国际环境相互激励、相互影响下的相互学习并且不断取得进步的过程。

　　第二个关键，这是世纪之交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在中亚这样非常复杂的地区得以具体化、得以实践的一个地区机制的创新过程。这一点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小国的主体性得到了认可和尊重

　　在此之前，国际关系民主化往往是非西方国家针对西方霸权国家的政治呼吁，并非一种现实。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两大范式，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不利于小国外交的推进及其利益的实现。从根本上讲，这两大理论的基本假设都或明或暗地支持由大国主导国际体系的命题，小国在此体系下只有选择是否加入的权利，而没有影响或改变国际体系的能力。所不同的是，现实主义主张权力均衡，而自由主义主张集体安全和国际机制建设，但这都改变不了它们追求国家权力的极大化，尤其是大国权力。而上世纪90年代逐渐崛起的社会建构理论以理念和认同等非物质因素来定义国家利益，固然强调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相互构建可以改变国际关系，但这仍然是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仍未改变大国支配小国的逻辑。这意味着，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包括其理论支配下的外交实践，都没有给小国留下足够的空间，它们往往只被视为大国行为的客体而经常被自动忽略，也无法更多通过扮演“规范主办人”的作用来影响国际政治，更不用说可以平等地参与大国对话。

　　上合组织成员国则清醒地认识到小国的主体性，并通过议程设置等制度化的办法对这种主体性予以认可和尊重。在上合组织的双核心——中国和俄罗斯看来，虽然在以实力等传统要素为指标的评估体系中，小国的位置明显很低，但当代国际生活中小国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上升态势。尽管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军事不均衡逐渐增大，但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小国的存在与显示度反而在国际舞台中日益显著起来，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国际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国家间的对立和紧张也日益多元化。与冷战时期国际和地区格局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安全保障领域不同，贸易、资源和能源、环境、经济合作、文化交流、跨国企业等越发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伴随着国际体系和地区格局不断增强的流动性，小国外交的投机机会也越发高涨。

　　上合组织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以协商一致的原则来推动彼此间的合作，从而在事实上践行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中亚国家与大国的关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附庸国与主导国、仆从国与宗主国的等级关系。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并未被动地受制于中俄，不仅在构建对外关系方面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而且在本组织内部议程设置上具有平等的权利。突厥民族有一个传统游戏是抢新娘、抢姑娘。和这一游戏类似的是，如果把中亚国家比喻为一个俏娇娘的话，大国的逻辑就是大家都可以抢，谁抢到归谁。而上合组织中大国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小国，而是通过共同利益和意志的塑造，强调小国外交的主体性。因此，上合组织从来不是排他性的，不禁止其成员国参与其他组织。它始终在通过制度创新和务实合作增强自身的吸引力。

　　毋庸置疑，上合组织的成立是非西方世界在冷战结束后发生的最重要事件之一。其重要性不在于创造了一个新的国际性地区组织，而是它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思想上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为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国家间和地区内人民关系的改善，奠定了永久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也是上合组织未来中长期发展非常强大的内生动力之所在。只要我们坚持“上海精神”，并将其化为一个个实际行动与务实合作，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丰富它的内涵，我们就有理由期待，上合组织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