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不能过度拔高大转型的中俄关系

来源:东方早报

链接: http://dfdaily.com/html/51/2012/6/8/804945.shtml

不能过度拔高大转型的中俄关系

 2012-06-08 02:43

杨成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中心副主任)

　　普京日前刚刚结束的中国之旅是其重返克里姆林宫后对其他国家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显示出“长普京时代”俄罗斯对中国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我们应该注意到，俄罗斯已经完成了普梅二度换位，这是直接影响中俄关系中长期发展前景的小环境。大环境则是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成长态势，而重新崛起的“俄国梦”在普京治下仍有可能有所进取。这意味着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俄关系势将重新定位，其主要内容既包含了中俄平等信任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认，以及彼此在对方外交布局中优先序列的可能调整，也涵盖了对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形塑未来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诉求。

　　事实上，苏联解体后20余年来俄罗斯的对华关系主要是一个不断适应中俄国力对比逐渐朝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的过程。俄逐渐意识到俄罗斯必须适应中国发展以及中国对俄重要性的新现实。尤为关键的是，普京王者归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俄西方关系的基本议程，梅德韦杰夫时期试图通过建立“现代化伙伴关系”的努力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将被西方搁置。而自下而上的抗议运动似正在改变俄国内政治生态，普京维系和巩固体制安全的努力越来越取决于兑现选前承诺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舍中国之外，俄很难找到一个立场坚定、具备足够国际影响力同时又有实力为俄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助力的合作伙伴。而就中国而言，无论是国际舞台还是地区格局乃至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对俄合作。这也是普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强调“俄罗斯非常需要一个繁荣的中国”，“中国也需要一个成功的俄罗斯”的原因所在。

　　整体而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迄今为止在多个领域取得和积累了丰富的合作成果，是当今世界最具实质内容的大国关系之一。与俄美、俄西方关系需要不时归零“重启”不同，中俄关系更鲜明的特征是以制度累积方式实现了日益成熟的制度化转型，正在加至全速和不断提高质量。这是两国汲取中苏历史上在“非制度性同盟关系”框架下分分合合、斗斗和和之经验教训而走出的一条新型大国关系建构之路径。

　　普京的中国之行及其最终成果都表明，中俄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可能迎来新的“大转型”。通过此访我们可以看出，未来中俄关系的“大转型”可能的基调将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中俄关系可能将逐渐改变过去更多受外部环境与外部压力驱动的动力机制，而更加注重“外生性”与“内生化”因素的平衡，并争取过渡到主要是内生增长的新阶段。

　　第二，双边务实合作将全面展开，但以政府参与引导、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主导的基本模式有可能进一步固化。私人资本的介入、公私合营的新范式有望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而合作内容也不再集中在普通商品和大宗商品贸易，而呈现逐步转向投资合作、高科技创新合作、战略性大项目合作以及地区合作四轮驱动的新格局。

　　第三，包括旅游、教育等在内的人文领域的合作将成为夯实中俄关系的核心要素。推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增进从精英到大众的全面信任，避免彼此的知觉错误在中俄关系未来议程设置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第四，在国际权力结构和亚太等地区权力结构正在同步重建，新的区域秩序开始逐渐形成的背景下，中俄互为战略支撑的格局可能将日益清晰。中俄两国有望实现更为密切的协作，共同主动提出并推动新的国际议程设置，共同参与全球发展与地区治理，共同秉持和平、稳定、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原则，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与此同时，双方在某些敏感问题和敏感地区事务上的分歧甚至矛盾不会自动消失，但有可能构建起一种较为良性的竞争关系。类似中美关系“战略互疑”的局面基本可以排除。

　　中俄关系正在着手进行的“大转型”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大多西方媒体或公开或隐晦地表示，中俄由此将更加紧密地“手拉手”，以与美国的新亚太战略抗衡。这种论断至少在部分上是对中俄关系的误读、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和对中俄美三边互动新特点的误解。

　　中俄关系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内向化”发展的特征。此次普京访华期间，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固然是一个重点，但对俄更重要的恰恰是加强两国在经济、科技等双边领域的合作。尤其是普京重新当选总统后俄的政治生态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普京要兑现各种竞选承诺将使俄寻求现代化伙伴关系的需求更为迫切。他已经明确表示要借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帆推动俄经济现代化。重要的是，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不希望被卷入到与美国的冲突中去，都希望与美国构建一种平等的、互信的、持久的友好关系。

　　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也就谈不上重返。美在亚洲影响力的变化更大程度上不是中国的成长所导致，而更多是美国自身在新世纪以来因为采取单边主义、致力于推进反恐和防核扩散而在某种程度上对亚洲事务的忽视。中国没有尝试过也不会去挑战乃至取代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长远看，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使得中美在目前的经贸依存与利益镶嵌格局基础上，更增加了共同维护亚洲安全繁荣稳定的责任和利益交集。换言之，只要美国亚太新战略的取向不是以赤裸裸地遏制中国为直接目标，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以及中美关系之于中美两国的重要性在亚太地区层面上可能都要超过中俄关系。因此，中俄的大陆型权力联盟与美国重启与亚太国家组成的海洋型联盟之间的对抗只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恶意揣摩。

　　此外，中美俄三边关系的整体环境与冷战期间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巨大的改变，各国的发展只有通过协力解决全球性、地区性共同的新威胁、新挑战才可能实现。这种趋势将会导致大国战略思维的变迁，从历史上围绕“权力之极”的悲剧博弈过渡到“负责任的大国”的良性竞争。所以，美国的亚太新战略不大会给中俄关系的合作议程带来实质性变化，后者对国际新秩序的吁求也是一种建设性的姿态而非战略挑衅。

　　当然，对于中俄关系的评价也应该恰如其分，不能一味地拔高。一般而言，迄今为止的普京外交尽管将中俄关系置于优先发展的方向，但俄欧关系，尤其是对德、对法关系更是其绝对的优先方向。在可预见的未来，开展同欧盟的合作，以及和美国等其他主要大国的合作，与发展中俄关系对俄而言至少是同等重要，对俄外交都具有全局性影响。我们的优势则在于，中俄两国已经在合作中逐步营造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合作文化，待两国关系新的“大转型”陆续完成后将更具独立价值。这需要时间，也考验着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