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尚文：罗曼·罗兰和他的《莫斯科日记》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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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和他的《莫斯科日记》

　　周尚文

　　罗曼·罗兰（1866-1944）是20世纪享誉全球的法国大文豪。1903年起，他用了十年时间写出法文版长达1600页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罗曼·罗兰从此声名鹊起，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罗兰出身在法国乡间的一个公证人家庭，自幼接触底层社会，养成他同情贫苦民众、生活简朴、不追求奢华和物质享受的性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鲜明的反战立场和人道主义言行，使他加入到进步作家的行列。

自称“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诞生了一个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引起各国进步人士的关注，也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深感不安。当年丘吉尔直言不讳地说，要把苏维埃“扼死在摇篮中”，于是十多个国家发动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不少西方国家的工人和进步人士则针锋相对发起“不许干涉苏俄”的运动。罗兰也是这个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明确表示反对外国干涉苏俄的行径，公开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局势风诡云谲，法西斯势力在德意等国抬头。罗兰著文严厉谴责法西斯是“人类良心的堕落”，并参与发起成立“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势力进一步猖獗，他在一封公开信中说，我“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一边，她是代表着新的劳动世界的唯一堡垒”。

　　可以看见，罗曼·罗兰不仅是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作家，也是一位爱憎分明、诚实正直的社会活动家，一位追求自由、民主、正义、光明的进步知识分子代表。他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害深有体察，他对苏联的憧憬，出自他对一个正在建设的“新世界”的向往，他毫不讳言称自己是“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从未到过苏联，对苏联并没有亲自的观察，只有一个朦胧的印象。1935年6-7月，受高尔基的邀请，罗兰踏上苏联国土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访苏期间，受到官方的隆重接待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斯大林亲自接见他，与他有三次近距离接触，这一礼遇在当时是很罕见的。罗兰的行程排得很满，他只能逐日将所见所闻及随感记录下来，访苏结束后，他对笔记作了修改和补充，加写了一篇附记，成为一本完整的作品，装订成册后，题名为《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935年6月至7月》。但这一作品当时没有出版，几个月后，作者在封面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笔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段。我本人不发表这个笔记，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遵从作者的意愿，这本笔记于1985年才公开出版，此时，罗兰和他的夫人均已离世多年。

　　据目前所见，中译本有三个版本，均以《莫斯科日记》为书名：漓江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95年出版该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莫斯科日记》的文学价值并不高，本质上是一本政治笔记。鉴于作者名声显赫，作品又是历史重要时刻的产物，因此，在访苏前后，罗兰的言论备受关注。可是，作者除了在《真理报》发表一篇热情简短的告别信，对伟大的苏联人民表示敬意外，对访苏期间的观感未发表任何言论，引起外界对其政治倾向的种种揣测，罗兰的《莫斯科日记》遂成为一个“历史之谜”。

《莫斯科日记》记了什么

　　当世人终于看到《莫斯科日记》的内容后，又一次不能不为这位伟大作家的良知和洞察力而感叹，也引发人们解读这一“历史之谜”的兴趣。

　　在日记里，罗兰记载了与各阶层人士会见的情景，许多礼节性的活动使他感到疲惫不堪，但并没有妨碍他冷静客观地观察苏联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些侧面。

　　最重要的一次活动，是与斯大林进行了近2个小时的会谈。对此次会谈，罗兰是作了认真准备的。访苏前，听到来自友人和青年对苏联近期发生的事件的疑惑，作为“苏联之友”，他无法作出解释。于是他带着这些问题向斯大林当面询问，斯大林显然对这位客人表现出很大的敬意，坦诚地回答了罗兰提出的所有问题。例如，就基洛夫事件后苏联国内出现的镇压行动，斯大林承认，“我们所枪毙的一百个人，从司法观点来看都和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没有直接的联系”。仅仅是为了“预防”凶杀案的再次发生，“我们承担了枪毙这些先生们的不愉快的责任”。这样的解释无疑是承认对无辜者的陷害和对法制的蔑视。难怪，这份已形成正式文本的“谈话记录”，在打算公开发表的前夕被苏方叫停了。

　　6月30日，莫斯科红场举行大型体育盛会，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都登上列宁墓的检阅台，罗兰也应邀登上贵宾席观看各种表演。他看到，在游行和表演队伍中，人们抬着一幅幅斯大林的巨型画像，唱着歌颂斯大林丰功伟绩的赞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斯大林，举手弯肘向他致意。对此情景，罗兰突然感到脑海里出现“两个斯大林”，一个是前一天与他会谈时那个“平易”的斯大林，另一个是“被人尊其为罗马皇帝”的斯大林。他对个人崇拜的厌恶之情，跃然纸上。访苏期间，罗曼·罗兰大多数日子住在莫斯科郊外高尔基的豪华别墅里。这所住宅宽敞明亮，内外装饰十分别致，是苏联政府拨给高尔基使用的，配有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园艺、勤杂等一群服务人员，家中除了高尔基及其家人外，还常住一群亲友和食客，常有贵宾和官员造访，宴会不断，餐桌上摆满山珍海味和名贵烟酒。罗兰在这里又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哈林等政界要人一起进餐和交谈。高尔基本人吃穿简朴，但家中如此铺张，令人吃惊。当然，这一切都是由政府提供的。对此，罗兰深有感触地写道：苏联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之后，“身为国家和民族卫士的伟大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身变成一种特殊阶级”，达官贵人及其家人们“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而人民却依然为得到面包和环境（我是指住房）而艰苦地奋斗着”。此种情景，使罗兰久久不能释怀。

　　苏联当年在世界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因此，对罗兰这样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尊贵客人的来访，全国上下都报以极大的热情，但作家并没有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仍进行着冷静的观察和理性的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当然，这些看法毕竟只是一种浮光掠影般的感受，他无法通过走马看花式的访问去仲裁自己心目中的一个“新社会”的利弊得失，他一面为见到许多新鲜事物备受鼓舞，一面也对看到的消极现象感到困惑。于是，他将访苏期间一些尚不充分的观察印象和不成熟的批评意见尘封起来，指望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社会变迁，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得以自我完善，或许这是作家要将日记封存起来的原故。

“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

　　访苏归来，人们对罗曼·罗兰的沉默表示不解。次年（1936年），另一位法国著名作家安德列·纪德应邀访苏，回国后立即发表《访苏归来》一书。书中记叙了他所见所闻的苏联建设成就和民众热情，也对苏联社会存在的丑陋现象作了公开的披露和批评。由一个“亲苏”的进步作家著书揭露苏联的阴暗面，立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苏联长期受西方国家的敌视，又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对外界的公开批评特别敏感，《真理报》撰文指责该书是“恶毒的中伤”，一些亲苏作家也对纪德进行批评，引发了一场争论。笔者查阅了当年上海出版的一本中文杂志，上面有相关争论文章，其中有罗曼·罗兰《对纪德的忠告》一文，他也认为这是一本“恶劣的、平庸的、浅薄的书”，纪德则反唇相讥，称罗兰已是一只安歇的老迈的“鹰”。作家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原本是很普通的，只是牵涉到对苏联的态度，使争论带有较多的政治色彩。

　　就在这一年，苏联通过了一部新宪法，称之为“斯大林宪法”，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一个高峰。与此同时，苏联国内掀起一波大审判、大清洗高潮，引起西方世界一片哗然。许多人自然地把目光投向被称为“苏联之友”的罗兰，面对亲友、同行和舆论的追问和责备，他对苏联发生的事情始终缄口不语，引起不少人的疑惑和误解。

　　那么，罗兰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呢？1936年8月25月，当听到广播中传来莫斯科审判后几小时立即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首领处决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对被审判者的谩骂和侮辱，使他感到“极端厌恶”和“心灰意冷”，并认为对斯大林的崇拜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在另一则日记中，他明确地写道：“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苏联。我谴责对个别人的盲目崇拜……”从这些日记里，可以看到罗兰的亲苏立场没有变，他仍把苏联看作反法西斯的“堡垒”和新世界的“希望”，而对斯大林则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

　　事过半个多世纪，罗兰那一代作家都已谢世，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也已轰然崩塌，人们有可能用比较理性的态度阅读和评价罗兰和他的《莫斯科日记》。然而，围绕他为什么要封存日记，他对苏联的态度是否丧失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他与纪德的分歧究竟孰是孰非，国内学界仍有不同看法。这里，似有两个问题值得探究。

　　其一，有学者认为，罗兰所以要封存日记，有三个内心世界的深层原因：怕得罪苏联领导，怕对自己不利，怕伤害好友，一句话，是“出于私心”，有人甚至认为是“依附性格”的一种表现。笔者认为，要解开一本纪实作品的历史之谜，不应过度揣摩作家的内心世界，而应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考察其动机和效果。像罗兰这样一个正直的进步作家，有自己坚守的底线和原则，他对苏联这个“新世界”有诚挚的期待，他不能也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信念。在他看来，访问时间太短，只留下一些浮浅的“印象”和“感受”，他还“无权对苏联作出充分的评价”，加上此时正值欧洲法西斯势力猖獗，而苏联是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因此，他不愿作贬损苏联的事情，完全是情理之中的。

　　其二，从《莫斯科日记》和《访苏归来》两部作品的内容看，罗兰与纪德有太多相同的感受，他们都从公平、正义、人性的视角观察到苏联社会存在的个人崇拜、特权现象、出身歧视、言论钳制等社会弊端。但是，两人的做法确有不同，一部作品公开出版，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一部作品封存起来，又引起众多猜疑。本来，一种新制度在建设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缺点和弊害是难免的，问题在于，苏联当权者讳疾忌医，把所有公开批评看作反苏的诽谤，当年，苏联官方发起对纪德的围攻无疑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也正是斯大林模式的痼疾之一。而罗兰把日记封存起来，对苏联不作公开批评，也不是出于对苏联的“护短”和“怯懦”。今天看来，罗兰、纪德那样具有良知和敏锐观察力的作家，都值得我们钦佩，我们不必由于两者做法不同加以褒贬。再伟大的作家也不是先知和圣哲，后人是不应苛求他们的。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