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南平：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国家发展战略选择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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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国家发展战略选择

余南平

大国力量的源泉不仅在于经济总量，更依赖于基于国防工业升级而来的技术进步。在今天“警惕性竞争”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和核心利益诉求保障必需依赖国防投入的加强。抛弃传统的公共投资理念，以国防工业升级为推手带动中国经济转型，是中国长期战略的必然选择。　　

随着中国对钓鱼岛主权宣示和反制日本“钓鱼岛国有化”行动的升级，一个攸关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的问题随之而来，即在未来的“中国成长”道路上，我们将以何种能力来保卫属于自己的核心利益？哪种长期投资可以满足中国国家主权利益维护和经济转型的双重需要？

　　国际关系历史的启示

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史尽管是以“冷战”拉开序幕的，但1989年“柏林墙”倒塌引发的美苏两霸力量对比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自由主义浪潮，并没有完全抹杀国家治理模式乃至市场经济模式的差异。随着中国力量的成长，有别于欧美国家治理模式的“中国模式”作为“另类”共生于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而这注定了“警惕性竞争”是今天中国与西方，包括东方大国国家关系之中的本质。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现行国际机制短期内无法再提供经济繁荣的“共赢游戏”时，“警惕性竞争”所带来的贸易摩擦、领土争端问题不仅容易被代议制政府体制下的竞选党派所利用，同时这些问题还能和“历史回忆”一起勾起民族主义、反全球化思潮、宗教极端主义之间的复杂互动。回顾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体系以及战争的起源，没有哪个历史学者可以否认，经济衰退为战争诱发提供了思想与社会基础。而历史惊人相似的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总是在这个时刻，可以接近全面地解释国家关系之间的本质。虽然，我们相信历史的进步可以使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构建部分地、阶段性地解释今天的国际体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但现实主义所信奉的“国家实力”无论是以硬的形式还是以软的形式存在，终究是今天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石。历史研究表明，国家实力的本质是一个历史进程中的横向比较关系，并不是某个国家自身历史进程中的纵向比较关系，当实力、特别是硬实力出现软肋时，国家利益就无法依国际法法理依据和历史存在而被保全。因此，大国利益要得到永久维护，不应该放弃自身力量的构造，并需要时刻评估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的横向力量对比关系。

大国国家力量的源泉

一个错误的常识就是：经济总量是国家力量的源泉。10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时，中国占全球GDP总量份额超越今天美国占全球经济份额，但这种经济总量并没有使中国摆脱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命运。如果以美国作为今天世界力量大国的样本加以客观分析的话，剔除体制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是经济总量、军事硬实力、金融霸权、科技创新、教育基础、文化传播等几项要素综合构成了“美国霸权”。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这些要素的驱动力是什么？略懂美国体制的人均会回答说，是“自由竞争”驱动了国家创新，而公司是创新的主角。但是，研究一下杜邦公司、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通用公司等公司的成长历史与科技创新历史，包括研究一下信息技术革命的起源，一个隐藏很深的幕后推手马上浮出水面：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国防采购是持续推动美国技术革命进步的真正核心，其采用的预研式、竞争式国防采购不仅一次次推动各种技术的无限升级和综合集成，同时还良好地满足了军用产品民用化的“技术溢出”和市场化的国防开支成本控制。美国没有“发改委”，其科技进步的主角扮演者不是“科技部”而是“国防部”，科技进步史和美国公司成长史提供的历史事实表明，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力量的培养与其科技水平的保持以及国防工业的发展呈完全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大国国家力量的源泉不仅来自以经济总量为基础的全球市场份额，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力和货币政策的导向性能力，更来自军事工业硬实力的市场化构建和技术进步能力的保持，而从战略角度而言，一个国家投入国防工业带来的良性运作结果，不仅是国家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的长期可持续潜力，同时也为大国国家力量的维持和国际威慑力的获得提供了必要前提条件。就此而言，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今天的俄罗斯依然在享受前苏联军事硬实力丰厚的历史遗产，俄罗斯从来没有理会过西方国家对于其加强军事投入的任何批评，俄罗斯的国际话语权也从来没有因其经济周期性波动而有所减轻或者被剥夺。

澄清一个理论认识的误区

对于前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文献，在今天的中国可谓浩若烟海，而一个比较流行的判断就是：前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冷战环境下与美国展开军事竞赛，由于国防工业投入巨大，其军工优先的准军事体制拖垮了经济。这个结论看似非常合理，也符合逻辑。以历史数据来看，1987年美苏军事竞赛最高峰期间，前苏联军费投入占GDP的12.5%，军人占千人口的16.1%，而美国同期的数据分别为6.6%和9.6%；数据的简单比较似乎满足了前苏联国防工业投入巨大而拖累其经济发展这一结论。但是，由于两国GDP总量存在较大差距，从总量来看，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军事工业开支要多于前苏联。问题在于：为什么前苏联需要两倍于美国的国防开支投入和更多的人力投入才能满足于与美国在全球抗衡？答案只有一个：技术装备水平落后的国家，如果要想维持世界大国地位，就必须投入更多人力和财力。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星球大战”计划中的国防工业投入，使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中获得了技术准备并产生了实质性的“技术溢出”，从而带动美国经济与产业结构完成历史性的惊人一跃，而前苏联的所有国防工业投入几乎成了国家经济的“沉没成本”甚至是经济增长的负资产？答案恐怕也只有一个：美国的市场化军工体制，成为美国国家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引擎，而前苏联封闭式体制的科研投入不仅低效，同时缺乏市场机制，无法产生“技术溢出”。因此，并不是对国防工业的巨大投入拖垮了前苏联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与封闭的科研体系耗费了前苏联的国民财富，相反，一个良性的、市场化的、竞争性的军事工业体系，不仅可以在国家需求的有效引导下为经济体增长带来可持续的技术升级、技术储备，同时为国家的国防工业投入、国家的国际力量保持以及产业升级提供了最直接可靠的保障。

中国国家战略的选择

后金融危机的今天，中国面对着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国国家战略的选择，要求我们重新评估大国成长本质需要的持续动力。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到，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与国防实力增长并没有保持同步，从全球军事开支占GDP的比重而言，以2011年数据为例，中国仅为1.28%，不仅大大低于美国4.8%和俄罗斯4%的大国开支水平，同时还低于世界主要国家2%的平均水平。我们坚持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战略机遇期的维护并不完全意味着要以牺牲国防工业的发展为前提。事实上，真正有价值的战略是：如何利用国防工业的发展来提升科技进步能力，并有效带动产业转型。

今天，在中国经济增长趋缓的大背景下，有一种传统的、习惯的思潮依然在反复涌动，即利用国家经济增长累积的财政资源再次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与此同时，我们似乎已经遗忘了国防工业投入也是一种公共投资行为，是一种不择不扣、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内需”，如果使用得当，这种投入不仅可以为产业升级和军事技术民用化提供基础性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为中国国家硬实力的增强、维护宝贵的战略机遇期提供安全保障。可以横向比较的是，同样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放缓，俄罗斯推出的“俄版四万亿”刺激计划是，在2020年前投资7200亿美元全面升级俄罗斯的武器装备系统。显然，作为曾经的世界“帝国”，俄罗斯非常清楚，国防实力对于一个有志向再次崛起的大国意味着什么，它也更清楚国防工业对于俄罗斯高端制造业再次复苏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当然，俄罗斯与中国国防工业体系今天同样面临的困境是，如何打破垄断、进行市场化构造，如何形成激励机制、鼓励科技创新。在此方面，中国相比俄罗斯的优势在于，我们已经有了规模不小的资本市场，完全可以采用股权激励机制去匹配智力资本的投入回报。

综上所述，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亟须转变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何种投资具有复合性和持续性？在当今“警惕性竞争”的国际环境下，要真正赢得大国之间发自内心的相互尊重并保持战略机遇期，最核心的基石就是中国国防工业水平和能力。因此，推动国防工业升级，带动中国经济向高新技术自主转型，是中国未来长期发展战略可以选择的路径，同时也是中国真正成长为全球大国的必然选择。（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