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南平：中国发展红利还有巨大改革空间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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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南平：中国发展红利还有巨大改革空间

原题：新旧红利演变与再造

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经验表明，综合红利要素的利用是成功发展的基础，但这不表明中国已经充分利用了所有的红利要素。而从红利释放不足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红利利用还有巨大的改革空间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果，是诸多发展红利要素叠加的结果

任何国家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取得高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显然是诸多的发展红利要素叠加的结果，中国也概莫例外，而具体到中国三十年发展历程上看，这些红利又可以被划分成内生与外部两种类型的红利。从内生红利看，其中四项红利贡献最大，分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红利、人口红利、土地资源红利、环境红利;而从外部红利来看则是吸收外部资本红利、加入WTO红利与全球反恐红利。

在上述红利要素阶段性的叠加过程中，有些红利的运用属于改革的创造型红利，有些红利属于被动型机会红利。例如，在内生红利范畴中，中国三十年前改革起始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追求，属于典型的创造型红利，由于这个历史的选择性转变，中国显然摆脱了计划经济的致命性体制缺陷，顺应了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历史潮流，抓住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同样，在内生红利利用方面，中国过去三十年对于土地红利的充分使用，既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模式，同时也带来了高速的GDP增长;而在外部红利利用范畴中，中国选择加入WTO的时间，较同类的世界大国转型国家俄罗斯早了十年，同样及时地抓住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历史机遇，为中国发展与“中国制造”全球化打开了空间。

因此，中国发展红利构成的特点是多方位的，是综合叠加的结果，但其经验表明，国家发展红利要素更是可以被主动创造的。

中国发展红利释放不足与过度利用

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经验表明，综合红利要素的利用是成功发展的基础，但这不表明中国已经充分利用了所有的红利要素。而从红利释放不足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红利的利用还有巨大的改革空间。

从法治、公平、效率内在要求的完善型市场经济体制看，中国市场经济红利显然释放不足。从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而言，虽然我们尝试建设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但从具体运行层面看，目前我们已经构建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显然存在两大典型弊端，一是国有垄断行业的高收益与低效率，二是充分竞争市场领域的“管制无为”。

而在中国发展红利过度利用方面，显然土地红利的过度利用，不仅固化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过剩产能的淘汰，阻碍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同时更为严重的是，土地红利过度利用而产生的住房价格问题，既损害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与社会凝聚基础，同时在产生巨大腐败空间的循环中加剧了社会阶层对立与冲突。

同样，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对于生态环境的忽视、环境红利的过度利用，不仅损害了当代公民的健康权益，同时也破坏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生态基础。因此，从市场经济体制制度红利释放不足，到土地与环境两项红利的过度释放带来的长期危险来看，中国发展必须选择新的改革红利。

新发展红利的缺失与挑战

比较世界大国成长历史，特别是结合新环境与新技术挑战下中国发展需要，显然作为成长中的世界大国而言，中国的新发展红利缺失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海外发展红利的利用不足与能力缺失。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世界级大国在成长过程中无一不充分利用了海外发展红利，并拥有强大的海外发展能力。而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下，其典型地体现在跨国公司海外经营与全球市场投资能力上，虽然中国企业近些年在国家推动的“走出去”战略引导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从横向比较而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能力较之欧美，包括日本在内的跨国公司而言，存在明显的能力不足;同样，以世界大国标准衡量，中国国家行为中对于国际发展问题的理解、能力构建与贡献也明显存在短板。而这两种能力的缺失，不仅影响着中国成长过程中的世界意义，同时也影响着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发挥。

其次，在新环境下，特别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启动下，中国国家的发展红利中，对于周边及全球问题的应对与处理能力显然面临挑战。中国过去成长经历中积累的经验，已经不足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国际环境变化，而其核心就在于中国过去过于醉心于经济发展，而忽视了世界大国成长中必须拥有的国防“硬实力”构建，这既不利于国家科技发展红利的主动性、引导性创造，同时也影响着海外发展红利的安全维护。

最后，从既有红利消失的挑战角度而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意味着低成本“中国制造”模式下的吸收外资红利和世界市场扩张红利效应会逐渐减退，同时从内部红利消失威胁来看，人口红利的消失还意味着巨大的社会保障成本与人力资源再造成本，而更为紧迫的是，中国人口红利与环境红利的消退，特别是土地成本的上升，从较长期角度来看，已经无法再提供新技术环境下中国全球制造比较优势，而这点在美国引导的页岩气能源结构革命和智能制造升级中，显得挑战与压力尤为巨大。因此，在既有发展红利要素驱动效应逐渐减退，甚至已经成为发展的负能量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寻求与创造新的发展红利。

在中国新发展红利再造过程中，内部改革的核心不是拒绝市场，而是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边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表明，发展红利既有偶然的机遇因素，但更多的是改革开放中的创造。而中国实践经验表明，虽然没有既成的经验可以被完全照搬和沿用，但有些基本原则还是能够持续地对中国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具体而言，首先，坚持善治、公平、法治、效率的市场经济原则，并以此为准则寻求改革红利，那么不仅可以解决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的城镇化红利、人力资源型人口红利、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红利、区域平衡发展红利等诸多潜在红利创造，同时也能够在追求共同理念中成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基础。

其次，坚持全球化与国际化原则。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从本质上看，中国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与资格拒绝全球市场竞争。因此，在中国新发展红利再造过程中，内部改革的核心不是拒绝市场，而是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政府在承担公共责任的同时，最重要的责任是法治下的市场监管，而监管红利的长期缺失已经威胁到良性市场环境的构建;同样，在开放中，中国必须明确自身的国际定位，在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充分运用国际市场，培养可持续的海外发展红利。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