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与俄新社成功联合举办“全球化时代的身份认同与俄罗斯”研讨会

    2013年6月1日，主题为“全球化时代的身份认同：中国、俄罗斯与跨国经验”的研讨会在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召开。会议主办方分别是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和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与会专家来自外交学院、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俄罗斯新闻社和瓦尔代基金会。

    主办方中的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希望通过研讨会了解学习中国学界对于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且作为今年9月瓦尔代论坛十周年大会前的一次“头脑风暴”活动， 为瓦尔代论坛提供背景报告。瓦尔代俱乐部除了在中国上海以外，还将在德国柏林和美国华盛顿召开同样主题的研讨会，以了解欧洲和北美学者的立场观点。作为主办方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则希望借助会议聚合国内外学界相关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力量，开启关于身份认同问题与区域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新领域。

    会议讨论中形成两大共识。首先，中俄两国都面临内部多种意识形态和理念体系并存的现状，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共识和统一的文化空间尚不存在，而且寻求共识的努力在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带来的均质化挑战面前可能更加困难。其次，身份认同作为概念和一整套叙事具有相当强的“建构”特征。

    瓦尔代基金会成员和俄罗斯新闻社国际部主任帕维尔·安德烈耶夫先生将俄罗斯语境下的身份认同问题归结为“我们是谁？我们信仰什么？我们要往哪里去”三个问题，并总结俄罗斯当下情境类似一个多层的馅饼，从政治、地区、民族、宗教等几个纬度有多种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并行，从而呈现出“四个俄罗斯”的特征。来自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的阿拉·萨尔米娜博士介绍了民意调查所显示出俄罗斯民众社会认同从苏联时期到后苏联时期的变化，基本的趋势是随着经济复苏、危机时代的终结，越来越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将生活富足、身体健康以及社会公平作为自己理想国家形象的最主要内容；关于公平概念，受访者对于“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的重视则超过了“收入公平”。

 

    外交学院施展教授从“个体－集体－国际”三个层次比较了“王权时代”和“人民主权”时代个体认同的不同特征，并论述民族主义不适用与中美俄这样的超大型国家， 可能的替代是“实质上的联邦制”和“宪政基础上的爱国主义”，未来国际秩序可能部分要回到王权时代的群体认同基础。 华东师大人类学所的刘琪博士回顾了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历史，强调了从传统“天下”观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挑战。建国后的民族政策通过民族识别最终试图形成“政治上一体、文化上多元”的体系，但目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力中心在哪里，这个关键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资深外交官、中国前驻奥地利大使杨成绪大使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和身份认同都有特定的不同历史背景，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认同都和殖民时代的社会结构有关。美国由于特殊的地缘优势和早期对于原著民的杀戮政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身份认同问题较小，但是近期这方面的冲突在上升。欧洲，包括德国面临前所未见的认同问题。中国国内汉族和藏族、维吾尔族组之间的文化差异较大，而同时香港和台湾居民中不认同中国人概念的也较多。但是上述群体大体认可中华文化，所以认同的分歧更多的是个人政治意愿。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张昕博士则提出：全球化的均质化过程在逐渐转变传统民族国家的性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民族属性”变得既更困难也更有必要。民族国家需要在两个趋势之间寻找平衡：1）极端强调自身独特的“身份”会妨碍参与国家间交流；2）而国家仍然需要、甚至更需要来自本国民众才能提供的支持。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好平衡的国家是全球化时代最有力的国家。

    复旦大学政治系的熊易寒博士认为身份认同从来不是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是始终存在于特定的权力结构之中，是社会结构与具体情境共同作用下的权宜性结果。以中国农民工为例，熊博士认为“农民工”或“农民工子女”并不是身份，而是国家政策和治理行为导致的一种地位；农民工是共同生活际遇形成的集合体，不是一种真正的认同。 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杨成博士认为国家身份的存在预设了“他者”的存在。他从建构主义理路出发分析了后苏联空间内中亚国家的个体身份和集体身份的形成如何受到俄罗斯这个“他者”的影响。原有的苏联身份终结之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和符号建设）和人（宗教与教育）的三重重构等方式，推动以“去俄罗斯化”和 “在地化”及“国际化”互为表里的国家身份再造进程。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地区认同，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此构成的张力使得它们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