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中国周边外交的欧亚时刻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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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外交的欧亚时刻
杨成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3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和主题词无疑是“周边外交”。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不仅在理念上，同时也在实践中形成了基于周边、着眼全球的外交新思维。毫无疑问，对俄关系和对中亚关系已然成为了中国新外交的欧亚地区支点。
相对于中国周边的其他几个方向，2013年可谓是中国与该方向主要国家关系的开拓之年、进取之年和丰收之年，其全面的动力、强劲的活力和广阔的愿景令外界瞩目。而相较于其他全球、地区大国或中等国家以及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欧亚一体化战略，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也以更大的包容性突出了中国通过欧亚地区与外部世界形成双向流动良性发展循环的新诉求。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外交的欧亚时刻正在形成，并日益成为中国持续成长为成熟大国的战略支撑。
中国欧亚外交成果
2013年中国的欧亚地区外交的主要表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随着两国领导人在2012-2013政治周期的更替实现了重新定义和规划。以习主席3月22-24日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为标志，新阶段的中俄关系既包含了对构建中俄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认，同时还明确了均将彼此在对方外交布局中优先序列调整至首位的象征内涵，也涵盖了两国对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形塑未来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共同诉求。中俄关系在这一年得到了实质性的推进。
第二，中国与中亚诸国建立起群体性战略伙伴关系结构，中国-中亚“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进入了开局阶段。通过5月塔吉克总统拉赫蒙的访华与习主席9月份对其余中亚四国的正式访问和出席比什凯克峰会，中国与中亚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和工作友谊得以生成，双边的战略伙伴关系或被强化或被建构。这意味着政治体系、意识形态、经济模式都具有较大差异性的中国和中亚国家初步形成了一种基于“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康德式合作型文化。
第三，“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为中国与包括俄罗斯和中亚在内的欧亚地区广泛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提出了新的战略议程。习主席中亚之行中推出的以五通为核心思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此为起点，新一代领导人主导下的中国对外政策趋于实现全方位转型，并试图主动建构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基于世界主义战略视野的全新议程。毋庸置疑，苏联解体以来的20 年间，全球化三大节点，即北美、欧洲和亚太之间的互相依赖不断加深，且各自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吸纳作用日趋增强。其中关键性因素正在于中国的持续成长。由此，当中国借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和庞大的经济规模更为积极地介入到周边政策时，像欧亚地区等一些因较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前宗主国“帝权”结构的缓慢弥散而导致的全球化程度不够的疏漏地区，就有可能被新的合作网络所取代。原先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漏洞，似乎正在被一个新的连接欧洲、前苏联以及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全面网络所替代。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旦“丝绸之路经济带”得以建成，欧亚大陆原本清晰的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地理界线，将势必随着这种新的合作网络的生成和蔓延而变得日益模糊。
第四，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制度性累积继续进行，表面上的循序渐进和风平浪静实则是为更长远的发展积蓄力量。本次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与会领导人明确将《上海合作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草案制订工作列入未来工作重点以及《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的批准都预示着，上海合作组织正在从粗放型增长时期向集约型发展时期过渡。在这一敏感的过渡期内，因国际安全部队自阿富汗撤军而导致的中亚地区局势走向显然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关注重点。此外，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11年西亚北非集中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已接近弥散同样表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将在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环境内展开。现代化伙伴关系在未来的上海合作组织战略中有可能与“体制安全”问题同等重要。峰会文件强调加速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和开发银行以及其他经济合作决定无不彰显了更多经济合作对上海合作组织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性。
被误读的中国“西进”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中国周边战略中的欧亚环节在相当程度上遭到了外部世界的诸多误读和误解，甚至连俄罗斯智库和决策界也不乏重新思考中俄关系、注意欧亚地区挑战的东方要素的呼吁。一个被想象的致力于“西进”的进攻性中国形象正日趋丰满并有逐渐主导其他国家对华政策议程设置之势。其核心逻辑在于：
第一，中国2013年的欧亚政策，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中国正在实施“西进”战略。
第二，“西进”战略是一套旨在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再平衡”的隐含“进攻性”、“征服性”、“侵略性”的一整套规范安排。
第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经济合作为表，以地缘政治目标为本，旨在为崛起中的中国挟强大的经济实力重新划定周边势力范围并为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作地区层面上的机制铺垫。换言之，中国的主旨并不在于提供公共产品，本质上仍是一个利己者，谋求最大限度的攫取欧亚资源，服务于大国崛起的中国梦。
第四，中国的欧亚新外交对所有欧亚地区现有的地区整合方案，包括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方案、美国的“新丝路战略”、欧盟的中亚战略、日本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韩国的“欧亚倡议”、土耳其的“欧亚”构想等都构成了排他性挑战。
第五，其他大国，尤其是俄应该重新思考在中部欧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基于对中国影响日益增强的共同忧虑重构美俄、欧俄、日俄等在中亚地区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合作体系。
应该说，这些基于错误的信息和判断而建立起来的被“神话”的认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持续发酵。问题在于，一方面，所谓的“西进”战略更多是从事非欧亚地区研究的学者的一项个人战略设想。另一方面，历史地看，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海权和陆权力量博弈中，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大陆性权力获胜的记录，与中国西部大周边的边缘性权力相结合，就足以确保中国与美国挟TPP、TTIP等形成中的国际机制抗衡吗？中亚国家除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外无一例外地低收入国家，足以充当中国剩余产能和过剩产品的转移市场吗？显然答案都是否定的。这些有强烈偏差的认知反映出的正是外部世界，首先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正在日益改变世界这一事实的强烈忧虑、怀疑和防范，而对中国周边外交整体，尤其是其欧亚环节中饱含的合作性、包容性、公共性视而不见，对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以及地区和国际合作机制保持协调、合作乃至共振的良好意愿视而不见。这种有意识地忽略中国“不谋求欧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的基本立场的做法显然不利于欧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也好，中国-中亚“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也好，都不能简单地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予以解释。它不是中国致力于推进封闭的大陆亚洲体系的新信号，更不是借此与其他国家相抗衡的努力，而是将开放的海洋体系和相对封闭的大陆体系予以整合的一种尝试。这一点从海陆丝绸之路并举的倡议中可见一斑。换言之，中国将继续甚至进一步强化过往三十余年对海洋亚太（首要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开放，与此同时，中国的新欧亚战略绝不意味着试图建立任何替代性的、排他性的大陆亚洲体系。相反，一种新的局面可能正在出现，即中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贯通之势呈现在新世界秩序中：东向南向的海洋开放与中国内部从东至西的广袤地带的国内一体化以及以俄罗斯、中亚为支点并继续向西开放的跨海陆整合体系。这样一来，中亚国家参与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体化进程，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后苏联空间，而是从欧盟一直到东亚这样一个广泛的欧亚空间宏大一体化进程中一部分，从而与中国建立起更为休戚相关的紧密关联。进一步讲，中国的发展就不仅和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同时也和发达世界的发展内在地融合在一起。基于此，中国的未来将以中国加入这个宏大的海陆一体化体系所定义，同时未来的国际秩序和地区格局可能也在相当程度上同样由这一进程所定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议程的优势
在我看来，2013年中国在欧亚地区的外交和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为标志的议程具有较好的比较优势：
第一，中国的方案将整合重心放在全面经济合作上，以立足中亚、超出中亚的宏大战略视野，整合欧亚大陆，尤其是以中国和欧盟为两端的综合力量，统筹中亚国家及俄罗斯，统筹经济和社会，统筹交通和能源等地区公共产品，不包含其他全球和地区大国和中等国家的一体化战略中的政治、价值导向内容。
第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已经承诺的具体资金投入也使得这一方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相对而言，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较1999年和2006年的两个丝绸之路法案更为仓促，其冲击-反应的逻辑很明显，即首先为美自阿富汗撤军后的后2014年代的欧亚提供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话语体系。美国最大的困境可能在于自身国力处于下降期，寄希望于企业落实相关投资项目但它们却对该地区投资的风险高度忧虑而望而却步。同时，由于美国推进新丝绸之路计划过程中强烈的排他性，地区国家对此言辞积极而行动消极。
第三，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在苏联解体以来积累的合作成果，尤其是制度安排为这种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中亚地区相关国家在后苏联时期围绕领土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谈判机制，经过边境地区信任措施等予以强化，此后一步步转换为更广泛合作的“上海五国”机制，最终经由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将中国对开展与欧亚国家的密切合作及在此过程中保持开放性、平等性、共享性的政治承诺从话语变为一种规范。新建成的群体性战略伙伴关系体系也将有助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第四，全球化在欧亚地区的疏漏网点正在被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网络填补，新的合作方案并非从零做起，而是将之制度化，实施难度相对较低。以渝新欧铁路项目为例，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和德国等国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成功的国际互联互通合作，无疑加大了跨欧亚大陆一体化并将之与亚太海洋合作体系勾连的吸引力。
总之，未来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思想史学者在书写2013年中国周边外交中的欧亚篇章时，一定会注意到其中的大转折和新起点等多重表征。在2013年这个特定的时空结构中，中国周边外交的欧亚时刻正式形成，并可能极大地影响中国的大国成长之路。我认为，相较于其他大国的欧亚地区整合战略，尤其是与俄美欧相比，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仍停留于构想的初期阶段，本身的内容尚有不明晰之处，这也加大了外界的观望和疑虑姿态。因此，当下最关键和最迫切的问题是，中国必须将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内的诸多周边外交新设想从话语变成实施细则，进而转化为一种被所有参与方都能接受的规范。在此过程中，一切不改变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以来的固有经验而将之生搬硬套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欧亚新外交议程中的做法都有可能产生走偏效应。在根本上，中国有必要从沟通海陆丝绸之路的战略高度将对欧亚国家的合作变为调整对外思维的重要舞台和走向成熟大国的演习场。只有当中国以一种基于世界主义战略视野甘愿担当国际和地区公共产品服务者而不仅仅满足于将本国的商品、资本、劳动力输往欧亚大陆之时，“丝绸之路经济带”才会在真正意义上获得成功，中国的欧亚新战略才会真正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国际起点。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