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德学：用亚洲安全新思维实现中日和解

来源：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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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德学：用亚洲安全新思维实现中日和解

    中国外交需要站在整个亚洲安全格局的新高度，结束中日‘冷战’状态，改善中国周边的外交和安全局势。

   中日角逐的负面效果

　　中日角逐对当事国来说，弊大于利，对周边国家乃至亚洲来说，更有百害而无一利，直接导致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北亚地区无法建构稳定的安全机制，也使东盟处于两难境地，并造成国家间安全竞争的螺旋式升级。

　　中日两国经济总量差距不大，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强，采用经济制裁手段往往两败俱伤。譬如对日限制出口稀土，一度导致日本相关企业惊恐万状，但也让中国稀土行业失去优势的国际市场份额，还被控违反WTO的规则。

　　中日两国民众彼此的不良印象超过90%， 直接冲击着两国关系中重要的民间外交，也说明两国的民意基础脆弱，多年积累的民间外交成果经不起某些政治家的言行冲击。

　　中日间的竞争使东盟处于两难境地。东盟看重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战略地位，愿同中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但中日角逐致使东盟主导的10+3机制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的谈判进程受阻，东盟不得不加强与日、美等其他大国的战略合作，以抗衡中国在本地区，尤其是南海问题上的影响力。

　　实际上，中日两国在朝核和台湾等问题上拥有共同的利益，甚至开始出现都以美国为对手的战略性转机。然而，由于两国的直接对抗，不仅大量消耗着各自的财政支出，还给美、俄和中国台湾造成安全和外交上频频得分的机会。

   日本“积极和平主义”是对美国的战略忧虑

　　有着长期执政经验的日本自民党在安倍组阁之后，被迫继承野田政府的钓鱼岛难题，但却没有直面问题的症结，而是继续玩弄暧昧的“鹰派”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副面孔，采取“绕道中国开展对华外交”的政策。

　　日本认为，钓鱼岛纷争不易解决，需要采取绕道办法，先巩固日美同盟，强化同印度、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和东盟的关系，然后改善日韩与日俄关系，待上述关系取得进展之后再同中国谈判。这种逻辑完全是“价值观外交”的升级版，被媒体解读为围堵中国的“民主安全菱形”战略。同时，中菲、中越南海领海主权和岛屿主权归属争议产生的“共振效应”，也助长了日本大国化的底气，诱使其采取冒险的“围堵”中国的战略。

　　看到中国始终对日采取高压态势，安倍调整了外交政策，提出正视“现实问题”的“积极和平主义”战略。到2016年为止，安倍内阁不再有选举压力，日本将诞生一个长期政权，因此该战略将成为未来3年日本的主导对外战略。日本今后的对华政策也将以“现实”应对“现实”。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实质是以中日对抗为表象的日美间游戏。当前，日本决策层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和能力感到不安，对中美接近更加恐惧，希望向美国展示其战略存在的价值。近期安倍将遍访太平洋岛国和非洲国家的“俯瞰地球仪”外交，也可以印证上述判断。

　　由于安倍政府始终不直面中日问题的症结，不仅极大损害了中日关系，能否强化日美同盟也是一个大问号。不过，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忧虑，也为中日和解提供了某种契机。

   中日“冷战”的根本原因来自日本内部

　　对日本来说，政党政治处于漂流期，政府频繁更替，经济社会发展乏力，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加剧了政府财政困难，福岛核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导致日本人自信心下降，对未来一片悲观，整个社会内部处于一种焦躁不安的状态。

　　随着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的丧失，日本感到“经济外交”的优势在消失，美欧变得不可靠，而强大的中国却愈发憎恶日本。因此，日本渴望政治强人的出现，来证明日本的强大并捍卫国家的尊严，在这种情势下，政治家和政党倘若被扣上外交软弱的帽子必将丧失政治生命。那些敢“放狠话”、散布中国威胁论的政客和媒体就有了市场，而主张对华友好的政治家和社会人士逐渐“失声”。

　　日本的“被威胁感”特别强烈，有追求“绝对安全”的偏好，由此造成的安全困境又引发世界对日本的安全猜忌和军备竞赛的升级。

　　安倍政府为减压而造成紧张情绪的迅速外溢，很容易向周边邻国释放其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信号，外界的反应继而又让日本国内感知到更大的压力。于是，日本和世界陷入紧张情绪的恶性循环里，中日陷入“冷战”也就不可避免。

   亚洲安全新构想更符合中国长期利益

　　中国的对日外交是改善周边外交环境重要的试金石和风向标。

　　中国首先要反躬自问，包括朝、韩、日在内的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究竟需要中国提供什么样的公共安全产品，中国是否有意愿和有能力来提供，需要设计何种区域安全架构来探讨和实施。其次，要细化“陆上周边国”、“海上周边国”和“战略周边国”对中国都有何种安全顾虑，为何会有安全顾虑？在此基础上再来设计中国的公共安全产品。为此，我们提出：

　　第一，用非线性的新型国家间关系看待目前中日关系，强调国家间既竞争又合作的主体间性。

　　第二，对日本、东盟国家和印度开展公共外交，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建构新型国家间关系。

　　第三，加强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价值观的宣示，阐释中国梦的内涵包括小康梦和大同梦。小康梦告诉世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目标，而蕴含浓厚“王道精神”的大同梦则在宣告中国人的现代性需求的同时，明示中国的历史和理想。

　　第四，中国采取对日政策新举措，将日本转化为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助力。中国决不容忍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外敌欺辱，同时中国尊重各国人民，不谋求主宰亚洲。中国必须向日本明示，两国关系仅仅依靠法律不能和解，必须实现历史问题的和解，正视双方政治文化的差异，真正实现正常化。可以想象，钓鱼岛问题将长期存在，两国必须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来稳定对抗，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特别是1972年《联合声明》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的原则，避免使争端扩大化、复杂化和国际化。中国应提升民间公共外交的作用，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继续重视对日民间外交，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日本民意的伤害，坚信两国关系终归要好起来，让中日世代友好成为两国共识，并通过发展以两国人民为本位的“公共外交”得以实现。

阎德学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