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中国版门罗主义”的错误知觉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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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中国版门罗主义”的错误知觉

杨成

   中国即将在上海举办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作为一个对全球权力转移和地区秩序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的超大规模国家，中国的这一“主场外交”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在外部世界看来，亚信发展史上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一次峰会再次表明了习主席治下的中国外交的进取性特征日益明显。

  “中国版门罗主义说”

   反映西方复杂心态

   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的周边世界都注意到了中方在准备峰会过程中外交话语体系的变迁，尤其是越来越频繁使用“亚洲国家主导亚洲事务”等新提法，多被解读为“中国的门罗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华期间王毅外长的表态，还是主管欧亚地区事务的程国平副部长的阐述，都彰显了一个趋势，即中国越来越倾向于和美国全面竞争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并为此利用哈萨克斯坦1992年倡议成立的亚信会议机制重构地区安全架构。在其支持者看来，从长远看，与 “门罗主义”相近，中国开始表露出垄断地区事务的野心。在此情况下，亚太地区权力配置格局中经济靠华、安全靠美的二元结构将可能受到严重冲击，地区发展的不确定性将显著增强。

   这种“中国版门罗主义说”，实际上反映了外部世界对中国越来越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尚未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对中国能否担当以及如何担当地区和平的支持者、安全的保障者、稳定的推动者、发展的促进者、繁荣的奉献者持有一种复杂心态：成长中的中国近年来曾被多次要求承担 “负责任大国”应尽的义务，但当中国积极提出自己的合作设想时，它们又担心自身在和中国的竞合中被边缘化或成为中美权力转移的牺牲品。

   中国本来是一个学习中的、成长中、摸索中的大国，但却被外部世界视为一个有着清晰一贯的长远战略的成熟大国。这种假定也被外界应用到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以来中国一系列外交新政的解读上。就像以往一样，国际上和中国国内的观察家都开始对习式外交进行事后合理化。前述中国的“修正主义”角色即是这样被构建出来的，那些基于错误信息和错误判断而建立起来的被“神话”的认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持续发酵。

   实际上，中国迄今依然在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主要目标仍首先着眼于解决国内问题。正因为中国的大战略尚在形成之中，不同行为体和派别的构想才会被赋予太多的期待。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例，中国的政治和学术精英其实对该设想的具体实施尚在讨论中。这样一来，包括中国在欧亚地区最可靠的战略伙伴俄罗斯都有相当部分精英误读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此次外界对亚信峰会的误读同样延续了这种思路。

   中国选择亚信

   旨在应对亚洲新挑战

   在笔者看来，拿门罗主义来比附中国当下的周边政策是对中国外交话语严重的知觉错误，尤其以亚信峰会作为证据更是一个充满偏见的神话。

   亚信机制在倡议、创立过程中的主要参照系就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为建立对话渠道而建立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对话促信任、以信任推合作是其主旨。化解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明模式的国家之间的误解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包容性是亚信的核心特征，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同为成员国的结构下，亚信并未因此而分裂足为明证。我们很难想象，秉持将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与宽容作为重要目标的亚信会成为中国可以操作与其他外部力量对抗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看法既是对亚信本身的亵渎，也是对亚信成员国的亵渎。

   中国确实对此次峰会高度重视，但中国继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之后出任这一年轻的国际机制的主席国，并非是基于排他性的考虑。中国从未有过独家主导亚洲事务的想法，即便是历史上一度盛行于东亚的朝贡体系，也和美国视拉美地区为自家后院、他人不得染指的做法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担任亚信主席国和承办亚信峰会，首先是维护、巩固和提高中哈关系的迫切需要。亚信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倡议成立的，是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国家构建和认同重塑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与纳扎尔巴耶夫本人的国际声望紧密联系在一起。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在中亚的重要战略协作伙伴，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关键成员，也是形成中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环节。中方的支持有利于中哈关系的发展。

   其次，这一行为也是受亚洲事务面临日益严峻的新挑战、新威胁这一现实需要驱动的。尤其是后2014时代的阿富汗局势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并很可能产生强大的外溢效应，能否以及如何推动阿富汗问题的解决事关亚信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再比如，伊斯兰极端宗教意识的地区化和全球化已成为国际安全的难题，亚洲国家至今尚无最优解决方案，推动亚信发展正是为从根源上消除地区动荡与冲突的因素提供新的平台。

   另外，亚信的发展与国际体系转型的趋向是相匹配的。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学家越来越意识到，未来的全球秩序将更依赖区域结构，一个地区构成的世界的轮廓已经浮现并日益清晰。在此意义上，亚信的发展符合了时代潮流。

   应允许“亚洲医生”

   治“亚洲病”

   至于“亚洲国家主导亚洲事务”的说法也不意味着对外来势力的排除，而只是强调要更多发挥亚洲国家在地区治理的作用。其内涵有二：第一，亚洲国家在全球权力转移中呈现出的新兴经济体群起性崛起的态势表明，亚洲国家较之以往有了更多的实力来为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发展等贡献更多的力量，理应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不是依赖外部世界的供给；第二，亚洲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亚洲的问题具有鲜明的地区特点，已经成了地区构成的世界中最复杂的一个环节。西方哲学重视同一性而忽视多样化，即便是欧盟也是强调内部多样性而在外诉诸普世价值，这样一来，西方与非西方就变成了一种先进与落后、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西方的发展理论往往期待输出自己的模式，促成包括亚洲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但是，亚洲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机构与其他地区相比更为复杂，需要更多地考虑到这些特点加以特殊治理。外来者却可能难以设身处地地推动，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美欧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地的失败案例。

   借用休克疗法之父萨克斯在2006年《贫穷的终结》一书中的隐喻，亚洲的治理好比儿科医生为表征似乎相同的儿童看病，需要充分考虑到每个次地区甚至每个国家的特殊性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否则外来的灵丹妙药可能会变成一种毒药。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能把中国在亚信会议上的主张视为是在谋划一种替代性的机制。这样的逻辑只能说是一种阴谋论。美国本身是亚信的观察员国，参与会议的相当多活动，中国如果想要建立起一个完全针对美、替代美地区角色的国际机制，为何不独创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去美国化”的国际机制？中方从来都希望与美构建相互信任的新型大国关系，克服修昔底德陷阱。亚信绝不是反美联盟、不是反西方组织。外部世界不应该做过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