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亚洲特性与中俄关系
来源：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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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亚洲特性与中俄关系
5月20-21日，强调亚洲特性的亚信第四次峰会在上海召开，与此同时，应国家主席习主席邀请，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中俄关系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这两件事有着怎样的关联？是偶然巧合，还是有着内在的机缘与逻辑？值得做一番思考和分析。
俄罗斯与亚洲的历史关联
俄罗斯的起落沉浮，很多是与“东方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不做更多牵扯的话，我这里只说三件事情。
亚信峰会期间，习主席和普京共同观看文艺演出
第一件事，在苏俄历史教科书上，12至15世纪为期250年左右的鞑靼占领时期，曾经一直是被作为一段黑暗历史来描述的。但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无论是西方、还是俄罗斯本国的史家改变了定势，认为鞑靼占领虽然给当地留下深重的创伤，但是，蒙古大军不光带去了东方式的财政制度、军事制度等等较当地更为先进的体制；许多史料还证明，这一阶段由于鞑靼占领时的相对宽容政策，使得俄国东正教文化有所发展；而且，俄国当时所居的东北罗斯，之所以后来能演化成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正是由于蒙古占领这段来自东方历史的影响所促成。可以说，俄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建构的早期，就是与“东方问题”分不开的。
第二件事，二战以后苏联国力的登峰造极，显然是与中苏结盟及其变迁这一段历史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当时的新中国受到了来自“老大哥”的全方位援助；但同时，从朝鲜战争开始一直到60年代初之前的十余年中，中国也为支撑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做出了自己无可计量的贡献。这是苏联得以走向世界顶峰的重要基础之一。这一段历史并不太长，甚至要远远短于冷战后的中俄交往历史。但当时不出十年，中、美、苏这三大国关系又迅速地转换了内容。70年代初的中美关系骤然解冻，为冷战走向终结做出了实质性地铺垫。这是苏俄在处于巅峰时期的起落沉浮时，与东方世界有过的密切关联。
第三件事，前苏联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世纪60-70年代后，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能源的大规模开发，为前苏联提供了决定性的财政来源。近年来，俄罗斯再次把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和开放，作为其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柱，甚至于有专家提出，俄罗斯的国都今后要一分为三，莫斯科作为政治首都，彼得堡作为文化首都，而海参崴要作为经济首都，理由是俄罗斯得以再生的经济希望，主要就在于俄罗斯能否成功地面向亚洲。
这样，至少在几个最为关键的阶段上，我们看到了“东方”对俄苏历史发展进程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亚洲特性与俄罗斯的东向发展
俄罗斯的东向发展与亚洲格局当下的特点是否能够相容呢？
从亚洲地缘角度来看，亚洲主要的两块地域是：乌拉尔山脉以东整个从南到北的欧亚大陆，以及沿欧亚大陆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海域。这一片地理景观异常丰富复杂的广大地域，不光天生规定着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取向的多样性，而且为大国间的纵横裨阖、南北沟通留下了宽广空间。
从最近习主席提出的“新丝路经济带”构想来看，如何打通欧亚大陆内部的经济通道，至少在陆地上存在着三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通过中亚，与欧亚大陆深处国家进一步合作交往，这条路线经过了十多年的实践，已经有丰厚的积累，但是依然要进一步花大力气来构建在俄罗斯、中亚和中国之间的三方互补合作关系。
第二条路线，是通过参与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开放计划，为大欧亚视角的合作夯实基础。俄罗斯方面在积极回应“新丝路经济带”构想时，特别提到了对接“新丝路经济带”和西伯利亚大铁路之间的交通运输管道，可见，这是可行的探索。
第三条路线，乃是在中国、俄罗斯、印度三大国之间形成进一步战略合作网络，一方面，吸引印度向欧亚大陆北向的合作与发展，同时俄罗斯和中国相互联手协作，交好印度，构建面向印度洋的通道。冷战时期，中国曾经坚决抵制过苏联的南下印度洋，如今，时过境迁，中、俄、印三者之间完全可以在全新的地缘政治协调和经济互补的基础上，探寻新的欧亚合作路线图。
从亚洲文明特征的角度来看，与欧洲以基督教为主干的面貌不一样，这里聚合着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几乎所有重要宗教，而且，还有不似宗教却又发挥着重大精神影响的儒教，这使得亚洲不可避免地要求文明间的更多交往。
这次普京来访与习主席所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有一处重要的宣示，乃是要通过“文明对话”来深化中俄之间的人文交往。世界上版图最大的一个基督教（东正教）国家——俄罗斯，与一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大国——中国之间没有地理障碍的大规模的直接交往，这是中俄关系的实质之一，这也要求中俄之间远不能停留于一般的物质交换关系，而是必须在思想和精神生活层面构建起心灵交往的桥梁。总结以往的中俄间交流，为何总有未尽人意之处，恐怕还在于流于表面，过于物质，而未及心灵深处。我们完全无需重回冷战式意识形态结盟的老路。实际上，无论是高层还是民间，在这方面都有着大量的人文资源积累可供发掘和利用。
从历史进程而言，一方面，亚洲乃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但近四五百年来这里并没有出现欧洲式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和欧洲式市民社会的兴起。另一方面，近百多年来从欧洲引进“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之后，亚洲开始了一个前赴后继、赶超列强的奋斗过程。这样一种局面规定着亚洲迫不及待地与世界发展进程的趋近，但是，世界历史发展多样性谱系上的亚洲样式，又使得她必然有着与众不同的表现。
俄罗斯作为一个欧亚国家，既有着亚洲的深刻烙印，晚近三百多年奋力学习西方的历史，又基本上使其成为了一个以欧洲模式为取向的国家。俄罗斯作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种过渡、一种桥梁，恐怕还是可以使得亚洲和俄罗斯之间在现代化过程中相互获得借鉴。至少俄罗斯在近二十年来艰难转型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比如休克疗法的痛苦经历，比如新世纪“黄金十年”的复苏和重起，甚至是苏联解体的历史性启示，仍可以为亚洲国家所深思和共享。
从发展格局上说，亚洲地区聚合着众多新兴经济体，为当今世界发展速度最快、最有活力、最具潜能的一个重要地区。但亚洲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巨大落差，显示着这一地区的高度复杂性和动态多样性，同时，也成为当前地缘政治抗争最为令人关注的区域之一。
从近年来的国际实践看，俄罗斯曾经有超级大国的丰厚积累，迄今依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和众多国际平台上的特殊地位，尤其近年来为世人所共见的俄罗斯外交之长袖善舞，如果引导和运用得当，是可以期待在东西方之间以及在亚洲国际秩序的构建中起到积极作用。
亚洲安全与经济相互交织中的俄罗斯角色定位
作为一个拥有巨大经济和战略资源的大国，如果各方面互动得当，俄罗斯可以逐渐在安全与经济事务的交织中发挥积极作用。
多年以来，亚洲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因素呈互相分离状态。四十多年之前，中美关系解冻之时，考虑的主要是抵御苏联霸权扩张，安全考量占主导地位，经济却大体上在视野之外。亚洲的东西方关系解冻之后，一批新兴国家先后相继走上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道路，经济成为区域内具有普遍性的主流取向。但那一时段，安全问题在亚洲并不像在欧洲那样受到重视，大体处于被边缘状态。一直要到新世纪，发展与转型后效应的“外溢”，客观上引起了普遍的安全反响。到这时，安全与经济才变得互相紧密交织而须臾不可分离了。
实际上，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和开放，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和安全紧密交织的故事。经济落后滋生着安全担忧，而安全关切又挚肘着经济开发与开放。就远东西伯利亚而言，紧缺的是资金、劳力，这在亚洲恰好较为充裕；而东亚发展最大的瓶颈在于环境、资源、农业甚至于净水，而这一切恰好又能够在远东西伯利亚获取。换言之，东亚发展与远东西伯利亚的合作，不光是经济上互补，而且可以设想，解决了经济问题，也为稀释安全担忧作出了铺垫，从长时期看，这使各方都有可能找到经济与安全之间的结合点。可见，安全与经济事务的紧密交织，有可能会形塑整个亚洲，而俄罗斯恰恰可以在其间起关键作用。
至于俄罗斯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合作关系，是否会在俄罗斯回归之后得以强化，甚而影响我国周边安全，人们有所关切。笔者以为，第一，取决于能否找到经济与安全事务之间的替代机制，以使各种利益关系能够得到互补和替代，在这方面存在着机会；第二，关键还是要着力于循序渐进地构建起真正的区域安全机制，以维护地区的安宁。这是一个本来就要积极推进的重大机制。第三，当然是，打铁还得自身硬，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包括调处化解矛盾的智力和处理应对的能力，也尤其包括面对国际挑战，国人所应有的思想和道德高度。
从我本人的观察来看，几年前，俄罗斯方面的专家较多强调，要引进欧洲成熟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如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观察者网注）到亚洲来落户。而现在俄方舆论——包括《中俄联合声明》当中也有体现 ——更为强调的是，区域安全机制应该如何切合亚洲地方特色。看来，一场乌克兰危机，对于改变和深化人们的认知还是起了作用的。
总之，亚洲特色和俄罗斯来到亚洲，这两件事情之间，是存在一些内在关联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关联性还需要通过扎实的机制和措施去加以保障，须知，其一，来自两种文明体系而直接接壤的两个大国之间建立持久密切关系，远非易事；其二，这两大国还都需要在复杂的环境之下，同时与其他大小国家保持友好与合作关系。这既是现代国际政治的要求，也是昨日刚刚闭幕的亚信会议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