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德学：治理结构与相互认知——帝国与周边关系的比较研究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2期
转载链接：http://mp.weixin.qq.com/s/MQtLTzil-ktle0ijzTXmEQ
【内容提要】日本学者认为，当人类处于历史活动空间的扩大和自我认同之间的矛盾特别激化时期，就会意识到帝国的存在，并开始讨论帝国的治理方式，因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普遍而自然存在的国家形态是帝国。所以，他们通过考察沙俄帝国统治的弱化，来批判地认识当今世界的帝国要素，并通过双向反馈机制建立历史上的帝国和现今帝国的认知关系，得出了当前国际社会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和帝国式的体系同时并存、民主化和民主本身正处于世界性的转折点等结论。日本学者的帝国研究只是认知当前现实世界的一种视角，并非阐明世界的一种理想模式，但不管怎样，区域研究者首先需要掌握民族国家的限度和帝国存在悖论的特征。
【关键词】帝国治理 周边关系 沙俄帝国 美利坚帝国 学术史
【作者简介】阎德学，华东师范大学周边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当前，探讨世界格局与全球化的问题成为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和现代思想专业学者的事情，而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几乎成为思考视野的中心，这对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是个巨大刺激。对此，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宇山智彦教授试图从地区研究的视角对发达国家中心论进行某种修正，他所借助的理论工具就是帝国理论。帝国理论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背景是现代民族国家暴露出相对化和功能不全的问题，再加上学者们都有自夸各自研究对象的倾向，所以，当时研究帝国的学者们不自觉地支持了当今帝国秩序的正当性。受到理念、地缘政治以及经济磁场等多重作用，帝国的更替兴亡似在倏忽之间，但在“语言、宗教、身体形质上具有同质性”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是一个虚构的产物，是近代科学使其成为可能，并让人们深信源于16世纪的民族国家是自然的存在，而非近代的建构。其实，人类历史上最为普遍、最占优势的国家形态是帝国统治形态或世界秩序，帝国确定自身的建构并推行着自己的政策。在日本学者看来，西方人是要让人们忘却近代以前欧洲存在帝国的史实，从而确立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在近代历史叙事中的统治地位，并让人们相信，与民族国家理念相比，帝国只是一种例外的存在。冷静观察19世纪至1991年的历史，你会发现，欧美国家通过输出民族国家的理念，来瓦解竞争对手——近代亚洲和欧亚大陆的各大帝国，同时也在更新和强化着自身的帝国，掌握世界霸权。但实际上，民族国家的理论并未原封不动地浸入欧亚大陆，其根本原因在于，欧亚大陆并不适用民族国家理论，也没有必要进行代价高昂的流血实验。但宇山要做的是，通过考察沙俄帝国、原苏联以及清王朝等，来研究近现代的帝国和半帝国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和帝国式体系的联系，通过双向反馈机制来建立历史上的帝国治理和当今帝国式治理的认知关系，以深入挖掘出更多的问题。
一 近代帝国的特征
在帝国研究方面，国际学术界大多倾向于把近代帝国跟自古以来的帝国同等对待，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帝国是几千年来世界史上最为优势的统治形态和世界秩序。对此，宇山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把成立背景、权力结构以及自我分封等情况完全不同的多数政体，都一概称之为“帝国”，只是在操作一种高度抽象的概念而已，应该避免把所有的“帝国”都视为实体，避免进行一种本质主义式的讨论，不要轻易做出结论，认为帝国是历史常态，而民族国家只不过是历史的一种遗漏。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宇山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选定18世纪以后的帝国作为研究对象，从人口、自我认同和边境政治等方面分析了近代帝国的特征。
从历史上看，前近代的大国基本采用的是间接统治，君主只要掌控贵族、部族首领、军事集团以及各种身份的代表人物就足矣。欧洲建立绝对王权的中央集权体制，削弱了贵族的权势，君主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社团等中间团体的力量。到了17~18世纪，欧洲各国的目标是直接控制整个国土上的全体居民及其生活，并着手建立与其目标相一致的高效统治体制。这种动向波及欲与欧洲各国一争高下的沙俄帝国，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他们都积极动员社会资源进行“纪律化国家”的改革。随后沙俄进行对外领土扩张，并对扩张的地区由重商主义过渡到注重当地开发和殖民地的经营，同时对扩张地区的人口、习惯和语言等情况进行彻底调查。在宇山看来，沙俄帝国的这些动向与政治上日益高昂的自我认同有关。君主政府以何种集团的名义来掌控原住民，原住民又以什么样的自我认同来跟政府谈判较为重要。通过人口普查、族群调査以及政治改革等手段，中央政府从文化和区域上对帝国广大领土上的居民进行分类和重组，这本身带有统治者的随意成分，同时，当地居民也利用政府的分类范畴，谋求重组再编。为了从整体上掌控人口和居民，政府需要明确掌控民众居住的地区边界，也就是需要明确划分边境。沙俄帝国和清王朝通过签订《尼布楚条约》（1689）和《恰克图条约》（1727），以西方的国际法原理和中国的朝贡制度并立的形式，基本确定了两国东部边境。在1757年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之前，两国在中亚地区的边境尚未明确，沙俄动则用军事力量和情报力量来有效控制臣民和领土，形成了对其有利的边境。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法维王朝1639年签订《席林堡协定》，大体划定了边境，但明确的边界线则是1847年在英国和沙俄的指导下，通过第二次《埃尔祖姆条约》划定的，伊斯兰社会也从传统的“疆域”概念引进了边境概念。可以说，沙俄帝国、大清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都是17世纪以前成立的帝国，它们当时并不在意边境线的明确划分和别国的统治状况，而是根据各自的世界观来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可是，近代帝国却互相争夺边境地区的居民，并把他们纳入帝国之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帝国体系在治理能力、国际谈判力等方面，是在同民族国家等其他体系进行竞争。换言之，正因为处于民族国家竞争的时代，才存在着不同的治理体制与国际体系，也才能借助帝国这一范畴来处理世界多元化的政体。
迄今为止，人口、自我认同和边境政治的变迁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民族国家在这三个要素方面远比帝国更为清晰。虽说近年来出现“民族国家相对化”的现象，但目前还无法想象会出现一个不能控制国家疆域内的人口、自我认同以及国境线混淆不清的世界。因此，宇山认为，对于当今世界帝国式体系的有效性，与其同古代帝国进行比较，倒不如在近现代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进行比较，会显得更为清晰。
二 帝国内部的治理方式：个别主义和讨价还价
关于帝国内部的治理方式，多数的研究是将帝国与普遍主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宇山却提出了个别主义和讨价还价的观点。在宇山看来，沙俄帝国的中亚政策是由个别主义决定的。所谓个别主义，并不意味着根据帝国内部的诸多状况自然产生的多种治理方式，也不意味着帝国根据当地的条件采取灵活的治理手段，而是帝国根据各民族的传统习惯来决定政策的实施方式抑或是否需要实施。这就意味着帝国的统治受到历史形成的制度的约束，而历史形成的制度则与地区、身份、民族和宗教因素相关。我们知道，沙俄帝国在扩张的历史过程中，臣属集团对皇帝宣誓效忠后，就被赋予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并被进行适当的集团分类，但每个集团仍然保持着民族性等固有性格，反映出东方主义的观念。如果某个集团情况有变，被贴上“好战”“信仰狂热”等标签，但政策却不能收回了。换言之，俄国政府被自己设计的陈规旧习、自我认定的差异性给束缚住了。譬如，从理论上讲，忠于皇帝和政府的集团总是会受到重视，但另一方面，“文明化”和“公民性”这种普遍主义的话语则被机会主义者所利用，导致俄罗斯化的政策没有被贯彻到底，东正教也没有绝对化，甚至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后的沙俄政府还在积极利用伊斯兰教加强统治。不过，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沙俄政府对穆斯林谋求分离的政策和泛伊斯兰主义提高了警惕。
在宇山看来，俄国政府的政策约束着沙俄帝国内的穆斯林，但穆斯林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常常利用政府的政策来讨价还价。譬如，19世纪后半叶的哈萨克知识分子，利用政府对鞑靼人泛伊斯兰主义的警惕，强调哈萨克人虽是穆斯林，但同鞑靼人在文化上有所差异，进而谋求发展独立的民族文化。同时，鞑靼人内部也竞相向警察告密，排除竞争对手。地方当权者的惯用手段是，只要他们对沙皇政府尽忠奉献，就会得到褒赏和地位，但哈萨克的知识分子却根据字面的意思来诠释政府提倡的“文明化”和“公民性”，进而谋求扩大教育和提高公民权利。这样一来，皇帝的权威这一“理念上的帝国”，与实际上“讨价还价的帝国”就构成表里一体的关系。个别主义还存在这样一种理念，如果政府激烈地变革当地的“传统”制度，很容易招致动乱，所以政府采取的治理形态是间接统治，从当地选拔官僚和神职人员编入政府当中。这种治理形态虽会导致俄国官僚层的不安全和不信任感，认为当地的行政官僚是“不能穿越的屏障”，让俄罗斯人看不到穆斯林的生活。可是，社会却由此获得稳定，沙皇政府可以作为各个民族、各种身份和各种宗教的保护者而自居，个别主义的政策也不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可是，进入20世纪后，个别主义政策成为俄罗斯人对民族主义不满情绪的种子。他们认为，赋予部分非俄罗斯人免除兵役等待遇，加重了俄罗斯人的负担。但另一方面，杜马选举权设定的民族、地区和身份上的差异，又导致非俄罗斯人的不满。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开始，沙俄帝国发挥了同时代其他民族国家无法达到的动员能力，招募超过1 400万的兵员，可是，它在后方支援体制和维持士兵士气方面却是失败的。随着战况恶化，俄国国内开始发生混乱，征用劳工引发中亚地区的严重叛乱。更为严重的是，俄罗斯工人也背离了政府，就连一向被认为是沙皇政府最为可靠的支持基础——俄罗斯农民也失去了对沙皇的信仰。沙俄帝国无论是在统合国民方面还是在应对危机方面，都显得手足无措，于是迅速解体了。
三 帝国解体与“半帝国半民族国家”的建立
在宇山看来，清朝皇帝具有中华皇帝、满族和蒙古帝国的大汗以及藏传佛教文殊菩萨的化身等多种面相，并能致力于多元社会的统一。可是，清朝对穆斯林的统治却存在诸多问题，致使19世纪后半叶反复出现穆斯林叛乱，也引发了汉族自我认同的加强，满族皇帝无法应对内忧外患，清朝也最终土崩瓦解。16~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是稳固的支配体制与松散的统一共存体系，但穆斯林同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共存，毕竟是以穆斯林处于优势的不平等共存。随着基督教民族的经济增长以及文化与政治上的觉醒，不平等基础上的共存也走到了尽头，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由于各民族的独立和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被蚕食。
我们看到，帝国解体后建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吸收了民族国家的理论。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土耳其，在经历领土大幅度缩水和居民的更替之后，仍存在库尔德人等严重问题，但基本上变迁为民族国家。苏联在经历革命和内战的混乱之后，几乎恢复了沙俄帝国时期的领土，从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这个意义上来说，帝国似乎依然存续着，而且提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普遍主义，所以，苏联更接近于“理念上的帝国”。但是，不能认为苏联是沙俄帝国的复活，因为苏联是设置民族行政区域的类似民族国家，并把民族行政区域作为同盟来定位苏联。苏联一方面强调在意识形态约束下的各民族团结和友好，同时也在各民族共和国内安抚和优待地方上的民族精英，追求共同的民族文化。这种二元化的统一政策实现了国家高水平的统一，超过了沙俄帝国。而且由于俄语得到普及，苏联时代的记忆被不少原苏联的公民肯定并且保留至今，苏联式的民族文化被无意识地继承着，苏联式的思考方式也得到了内化。
不过在宇山看来，苏联的民族政策也出现诸多破绽，像高加索地区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被强制合并的波罗的海三国长期存在不满。更大的问题是，无论是从经济意义上还是从人员牺牲和人权压制方面上来说，苏联体制的成本非常高昂。通观整个苏联时代，为了支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以及维持庞大的党政机关，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共的政策是坚持原则与内部交易的平衡，降低了苏共的权威和权限，直接导致苏联解体。在国际上，苏联虽然采取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行径，然而，通过民族政策与民族文化来统一国民的政治逻辑，无法向具有民族国家性格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苏联的社会政治文化最终没有在东欧等卫星国扎根，这也表明帝国的对外政策难以改变外国的社会。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依然是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虽说普京政府再次推进集权化，但联邦总统与地方和民族精英进行交易的这种多元统一的形式，对于稳固政权基础仍具有一定的意义。俄联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帝国要素，不过，同原苏联相比，俄罗斯人所占的比例更高，俄罗斯整体上更接近于民族国家。俄罗斯以外的原苏联国家基本上是作为民族国家而独立的，它们几乎都是多民族国家，但是政治权力却集中在主体民族手里，可以说具有微型帝国的性质。比如哈萨克斯坦的少数民族，承认哈萨克人的中心权力，不要求独立和自治，他们通过开展院外活动，来确定自己的地位。
宇山也看到，中国虽然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混乱，但意识到现代化和国家的重要性也是在此阶段。其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恢复了除外蒙以外的清朝领地，但也失去了清朝统治的多元特性。中国的民族政策虽有学习苏联的成分，却没有设定类似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和国。一方面是为了防止重蹈覆辙，避免像苏联那样，以民族共和国独立的形式解体，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通过培育民族精英来强化统一的可能性。宇山认为，中国的维吾尔族、藏族和蒙古族的民族意识较强，但中国统一非汉族的国民政策较为成功，维护国家统一最坚实的基础是汉族的绝对人口比例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
从宇山的分析中可以看出，19世纪存在的各大帝国，由于不能做到民族统一和提高治理效率，无法应对危机，最终导致它们在20世纪前期的解体。相对于民族国家进程来说，帝国进程暴露出缺陷。所以帝国的继承者在吸收民族国家要素的同时，也在推进国家的建设。与此同时，上述国家为了保持多民族的统治和中央集权制的并存，并未抛弃帝国要素。因此可以说，半帝国半民族国家的形态在当今世界并不少见，成为国家统治的一种常态。
四 民族国家体制的相对化和成熟度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将要退场等议论不绝于耳，特别是美国对前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武装干涉，表明主权国家体制的衰退。但宇山却认为，武装干涉绝不是一种新的现象，冷战时期的美苏也在世界各地不断使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虽说干涉的过程、名义和借口不同，实质上都无视别国的主权。武装干涉的横行并不意味着新的世界权力的出现，而是表明主权民族国家的进程尚未完成。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近年来国家形态出现的变化，国民经济越来越无法自我封闭于世界经济体系，国民的自我认同也在多元化中发展。即便如此，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世界政府和世界议会的可能性依然很低，依然有必要加强对地区的统治。在征税和行政服务方面，国家的作用依然不会消失，维持治安的功能更将随着反恐而被日益强化。还有，国家在全球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中也成为一个竞争单位，从投资环境、民主程度到教育水平，现在都盛行着国际排名的位次比较。即便不把民族国家作为感情上的爱国对象，但参与国家的活动并为之作出贡献，从而实现自我价值，这恐怕在今后的一个时期不会消失。此外，为了展开国际竞争，各国都在制度设计方面苦下功夫，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活力和多样性也受到关注。
在宇山看来，民族国家体制无法彻底解体最现实的一个理由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殖民地独立斗争的结果——尊重既成的国境与国境内的国家，成为世界安全的重要前提。即便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权被外力推翻，但国家本身并没有被消灭。大国或帝国任意合并小国，组建世界国家的情形在当代无法想象。而且，民族国家体制也在发挥着积极作用。譬如，苏联解体虽然带来混乱，但远比沙俄帝国解体后的混乱为轻，组成联邦的各共和国，形式上具有了主权国家的正统性，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独立，成为中央权力自我解体的容器。还比如，塔吉克斯坦虽然发生了内战，但政府和反对派在维持塔吉克斯坦民族国家这个根本问题上，主张一致；有关国家也在维持该国主权框架的基础上与联合国合作，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并最终实现了和平。因此可以说，民族国家体制对于维持和平发挥着有效功能，反之，也可以说是民族国家被相对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很少发生国家间的战争，内战成为冲突的主要形态，民族国家保持稳定，没有变成失败国家，就构成了和平的条件。随着冷战终结、身份认同的多样化以及全球化带来各国利益的交错契合，民族国家作为战争机器的可怕性格大为减弱，民族国家由于功能的相对化而变得更加成熟。
五 美利坚帝国的弱化和尚未终结的民主进程
我们知道，小布什政府时期兴起的“美利坚帝国”论，宣扬的是美国凭借强大的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向世界推广民主等普世价值。尤其在九一一事件后，一种支配性的观点是，美国建立了新的世界秩序。然而，当美国在伊拉克陷入战争泥潭之后，美国的战略走到了尽头这种说法又盛极一时。其实，仔细观察一下原苏联的中亚地区，“美利坚帝国”并非万能的结论早就一目了然。
在苏联解体前后，原苏联地区的人们都憧憬着西方，将西方称为“文明的世界”，可是当1993年10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炮击国会大楼，镇压反对派，西方开始全面支持叶利钦之际，他们就看清了西方机会主义的面孔。其后，关于中亚国家的威权主义体制和俄罗斯的车臣战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原苏联各国政府时而批判，时而支持，态度左摇右摆，美国的对外政策成为双重标准的代名词。九一一事件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协助美国的“反恐战争”，其动机除了避免塔利班对本国造成潜在威胁之外，俄罗斯的打算是将车臣独立派划为恐怖主义，而中亚欲将伊斯兰势力作为恐怖主义来镇压，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此外，它们都谋求获得外援和军用机场的租借费用。当时，对美合作最为积极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但很快就与美国的关系出现了紧张。2005年发生“安集延事件”之后，美国对该国的非民主政权不能施加任何有效的制裁，不得不撤出军队。同样，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美国也给予巨大的期待与协助，但革命后的巴基耶夫政府并不比前政权更民主、更亲美，反而在提高军事基地租借费用和美军士兵杀人案方面，对美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国关系一度非常紧张。还有，对该国革命作出一定贡献的亲美非政府组织，几乎无法参与革命后的政权建设，还被本国人骂做美国的爪牙和贪污援助金。
对于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未能获得进展，宇山认为有以下原因：
第一，美国主导的民主化，其理论背景是“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因此哪怕是强制性的，也要实现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可是，当包括威权主义国家在内的国家间战争已然鲜见之际，“民主和平论”就失去了现实根据。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等威权主义国家，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构筑相互间的合作关系，虽然对美国等区域外国家未必友好，但它们的态度是不好战的。作为有欲求和有能力对外发动有组织的战争的国家，应该只有美国和以色列了。从安全的视角来看，比“民主和平论”更为重要的课题是，人类社会造就了美利坚帝国，能否像造就民族国家那样来削弱国家变为战争机器呢？
第二，当前，国际社会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和帝国式的体系同时并存，一方面存在超级大国对前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等情况特殊的国家的干涉，但通常的情况是，在以主权为前提的国家之间，通过谈判来决定事务。因此，当超级大国提出民主等价值观时，将导致国家间讨价还价。在原苏东地区，譬如乌克兰以西的国家和格鲁吉亚等国认为，根据欧美的民主原则，它们会得到好的政治礼遇；而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虽然也接受民主观念，但它们认为，决定民主内容的权利不是欧美，而在于各主权国家，并以此为由拒绝民主化的要求。该地区的大国和地缘政治位置重要的国家，以及资源丰富的国家，都知道受到欧美重视，也知道哪怕自己是贫穷小国，欧美国家也害怕他们混乱而成为“伊斯兰主义”的温床，因此他们拒绝欧美的民主化要求，或是要求欧美进行援助，来一番讨价还价。
第三，民主化和民主本身也正处于一个世界性的转折点。当代号称民主化时代，是因为在二战后的重要关头，日本、印度、韩国、南欧、东欧、拉美、东南亚以及非洲部分国家，都比较容易接受欧洲文明圈或者外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实现了民主。这些国家没有宿命论的想法，认为与欧美文明不同的地区不能实现民主。可是，像原苏联国家和中东国家等，它们具有独立而发达的权力观念和政治逻辑，并且其政治精英都在强调与欧美异质的言论，以此博取国内人气以及与外国对抗，其民主化的实现确实比较困难。在宇山看来，只要世界上人口最大的中国和面积最大的俄罗斯，实行的还是威权主义或半威权主义体制，认为世界的主要潮流是民主化就毫无意义可言。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由于全球化和社会问题的复杂化，采取的相应政策也就愈发专业化，国民参与政策讨论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化，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现象日益明显，即便是发达国家，维持着实质性的民主也非易事。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不断篡夺一个国家的权力，通过选举带来的民主正当性也日益丧失。在威权主义国家中，比较稳定的国家安于现状，已失去对发达国家民主的向往。因此，民主仍是尚未完结的进程，“美利坚帝国”强制造就的民主尝试，愈发会增加民主进程的困难，使之无法完成。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宇山对于世界结构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只能说是一种常识。在今天的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内部同时具备民族国家和帝国的两重性，而国际体系也具有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双重结构。这种结构通过全球资本、国际机构以及跨国社会活动与文化活动来横向地链接在一起。宇山的认知着力点与一般学者有所差异，但在国际体系的构成上，他与日本学者山本吉宣的见解非常类似，都认为当今的国际结构是四大体系同时并存和相互作用：一是帝国体系（霸权体系），二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传统的国际政治体系，三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普遍体系，四是国家转型的全球化社会。
需要强调的是，当今世界帝国的体系所面临的问题跟近代帝国抱有的问题类似。无论是俄罗斯那样的典型帝国，或者是“美利坚帝国”这种非典型的帝国，他们谋求扩大影响力，谋求强化统治空间，都要远远大于它们的治理空间。如果它们不能严密统治外延性空间，必然会产生信息越来越不完整的状况。根据自以为是、思维僵化、机会主义的信息来进行决策判断，导致的军事干涉行动非但不能达成目标反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或者下达未经深思熟虑的命令而导致他国政治动乱。这方面的事例非常普遍。
同时，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普世价值也好，皇权至上也罢，帝国标榜的原则，对于治下的社会和小国来说，可以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为了让小国尊重原则，帝国有时会让渡部分利益，有时则会采取强硬姿态来捍卫自身的立场。特别是在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双重结构下，小国更有讨价还价的筹码，表现在主权以外的其他原则、帝国利用本地资源和军事基地的管理权、国际机构的选票等方面。帝国体系中的强者和弱者的结构区分较为明显，但未必是强者通吃。
宇山也承认，他所做的研究只是如何认知当前的现实世界，不是阐明一种理想世界的模式。当今的世界体系，民族国家日益成熟，并且与帝国式的权力之间进行着讨价还价，国家间的战争和单边主义的战争风险相比以前大为降低，但却并未能有效解决权力资源的不平衡、国家贫困以及内战等问题。宇山忠告道：地区研究基本上属于认识现实的学问，对于充满悖论的沙俄帝国、原苏联等国家，历史研究者首先应该把握帝国悖论的特征，要与帝国礼赞论和帝国批判论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它们是在帝国万能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然后再讨论世界问题。宇山的这番忠告，对于从事地区研究的国际同行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