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德学:日俄“战略接近”的进展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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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研究中心研究员阎德学在《日本蓝皮书（2018）》中对日俄关系发展做出分析与展望。
  阎德学认为，作为中国周边的海上邻国日本，当前最为担忧的是中国崛起引起东北亚国际体系的变化。为制衡中国，除采取强化日美同盟等保守政策外，安倍内阁认为日俄关系“最富可能性”，积极谋求与中国重要陆上邻国俄罗斯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而俄罗斯面临着欧美经济制裁，实施东向战略又担心在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中失去对等性，所以也有意愿与日本发展合作关系，实现亚洲外交多元化的目标。共同的利益需求促使日俄两国正稳步推动战略接近。
  2017年，安倍晋三与普京举行四次首脑会晤，推动了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的长足进展。首先，在缔结和平条约上达成重要共识。安倍把大力推进四岛“联合经济活动”作为一个突破口，争取日本国民往来北方四岛的特权，均得到普京积极回应。其次，在经济合作上获得进展。2017年日本从俄罗斯进口约141.25亿美元，增长26.6%；向俄出口约61.24亿美元，增长21.5%，进出口总额202.4亿美元。再次，安全合作得以重启。2016年底普京访日，两国决定重启“2+2”机制。2017年两国在东京举行了第二次“2+2”会谈。
  日俄战略接近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三：
  第一，日本的战略需求促成两国战略接近。
  2013年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制定国家安全战略，表明日本对在东海和南海面临中国的高压态势非常焦虑，所以决定综合施策，化解中国的战略压力。安倍政府展开了战后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外交行动，积极拓展与各国的经贸往来，寻求建立更牢固的政治关系。在对俄关系上，安倍同普京多次会晤，试图通过首脑间的信赖关系获得对俄外交突破，并且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立性，以赢得俄罗斯的好感。
  第二，俄罗斯内外环境恶化推动俄日战略接近。
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进攻性态势以及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单边行动引起西方恐惧，加剧了俄罗斯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困境。同时，俄罗斯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结构改革不见起色，被迫转向寻求与欧美以外国家的合作。俄罗斯多次表示将积极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建立安全与合作发展架构。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无疑成为俄罗斯亚太外交的一个重要对象，接近日本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 
  第三，安倍“新方法”外交理念促成日俄战略接近。
  北方领土问题是日俄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为促成领土归还，达成日俄和约，安倍提出“新方法”，要点有三：第一，在构筑面向未来的日俄关系中解决领土悬案；第二，不同于以往的构想；第三，不局限于双边关系，将全球视野纳入其中。也即，安倍政府把签订和平条约为目标，突破迄今为止在法律层面、历史层面讨论的困局，把领土问题放到日俄全面关系中、乃至东北亚格局长期演变的战略框架下考虑，扩大了领土问题解决的可能性和方式的选项。
  日俄关系的战略接近也存在若干制约因素：
  第一，领土争端制约两国关系实质性进展。
  俄罗斯一直主张，四岛成为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是二战的结果，得到国际法的承认。2017年，日俄双方就北方四岛的“特别制度”展开磋商，但举步维艰。日本企业在北方四岛开展活动不知道究竟该遵守俄罗斯的法律还是日本的法律。
  第二，美国因素影响日俄战略接近。
  特朗普上台后，美俄交恶的局面并未得到缓解。尽管特朗普私下向安倍透露他对普京有好感，支持日俄关系改善。但受“通俄门”困扰的特朗普难以就改善美俄关系作出积极努力。在美俄关系难以短期改善的前提下，日本积极发展对俄关系特别是安全合作很难取得突破性成果。
  第三，东北亚“四边形”地缘政治格局制约日俄关系的发展。
  当前东北亚基本形成以中、俄、日、美四国构成的“四边形”地缘政治格局。如果日俄关系实现突破，美俄关系、中日关系必定受到一定的力学作用。鉴于中俄关系的牢固程度和务实水平甚至高于美日关系，安倍通过加强日俄关系抗衡中国的设想恐难实现。
  第四，公共外交准备不足。
  日俄两国民间彼此认同的人士数量较少。多数日本学者对日俄安全合作持谨慎态度，认为北方领土问题是双方安全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俄国学者认为俄方毫无兴趣讨论岛屿问题，未来日俄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不会有任何突破，最多只是恢复对话，而且这种对话也不太可能取得多少结果。
  2017年，日俄间在2016年首脑会谈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几乎所有级别的磋商,这在战后历史上从未有过，但要说双边关系实现了质的发展为时尚早。不过，两国从政府到民间都有一个共识，认为经济合作潜力巨大。日俄通过首脑会谈、经济合作、安全合作等方式的战略接近，在中国周边又增加了一个不确定的风险因素，中国需对此保持关切。今天的中国拥有更丰富的战略资源、更多的外交渠道和更积极的国家形象，完全可以回应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并可通过有效的方式回应日本和俄罗斯的战略疑虑。同时，日俄关于北方领土问题的探索模式，对中国解决钓鱼岛问题以及南海岛屿主权争端也是一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