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德学：帝国理论视域下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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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帝国理论是考察斯拉夫-欧亚地区过去、现在和未来政治生态变迁的一个有效视角，对于考察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迁也较为有效，尤其对于21世纪新兴大国崛起之后的全球和地区治理方式的考察，也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工具。日本斯拉夫学界盛行使用帝国理论来考察沙俄帝国和原苏联的历史，帝国理论构成日本斯拉夫-欧亚地区研究的核心理论支柱，“多法域性”成为帝国理论的核心概念。通过历史上的帝国比较研究，把清王朝、不列颠帝国和沙俄帝国看成是一种多元结构，要比看作圆锥状的帝国机构更有说服力。
【关键词】帝国理论 斯拉夫-欧亚研究 日本史学 多法域性
【作者简介】阎德学，华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中心研究员。
世界是否回归帝国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知识经济爆炸引发的世界“扁平化”，以及多民族帝国苏联的解体并没有带来“各民族的春天”，这些全球性的课题引发了学界对帝国理论的强烈关注。这一时期，由于全世界失去了对美国的遏制能力，美国将“扩展自由”等国内政治动机机械地搬用于外交方面，美军发挥世界警察的功能来惩罚“无赖国家”，表明国际政治秩序的帝国特征。非常巧合的是，代表着帝国理论兴起的两部专著——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以及大卫·阿米蒂奇的《大英帝国的意识形态起源》，同于2000年出版，都对欧洲古典的帝国思想进行了重新梳理。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表明了人类历史进程又回归到帝国特征，让人们回忆起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在帝国中度过的。民族国家是否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出现的例外现象值得讨论，但其历史使命似乎正在终结，在向古典形态衰退。这一历史事实促使帝国理论正被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譬如，把苏联时期纳入俄国史框架之内的历史研究，就不如帝国理论更具有说服力；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能否从帝国理论的视角展开分析等。其实，当人类处于历史活动空间扩大和自我认同之间的矛盾特别激化的时期，就会意识到帝国的存在，也会注重讨论帝国的治理方式。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对帝国问题产生怀疑和争论，往往意味着帝国进入衰退期。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松里公孝却认为，帝国在拓展疆域的阶段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其本领，反倒是在拓展疆域和自我认同之间出现尖锐矛盾的时期，才是帝国竭尽所能发挥潜力的阶段。众所周知的例证就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高度发达的帝国主义时代。可是，随着民族主义和民主意识的普及，进入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欧洲国家开始质疑帝国长期的生存能力。有人质疑说：到底怎样做，才能将“圆形变成四边形”（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当代社会也是苦于把“圆形变成四边形”。譬如，美国的单边主义引发欧洲的反对；欧洲的自我中心主义招致加入欧盟受阻的土耳其的反抗；土耳其的自我中心主义又引起库尔德人的反对；而库尔德人在强化自我主张的时候，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土耳其裔则感到库尔德化的压力。可以说，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拓展和自我认同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国家体系正在失去有效性，这就构成了帝国理论兴起的背景。
作为帝国空间的斯拉夫-欧亚地区
在日本学者看来，帝国研究兴盛之际，也就是民族国家体系失效之时。当然，民族国家体系会通过构建地区合作组织和国际组织，来回应区域一体化的要求，也会借助调整民族国家的大原则，譬如公民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来照顾语言和宗教上的少数派。但这只是欧美等成熟的民族国家才会采取的政策。对于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新生民族国家来说，经常由于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同化政策而导致冲突激化。与历史上诸多解体的帝国相比，苏联的解体可以说牺牲较小。但是，像南斯拉夫和高加索的内战，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少数民族被剥夺权利，俄罗斯、高加索、中亚以及乌克兰等国家建设的口号被利用，甚至成为强权腐败政治的借口，自然就引出一个问题：民族国家体系果真优于帝国体系吗？对于出现否定民族国家的现象，仅凭“真正的联邦主义尚未实现”“精英层的民主文化不足”等老套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民族国家是建立在虚构的“同质国民形成的共同体”之上的，上述问题也都是从民族国家派生出来的。也正缘于此，帝国相对于民族国家“都是自家人主义”的反命题而备受关注。帝国受到理念、地缘政治以及经济磁场的多重作用，其兴亡非常容易，可是，在“语言、宗教、身体形质上具有同质性”的民族国家，其本身却是一个虚构的产物，是近代科学使得民族国家成为可能，让人们深信起源于16世纪的民族国家是自然的存在，而非近代的建构。所以，在人类历史上最为普遍存在的国家形态实际上是帝国，帝国才是自然的存在，帝国确信自身的建构并推行着自己的政策。
西方人的目的是要让人们忘却近代以前欧洲存在帝国的事实，进而确定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近代历史叙事中的统治地位，并让人们相信，与民族国家的理念相比，帝国只是一种例外的存在。所以，相对于亚洲和欧亚大陆帝国正当性的研究来说，把英法德三大国的历史作为帝国史来重构的工作更为困难。因为冷静观察19世纪至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就会发现，欧美国家通过输出民族国家理念，来瓦解竞争对手——近代亚洲和欧亚大陆的各个帝国，同时更新和强化自身的帝国，掌握世界霸权。因此，把世界帝国性质的事实作出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梳理，对于促使各国间更加公平的竞争将起到一定作用。
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被从欧洲移植的民族国家理念所牵绊，流了很多血，而斯拉夫-欧亚世界和中国则行动稳健。因为原苏联采取了社会主义联邦制形态，把民族国家的诸多要素吸收到帝国秩序之中。不过，原苏联运用不当而走向解体，从而产生出若干所谓的民族国家，为了能够作为国家继续生存下去，它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其他大帝国，寻求欧盟和美国的庇护。所以说，民族国家的理论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浸入欧亚大陆，反映出20世纪统治欧亚大陆的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采取的微妙态势，然而，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欧亚大陆不适用民族国家理论，也没有必要进行代价高昂的实验。
日本学界对帝国理论的贡献
日本学界的一个贡献是运用帝国理论分析斯拉夫-欧亚地区的地理空间。
如果概括所谓的斯拉夫-欧亚地区，可以用欧亚四大帝国的发源地来形容。这四大帝国分别是俄罗斯帝国、波兰贵族共和国、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随着社会主义成为历史记忆，欧亚大陆“前社会主义圈”的历史身份认同日趋弱化，然而，更为古老的帝国时代正成为联结斯拉夫-欧亚大陆身份认同的源泉。斯拉夫-欧亚地区成为帝国空间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地区存在被称之为“草原通道”的大走廊和游牧民族的传统。之所以称为“草原通道”，是因为东起大兴安岭山脉，向西经过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哈萨克草原，绕道里海一直西进到罗马尼亚平原的这一广大空间地域，几乎不存在天然障碍。在这一地域，即便是在交通革命之前，也能够迅速调动军队。正如日本的蒙古史专家杉山正明指出的那样，帝国的一个标志就是具有机动性大规模派兵的能力，无论是历史上的蒙古骑兵，还是当今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都在军事史上发挥了特殊作用。
我们知道，在“草原通道”上起到统治地位的游牧民族创造了机动式的国家形态，它具有如下特征：（1）不是属地主义而是属人式的国家；（2）机动性较强的游牧与骑马的军事能力；（3）十进制单位的社会与军事组织；（4）部族联合君主制；（5）君主身边设有青年近卫军和外族智囊团组成的小规模中央政府；（6）对纳入帝国的精英层、各种宗教和传统习惯采取温和主义；（7）人种意识淡薄，在能力、血统、门派方面具有独特的、浑然一体的社会共同观念，等等。上述游牧民族的特征，不仅是斯基泰、伊朗、突厥、通古斯等民族，就连7世纪后崛起的穆斯林王朝也都存在。当游牧民族的国家形态与阿契美尼德王朝和秦王朝等官僚国家的传统融合之时，强大的帝国就由此产生。像俄罗斯帝国也是莫斯科大公国的官僚制国家传统与金帐汗国的游牧国家传统融合的产物。
不仅是自然地理条件，就连语言和宗教传统丰富的原住民集团也杂居在斯拉夫-欧亚大陆，很难在其中划出一条“自然”的国境线。在这个巨大的地域内，大帝国一瞬间诞生又倏忽间消亡，直到20世纪末都没有建立独具生存能力的民族国家。帝国的空间如同低压的大气一样，一个帝国衰退后的空缺迅速被其他帝国填充，且已成为常态。金帐汗国的首都被伊凡雷帝夺取之后4年，阿斯特拉罕汗国即告灭亡；鸦片战争之后16年，黑龙江流域被俄国掠夺；苏联解体到欧盟抵达黑海也是16年时间。在帝国的空间之内，不管统治的意识形态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或者共产主义，也不论什么人成为统治民族，帝国这一机制的存在本身更为重要，将其归纳起来主要包括：（1）帝国理论通用性强，使得超越历史时空的比较和概念化成为可能；（2）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历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史学与民族解放斗争史学来说，帝国理论不但由此产生，而且促使多民族与多宗教的空间分析方法突飞猛进地发展；（3）在近代欧洲和东亚地区，虽然一时出现帝国让位于民族国家的状况，然而在欧亚大陆，帝国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形态。日本学者希望能在历史帝国理论和现代帝国理论两者之间起到沟通的桥梁作用，集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于一身，特别是近年来环黑海地区的有关国家争端，也创造了考察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帝国性格的机会。
日本俄苏学界运用帝国理论的另一贡献是，不仅刺激了建构主义的民族理论，还激发了空间意象（形象地理）和认知理论，促进了认知学的飞跃发展。
我们知道，人类的认识并非反映的都是客观事实，甚至可以说，人类在对目标的追求行为中，是从无数个事实中选择了有意义的事物。特别是对形象地理学来说，姑且不考虑地形、气象、人口动态、地区间社会经济的联系等客观因素，为了阐明不同的地区怎样被意象化，便产生了主观地理学。譬如，19世纪中期沙俄占领黑龙江流域，引发了沙俄帝国内部的热议，因为当时俄国人对这一地区的知识几乎是空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践踏《尼布楚条约》，开始在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探险。当时的俄国精英层对黑龙江流域的印象不是来自探险获得的客观情报，而是主观因素引发形成的印象。这些主观因素包括，沙俄与大英帝国的紧张关系，沙俄从《尼布楚条约》的自卑中得到解放，以及被美国势力到达太平洋沿岸所刺激等因素。
但是，强调主观因素并不意味着形象地理学无视客观条件而存在。譬如，叶卡捷琳娜二世把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攫取的南乌克兰命名为“新俄罗斯”，当地的殖民统治也非常顺利，到19世纪中叶，几乎与帝国内部实行了同样的行政制度。与此相对，对于波兰贵族共和国继承的西部诸地，沙俄政府则强力宣传“夺回基辅罗斯故地”，其声势远远超过“新俄罗斯”。尽管如此，直到沙俄晚期也没有颠覆当地波兰系贵族的优势地位。这种背景下“基辅罗斯故地”的宣传，反倒反映出沙俄政府和俄国人的自卑心理。也就是说，形象地理学的重点在于，通过人类的目标行为与客观制约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让人们拥有的空间印象更为一目了然。日本学者对俄国史的形象地理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沙俄帝国内部不同地域如何被意象化进行的研究，譬如望月哲男通过广泛收集俄罗斯的文艺作品和西方的最新成果来开展俄罗斯的形象地理研究。另一种是如何理解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位置，也就是研究俄罗斯与欧洲、东亚、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的关系，像欧亚主义、俄国的东方学研究都属于此类研究。日本学者越野刚通过俄国历史改革小说来研究被恶搞的欧亚主义，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历史改革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就是俄国与中国和蒙古结盟对抗欧洲。不过，望月哲男提醒说，俄罗斯对于东西南北的方位概念，与俄罗斯在世界中的位置形象密不可分，二者并非迥然有别。
日本学界帝国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
从事斯拉夫-欧亚地区研究的日本学者形成一个基本共识，认为帝国理论是当今研究世界史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当代世界政治的核心概念。在日本学者看来，历史学家之所以没有将帝国理论成功地应用于比较研究，使之成为一个普遍概念，主要源于语言学和方法论方面的困难。比如，谁都承认对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进行比较研究非常有益，可是由于语言和方法论方面的原因，少有学者从事帝国间的比较研究。可是，日本学者不仅热衷于帝国间的比较研究，还从研究中进一步提升，形成了基于比较帝国研究基础之上的帝国研究方法。
为了考察帝国的本质特征，松里公孝提出帝国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多法域性”，也就是说，帝国是一个适用于多种法令的统一空间。他大概受到研究大日本帝国问题的浅野丰美的启发。浅野的观点是，日本曾征服过朝鲜半岛和台湾，如果被征服地的居民获得与日本内地国民同样的权利，那么日本只是一个多民族的殖民国家而非帝国；正因为在台湾和朝鲜实施了有别于日本内地的法律，大日本帝国才能称得上是个帝国。在松里看来，这虽然谈不上是帝国的本质特征，但一种普遍的现象是帝国文化圈之间的多元关系。一般说来，帝国往往是由若干个文化圈多元组合而成的联盟。不过，松里对于“多法域性”这一用语还是比较谨慎的，第一，因为“域”这个词汇容易让人联想到属地均等的法律制度，然而帝国往往是属地法和属人法并存。比如，在沙俄帝国，崇拜自然的信教者如果皈依了东正教，即使不变更住址，其身份和对于国家的义务都会发生改变。还比如，清帝国的通古斯人和蒙古人的法律地位也是根据其本人加入八旗制的方式不同而显示差异性，哪怕是居住在同一地区。第二，均质的法律空间并不容易实现。像苏格兰的西北部地区，直到今天还保留着遵守挪威法的地方自治体。因此，“多法域性”这一用语，不仅意味着国家由若干均质的法律空间构成，也意味着国家意志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从而使得地区法令的多样性变为“由国家控制的法律多元主义”。
一般说来，文化圈要比民族分布区域更广。日本学者铃木董指出，近代以来具有民族观念的集团都把共同的语言作为轴心，而文化圈却是由宗教和文字形成的。对于文化圈来说，文字比语言更为重要。穆斯林文化圈在语言上存在阿拉伯语系、突厥语系、伊朗语系等诸多语系，近代以来由于语言的不同而造成这些民族出现分化。可是，他们却通过使用阿拉伯文字，自觉产生了对于穆斯林文化圈的归属意识，使穆斯林文化获得新生。这种关系在汉字和儒教文化圈之间也同样成立。同样，沙俄帝国也十分懂得文字是文化的代表，所以它并不强迫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改信东正教以及使用俄语，而是用基里尔文字来表记波兰语和立陶宛语。
以上论述基本可以说明，多法域性和文化多元性构成了帝国的骨架。那么，民族因素在帝国中处于什么位置呢？民族本来就是近代以后出现的现象，无法作为自古以来各个帝国的比较标准。对于这个问题，松里完全认同他导师盐川伸明的观点。盐川指出，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近代帝国操控了民族范畴，使得民族成为国家构成单位。民族精英也并非总要发动风险很高的叛乱，而是为了形成自己的利益和自我认同，会利用体制提供的各种机会。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民族的发展超出了体制预期，帝国就在多元化过剩中解体，民族被迫选择独立，其实它们未必都想独立。也就是说，多法域性和文化多元性创造了帝国，帝国又创造了民族。
案例分析：三大帝国的比较研究
不列颠帝国、沙俄帝国和大清王朝这三大帝国，除了文化圈的边境有所重叠之外，不存在任何共性，既不属于同一宏观系统，也不存在共有的时间轴，所以日本学者选取它们作为样本，进行比较研究，以验证帝国理论的核心概念。
首先，上述三个帝国由于疆界辽阔，每个帝国本身就是文化圈与法域的联盟。因为帝国中心地区是多元的，所以这些帝国才能积极发展成为世界帝国；如果统一失败，不仅要丢掉边境领土和殖民地，帝国中心也很容易陷入分裂的危机，譬如沙俄帝国与大英帝国。从学术史角度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学界鲜有将三个帝国看成是文化多元的帝国，基本倾向于三个帝国都是由支配文化居于顶点、非支配文化构成底边形成的圆锥形文化。就连满清帝国，都被认为是在征服汉地之后才被同化为圆锥结构的中华秩序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片冈一忠、王柯等学者才陆续提出满清帝国是多元结构的观点。事实上，关于英国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也变为占优势地位的英格兰史的研究，苏格兰史与爱尔兰史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同样成为一种圆锥形模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波考克将不列颠史定义为“位于盎格鲁与凯尔特之间的地区文化多元史”，强调把三者综合起来分析，来构建三个王国复合君主制的历史，其后才出现三个王国的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的比较分析，以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本国史”研究。这些研究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与强劲的帝国研究实现了汇合，并把西印度群岛和北美英帝国殖民地都纳入不列颠史与复合君主制的研究范围。
关于沙俄帝国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它是圆锥形结构，是莫斯科公国的延续；但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多元结构，不仅继承了莫斯科公国的传统，还吸收了金帐汗国、乌克兰、高加索等不同国家的传统，才发展为世界帝国。其中，后者的历史观点被称为“欧亚主义”，曾获得肯定的评价。日本学者认为，俄国从蒙古帝国那里学会了如何统治广大的地域，并在消灭金帐汗国之后，作为蒙古帝国的继承者，获得了向欧亚东部地区扩张的正当性。苏联解体以后，欧亚主义在俄国史学界也增大了影响力，但在日本的俄国史学界，以栗生泽猛夫、土肥恒之、三浦清美等为代表的史学家，对欧亚主义持批判态度。栗生泽猛夫认为，蒙古人的统治几乎没对俄国人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但他也承认，在军制、驿递制和外交手段等技术层面，莫斯科公国从蒙古帝国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其次，帝国为实现多法域性，会交替使用复合君主制、联邦制、总督制等多种制度，这些制度是相辅相成的。近世以来的欧洲，虽然罗马君主和神圣罗马皇帝的权威丧失，但是各王国的王族都是姻亲，欧洲的各王国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百万帝国”体系，一个地区可以借助通婚、血统和亲戚关系，与别国实现统一君主联盟以及复合君主制来扩张领土。而且，外来君主一般都跟新统治下的地方精英达成约定，尊重原来地区的宗教、法律和习惯。于是，多法域国家的帝国也就由此形成。欧洲以外的帝国，像罗曼诺夫王朝和清朝虽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沙俄帝国是通过总督制来代行复合君主制的功能的，清帝国则是统治集团根据征服地区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治理方式，结果都产生了多法域性。
第三，不列颠、沙俄和清帝国通过各自不同的路径实现了多法域性帝国，但英格兰、大俄罗斯和满洲文化圈并不是处于圆锥结构的顶点，而是通过与其他文化圈结盟来维持统治地位。这种结构确确实实成为近代民族意识诞生的苗圃。一个事例是北美独立后的大英帝国，其内部苏格兰与爱尔兰形成鲜明对比。苏格兰在实行联合议会之后，复合君主制的精神得以保持，并在抚慰遭到残酷镇压的民族过程中，构想出一个“民族”来；而爱尔兰仍保留着古典结构，拒绝被同化。高桥哲雄认为，苏格兰作为大英帝国的国内民族能够获得新生，有三点理由：一是苏格兰联合议会虽然比爱尔兰早一个世纪，但实际上作为半独立国家的基础条件要好于爱尔兰，譬如长老派教会在某种意义上代行议会职能、拥有发达的法学和法官制度、长老派热心发展教育等。二是苏格兰经过启蒙运动，储备了一定的科技能力和金融实力，并成为帝国市场上的受益者。三是代表“凯尔特人复兴”的《奥西恩的史诗》，通过低地苏格兰人的首倡，得到了政府认可并日益发展，治愈了在17~18世纪反复出现内乱和虐杀惨剧的高地苏格兰人的创伤。
另一个事例是沙俄帝国。沙俄帝国大规模实施“向弱者押注”的战术，操纵着民族的建构。虽然“向弱者押注”的平民战术，在近代其他帝国也能看到，譬如奥斯曼帝国唆使库尔德人对付亚美尼亚人，哈布斯堡帝国挑拨克罗地亚人对抗匈牙利人，但在俄国史上，这种战术自有传统。莫斯科公国在征服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公国之前，就挑起当地平民反感贵族；苏联晚期，戈尔巴乔夫为了掣肘有强烈分裂主义倾向的联邦共和国，曾挑拨鞑靼斯坦和阿布哈兹等自治共和国。亚历山大二世认为，自我认同比现实利益更为重要。于是，叶卡捷琳娜时代为高加索人的“文明开化”而利用鞑靼人的政策受到了批判，在对待天主教的政策上也更加严厉。可以看出，沙俄帝国的空间统合与社会统合是表里一体的。对于沙俄统治者来说，波兰人的问题是处理整个帝国民族问题的模式，即便是对待没有像西部那样阶级对立严重的亚洲地区，也要寻找“压迫者”。这就要求增强帝国地区间的政策呼应关系，而总督制成为这种统治权术的关键。比如，在西部各共和国，如果继续排挤波兰裔贵族的话，自治体和农民的行政改革就无法推进。如何保持当地民族“健康”的平衡与现代化之间的良性发展，西南与西北总督的意见在当时具有决定性的分量。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沙俄帝国，空间的统合最后是通过社会政策得以完成的。
上述三个帝国，都是在若干个文化圈的边境地区诞生的，这一客观事实为三个帝国刻下了多元性的烙印。譬如，大英帝国的核心要素是“复兴凯尔特”的神话。在圣公会、天主教、长老派教会并存的英国社会，复合君主制做的是调停工作。联合议会与带有国民帝国性质的第二帝国，并未给爱尔兰留下既不独立又不同化的第三种选项。沙俄帝国的核心要素是弱化法域联合，通过设置总督区来统一边境地区的异质法律空间。清帝国的核心要素是建立伸缩自如的前卫组织——八旗制度，皇帝可以凭借多种身份视察不同的法域。
当把大陆帝国的沙俄和清王朝，以及海洋帝国的不列颠置于同一研究平台时，就会对传统帝国类型的理论产生怀疑：以往的不列颠帝国论者认为，大陆帝国需要庞大的军事和官僚体制，必然导致专制主义，而海洋帝国可以实现自由和统治并存。而以往的沙俄帝国论者认为，殖民帝国建立在人种主义之上，大陆帝国的最终目标却是实现全体臣民的法律平等；在边境地区设立总督制，是居民向更高水准的公民社会发展的过渡机制。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限制了后人研究的认识水平。对此，日本学者明确提出，在帝国核心地区，具有民族国家性质的同质法律空间并不容易形成，甚至能否成为当时人们的目标都值得怀疑。与其这样，莫如说对于帝国的运作来说，关键在于需要发挥像苏格兰、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左岸乌克兰、蒙古等次要合作伙伴的个性；甚至在帝国鼎盛时期，这些合作伙伴的社会活力即便超过上位居中者（primus inter pares）也不稀奇。同时，处理像爱尔兰那样的中心与周边之间的边境地区的关系，则事关帝国的生死存亡。如果考察海洋帝国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大陆帝国普鲁士的斯拉夫边境问题，都会从中得到某种启发。
可以说，传统是被创造出来的，民族是被想象出来的，但未必扫清了通向民族国家的道路。帝国治理可以接受这份作业，创造出民族来，并去治愈它、鼓舞它和笼络它。从学界过去20多年的帝国研究史来说，把清王朝、不列颠和沙俄帝国看成是一种多元的结构，要比看作是圆锥状的帝国结构更有说服力。不仅是因为实证知识积累的缘故，而是人们对于帝国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正如波考克所说：“霸权不能推翻多元的现实”，这句箴言不仅启发着帝国史学家，也是理解当代世界的一句关键话语。日本学者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在实证史学和现代世界分析这两种帝国理论之间进行着一种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