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A5版：探寻解决中国周边问题之道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A5版
《第一财经日报》A5版：探寻解决中国周边问题之道
过去的一年，中国周边争端频发。从黄岩岛到钓鱼岛，中国的海疆风云诡谲。中国漫长的边界线上还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的不断壮大势必影响到周边国家，周边邻国对中国的心态也势必影响到中国的外交选择。
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如何 解决边界问题，如何管理好地区冲突，事关未来中国发展的大环境。为此，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校共同参与建设的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近日举行“周边合作与中国成长”论坛。
在此论坛上，国内多位国际关系学者就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周边挑战及如何处理周边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报节选部分观点，予以特别呈现。
冯绍雷：
以多学科的方式研究周边问题
“周边”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或范畴，涉及多个学科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所讲的“周边”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邻国”或“邻海”的范畴，也远远超过了以传统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地理范畴。
中国的“周边”研究至少应包括以下四个层次的内容：地理的周边、政治的周边、经济的周边和文化的周边。地理周边是周边研究中所指向的自然和物质基础；政治周边是直接由法律和政治所规定的行动和利益的范围与尺度之所在。
经济的周边，是指地处四围而与中国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贸易、金融、资源等物品产出和经济活动聚集地区和海陆空经济通道；文化周边是指那些具有主导性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在其主体政治单位之内的文化 传播所及的边缘部分。
中国所说的“周边”绝不等同于一些人所说的东亚“朝贡体系”，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也大不一样。中国的周边问题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周边态势的复杂性。中国是世界上周边环境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涉及至少20多个国家，这迫使我们必须要有深刻的洞见和全面的能力去应对周边突发事态。
二是周边研究的功能性。周边地区对于中国而言，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都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对外战略乃至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石之一。
三是认知与决策的整体性。中国周边问题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不同的周边问题之间往往是相互呼应的，割裂其中的联系，只能陷入复杂的困境而不知所措。
四是周边研究所蕴含的全球性。中国已经成为深刻影响全球未来发展的主要大国，其周边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地区研究的范畴。中国处理周边问题的立场与态度必将深刻作用于中国自身现代化进程，周边合作也无疑是中国重新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起点。
尽管当下中国周边地区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边界争端和突发事件，但总体上仍保持着稳定的发展态势。中国所倡导和积极营造的周边国际环境，是一个积极合作互利的新兴区域，是联系紧密、有望实现共同发展的新周边，是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新空间和人文发展的新起点。
处理周边问题，中国应讲究理、势、行。所谓理，即中国将按照什么原则、道理和心态去处理问题。中国人研究国际政治非常讲究势。2012年是大国的选举年，美、俄、日、韩等国的选举都已结束，未来国际形势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周期。从这个角度看，心平气和地讲道理、谈判的机会将增加。
所谓行，即具体怎样做。我认为可以通过多 学科的方式来研究周边问题，可以和周边国家开展学术交流，让智库参与进来，让学术的声音更响、更具独立性。
邢广程：
边疆稳定需要政权和制度支撑
这两年中国的周边环境出现新变化，其中海疆出现了新问题。中国的边疆问题比较复杂，海陆疆兼备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地理特征。中国历史上重陆疆轻海疆，海疆意识比较淡薄。
中国的边疆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特殊性，人文、地理、宗教和气候等方面的差异非常大。这决定了中国在治理上面临不同的政策选择。但中国边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展问题，边疆地区也面临怎样改革开放的问题。当然，中国边疆还存在维稳的问题，边疆地区承载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任。
云南抓住了机会，其桥头战略成为国际级战略。新疆正在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边疆问题还涉及到第三国利益。中国的边疆地区是最敏感、最脆弱和最复杂的地区，但也是中国和外界进行能量交换最直接的地区。中国现在和中亚国家及俄罗斯成功解决了边界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另外行政区划问题对边疆也有重要影响。
三沙市的成立，就是一个新举措。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来表明我们对边疆地区主权的诠释，这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我们处于一体化和碎片化的时代。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一体化，例如欧盟、东盟，以及德国的统一。二是碎片化，即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这种碎片化趋势在东欧地区还在继续。这两种形式对中国边疆地区都有影响。近两年中国边疆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黄海朝鲜半岛危机、东海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三海问题并发。此外，中国核邻国增多，国际恐怖主义渗透，东突势力在国内得到呼应，达赖集团在印度得到支持，中国反分裂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俄国的历史其实给了中国许多教训。俄国的历史以扩张与坍塌交替为主线，其扩张的代价非常大。扩张模式要求高度集权的统治，从而导致国家至上，这也是苏联解体给我们的警示。中国应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更加重视中央和边疆地区间关系的协调。中国需要完整的边疆战略，对治理边疆有个综合的考虑，政策一定要有持续性。
中国还应做好内地和边疆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网络建设，甚至可以考虑新疆和中亚地区互联互通，西南边疆和东南亚互联互通。苏联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要把内部事情做好，只有中央政权不乱，边疆才会发展。边疆的稳定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权和制度支撑、软实力和硬实力支撑。
任晓：
对待小国应“将心比心，设身处地”
中国崛起的效应在进一步扩大。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必然不同于过去亚洲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即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国崛起所引起经济、政治、战略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深刻而广泛。
我主要谈五个问题：
第一，指导思想与维护权益的问题。我们对待周边问题需要有一个指导思想，十八大提出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但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中会碰到很多问题，例如如何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如果建设和谐周边与维护权益产生冲突，该如何取舍？
第二，三年与二十年的问题。最近三年，中国周边事态频发，这就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周边问题和周边的外交。所谓二十年的问题，是指从199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共识，总体上我们周边外交取得了很大成功。我觉得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并努力继承。
第三，大国与小国的问题。在儒家思想中，“以大事小曰仁，以小事大曰智。”“仁”是仁厚，不是以大欺小。我的理解是“大国克制，小国识相”。大国不能一味使用蛮力，小国不能心怀鬼胎。
第四，小国心态问题。小国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希望从大国那里获利，但又担心大国欺负它。能制约大国的，一是别的大国，小国一般希望造成大国相互制衡之势，但又不希望大国之间剑拔弩张。二是国际性机制。对待效果，我认为中国应“将心比心，设身处地”。
第五，区域机制建设问题。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态，在形式上以东盟为中心。虽然对东盟的作用存在不同看法，但东盟所发挥的作用还是被各方所接受的，也为中国所支持。
2010年中日韩三国在韩国首尔设立了一个三国合作秘书处，已经开始运作。这是三国合作在制度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今年11月份，中日韩启动自贸区谈判，以中日韩三国合作为先导的太平洋区域合作似乎看到一些新希望。
另一个最新进展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在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度的范围内建设自贸区。各国将2013年上半年启动谈判，并且在2015年年底完成谈判，之后进入实施的阶段。
王缉思：
中美应弥补战略互信赤字
十八大报告提出“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同时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
由此可以看出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的密切联系。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其实是胡锦涛主席于2012年5月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提出的，即中美要建立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其中心概念是要打破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即要破除崛起大国跟守成大国对抗的困境，相互尊敬，合作共赢。中美关系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已经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分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相互间的交往和依存程度较深，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
但目前国际和国内舆论都有声音在怀疑中美关系是否会脱离冷战后的轨道，走向战略对抗。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中美彼此间的战略猜忌和疑虑明显增加。一些信奉权力和政治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国际政治本来就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所以保障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就是追求权力的最大化，也就是霸权。美国和中国都不会例外。
我认为应从理论上反驳中美关系必将重蹈大国争霸的观点。首先，全球化时代不同于过去殖民扩张时，中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较深。此外，要形成大国争霸割据，仅靠两个国家是不行的，美国需建立一个反华同盟，中国也需建立一个抗衡美国的同盟，但这种同盟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也建立不起来。
这就涉及到周边。周边国家对中国有不满、嫉妒和猜忌，但没有一个国家会公开地、真正地站在美国一边遏制中国。反言之，也没有哪个国家会愿意同中国结盟反美。
中美两国的发展重点都在国内，中国要建立小康社会，而美国要恢复经济，首先要克服的是财政悬崖的问题，根本顾不上跟中国进行战略对抗。因此，中美两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出发点都不是相互对抗。
但再缜密的理论，再美好的原则，再庄严的承诺，再频繁的对话也没有办法替代实际行动。如果不能通过实际行动和政策调整来弥补中美战略互信赤字，建立防止冲突的有效机制，中美对抗的危险就会继续存在，甚至增加，新型大国关系就难以建立和巩固。
我认为中美双方应在一些方面努力：
第一，两个政府应该大力向本国公众和世界公众明确说明中美合作的价值和冲突的危害，显示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心。
第二，两国政府应该改善国内的政策协调机制，并在两国的国家安全部门，特别是国防部门之间，改善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的机制。
第三，尽快启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同时加快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
第四，在维护阿富汗、巴基斯坦国内稳定等广泛的国际安全问题上，进行实质性的合作，显示双方在安全领域同样可以扩大利益会合点。
最后，两国政府应当支持各自的重点智库，就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议题进行长期的合作研究，提出更多实质性建议，谋求更大的战略共识。
周弘：欧盟不愿打破与东亚的平衡关系
2012年7月，欧盟和美国启动了欧美亚太事务对话机制，并以此作为一个定期高层对话的起点。美欧之间的高层对话非常多，但专门针对亚太地区的还是第一个。目前欧洲民间要求欧盟介入亚太的呼声越来越多。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欧和美欧关系的对比。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年，中欧双方的GDP, 之和占全球35.7%，但美欧GDP, 之和所占的比重还要大得多。GDP数据的背后是美欧紧密的经贸联系。例如，美国对欧洲的投资占其对外投资的一半以上，而美国的外资有76%来自欧洲。
2011年，欧盟和美国成立了“跨大西洋经济领事会”，其目标更加具有革新性，即建立统一的、跨大西洋的共同市场，在全球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链里面谋求最大的话语权。欧美间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全球性伙伴关系。
中欧所谓的战略合作关系还不成熟，仍需继续发展。中欧没有针对美国的战略性安排，中美之间也没有针对欧洲的战略性安排。中欧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复杂，欧债危机使欧盟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受到了冲击，但也增加了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机遇。
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急剧增长，但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威胁论在欧洲有增无减。欧洲媒体和民众对中国扩大在欧投资抱有偏见和警惕，甚至感到紧张。
但我们也不能断定欧洲一定跟着美国跑。欧债危机其实揭露了欧洲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例如英、法、德和中国经贸关系下滑时，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却更加紧密。这种不平衡现象意味着，欧盟不大容易对中国形成整体性伤害。
当美国高调干预南海事务时，欧盟和美国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但这份联合声明（发表得）非常迟缓，用词也相当含糊。这说明欧债危机使欧洲国家的军费投入整体下降，欧洲要想军事介入亚太事务不太可能。
欧盟理事会的确对南海地区日益激烈的矛盾表示关注，这实际上反映出欧盟担心自身贸易和投资受到影响。欧洲如想影响亚太，只能靠其传统力量，靠社会经济治理模式的转变。
欧盟和东亚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平衡的关系，其对中国的逆差是靠对其他东亚国家的顺差来弥补的。如果打破这种平衡，那对欧盟才是致命的伤害。所以欧盟不希望在南海或亚太出现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