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间正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我们坚持全民动员、联防联控、公开透明，打响了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我们从一开始就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和各国通报疫情信息，分享病毒基因序列，毫无保留地介绍中国经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已渡过最艰难的时期，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但仍面临外防输入压力和内防反弹风险，绝不能松懈和掉以轻心。我们不会忘记在最困难的时候，国际社会许多成员展现出来的友好情谊，给予中方的真诚帮助和鼎力支持。病毒没有国界，各国携手应对，才能战而胜之。在这场攸关全人类健康福祉、世界发展繁荣的斗争中，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加强合作、共克时艰。世界各国应该以理性消除偏见，以团结取代分歧，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抗击疫情和战胜病毒的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伟大斗争。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
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推进国际合作
于洪君（中联部原副部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2020年3月26日以视频方式召开的G20特别峰会，标志着世界各国加强沟通、相互协作，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联动局面开始形成。在这一新形势下，我们的对外传播，必须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同时关注两大主题，把深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理念与广泛宣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紧密结合起来。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彰显了人类社会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根本属性和时代特征。世界各国对于广泛开展多领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与安全的紧迫性，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但总体上看，世界各国合作抗疫的形势依然严峻。尤其是，一方面，美国和西方某些势力借疫情在中国暴发而污名化中国，对中国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说三道四，不遗余力地抹杀中国抗疫成果，弱化中国在全球抗疫合作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各国防控措施不断升级，人流物流被迫阻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支离破碎，世界经济可能出现异常深重的危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以及“一带一路”引导的联动发展大业，遇到始料未及的风险和考验。唱衰经济全球化前景与中国经济未来，鼓吹美欧经济与中国脱钩的种种喧嚣纷至沓来。
因此，我国对外传播的工作重心必须首先聚焦全球抗疫合作。要广泛发掘各类传播资源，积极运用各种传播方式，反复陈述：世界各国如不齐心协力，而是相互仇恨甚至以邻为壑，人类社会将面临无穷灾难。大疫当前，世界各国除捐弃前嫌、共克时艰，没有其他出路。当然，我们还要理直气壮地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就不容诋毁；中华民族为全球抗疫合作所作的贡献不容歪曲！
与此同时，我们的对外传播还必须继续着眼合作发展问题。要大力宣介我国打开国门搞建设的基本国策，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倡导的合作发展、联动发展、互利发展和共赢发展的政策主张。要使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合作伙伴相信，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矢志不移，有信心有能力始终坚持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行。
种种迹象表明，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国际关系混乱与全球治理失序的状态还会进一步加剧。但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拥抱中国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
积极主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周力（中联部原副部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目前，从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来看，我们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第一，要做好中美关系恶化加剧、斗争全面升级的准备。疫情发生以来的四个月间，美国执政当局（包括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继续强化对我国的打压力度，将新冠病毒污名化为“中国病毒”并试图写入安理会决议。他们从称呼问题上升为病毒溯源，追责甚至索赔。我们必须对中美经贸“脱钩”论有清醒认识。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将是空前复杂、空前严峻的。第二，要做好应对外部需求萎缩、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的准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规模将缩减3%，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疫情席卷全球，中国外贸出口企业订单大大减少，上下游企业生产停滞，国际运输物流堵塞。原料供不上、产品运不出的现象激增，对中国稳增长、稳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加快国内发展布局，下决心完善本国的区域产业链，推动更多基础设施项目在国内开工落地，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重任。第三，要做好全球性粮食危机爆发的准备。预计2020年全球粮食减产将达30%。疫情促发粮荒，容易引发更多国家陷入社会动荡，从而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我们必须统筹抓好春耕春种，保持播种面积和产量的稳定，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和补贴力度，完善粮食储备调控体系和应急管理机制，大力推动农业国际合作，促进全球农业与粮食供应链有效运转，共同维护国际贸易和市场秩序。第四，要做好国际反恐势力回潮的准备。疫情之下，不少多边反恐机制会议被推迟或取消，国际反恐合作进程受到一定干扰，但国际恐怖极端势力的活动并未因疫情蔓延而有所收敛。相反，它们更积极地转战网络，继续大肆宣扬极端宗教理念及大量反华言论，煽动反华仇华情绪，鼓动并策划恐袭活动。恐怖主义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尤其要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东盟地区论坛、“全球反恐论坛”框架内的合作，切实加强对我机构、项目和人员的安全防范。
全球大考彰显大国担当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此次疫情史无前例，会极大地改变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生态。国际间的问题与矛盾会被放大，加速一些国家的对内“保守主义”、对外“孤立主义”和排外主义，进一步刺激国际上的民粹思潮、政治激进思潮和极端行动。
疫情对全世界是一次大考，对每个国家或各种体制都是一次全面检测。要迅速恢复产能，及时出台积极有效的财政税收政策，努力化解国内“三角债”，保证一些企业活下来，保住大多数就业岗位。休养生息，抚慰民心。
全球化的黄金时代面临挑战，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经受严峻考验。跨国公司供应链将在“更短、更快、更智能”和“低风险、更安全”等之间作出艰难而长时间的选择。只要中国企业在疫情过后迅速恢复产能，就完全有能力经得住或有效缓解一些产业链转移带来的冲击。面对“去全球化”和世界经济衰退双重风险，中国经济应未雨绸缪。要充分预估此次疫情给全球化商品流、物流、服务业、产业链等带来的冲击，更要充分预估疫情过后对人员、知识、资本等国际流动带来的冲击。
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取得进展，而美国等西方世界确诊数量激增，疫情防控形势出现了反转和角色转换，境外对华舆论，经历了“看中国笑话、轻视蔑视、推责及妖魔化”三个阶段。面对十分严峻而又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们必须打好国际政治战和舆论战。要借鉴俄罗斯RT的经验，转变思路，既要做好对外传播，更要做好报道世界。变“自我循环、自说自话、自卖自夸”为“主动出击、借船出海、登堂入室”。多打游击战、主动战。在国际舞台上“少些自夸、自吹”和“出口转内销”。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少些被动防卫，多些主动出击。面对西方舆论咄咄逼人的态势，应勇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善于攻其软肋，变“被动防御，躲躲闪闪”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应主动发现和设置国际话题，切实发挥巨大投入和庞大新闻及对外传播队伍的效能。
多维度全球化已经开启
张昕（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2020年初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演变为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这场尚处扩散中的疫情在多个层次威胁着我们现有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国家与国际层面的政治经济正常活动，包括我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的全球化。
过去30多年中的最近一轮全球化以各种生产要素的跨地域自由流动为核心，通过各种要素以经济效率为标准的跨空间配置，完美体现了马克思笔下“以时间消灭空间”的历史进程。世界因“联通”“流动”而缩小，“跨界”则弱化了人与国家、传统身份之间的牢固捆绑关系。但如此的全球化图景忽略了流动和跨界背后潜在的巨大风险。新冠病毒是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类，跨越了种群边界的结果。而病毒的指数级传播、跨越多重地理空间上的限制更是深刻体现了流动和时空压缩背后，风险和威胁同样可以畅通无阻，而紧密联通也可能成为全球化脆弱性的来源。新冠病毒也因此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放大约始于2008年的“逆全球化”浪潮。
“开放”与“封闭”，“流动”与“停滞”单维度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上一轮全球化正在遭遇自己的反击，但多维度上的全球化不会终结。由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带来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和地缘经济的重整过程中，国家间的合作和要素的流动未必会绝对减弱，但是形式和性质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上一轮全球化时代主要是由跨国公司主导、以城市网络或者生产网络为核心，之后国家主义回归的同时会进一步刺激全球劳动力分工联系，以及由国家组织的生产领域网络。在部分国家要求特定生产回归本土、战略物资生产回流的同时，疫情也可能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云服务、物联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结合5G、边缘计算等将为新一代产业革命的基础设施注入新活力，也为新型的全球化奠定可能的产业和技术基础。而经济生活在空间上的联通模式，也可能在完全的国界开放和完全的闭关锁国之间，开发出不一样的资源整合模式。比如，进入21世纪以来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地区机制推动的各种经济“走廊”，可能会获得新的助推力。
新冠冲不毁世界“堤坝”
姚培生（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原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大使）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冲击史无前例。第一，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被注入对抗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当权派时下不去想办法遏制病毒肆虐挽救生命，反而利用疫情不断污名化中国，恶化双边关系，不断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可见，不是疫情本身冲击了国际政治，而是极少数不良政要和政客挟毒蛊惑舆论，有意将中国抗疫的任何行动政治化。第二，经济全球化面临新挑战。疫情造成多个国际产业链断裂，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经济全球化的理念和共识正受到严重冲击，国际社会出现一系列“去全球化”的声音以及“全球化终结”的论调。尽管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但不可能冲毁整个世界“堤坝”，国际现有基本格局不大可能被颠覆，大国迎面相碰的概率不大。至于全球经济，虽然阶段性衰退已成定局，也难测何时止衰转兴，但疫情不可能根本摧毁已形成的全球经济共生体系。
此次疫情发生后，中国是最早呼吁展开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的大国。习近平主席在与多国领导人的外交互动中一直强调国际合作的紧迫性、必要性。国际社会有良知的领导人，特别是大国领导人，在当前非常时期，应放弃意识形态偏见和孤立主义，并肩携手，共谋抗疫。习近平主席早在2017年1月日内瓦会议上就列出了人类面临的多重挑战和危机，其中之一就是“重大传染性疾病”。他今年3月提出的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再次表明了中方加强国际合作的诚意。
让守望相助战胜“以邻为壑”
崔珩（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面对全球危机，世界各国更需要保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坚持维护多边主义。然而，西方国家近年来呈现出的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特征的经济民族主义盛行。首先，经济民族主义逐渐瓦解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中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信任，在各国之间制造对立情绪，各国只能各自为战，极大增加了国际合作抗疫的难度。经济民族主义亦腐蚀着全球化积累起的相互信任，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已迫在眉睫。其次，出于防控疫情的考虑采取的保护措施可能将进一步强化经济民族主义，对于全球既有生产格局将造成破坏性影响。对于本就有经济民族主义倾向的发达国家而言，疫情成为他们在反对贸易失衡之后，又一项反对现有世界贸易规则的理由。
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守望相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比“以邻为壑”的经济民族主义更加具有治理的功效。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分蛋糕逻辑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争取更多的人类福祉，提供更多的全球发展与治理的红利供世界共享。在世界经济体系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西方国家和中国分别提供了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种迥异方案。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奉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与坚持合作共赢、多边主义并存的“双向运动”模式，全球化进程也因此增加了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为各国提供了思考全球化未来的契机，是选择精致利己进而加剧相互竞争，还是选择守望相助以至共享福祉，其实并不难选择。
疫情进一步形塑中欧竞合关系
门镜（比利时欧洲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迄今全球已经有800多万人确诊感染。这次疫情被普遍认为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糟糕的全球危机。当欧洲越来越多地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时候，中国方面的疫情正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双方形势对比形成巨大反差。为了支持欧洲人民抗疫，中国积极为欧洲疫区提供各种卫生防护用品，但是，由于双方政治体制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不同，中国和欧盟之间存在一些分歧甚至矛盾。从2016年开始，欧盟的对华政策更趋向于现实主义导向的务实竞争的政策，尤其在经贸投资和技术领域开始采取更有力的措施限制中国的投资，敦促中国实现对等的市场开放，并在5G和人工智能领域增加研发投资。2019年3月欧委会发表的对华政策指出，中国不仅是合作伙伴，而且是技术领域的竞争者，并是战略性对手。最近，欧盟对外关系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尔重提“战略性对手”一词，并指出欧盟对付中国的时候太过天真。
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的扩散虽然使欧盟各国疲于应付，但欧委会在制定疫情对策时，并不忘提醒各成员国提防中国的投资或收购。欧盟竞争事务负责人玛格丽特·维斯特格（Margrethe Verstager）明确提出，在疫情中遭受巨大损失的企业有可能被中国收购，必要的时候成员国应该购买这些企业的股份，以避免中国收购的威胁。
另外，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严重依赖已经让欧盟认识到“自力更生”的必要性。有专家提出，疫情的发生将促使全球供应链缩短。虽然欧盟并没有像日本和美国一样鼓励本国企业离开中国，但疫情过后，欧盟应该也会对某些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发展前景提出行动方案，力求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严峻考验着各国公共卫生的应对能力，而且深刻形塑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有格局。实际上，中欧之间既存在合作关系，也存在竞争关系，是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积极构建全球健康共同体
郑润宇（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讲师、莫斯科大学博士）
新冠肺炎疫情自年初突如其来，形成了一场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灾难。在疫情发生、发展以及全球蔓延的过程中，信息层面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直接影响着每一个健康的人或是被病毒击中的人。从宏观层面，全球的政治、经济、安全都在疫情期间信息的冲击下发生着不可预知的变化。后疫情时代，人类如何去适应新的生存状态等问题是人类内心深处一次重要的自我寻找。疫情的全球蔓延充分证明有效开展全球治理、积极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的重要意义。疫情深刻冲击了原有的全球安全构架，刷新了全球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严重性的认知。疫情的无差别攻击和无处不在，远远超过既有的一些非传统安全所带来的危害。在这场全球危机中，未能形成有效的国际合作，各国单兵作战寻求自保。没有形成共同的安全理念，无法全面、有效地开展安全合作。从这一意义上，有效开展全球治理，构建全球健康共同体任重而道远。
构建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灾难叙事
宋羽竹（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对人们来说，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人道灾难，都是无法绕过也不能遗忘的共同经历和历史记忆。庚子年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特别记忆。这些记忆首先是对最近一天发生的事件的回忆，是关于这场灾难的一种叙事；这些个性叙事汇聚在一起，成为关于共同体生存体验的书写。
我们在这些记忆中看到了医护人员、军人、外卖小哥等各行各业普通人的守望相助，更看到了特殊时期党中央、各级政府的决断力与治理能力……真切地感受到并赞叹民族的凝聚力，以及灾难当前中国的担当与韧性。我们关于生命至上的认同，使得“政治善意”必然是这场疫情里中国灾难叙事的关键词。
遗憾的是，这样的灾难叙事在漂洋过海之后，没有将利奥塔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中的异化价值的来源转化为及时的反思。疫情日益严峻的美国想要建构的灾难叙事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一是疫情的起源与美国无关，转移美国国内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质疑；二是将中国的国际援助污名化，以转移对美国没有国际担当的指责。事实面前，这些舆论造势自然站不住脚；而在灾难中，那些关乎许多人命运的生存体验，更不可能被罔顾人类命运的、傲慢的西方“政治正确”所转移。
灾难有机会成为叙事，值得共同体铭记，不仅是因为人们于其中经历过难以忘怀的创伤，更是因为，它镌刻着人类为守护自身共同命运作出的牺牲、抗争与取得的胜利。那些脱离了具体历史时间与事件的人，在重新回顾这些叙事时，终会由于新的经历，以新的方式与之亲近。因此，保存和书写灾难历史的集体记忆就不仅是灾难叙事的主要目的，而且同时更是一种历史使命和道德责任。实际上，有关灾难历史的集体记忆还具有加强社会团结和维系人性道德的特殊作用，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灾难叙事，就让人们有机会在大历史中看到，从疫情中走来的、延续下来的、生生不息的命运与意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精神。不言而喻，灾难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来源丨
中国社会科学报.jpg
编辑丨郑海容
编审丨戴琪